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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化上的兼容性主要是道儒释“三教合一”思想，即以道教文化来会通儒、释二教文化。自南朝天台顾欢在《夷夏论》中提出“道即佛也，佛即道也” 的道释同源论后，至素有“山中宰相”之誉的南朝陶弘景，则首倡“三教合一”。
  他年轻时即谙熟儒学，并为《尚书》、《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作注。并按儒家人伦等级制，“搜访人纲，品朝班之品序”（《真业灵位图序》），创编了等级森严、规模宏大的神仙谱系———《真业灵位图》。他身为一代道教宗师，但大力提倡“佛道双修”，自名“胜力菩萨”，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华阳陶隐居内传》）。并强调“万象森罗，不离两仪之育；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长沙馆碑》）”。陶弘景的“三教合一”和“佛道双修”思想为中国道教的发展奠定了主基调。
  唐代天台司马承祯亦出身于名门望族，深谙儒典，在长达７０多年的修道生涯中，虽薄于为吏，但与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代王朝关系十分密切，曾四次应召赴京。同时也提倡“佛道双修”。其代表作《天隐子》、《太上升玄消灾护命妙经颂》、《坐忘论》等均体现了这一思想。其《天隐子》中的“神仙即人”的理论，既有《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性善论”影子，又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佛性论轨迹；《坐忘论》中的“主静去欲，坐忘合道”理论，既有《大学》中“知而后定，定而后静，静而后安”的儒家思想渊源，又有《修习坐禅止观法要》中的“止观双运，定慧双修”的佛教天台宗学说。他认为：三教其名虽异，其理是“异轨同归”；作为“道与心通”、“心与道一”的道教，仍要高于儒、释二教，“非孔释之所能邻”（《坐忘论·得道》），亦以道教文化来会通儒释二教。
  晚唐以降，三教融合已成为当时文化思想发展的总趋势。宋代台州张伯端顺应时代思潮，首倡以道教“性命双修”理论来会通三教。他自幼好学，“涉猎三教经书，以至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吉凶、死生之术，靡不留心详究”（《悟真篇序》）。其代表作《悟真篇》、《禅宗诗偈》（又名《悟真篇拾遗》）、《青华秘文》分别代表了修道过程中的三个不同阶段的思想：首则出儒入道，倡“三教归一”论；中则出道入禅，以彻了禅宗性学为归宿；终则禅道双融而形成了“先命后性”的修持实践理论。张伯端认为，“道家（指早期传统道教） 以命宗立教，故详言命而略言性；释氏以性宗立教，故详言性而略言于命”；在他看来，性命本不相离，道释二教本无二致：“彼释迦生于西土，亦得金丹之道， 性命兼修，是为最上乘法。”（见元赵道一《历在真仙体遇通鉴》卷四十九）儒释二教虽然旨归不同，但偏于修性而罕言修命，而传统道教偏于修命而罕言修性，只有“性命双修”，才能得三教性命真传的“最上乘法”。他在《悟真篇序》中指出：“故老释以性命学，开方便门，教人修种，以逃生死。释氏以空寂为宗，若顿悟圆通，则直超彼岸，如其习漏未尽，则尚徇于有生。老氏以炼养为真，若得其要枢，则立跻圣位，如其未明本性，则犹滞于幻形。其次《周易》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辞，《鲁语》有毋意、必、固、我之说，此又仲尼极臻乎性命之奥也。然其言之常略而不至详者何也？盖欲序正人伦，施仁义礼乐之教，故于无为之道，未尝显言，但以命术寓诸易象，性法混诸微言耳。……岂非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奈何后世黄缁之流，各自专门，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没邪歧，不能混一而同归矣！”这就是用“性命双修”之说，来融合三教，援儒引佛入道，从而创立了一套新的“先命后性”的实践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