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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是制约佛教发展的主要因素。佛教传入之初，僧人亦想保持印度本土“超然世外，不敬王者”的特殊地位。东晋高僧慧远曾作《沙门不敬王者论》， 与世俗政权抗衡。但在中国“天地君亲师”的伦理文化构成中，佛教不可能超越王权之上，故慧远之师道安认为：“不事国主，则法事难主。” 智者处“二武灭佛”之后，更明“佛法再兴”、“仰酬外护”（《国清百录·遗书与晋王第六十五》）之理。因而，他常为国祈福，“为至尊对御，愿宝历遐长，天祚永久”（《国清百录·敬礼法第二》）。临终之际，还遗书杨广，表示身后“如有神力，誓当影护王之土境”（《国清百录·遗书与晋王第六十五》），并以讲经授戒、广结百僚周旋于陈隋王朝之间。南陈时，为宣帝、后主讲《法华》、《仁王》、《般若》诸经于瓦官寺，授皇太子陈渊、永阳王陈伯智以菩萨戒，仆射徐陵，仪同吴明彻、沈君理，侍中王固、孔焕，国子祭酒徐克孝，五兵尚书毛喜等均执弟子礼。隋灭陈后，又紧附新朝，为晋王杨广授菩萨戒，杨广尊其为智者，智者尊其为总持。《国清百录》中辑有智者与陈隋王朝信函往复达５０余件，足以证明与王权关系之深，故唐颜真卿《天台智者大师画赞》称其“陈隋二代，三朝国师”。
  由于陈隋王朝的支持，奠定了天台宗的物质基础。
  陈太建九年（５７７），宣帝敕“割始丰县（即天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 用供薪水”（《国清百录·宣帝施物第六》）。一县赋税，成为智者创业之本。
  隋开皇十七年（５９７），智者临终之际，遗书晋王，乞求寺田：“（天台）山下一处，非常之好，又更仰为立一伽蓝。始翦木位基，命弟子营立，不见寺成，冥目为恨。天台未有公额，愿乞一名。移荆州玉泉寺（亦杨广为智者所建）贯十僧住天台寺。乞废寺田为天台基业。”（《国清百录·遗书与晋王第六十五》）杨广一应智者所求。翌年，命司马王弘入山督造寺院，并施废寺水田、肥田良地于天台僧众（《国清百录·王答遗旨文第六十六》）。仁寿元年（６０１），寺宇建成（《国清百录·天台众谢造寺成启第七十三》）。此即为中国佛教天台宗的根本道场，日本、朝鲜天台宗的发祥地———天台山国清寺。
  国清寺的创建与智者著述的结集，是天台宗形成的标志，其功尤为五祖灌顶为最。
  灌顶（５６１—６３２），字法云，俗姓吴，原籍常州宜兴（江苏宜兴），祖世因避乱徙居临海章安（今属浙江台州市椒江区），故又称“章安尊者”。自幼失怙，７岁从章安摄静寺慧拯出家。年二十受具戒。陈至德元年（５８３）投天台修禅寺师事智者，“研绎观门，频蒙印可”（《续高僧传·灌顶传》）。自此随侍左右，记师所说，“三宫庐阜，九向衡峰”，未尝分离。开皇十五年（５９５）秋，随师归天台。
  智者寂后，灌顶将其遗书及《净名经文疏》带至扬州，献于杨广。旋奉杨广命， 随司马王弘入山设千僧会，建国清寺。仁寿元年（６０１），寺宇初成，初名天台寺（大业元年改为国清），灌顶为首任住持。是年适值杨广入嗣，灌顶以僧使身份出山参贺。翌年，应诏带《法华玄义》及《净名经文疏》至长安，缮写校勘，于宫廷中广为传弘。隋末兵兴，归隐山寺，潜心著述。唐贞观六年（６３２），寂于国清寺僧房，终年７２岁。著有《国清百录》、《智者大师别传》、《天台八教大意》、《涅般玄义》、《涅般文句》等。
  智者虽然创立了天台宗的哲学思想体系，但天台宗的形成却始于灌顶。
  他撰写祖师传记，上溯智者、慧思、慧广、龙树四世，天台法统至此渐明（《摩诃止观缘起》）。又智者平时弘法“不畜章疏”，其“天台三大部”与“天台五小部” 等均由灌顶集录成书，而得以流传于世。宋释志磐认为：“章安（即灌顶）侍右， 以一遍记之才，笔为论疏垂之将来，殆兴庆喜结集，同功而比德也。微章安，恐吾智者之道，将绝闻于今日矣。”（唐梁肃《天台止观统例》）如此评价还是较为中肯的。此外，灌顶承前启后，成师之基业，创建了国清寺。于是，以《法华经》为主要教义，以国清寺为根本道场，具有中国佛教特色的第一个宗派———天台宗，至此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