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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台宗的成因，国内学者多从佛学源流入手，对其为何发祥于天台山则乏涉及。笔者认为：天台宗之所以发祥于天台山，有其天时、地利方面的原因。
１． 天时：北朝屡次灭佛，导致大批北僧流徙南方，促进南北佛教的交融， 为天台宗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北朝灭佛，北魏太武帝（４２３—４５１在位）首开其端。时司徒崔浩每以“佛法虚诞”，劝帝“宜悉除之”（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太平真君七年（４４６）杏城盖吴反魏，关中振动。帝出兵伐吴至长安，见一佛寺内有“弓矢矛盾”，疑与盖吴同谋。又查其酿酒、奸宿不轨行为，遂下令灭佛。《魏书·释老志》载：是年三月，诏天下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幸太子崇佛，“密令缓宣诏”，使“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
百余年后，北周武帝又有灭佛之举。还俗卫元嵩于天和二年（５６７）上书请省寺减僧，得帝赞许。自天和（５６６—５７２）至建德（５７２—５７８）年间，七次集百僚及沙门道士论三教先后。建德三年（５７４）五月，始毁佛法。五月十五日（丙子），诏令“释道二教，悉毁经像，沙门道士，并令还俗，时周境僧道反服者二百余万”（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八）。翌年，北周灭齐，又“毁齐境佛教经像，时僧尼反服者三百余万”。北朝灭佛，僧徒流离颠沛，或如静蔼以身殉法； 或以僧渊、智藏隐迹尘俗；或如法藏遁匿山林；或如彦琮、任道林入通道观。此外，释子多奔南陈。北齐学僧昙迁、靖嵩遁迹江南，得习《摄论》，智者亦因毁法南下，栖隐天台。前者开法相宗之先河，后者奠天台宗之基础。① 自西晋“永嘉南渡”至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的二百六十多年间，政治上的南北对峙，使佛教的发展也形成了“北重禅定，南重义理”的迥异学风。北朝灭佛，北僧南徙，促进了南北佛教的交融。随着隋代的统一，终于融“南义北禅”于一炉。其杰出代表，即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他正式确立了“定慧双修，止观并重”的修习原则，并取“南三北七”之精髓，形成天台宗“五时八教”独特的判教理论，这是南北佛教相融的结果。
２． 地利：天台山历来为释道双修之名山，且地处东南海隅，远离政治中心，是理想的栖隐之地。
灭佛与时乱，导致南北佛教界的危机感。天台宗三祖慧思即因内部迫害与时乱，辗转流徙于河南嵩山、光州大苏山、湖南衡山等地。北周灭佛后，他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凿石经，藏之深山，传于后世。弟子静琬承师宏愿， 隋大业年间（６０５—６１８）于当时偏远之区涿州西北白带山开凿石经，此即名播中外的北京房山石经。① 身居南陈帝都金陵的智者，亦在北周灭佛之翌年（５７５），恐重蹈覆辙，遂力辞宣帝百僚之留请，以金陵喧闹，不宜修禅为由，率徒“直指东川”，栖隐天台（隋释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江南名山颇多，为何天台独受智者青睐？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佛教属典型的东方内省型文化，需要一个与其“出世”哲学相适应的封闭型的自然地理环境。
智者认为：修禅须安居静处。“不作众事，名之为闲；无愦闹故，名之为静。有三处可修禅定：一者深山绝人之处；二者头陀兰若处；三者兰若伽蓝。
深山远谷，途路艰险，永绝人踪，谁相恼乱。恣意禅观，念念在道，毁誉不起，是为最胜；二头陀抖擞，极近三里，交往亦疏；觉策烦恼，是为次处；三兰若闲静之寺，独处一房，不干事物，闭门静坐，正谛思维，是处为下。若离三处，余皆不可”（《摩诃止观》卷四）。天台山“高一万八千丈，周围八百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梁陶弘景《真诰》）。“所立冥奥，其路幽回；或倒景于重溟，或匿峰于千岭；始经魑魅之涂，卒践无人之境。举世罕能登陟”（晋孙绰《天台山赋·序》） 的封闭型地理环境，符合智者修禅选址“三准则”，故受到智者的青睐。
二是天台山为海内名山之一，释道双修，源远流长，又二教视名山为成道之所，故天台山“奉天承运”，成为天台宗的发祥地。
天台山之成名，首赖于神话传说。道书有黄帝受金液神丹于天台山，太清真人彭宗治赤城，右弼真人西周王太子晋、九天仆射伯夷叔齐治桐柏之诸说（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至东汉末，即成释道双修之地。道教：西汉茅盈入山修炼，三国葛玄首创道观法轮院及福圣观。佛教：天台石头禅院（今属浙江仙居县）始建于汉兴平元年（１９４）（《仙居县志·寺观》），资福寺、翠屏寺建于三国赤乌（２３８—２５１）年间（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
东晋以降，经葛洪《抱朴子》、支遁《天台山铭序》、孙绰《天台山赋》、顾恺之《启蒙记》、孔灵符《会稽记》、陶弘景《真诰》等宣扬，天台遂成“佛窟仙源”，释道双修之名山。“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晋孙绰《天台山赋》序）故智者“闻天台地记称有仙宫，白道猷（东晋高僧，栖天台、天姥诸山）所见者信矣；山赋用比蓬莱，孙兴公（即孙绰）之言得矣。若息缘兹岭，啄峰饮涧，展平生之愿也”。① 由此而知智者以天台山为栖隐之地，并非偶然。
１． 天时：北朝屡次灭佛，导致大批北僧流徙南方，促进南北佛教的交融， 为天台宗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北朝灭佛，北魏太武帝（４２３—４５１在位）首开其端。时司徒崔浩每以“佛法虚诞”，劝帝“宜悉除之”（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太平真君七年（４４６）杏城盖吴反魏，关中振动。帝出兵伐吴至长安，见一佛寺内有“弓矢矛盾”，疑与盖吴同谋。又查其酿酒、奸宿不轨行为，遂下令灭佛。《魏书·释老志》载：是年三月，诏天下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幸太子崇佛，“密令缓宣诏”，使“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
百余年后，北周武帝又有灭佛之举。还俗卫元嵩于天和二年（５６７）上书请省寺减僧，得帝赞许。自天和（５６６—５７２）至建德（５７２—５７８）年间，七次集百僚及沙门道士论三教先后。建德三年（５７４）五月，始毁佛法。五月十五日（丙子），诏令“释道二教，悉毁经像，沙门道士，并令还俗，时周境僧道反服者二百余万”（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八）。翌年，北周灭齐，又“毁齐境佛教经像，时僧尼反服者三百余万”。北朝灭佛，僧徒流离颠沛，或如静蔼以身殉法； 或以僧渊、智藏隐迹尘俗；或如法藏遁匿山林；或如彦琮、任道林入通道观。此外，释子多奔南陈。北齐学僧昙迁、靖嵩遁迹江南，得习《摄论》，智者亦因毁法南下，栖隐天台。前者开法相宗之先河，后者奠天台宗之基础。① 自西晋“永嘉南渡”至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的二百六十多年间，政治上的南北对峙，使佛教的发展也形成了“北重禅定，南重义理”的迥异学风。北朝灭佛，北僧南徙，促进了南北佛教的交融。随着隋代的统一，终于融“南义北禅”于一炉。其杰出代表，即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他正式确立了“定慧双修，止观并重”的修习原则，并取“南三北七”之精髓，形成天台宗“五时八教”独特的判教理论，这是南北佛教相融的结果。
２． 地利：天台山历来为释道双修之名山，且地处东南海隅，远离政治中心，是理想的栖隐之地。
灭佛与时乱，导致南北佛教界的危机感。天台宗三祖慧思即因内部迫害与时乱，辗转流徙于河南嵩山、光州大苏山、湖南衡山等地。北周灭佛后，他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凿石经，藏之深山，传于后世。弟子静琬承师宏愿， 隋大业年间（６０５—６１８）于当时偏远之区涿州西北白带山开凿石经，此即名播中外的北京房山石经。① 身居南陈帝都金陵的智者，亦在北周灭佛之翌年（５７５），恐重蹈覆辙，遂力辞宣帝百僚之留请，以金陵喧闹，不宜修禅为由，率徒“直指东川”，栖隐天台（隋释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江南名山颇多，为何天台独受智者青睐？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佛教属典型的东方内省型文化，需要一个与其“出世”哲学相适应的封闭型的自然地理环境。
智者认为：修禅须安居静处。“不作众事，名之为闲；无愦闹故，名之为静。有三处可修禅定：一者深山绝人之处；二者头陀兰若处；三者兰若伽蓝。
深山远谷，途路艰险，永绝人踪，谁相恼乱。恣意禅观，念念在道，毁誉不起，是为最胜；二头陀抖擞，极近三里，交往亦疏；觉策烦恼，是为次处；三兰若闲静之寺，独处一房，不干事物，闭门静坐，正谛思维，是处为下。若离三处，余皆不可”（《摩诃止观》卷四）。天台山“高一万八千丈，周围八百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梁陶弘景《真诰》）。“所立冥奥，其路幽回；或倒景于重溟，或匿峰于千岭；始经魑魅之涂，卒践无人之境。举世罕能登陟”（晋孙绰《天台山赋·序》） 的封闭型地理环境，符合智者修禅选址“三准则”，故受到智者的青睐。
二是天台山为海内名山之一，释道双修，源远流长，又二教视名山为成道之所，故天台山“奉天承运”，成为天台宗的发祥地。
天台山之成名，首赖于神话传说。道书有黄帝受金液神丹于天台山，太清真人彭宗治赤城，右弼真人西周王太子晋、九天仆射伯夷叔齐治桐柏之诸说（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至东汉末，即成释道双修之地。道教：西汉茅盈入山修炼，三国葛玄首创道观法轮院及福圣观。佛教：天台石头禅院（今属浙江仙居县）始建于汉兴平元年（１９４）（《仙居县志·寺观》），资福寺、翠屏寺建于三国赤乌（２３８—２５１）年间（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
东晋以降，经葛洪《抱朴子》、支遁《天台山铭序》、孙绰《天台山赋》、顾恺之《启蒙记》、孔灵符《会稽记》、陶弘景《真诰》等宣扬，天台遂成“佛窟仙源”，释道双修之名山。“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晋孙绰《天台山赋》序）故智者“闻天台地记称有仙宫，白道猷（东晋高僧，栖天台、天姥诸山）所见者信矣；山赋用比蓬莱，孙兴公（即孙绰）之言得矣。若息缘兹岭，啄峰饮涧，展平生之愿也”。① 由此而知智者以天台山为栖隐之地，并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