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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台宗的成因关于天台宗的成因，国内学者多从佛学源流入手，对其为何发祥于天台山则乏涉及。笔者认为：天台宗之所以发祥于天台山，有其天时、地利方面的原因。
１． 天时：北朝屡次灭佛，导致大批北僧流徙南方，促进南北佛教的交融， 为天台宗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北朝灭佛，北魏太武帝（４２３—４５１在位）首开其端。时司徒崔浩每以“佛法虚诞”，劝帝“宜悉除之”（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太平真君七年（４４６）杏城盖吴反魏，关中振动。帝出兵伐吴至长安，见一佛寺内有“弓矢矛盾”，疑与盖吴同谋。又查其酿酒、奸宿不轨行为，遂下令灭佛。《魏书·释老志》载：是年三月，诏天下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幸太子崇佛，“密令缓宣诏”，使“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
百余年后，北周武帝又有灭佛之举。还俗卫元嵩于天和二年（５６７）上书请省寺减僧，得帝赞许。自天和（５６６—５７２）至建德（５７２—５７８）年间，七次集百僚及沙门道士论三教先后。建德三年（５７４）五月，始毁佛法。五月十五日（丙子），诏令“释道二教，悉毁经像，沙门道士，并令还俗，时周境僧道反服者二百余万”（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八）。翌年，北周灭齐，又“毁齐境佛教经像，时僧尼反服者三百余万”。北朝灭佛，僧徒流离颠沛，或如静蔼以身殉法； 或以僧渊、智藏隐迹尘俗；或如法藏遁匿山林；或如彦琮、任道林入通道观。此外，释子多奔南陈。北齐学僧昙迁、靖嵩遁迹江南，得习《摄论》，智者亦因毁法南下，栖隐天台。前者开法相宗之先河，后者奠天台宗之基础。① 自西晋“永嘉南渡”至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的二百六十多年间，政治上的南北对峙，使佛教的发展也形成了“北重禅定，南重义理”的迥异学风。北朝灭佛，北僧南徙，促进了南北佛教的交融。随着隋代的统一，终于融“南义北禅”于一炉。其杰出代表，即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他正式确立了“定慧双修，止观并重”的修习原则，并取“南三北七”之精髓，形成天台宗“五时八教”独特的判教理论，这是南北佛教相融的结果。
２． 地利：天台山历来为释道双修之名山，且地处东南海隅，远离政治中心，是理想的栖隐之地。
灭佛与时乱，导致南北佛教界的危机感。天台宗三祖慧思即因内部迫害与时乱，辗转流徙于河南嵩山、光州大苏山、湖南衡山等地。北周灭佛后，他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凿石经，藏之深山，传于后世。弟子静琬承师宏愿， 隋大业年间（６０５—６１８）于当时偏远之区涿州西北白带山开凿石经，此即名播中外的北京房山石经。① 身居南陈帝都金陵的智者，亦在北周灭佛之翌年（５７５），恐重蹈覆辙，遂力辞宣帝百僚之留请，以金陵喧闹，不宜修禅为由，率徒“直指东川”，栖隐天台（隋释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江南名山颇多，为何天台独受智者青睐？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佛教属典型的东方内省型文化，需要一个与其“出世”哲学相适应的封闭型的自然地理环境。
智者认为：修禅须安居静处。“不作众事，名之为闲；无愦闹故，名之为静。有三处可修禅定：一者深山绝人之处；二者头陀兰若处；三者兰若伽蓝。
深山远谷，途路艰险，永绝人踪，谁相恼乱。恣意禅观，念念在道，毁誉不起，是为最胜；二头陀抖擞，极近三里，交往亦疏；觉策烦恼，是为次处；三兰若闲静之寺，独处一房，不干事物，闭门静坐，正谛思维，是处为下。若离三处，余皆不可”（《摩诃止观》卷四）。天台山“高一万八千丈，周围八百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梁陶弘景《真诰》）。“所立冥奥，其路幽回；或倒景于重溟，或匿峰于千岭；始经魑魅之涂，卒践无人之境。举世罕能登陟”（晋孙绰《天台山赋·序》） 的封闭型地理环境，符合智者修禅选址“三准则”，故受到智者的青睐。
二是天台山为海内名山之一，释道双修，源远流长，又二教视名山为成道之所，故天台山“奉天承运”，成为天台宗的发祥地。
天台山之成名，首赖于神话传说。道书有黄帝受金液神丹于天台山，太清真人彭宗治赤城，右弼真人西周王太子晋、九天仆射伯夷叔齐治桐柏之诸说（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至东汉末，即成释道双修之地。道教：西汉茅盈入山修炼，三国葛玄首创道观法轮院及福圣观。佛教：天台石头禅院（今属浙江仙居县）始建于汉兴平元年（１９４）（《仙居县志·寺观》），资福寺、翠屏寺建于三国赤乌（２３８—２５１）年间（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
东晋以降，经葛洪《抱朴子》、支遁《天台山铭序》、孙绰《天台山赋》、顾恺之《启蒙记》、孔灵符《会稽记》、陶弘景《真诰》等宣扬，天台遂成“佛窟仙源”，释道双修之名山。“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晋孙绰《天台山赋》序）故智者“闻天台地记称有仙宫，白道猷（东晋高僧，栖天台、天姥诸山）所见者信矣；山赋用比蓬莱，孙兴公（即孙绰）之言得矣。若息缘兹岭，啄峰饮涧，展平生之愿也”。① 由此而知智者以天台山为栖隐之地，并非偶然。
（二） 天台宗的创立天台宗的创立，分三阶段。即源于二祖慧文（始祖为印度龙树，因无直接师承关系，故略）、三祖慧思，创于四祖智者，成于五祖灌顶。
１． 北齐慧文树“一心三观”，启天台宗之源；南岳慧思悟“法华三昧”，建“十如是”理论，开定慧双修之先河。
慧文，俗姓高，生卒籍贯无考。据《佛祖统记》卷六《慧文传》载约生活于东魏孝静、北齐文宣（５３４—５５９）之际。在江淮间“聚徒千百”，力阐禅观，用般若实相学说创立大乘实相禅法。因读《大智度论》中有“三智实一心中得”之说及《中论·四谛品》“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是为假名，亦是中道义”之“三是偈”，悟“一心三观”之观行方法。三智即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为《大智度论》解释《大品般若》说修习的三种智慧。了解大小乘所说各种实践方法的名道种智，为菩萨所修；了解一切法通用平等共相的名一切智，是小乘达到的最高智慧；了解一切法全部各别自相的名一切种智，是大乘所追求的最高智慧。
三智原是渐次而修，“以道智具足一切智，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种智，以一切种智断烦恼及习”。即小乘修一切智，菩萨修道种智，成佛得一切种智。三智足有高下层次，但点滴积累，最后达到圆满，故可“一心中得”。慧文由此理会修习般若结果“一心中得”三智，果既顿得，因亦可一时综合起来观察，成为一心中间圆满观察多方之理的“圆顿观”。又联系“三是偈”的“空”（“我说既是空”）、“假”（“亦是为假名”）、“中”（“亦是中道义”）三谛，认为一心同时亦可从空假中三方面来观察，成为“三谛一心”观。空为真谛，指一切现象的共相；假为俗谛， 指各别行持的方法；中即中道谛，指一切现象各别的全部别相。此三谛恰相当于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三智所观之境。遂由原来的“三智一心”观，发展为“三谛一心”观，由此构成“一心三观”之禅法。“一心三谛”是所观之境，按此理境而修观行，即为“一心三观”之能观禅法，在此禅观上证得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的三智。观为主观，境为客观；观为因，智为果。依境立观，以观照境，智既可一心而得，观亦可一心而成。实相之理与实相之禅，得到了统一（唐释湛然《始终心要》及李安《童蒙止观序》）。因其学说源于印度龙树的《大智度论》与《中论》，故天台宗僧人尊龙树为始祖。慧文之后，弟子慧思发展了“一心三观”的哲学思想。
慧思（５１５—５７７），俗姓李，武津（河南上蔡）人，年十五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谢绝人事，专诵《法华》，数年满千遍。又阅《妙胜定经》，修习禅观。后外出参访，从慧文受法。日随僧事，夜修禅观。融会《法华》之旨，悟法华三昧。
复将所悟，就教于鉴、最诸禅师，而得以声名远播。后于兖州、郢州说法，数遭毒害。又因东魏北齐战乱，遂中止北游，率徒南行。梁承圣二年（５５３），止于光州（河南潢川）。住大苏山讲《般若》，造金字《般若经》，撰《立誓愿文》。智者慕其名，不避战乱，师事慧思。陈光大二年（５６８）六月，时乱频仍，“山侣栖惶不安其地”（唐释道宣《续高僧传·慧恩传》），又率徒四十余僧径趋南岳衡山。陈（废）帝慕名迎之金陵，住栖玄寺。因感南方佛教偏重义门，轻视禅法，遂“昼谈义理，夜便思择”，开定慧双修之先河。① 太建九年（５７７），卒于南岳。主要著述有《诸法无诤三昧法门》二卷，《立誓言愿文》、《随自意三昧》、《法华安乐行义》各一卷，《大乘止观法门》二卷（此书颇为宋明天台宗学所重视）等。
慧思在佛学上的建树，主要是诸法实相的“十如”理论。他因十年专诵《法华》，认为此经“方便品”中的“十如是相”，即“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难解之法，唯佛与佛（指诸佛与释迦牟尼），乃能究尽”的诸法实相（《法华经·方便品》）。
“十如”为：一、如是相（形相、现象）；二、如是性（本性、理性、佛性）；三、如是体（众生之体质）；四、如是力（事物所具有的功能）；五、如是作（身、口、意三业的作为）；六、如是因（业因，导致果的直接原因）；七、如是缘（助因，间接的原因）；八、如是果（结果，由所习之因，到所得之果）；九、如是报（善恶之因所招苦乐之果报）；十、如是本末究竟（本：指初相；末：指如是报；究竟：指所归趣处）。② 慧思认为“十如”概括了一切相，可作为一切智与一切种智的内容，由此构成他的诸法实相论。于是由《般若》而来的“一心三观”与《法华》的“诸法实相”学说，成为天台宗的主要哲学思想。故天台宗又因此而名为法华宗。
２． 智者的破斥南北，圆融三教，集百川以归海，创千载之基业。
智者（５３８—５９７），讳,，俗姓陈，字德安，祖籍颍川（河南许昌），后迁荆州华容（湖南华容）。出身士族，父起祖，南梁官为益阳侯。年十五，“值孝元之败，家国殄丧，亲属流徙，叹荣会之难久，痛雕离之易及”，遂“深厌家狱”。① 十八岁投湘州果愿寺法绪处出家。二十岁，从慧旷学律，后至大贤山诵《法华》诸经。陈天嘉元年（５６０），至光州大苏山师事慧思。慧思为说四安乐行，智者昏晓苦到，造诣精深。后常代慧思讲经，成为慧思的法嗣。
陈光大元年（５６７），辞师至金陵创弘禅法，博得百僚与僧众的敬仰。太建元年（５６９），受请主瓦官寺开《法华经》题，树立新的宗义，判释经教，奠定一宗教观之基础。会北周灭佛，遂排众之留请，率徒栖隐天台，初止石桥，后隐佛陇，创修禅寺（今废），陈宣帝曾割始丰（即天台）一县之“调”，“以充众费”。至德三年（５８５），应陈后主之诏请，回金陵讲授《大智度论》、《法华经》，不仅“太子深从受戒”，后主亦亲临听讲，并与大臣“起拜殷勤”（《续高僧传·智者传》）。
隋灭陈后，隋文帝深知智者与陈王朝关系密切，曾下诏问候。劝其“固守戒规”，不要“身从道服，心染尘心”。② 智者深会其意，遂附新朝。开皇十一年（５９１），晋王杨广（即隋炀帝）时任扬州总管，慕名迎至扬州，设千僧会，智者授以菩萨戒。杨广尊智,为“智者”，智者尊杨广为“总持”。翌年回故乡荆州，于当阳县玉泉山创玉泉寺，居此二年，讲《法华玄义》与《摩诃止观》。开皇十五年（５９５）春，又应杨广之请再至扬州，撰《净名经疏》。九月，辞归天台，重整山寺， 习静林泉。开皇十七年（５９７），杨广遣使至天台迎请出山，行至剡县石城寺（今浙江新昌大佛寺），疾亟寂于是寺。世寿六十，僧腊四十。
智者一生弘法三十余年，“东西重范化通万里，所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众四千余人，写一切经一十五藏，金檀画像十万许区，五十余州道俗受菩萨戒者，不可称记。传业学士三十二人，习禅学士散流江汉，莫限其数”，③著述二十九部，一百五十一卷。④ 《法华文句》、《法华玄义》、《摩诃止观》，世称“天台三大部”；《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金光明玄义》、《金光明文句》、《观经疏》，为“天台五小部”，是天台宗最主要之典籍。
智者教观总持，解行并进，破斥南北，会融三教，创立了独特的天台宗哲学思想体系。在禅观修习上，比定慧为“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即《童蒙止观》）”，正式确立了“定慧双修、止观并重”的修习原则；在判教上，取“南三（三时教、四时教、五时教）北七（五时教、半满二教、四宗、五宗、六宗、二种大乘教、一音教）”之长，创立了“五时（华严、鹿苑、方等、般若、法华涅般）八教（顿、渐、秘密、不定、藏、通、别、圆，前四者为化仪四教，后四者为化法四教）”的判教体系，把《法华经》列为佛的最高最后说法；在融会儒道二教上， 将儒之“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五常（仁、义、礼、智、信）”，道之“五行（金、木、水、火、土）”，比为佛教之“五戒”（《摩诃止观》卷六），并把“神仙”西周王子晋、“武圣”关羽作为佛之护法伽蓝（《佛祖统记》卷六及《天台山方外志·神明考》）；在教义上，依据《法华经》确定观的对象为诸法实相，并吸取僧肇《不真空论》中“立处即真”的思想，把慧文、慧思的“一心三观”发展为“三谛圆融”之说，并以“一念三千”加以发挥，成为天台宗哲学思想的核心。
３． 陈隋王朝大力相助，奠定天台宗的物质基础；灌顶承前启后，结集建寺，标志着天台宗的形成。
王权是制约佛教发展的主要因素。佛教传入之初，僧人亦想保持印度本土“超然世外，不敬王者”的特殊地位。东晋高僧慧远曾作《沙门不敬王者论》， 与世俗政权抗衡。但在中国“天地君亲师”的伦理文化构成中，佛教不可能超越王权之上，故慧远之师道安认为：“不事国主，则法事难主。” 智者处“二武灭佛”之后，更明“佛法再兴”、“仰酬外护”（《国清百录·遗书与晋王第六十五》）之理。因而，他常为国祈福，“为至尊对御，愿宝历遐长，天祚永久”（《国清百录·敬礼法第二》）。临终之际，还遗书杨广，表示身后“如有神力，誓当影护王之土境”（《国清百录·遗书与晋王第六十五》），并以讲经授戒、广结百僚周旋于陈隋王朝之间。南陈时，为宣帝、后主讲《法华》、《仁王》、《般若》诸经于瓦官寺，授皇太子陈渊、永阳王陈伯智以菩萨戒，仆射徐陵，仪同吴明彻、沈君理，侍中王固、孔焕，国子祭酒徐克孝，五兵尚书毛喜等均执弟子礼。隋灭陈后，又紧附新朝，为晋王杨广授菩萨戒，杨广尊其为智者，智者尊其为总持。《国清百录》中辑有智者与陈隋王朝信函往复达５０余件，足以证明与王权关系之深，故唐颜真卿《天台智者大师画赞》称其“陈隋二代，三朝国师”。
由于陈隋王朝的支持，奠定了天台宗的物质基础。
陈太建九年（５７７），宣帝敕“割始丰县（即天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 用供薪水”（《国清百录·宣帝施物第六》）。一县赋税，成为智者创业之本。
隋开皇十七年（５９７），智者临终之际，遗书晋王，乞求寺田：“（天台）山下一处，非常之好，又更仰为立一伽蓝。始翦木位基，命弟子营立，不见寺成，冥目为恨。天台未有公额，愿乞一名。移荆州玉泉寺（亦杨广为智者所建）贯十僧住天台寺。乞废寺田为天台基业。”（《国清百录·遗书与晋王第六十五》）杨广一应智者所求。翌年，命司马王弘入山督造寺院，并施废寺水田、肥田良地于天台僧众（《国清百录·王答遗旨文第六十六》）。仁寿元年（６０１），寺宇建成（《国清百录·天台众谢造寺成启第七十三》）。此即为中国佛教天台宗的根本道场，日本、朝鲜天台宗的发祥地———天台山国清寺。
国清寺的创建与智者著述的结集，是天台宗形成的标志，其功尤为五祖灌顶为最。
灌顶（５６１—６３２），字法云，俗姓吴，原籍常州宜兴（江苏宜兴），祖世因避乱徙居临海章安（今属浙江台州市椒江区），故又称“章安尊者”。自幼失怙，７岁从章安摄静寺慧拯出家。年二十受具戒。陈至德元年（５８３）投天台修禅寺师事智者，“研绎观门，频蒙印可”（《续高僧传·灌顶传》）。自此随侍左右，记师所说，“三宫庐阜，九向衡峰”，未尝分离。开皇十五年（５９５）秋，随师归天台。
智者寂后，灌顶将其遗书及《净名经文疏》带至扬州，献于杨广。旋奉杨广命， 随司马王弘入山设千僧会，建国清寺。仁寿元年（６０１），寺宇初成，初名天台寺（大业元年改为国清），灌顶为首任住持。是年适值杨广入嗣，灌顶以僧使身份出山参贺。翌年，应诏带《法华玄义》及《净名经文疏》至长安，缮写校勘，于宫廷中广为传弘。隋末兵兴，归隐山寺，潜心著述。唐贞观六年（６３２），寂于国清寺僧房，终年７２岁。著有《国清百录》、《智者大师别传》、《天台八教大意》、《涅般玄义》、《涅般文句》等。
智者虽然创立了天台宗的哲学思想体系，但天台宗的形成却始于灌顶。
他撰写祖师传记，上溯智者、慧思、慧广、龙树四世，天台法统至此渐明（《摩诃止观缘起》）。又智者平时弘法“不畜章疏”，其“天台三大部”与“天台五小部” 等均由灌顶集录成书，而得以流传于世。宋释志磐认为：“章安（即灌顶）侍右， 以一遍记之才，笔为论疏垂之将来，殆兴庆喜结集，同功而比德也。微章安，恐吾智者之道，将绝闻于今日矣。”（唐梁肃《天台止观统例》）如此评价还是较为中肯的。此外，灌顶承前启后，成师之基业，创建了国清寺。于是，以《法华经》为主要教义，以国清寺为根本道场，具有中国佛教特色的第一个宗派———天台宗，至此正式形成。
１． 天时：北朝屡次灭佛，导致大批北僧流徙南方，促进南北佛教的交融， 为天台宗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北朝灭佛，北魏太武帝（４２３—４５１在位）首开其端。时司徒崔浩每以“佛法虚诞”，劝帝“宜悉除之”（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太平真君七年（４４６）杏城盖吴反魏，关中振动。帝出兵伐吴至长安，见一佛寺内有“弓矢矛盾”，疑与盖吴同谋。又查其酿酒、奸宿不轨行为，遂下令灭佛。《魏书·释老志》载：是年三月，诏天下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幸太子崇佛，“密令缓宣诏”，使“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
百余年后，北周武帝又有灭佛之举。还俗卫元嵩于天和二年（５６７）上书请省寺减僧，得帝赞许。自天和（５６６—５７２）至建德（５７２—５７８）年间，七次集百僚及沙门道士论三教先后。建德三年（５７４）五月，始毁佛法。五月十五日（丙子），诏令“释道二教，悉毁经像，沙门道士，并令还俗，时周境僧道反服者二百余万”（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八）。翌年，北周灭齐，又“毁齐境佛教经像，时僧尼反服者三百余万”。北朝灭佛，僧徒流离颠沛，或如静蔼以身殉法； 或以僧渊、智藏隐迹尘俗；或如法藏遁匿山林；或如彦琮、任道林入通道观。此外，释子多奔南陈。北齐学僧昙迁、靖嵩遁迹江南，得习《摄论》，智者亦因毁法南下，栖隐天台。前者开法相宗之先河，后者奠天台宗之基础。① 自西晋“永嘉南渡”至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的二百六十多年间，政治上的南北对峙，使佛教的发展也形成了“北重禅定，南重义理”的迥异学风。北朝灭佛，北僧南徙，促进了南北佛教的交融。随着隋代的统一，终于融“南义北禅”于一炉。其杰出代表，即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他正式确立了“定慧双修，止观并重”的修习原则，并取“南三北七”之精髓，形成天台宗“五时八教”独特的判教理论，这是南北佛教相融的结果。
２． 地利：天台山历来为释道双修之名山，且地处东南海隅，远离政治中心，是理想的栖隐之地。
灭佛与时乱，导致南北佛教界的危机感。天台宗三祖慧思即因内部迫害与时乱，辗转流徙于河南嵩山、光州大苏山、湖南衡山等地。北周灭佛后，他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凿石经，藏之深山，传于后世。弟子静琬承师宏愿， 隋大业年间（６０５—６１８）于当时偏远之区涿州西北白带山开凿石经，此即名播中外的北京房山石经。① 身居南陈帝都金陵的智者，亦在北周灭佛之翌年（５７５），恐重蹈覆辙，遂力辞宣帝百僚之留请，以金陵喧闹，不宜修禅为由，率徒“直指东川”，栖隐天台（隋释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江南名山颇多，为何天台独受智者青睐？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佛教属典型的东方内省型文化，需要一个与其“出世”哲学相适应的封闭型的自然地理环境。
智者认为：修禅须安居静处。“不作众事，名之为闲；无愦闹故，名之为静。有三处可修禅定：一者深山绝人之处；二者头陀兰若处；三者兰若伽蓝。
深山远谷，途路艰险，永绝人踪，谁相恼乱。恣意禅观，念念在道，毁誉不起，是为最胜；二头陀抖擞，极近三里，交往亦疏；觉策烦恼，是为次处；三兰若闲静之寺，独处一房，不干事物，闭门静坐，正谛思维，是处为下。若离三处，余皆不可”（《摩诃止观》卷四）。天台山“高一万八千丈，周围八百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梁陶弘景《真诰》）。“所立冥奥，其路幽回；或倒景于重溟，或匿峰于千岭；始经魑魅之涂，卒践无人之境。举世罕能登陟”（晋孙绰《天台山赋·序》） 的封闭型地理环境，符合智者修禅选址“三准则”，故受到智者的青睐。
二是天台山为海内名山之一，释道双修，源远流长，又二教视名山为成道之所，故天台山“奉天承运”，成为天台宗的发祥地。
天台山之成名，首赖于神话传说。道书有黄帝受金液神丹于天台山，太清真人彭宗治赤城，右弼真人西周王太子晋、九天仆射伯夷叔齐治桐柏之诸说（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至东汉末，即成释道双修之地。道教：西汉茅盈入山修炼，三国葛玄首创道观法轮院及福圣观。佛教：天台石头禅院（今属浙江仙居县）始建于汉兴平元年（１９４）（《仙居县志·寺观》），资福寺、翠屏寺建于三国赤乌（２３８—２５１）年间（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
东晋以降，经葛洪《抱朴子》、支遁《天台山铭序》、孙绰《天台山赋》、顾恺之《启蒙记》、孔灵符《会稽记》、陶弘景《真诰》等宣扬，天台遂成“佛窟仙源”，释道双修之名山。“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晋孙绰《天台山赋》序）故智者“闻天台地记称有仙宫，白道猷（东晋高僧，栖天台、天姥诸山）所见者信矣；山赋用比蓬莱，孙兴公（即孙绰）之言得矣。若息缘兹岭，啄峰饮涧，展平生之愿也”。① 由此而知智者以天台山为栖隐之地，并非偶然。
（二） 天台宗的创立天台宗的创立，分三阶段。即源于二祖慧文（始祖为印度龙树，因无直接师承关系，故略）、三祖慧思，创于四祖智者，成于五祖灌顶。
１． 北齐慧文树“一心三观”，启天台宗之源；南岳慧思悟“法华三昧”，建“十如是”理论，开定慧双修之先河。
慧文，俗姓高，生卒籍贯无考。据《佛祖统记》卷六《慧文传》载约生活于东魏孝静、北齐文宣（５３４—５５９）之际。在江淮间“聚徒千百”，力阐禅观，用般若实相学说创立大乘实相禅法。因读《大智度论》中有“三智实一心中得”之说及《中论·四谛品》“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是为假名，亦是中道义”之“三是偈”，悟“一心三观”之观行方法。三智即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为《大智度论》解释《大品般若》说修习的三种智慧。了解大小乘所说各种实践方法的名道种智，为菩萨所修；了解一切法通用平等共相的名一切智，是小乘达到的最高智慧；了解一切法全部各别自相的名一切种智，是大乘所追求的最高智慧。
三智原是渐次而修，“以道智具足一切智，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种智，以一切种智断烦恼及习”。即小乘修一切智，菩萨修道种智，成佛得一切种智。三智足有高下层次，但点滴积累，最后达到圆满，故可“一心中得”。慧文由此理会修习般若结果“一心中得”三智，果既顿得，因亦可一时综合起来观察，成为一心中间圆满观察多方之理的“圆顿观”。又联系“三是偈”的“空”（“我说既是空”）、“假”（“亦是为假名”）、“中”（“亦是中道义”）三谛，认为一心同时亦可从空假中三方面来观察，成为“三谛一心”观。空为真谛，指一切现象的共相；假为俗谛， 指各别行持的方法；中即中道谛，指一切现象各别的全部别相。此三谛恰相当于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三智所观之境。遂由原来的“三智一心”观，发展为“三谛一心”观，由此构成“一心三观”之禅法。“一心三谛”是所观之境，按此理境而修观行，即为“一心三观”之能观禅法，在此禅观上证得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的三智。观为主观，境为客观；观为因，智为果。依境立观，以观照境，智既可一心而得，观亦可一心而成。实相之理与实相之禅，得到了统一（唐释湛然《始终心要》及李安《童蒙止观序》）。因其学说源于印度龙树的《大智度论》与《中论》，故天台宗僧人尊龙树为始祖。慧文之后，弟子慧思发展了“一心三观”的哲学思想。
慧思（５１５—５７７），俗姓李，武津（河南上蔡）人，年十五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谢绝人事，专诵《法华》，数年满千遍。又阅《妙胜定经》，修习禅观。后外出参访，从慧文受法。日随僧事，夜修禅观。融会《法华》之旨，悟法华三昧。
复将所悟，就教于鉴、最诸禅师，而得以声名远播。后于兖州、郢州说法，数遭毒害。又因东魏北齐战乱，遂中止北游，率徒南行。梁承圣二年（５５３），止于光州（河南潢川）。住大苏山讲《般若》，造金字《般若经》，撰《立誓愿文》。智者慕其名，不避战乱，师事慧思。陈光大二年（５６８）六月，时乱频仍，“山侣栖惶不安其地”（唐释道宣《续高僧传·慧恩传》），又率徒四十余僧径趋南岳衡山。陈（废）帝慕名迎之金陵，住栖玄寺。因感南方佛教偏重义门，轻视禅法，遂“昼谈义理，夜便思择”，开定慧双修之先河。① 太建九年（５７７），卒于南岳。主要著述有《诸法无诤三昧法门》二卷，《立誓言愿文》、《随自意三昧》、《法华安乐行义》各一卷，《大乘止观法门》二卷（此书颇为宋明天台宗学所重视）等。
慧思在佛学上的建树，主要是诸法实相的“十如”理论。他因十年专诵《法华》，认为此经“方便品”中的“十如是相”，即“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难解之法，唯佛与佛（指诸佛与释迦牟尼），乃能究尽”的诸法实相（《法华经·方便品》）。
“十如”为：一、如是相（形相、现象）；二、如是性（本性、理性、佛性）；三、如是体（众生之体质）；四、如是力（事物所具有的功能）；五、如是作（身、口、意三业的作为）；六、如是因（业因，导致果的直接原因）；七、如是缘（助因，间接的原因）；八、如是果（结果，由所习之因，到所得之果）；九、如是报（善恶之因所招苦乐之果报）；十、如是本末究竟（本：指初相；末：指如是报；究竟：指所归趣处）。② 慧思认为“十如”概括了一切相，可作为一切智与一切种智的内容，由此构成他的诸法实相论。于是由《般若》而来的“一心三观”与《法华》的“诸法实相”学说，成为天台宗的主要哲学思想。故天台宗又因此而名为法华宗。
２． 智者的破斥南北，圆融三教，集百川以归海，创千载之基业。
智者（５３８—５９７），讳,，俗姓陈，字德安，祖籍颍川（河南许昌），后迁荆州华容（湖南华容）。出身士族，父起祖，南梁官为益阳侯。年十五，“值孝元之败，家国殄丧，亲属流徙，叹荣会之难久，痛雕离之易及”，遂“深厌家狱”。① 十八岁投湘州果愿寺法绪处出家。二十岁，从慧旷学律，后至大贤山诵《法华》诸经。陈天嘉元年（５６０），至光州大苏山师事慧思。慧思为说四安乐行，智者昏晓苦到，造诣精深。后常代慧思讲经，成为慧思的法嗣。
陈光大元年（５６７），辞师至金陵创弘禅法，博得百僚与僧众的敬仰。太建元年（５６９），受请主瓦官寺开《法华经》题，树立新的宗义，判释经教，奠定一宗教观之基础。会北周灭佛，遂排众之留请，率徒栖隐天台，初止石桥，后隐佛陇，创修禅寺（今废），陈宣帝曾割始丰（即天台）一县之“调”，“以充众费”。至德三年（５８５），应陈后主之诏请，回金陵讲授《大智度论》、《法华经》，不仅“太子深从受戒”，后主亦亲临听讲，并与大臣“起拜殷勤”（《续高僧传·智者传》）。
隋灭陈后，隋文帝深知智者与陈王朝关系密切，曾下诏问候。劝其“固守戒规”，不要“身从道服，心染尘心”。② 智者深会其意，遂附新朝。开皇十一年（５９１），晋王杨广（即隋炀帝）时任扬州总管，慕名迎至扬州，设千僧会，智者授以菩萨戒。杨广尊智,为“智者”，智者尊杨广为“总持”。翌年回故乡荆州，于当阳县玉泉山创玉泉寺，居此二年，讲《法华玄义》与《摩诃止观》。开皇十五年（５９５）春，又应杨广之请再至扬州，撰《净名经疏》。九月，辞归天台，重整山寺， 习静林泉。开皇十七年（５９７），杨广遣使至天台迎请出山，行至剡县石城寺（今浙江新昌大佛寺），疾亟寂于是寺。世寿六十，僧腊四十。
智者一生弘法三十余年，“东西重范化通万里，所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众四千余人，写一切经一十五藏，金檀画像十万许区，五十余州道俗受菩萨戒者，不可称记。传业学士三十二人，习禅学士散流江汉，莫限其数”，③著述二十九部，一百五十一卷。④ 《法华文句》、《法华玄义》、《摩诃止观》，世称“天台三大部”；《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金光明玄义》、《金光明文句》、《观经疏》，为“天台五小部”，是天台宗最主要之典籍。
智者教观总持，解行并进，破斥南北，会融三教，创立了独特的天台宗哲学思想体系。在禅观修习上，比定慧为“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即《童蒙止观》）”，正式确立了“定慧双修、止观并重”的修习原则；在判教上，取“南三（三时教、四时教、五时教）北七（五时教、半满二教、四宗、五宗、六宗、二种大乘教、一音教）”之长，创立了“五时（华严、鹿苑、方等、般若、法华涅般）八教（顿、渐、秘密、不定、藏、通、别、圆，前四者为化仪四教，后四者为化法四教）”的判教体系，把《法华经》列为佛的最高最后说法；在融会儒道二教上， 将儒之“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五常（仁、义、礼、智、信）”，道之“五行（金、木、水、火、土）”，比为佛教之“五戒”（《摩诃止观》卷六），并把“神仙”西周王子晋、“武圣”关羽作为佛之护法伽蓝（《佛祖统记》卷六及《天台山方外志·神明考》）；在教义上，依据《法华经》确定观的对象为诸法实相，并吸取僧肇《不真空论》中“立处即真”的思想，把慧文、慧思的“一心三观”发展为“三谛圆融”之说，并以“一念三千”加以发挥，成为天台宗哲学思想的核心。
３． 陈隋王朝大力相助，奠定天台宗的物质基础；灌顶承前启后，结集建寺，标志着天台宗的形成。
王权是制约佛教发展的主要因素。佛教传入之初，僧人亦想保持印度本土“超然世外，不敬王者”的特殊地位。东晋高僧慧远曾作《沙门不敬王者论》， 与世俗政权抗衡。但在中国“天地君亲师”的伦理文化构成中，佛教不可能超越王权之上，故慧远之师道安认为：“不事国主，则法事难主。” 智者处“二武灭佛”之后，更明“佛法再兴”、“仰酬外护”（《国清百录·遗书与晋王第六十五》）之理。因而，他常为国祈福，“为至尊对御，愿宝历遐长，天祚永久”（《国清百录·敬礼法第二》）。临终之际，还遗书杨广，表示身后“如有神力，誓当影护王之土境”（《国清百录·遗书与晋王第六十五》），并以讲经授戒、广结百僚周旋于陈隋王朝之间。南陈时，为宣帝、后主讲《法华》、《仁王》、《般若》诸经于瓦官寺，授皇太子陈渊、永阳王陈伯智以菩萨戒，仆射徐陵，仪同吴明彻、沈君理，侍中王固、孔焕，国子祭酒徐克孝，五兵尚书毛喜等均执弟子礼。隋灭陈后，又紧附新朝，为晋王杨广授菩萨戒，杨广尊其为智者，智者尊其为总持。《国清百录》中辑有智者与陈隋王朝信函往复达５０余件，足以证明与王权关系之深，故唐颜真卿《天台智者大师画赞》称其“陈隋二代，三朝国师”。
由于陈隋王朝的支持，奠定了天台宗的物质基础。
陈太建九年（５７７），宣帝敕“割始丰县（即天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 用供薪水”（《国清百录·宣帝施物第六》）。一县赋税，成为智者创业之本。
隋开皇十七年（５９７），智者临终之际，遗书晋王，乞求寺田：“（天台）山下一处，非常之好，又更仰为立一伽蓝。始翦木位基，命弟子营立，不见寺成，冥目为恨。天台未有公额，愿乞一名。移荆州玉泉寺（亦杨广为智者所建）贯十僧住天台寺。乞废寺田为天台基业。”（《国清百录·遗书与晋王第六十五》）杨广一应智者所求。翌年，命司马王弘入山督造寺院，并施废寺水田、肥田良地于天台僧众（《国清百录·王答遗旨文第六十六》）。仁寿元年（６０１），寺宇建成（《国清百录·天台众谢造寺成启第七十三》）。此即为中国佛教天台宗的根本道场，日本、朝鲜天台宗的发祥地———天台山国清寺。
国清寺的创建与智者著述的结集，是天台宗形成的标志，其功尤为五祖灌顶为最。
灌顶（５６１—６３２），字法云，俗姓吴，原籍常州宜兴（江苏宜兴），祖世因避乱徙居临海章安（今属浙江台州市椒江区），故又称“章安尊者”。自幼失怙，７岁从章安摄静寺慧拯出家。年二十受具戒。陈至德元年（５８３）投天台修禅寺师事智者，“研绎观门，频蒙印可”（《续高僧传·灌顶传》）。自此随侍左右，记师所说，“三宫庐阜，九向衡峰”，未尝分离。开皇十五年（５９５）秋，随师归天台。
智者寂后，灌顶将其遗书及《净名经文疏》带至扬州，献于杨广。旋奉杨广命， 随司马王弘入山设千僧会，建国清寺。仁寿元年（６０１），寺宇初成，初名天台寺（大业元年改为国清），灌顶为首任住持。是年适值杨广入嗣，灌顶以僧使身份出山参贺。翌年，应诏带《法华玄义》及《净名经文疏》至长安，缮写校勘，于宫廷中广为传弘。隋末兵兴，归隐山寺，潜心著述。唐贞观六年（６３２），寂于国清寺僧房，终年７２岁。著有《国清百录》、《智者大师别传》、《天台八教大意》、《涅般玄义》、《涅般文句》等。
智者虽然创立了天台宗的哲学思想体系，但天台宗的形成却始于灌顶。
他撰写祖师传记，上溯智者、慧思、慧广、龙树四世，天台法统至此渐明（《摩诃止观缘起》）。又智者平时弘法“不畜章疏”，其“天台三大部”与“天台五小部” 等均由灌顶集录成书，而得以流传于世。宋释志磐认为：“章安（即灌顶）侍右， 以一遍记之才，笔为论疏垂之将来，殆兴庆喜结集，同功而比德也。微章安，恐吾智者之道，将绝闻于今日矣。”（唐梁肃《天台止观统例》）如此评价还是较为中肯的。此外，灌顶承前启后，成师之基业，创建了国清寺。于是，以《法华经》为主要教义，以国清寺为根本道场，具有中国佛教特色的第一个宗派———天台宗，至此正式形成。
附注
① 汤用彤：《汉魏两晋佛教史》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９４页。
①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第十二章，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① 隋释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①唐释道宣《续高僧传·慧思传》。
②参见《摩诃止观》与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辞典》及方立天《佛教哲学》第２０７页。
①隋释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②隋释灌顶《国清百录·隋高祖文皇帝敕书第二十二》。
③《续高僧传·智者传》。
④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第５２５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