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第二节 东瓯“高禖”信仰考
内容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在今台州市路桥区小人尖西周祭祀遗址，出土了７０余件祭祀礼器。其中有一件形似“手榴弹”的青铜器，省文物考古所专家对此未作考释。笔者以为：台州市路桥区小人尖西周祭祀遗址，应是东瓯国的太一坛；而形似“手榴弹”的青铜器，则应是“高禖神根”。
太一坛先秦早已有之，为祭天之所。《史记·封禅书》载：“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载：越王勾践为了“尊天祀鬼”，使“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祭陵山于会稽，祀水泽于江州”。可见，早在春秋时代，勾践所立太一坛，主祭祀神即东皇太一。
闽越国亦有太一坛，三国东吴沈莹《临海水土志·王坛子》条载：“王坛子， 如枣大，其味干，出候官。越王祭太一坛边有此果，无知其名，因见生处，遂名‘王坛’。其形小于龙眼，有似木瓜。”台州路桥小人尖祭祀遗址恰在东瓯于越王城之东，文物均为礼器，历代文献记载东瓯、闽越，春秋同属越地，闽越王既有太一坛，同为勾践之后的东瓯王肯定也有东瓯太一坛。
祭祀太一坛的主要愿景是除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外，更为重要的是国运久长。《史记正义·天官书》注引“《星经》云：‘天一、太一二星，主王者即位， 令诸立赤子而传国位者。星不欲微，微则废立，不当其次，宗庙不享食矣。’”太一坛祈求国运久长，而国运久长的关键，则是国有根本（储君），使后继有根。
自古“君权神授”，帝王为神器，国根即神根；因此就帝王而言，即“高禖神根”。
高禖，即求子之祭祀。《礼记·月令》载：“（仲春）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高禖有五种说法： 一说“禖”即“媒”，指吞鸟卵而生契的商族女祖先简狄，后指主婚配的女神；二说“高”指高辛氏，高禖，是其时的媒神；三说分“高禖”、“郊禖”为两种祭祀；四说“高”，也作“郊”。“高”、“郊”音近。清朱彬《礼记训纂》注引王引之“高者，郊之借字，古声高与郊同，故借高为郊（台州方言亦“高”“郊”不分）”；注引高诱“周礼媒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因祭其神于郊，谓之郊禖。郊音与高相近， 故或言高禖”。五说“禖”即“母”，“高”是尊称，“高母”是生育女神，高禖神主生育，后也指女性始祖。
上述五说中，除第四种说外，其他均见《礼记正义》卷十五《月令》。古来神道设教，其说纷纭，属正常现象。但祭祀高禖，目的是为了求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代帝王借祭祀高禖向上天祈求子嗣，并举行较为隆重的典礼，其中有众多后妃参与，赐予她们具有象征意义的弓箭，寓示求所生为男。祭祀高禖，一方面表示君权神授，因而有神赐福；另一方面希冀借此求得“神根”，使王权稳固，国运长久。因此历代帝王对祭祀高禖都非常重视。
《汉书·枚乘传附子皋传》：“（汉）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颜师古曰注：“高禖，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禖祠，而令皋作祭祀之文也。”汉武帝年二十九始得太子（戾太子），乃“为立禖”，“高禖之祭， 设坛于南郊”。魏晋南北朝，各国皆有高禖之祭，但直至唐、宋时，才依照礼经制定了礼仪。宋代高禖坛，以青帝为高禖，于春分之日行礼。金代高禖祀青帝，在皇城之东永安门北建木制方台，正位祭的是昊天上帝，台下才设高禖神位。清代无“高禖”之祀，而有“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之祭，又称“换索”，据说主要目的是保婴（《清史稿·礼四》）。
其实，作为古越的“精神领袖”大禹，亦兼有高禖神的“职能”。《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大禹父亲“鲧娶有莘氏之女……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大禹）”。闻一多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解释为“《史记·夏本纪· 索隐》引《世本》、《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都称禹为高密”，原来“高密即高禖，禖通作密，犹之乎禖宫通作+宫”。① 既然大禹兼有高禖神的“职能”， 那“奉认”大禹为远祖的东瓯王，在王城东部路桥小人尖太一坛祭祀高禖，祈求东瓯国运久长，亦在情理之中。据此，形似“手榴弹”的青铜器，当属“高禖神根”。
“禹王坟葬越山中，自此行祠遍浙东。淡薄神情言不尽，勤劳气象画难工。
乘累惯走山头路，刊木偏留庙侧枫。里党知君明德远，于今尚乐报丰功。”这是清代嘉庆六年（１８０１）十二月，进士应文鸿所作的《题禹王庙》诗篇。应文鸿在诗中热情地讴歌了大禹的治水精神与后人的追思之情。东瓯山水，也不例外， 多留有纪念大禹治水的传说与纪念大禹的遗迹。
在今台州九个县（市、区）中，古代多建有纪念大禹治水的“平水庙”。
这应是最早的“平水神”信仰，后才演变为海神、江神、河神、潭神等众多的水神信仰。最早记载台州大禹遗迹的是南朝刘宋孙诜的《临海记》：“（临海）东刊山，山极高远，盖禹随山刊木，因以为名。”最早记载台州“平水庙” 的是南宋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祠庙门》：“（临海）平水庙，俗又云：此禹王庙，庙在江滨。旧传：潮自南来，虽巨潦，至庙下必退，近庙田无水患，民德而祠之。” 然而最具传奇色彩的则是仙居的韦羌山，因为上有传为大禹所刻的“蝌蚪文”。《嘉定赤城志·山水门四》载：“韦羌山，在（仙居）县西七十里，绝险不可升。按《临海记》云：此众山之最高者，上有石壁，刊字如蝌蚪。晋义熙（４０５— ４１８）中，周廷尉为郡，造飞梯以蜡摹之，而人莫识其义。俗传夏帝践历，故刻此石。其后（郡）守阮录携吏民往观，云雨晦冥，累日不见而旋。” 韦羌山在浙江仙居县淡竹乡境内，此处千峰叠嶂，万壑峥嵘，竹林幽幽，流水潺潺，四季风景如画。在一座千仞绝壁上，布满了呈现人工镌凿的日纹、月纹、虫纹、鱼纹等奇异图案符号，这就是相传为大禹所刻的蝌蚪文。从东晋义熙年间的周廷尉“造飞梯以蜡摹之”起算，也已１６００余年。此后郡守阮录和北宋仙居县令陈襄亦“携众以观”，终因崖高路险，“云雨晦暝”，未果而归。陈襄还心存感叹：“去年曾览《韦羌图》，云有仙人古篆书；千尺石岩无路到，不知蝌蚪字何如？” １９８５年，台州文物普查验收组，用２８—２００毫米变焦相机，对崖面远距离进行拍摄放大，逐点分解，似见痕迹。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６日，由“安洲影艺社” 组织的探险队，聘请了相传三代以采珍稀药材野生石斛为生、具有４０多年攀崖经验的山民潘余龙，从崖顶悬索而下，在高崖面不到一米的近处拍摄到许多实物照片。根据潘余龙叙说和从拍到的照片看，蝌蚪崖崖面平整如削， 长约４０米，宽约５０米，成极规则的长方形，面积近２０００平方米。绝壁的崖面石质坚硬，布满了一个个凸出的半球，半球高出崖壁平面约５厘米，直径７—１２厘米不等。在每个半球边缘，均有一条约２厘米深的圆形小沟。半球之间相隔约１５厘米，纵横排列有序、似有日、月、虫纹及海洋生物图案的痕迹。
探险结果披露报端后，国内外学者引起很大兴趣。但结论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这是少数民族古畲族留下的文字；有的把它与六七千年前的仙居下汤人联系起来，认为是先民的遗迹；当地老百姓一直相传为夏禹治水时所刻；有的则持否定态度，认为蝌蚪文根本不存在，是子虚乌有的事；有的则展开丰富的想象，说那是外星人留下的杰作。
据《人民日报》报道，目前我国已发现神秘的、有待破解的原始文字或符号共八种，即曾疑为古籍伪作的《苍颉书》、《夏禹书》，贵州的“红岩天书”、“夜郎天书”，四川出土的“巴蜀符号”，云南发现的“东巴文字”，绍兴禹庙的《岣嵝碑》和仙居的“蝌蚪文”。
上述八种文字中，从发现的时代看，以仙居“蝌蚪文”最早，在南朝孙诜著《临海记》中就称韦羌山“上有石壁，刊字如蝌蚪”。《宋书·州郡志》亦称“天姥山（韦羌山别名）与括苍山相连，石壁上有刊字科斗形，高不可识”。
以释读难度论，亦惟蝌蚪文为最。其他七种文字或存于书，或现于出土器物，或写于木石，或刻于石碑，或镌于石壁，均属有目共睹之字。而惟独蝌蚪文扑朔迷离，至今还未见其摹本。即使是山民潘余龙所摄之图片，一是局部而非全部；二是因距离太近而图片不清。
２００４年２月，中央电视台记者在仙居县淡竹乡采访时，偶然得知在淡竹乡政府对面的山上有一块刻有神秘文字的石头，立即前往探秘。在现场，他们看到有一块约三四十平方米的巨石，上方的荒草丛中有几条裸露在外的石刻线条，拨开泥土，可以看到许多动物形状的字符，排列整齐，纹路清晰可见，刻痕深度约有一厘米。这是否就是人们寻觅千年的蝌蚪文，至今仍是个谜。
大禹治水的精神与传说是东瓯古越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大禹作为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忘我精神与高贵品格，更是中华民族“公而忘私”的典范。从北方的“西戎”，到南方的“百越”，无不奉大禹为“精神领袖”。数千年来，大禹圣庙遍布大江南北，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主要象征！
太一坛先秦早已有之，为祭天之所。《史记·封禅书》载：“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载：越王勾践为了“尊天祀鬼”，使“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祭陵山于会稽，祀水泽于江州”。可见，早在春秋时代，勾践所立太一坛，主祭祀神即东皇太一。
闽越国亦有太一坛，三国东吴沈莹《临海水土志·王坛子》条载：“王坛子， 如枣大，其味干，出候官。越王祭太一坛边有此果，无知其名，因见生处，遂名‘王坛’。其形小于龙眼，有似木瓜。”台州路桥小人尖祭祀遗址恰在东瓯于越王城之东，文物均为礼器，历代文献记载东瓯、闽越，春秋同属越地，闽越王既有太一坛，同为勾践之后的东瓯王肯定也有东瓯太一坛。
祭祀太一坛的主要愿景是除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外，更为重要的是国运久长。《史记正义·天官书》注引“《星经》云：‘天一、太一二星，主王者即位， 令诸立赤子而传国位者。星不欲微，微则废立，不当其次，宗庙不享食矣。’”太一坛祈求国运久长，而国运久长的关键，则是国有根本（储君），使后继有根。
自古“君权神授”，帝王为神器，国根即神根；因此就帝王而言，即“高禖神根”。
高禖，即求子之祭祀。《礼记·月令》载：“（仲春）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高禖有五种说法： 一说“禖”即“媒”，指吞鸟卵而生契的商族女祖先简狄，后指主婚配的女神；二说“高”指高辛氏，高禖，是其时的媒神；三说分“高禖”、“郊禖”为两种祭祀；四说“高”，也作“郊”。“高”、“郊”音近。清朱彬《礼记训纂》注引王引之“高者，郊之借字，古声高与郊同，故借高为郊（台州方言亦“高”“郊”不分）”；注引高诱“周礼媒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因祭其神于郊，谓之郊禖。郊音与高相近， 故或言高禖”。五说“禖”即“母”，“高”是尊称，“高母”是生育女神，高禖神主生育，后也指女性始祖。
上述五说中，除第四种说外，其他均见《礼记正义》卷十五《月令》。古来神道设教，其说纷纭，属正常现象。但祭祀高禖，目的是为了求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代帝王借祭祀高禖向上天祈求子嗣，并举行较为隆重的典礼，其中有众多后妃参与，赐予她们具有象征意义的弓箭，寓示求所生为男。祭祀高禖，一方面表示君权神授，因而有神赐福；另一方面希冀借此求得“神根”，使王权稳固，国运长久。因此历代帝王对祭祀高禖都非常重视。
《汉书·枚乘传附子皋传》：“（汉）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颜师古曰注：“高禖，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禖祠，而令皋作祭祀之文也。”汉武帝年二十九始得太子（戾太子），乃“为立禖”，“高禖之祭， 设坛于南郊”。魏晋南北朝，各国皆有高禖之祭，但直至唐、宋时，才依照礼经制定了礼仪。宋代高禖坛，以青帝为高禖，于春分之日行礼。金代高禖祀青帝，在皇城之东永安门北建木制方台，正位祭的是昊天上帝，台下才设高禖神位。清代无“高禖”之祀，而有“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之祭，又称“换索”，据说主要目的是保婴（《清史稿·礼四》）。
其实，作为古越的“精神领袖”大禹，亦兼有高禖神的“职能”。《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大禹父亲“鲧娶有莘氏之女……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大禹）”。闻一多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解释为“《史记·夏本纪· 索隐》引《世本》、《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都称禹为高密”，原来“高密即高禖，禖通作密，犹之乎禖宫通作+宫”。① 既然大禹兼有高禖神的“职能”， 那“奉认”大禹为远祖的东瓯王，在王城东部路桥小人尖太一坛祭祀高禖，祈求东瓯国运久长，亦在情理之中。据此，形似“手榴弹”的青铜器，当属“高禖神根”。
“禹王坟葬越山中，自此行祠遍浙东。淡薄神情言不尽，勤劳气象画难工。
乘累惯走山头路，刊木偏留庙侧枫。里党知君明德远，于今尚乐报丰功。”这是清代嘉庆六年（１８０１）十二月，进士应文鸿所作的《题禹王庙》诗篇。应文鸿在诗中热情地讴歌了大禹的治水精神与后人的追思之情。东瓯山水，也不例外， 多留有纪念大禹治水的传说与纪念大禹的遗迹。
在今台州九个县（市、区）中，古代多建有纪念大禹治水的“平水庙”。
这应是最早的“平水神”信仰，后才演变为海神、江神、河神、潭神等众多的水神信仰。最早记载台州大禹遗迹的是南朝刘宋孙诜的《临海记》：“（临海）东刊山，山极高远，盖禹随山刊木，因以为名。”最早记载台州“平水庙” 的是南宋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祠庙门》：“（临海）平水庙，俗又云：此禹王庙，庙在江滨。旧传：潮自南来，虽巨潦，至庙下必退，近庙田无水患，民德而祠之。” 然而最具传奇色彩的则是仙居的韦羌山，因为上有传为大禹所刻的“蝌蚪文”。《嘉定赤城志·山水门四》载：“韦羌山，在（仙居）县西七十里，绝险不可升。按《临海记》云：此众山之最高者，上有石壁，刊字如蝌蚪。晋义熙（４０５— ４１８）中，周廷尉为郡，造飞梯以蜡摹之，而人莫识其义。俗传夏帝践历，故刻此石。其后（郡）守阮录携吏民往观，云雨晦冥，累日不见而旋。” 韦羌山在浙江仙居县淡竹乡境内，此处千峰叠嶂，万壑峥嵘，竹林幽幽，流水潺潺，四季风景如画。在一座千仞绝壁上，布满了呈现人工镌凿的日纹、月纹、虫纹、鱼纹等奇异图案符号，这就是相传为大禹所刻的蝌蚪文。从东晋义熙年间的周廷尉“造飞梯以蜡摹之”起算，也已１６００余年。此后郡守阮录和北宋仙居县令陈襄亦“携众以观”，终因崖高路险，“云雨晦暝”，未果而归。陈襄还心存感叹：“去年曾览《韦羌图》，云有仙人古篆书；千尺石岩无路到，不知蝌蚪字何如？” １９８５年，台州文物普查验收组，用２８—２００毫米变焦相机，对崖面远距离进行拍摄放大，逐点分解，似见痕迹。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６日，由“安洲影艺社” 组织的探险队，聘请了相传三代以采珍稀药材野生石斛为生、具有４０多年攀崖经验的山民潘余龙，从崖顶悬索而下，在高崖面不到一米的近处拍摄到许多实物照片。根据潘余龙叙说和从拍到的照片看，蝌蚪崖崖面平整如削， 长约４０米，宽约５０米，成极规则的长方形，面积近２０００平方米。绝壁的崖面石质坚硬，布满了一个个凸出的半球，半球高出崖壁平面约５厘米，直径７—１２厘米不等。在每个半球边缘，均有一条约２厘米深的圆形小沟。半球之间相隔约１５厘米，纵横排列有序、似有日、月、虫纹及海洋生物图案的痕迹。
探险结果披露报端后，国内外学者引起很大兴趣。但结论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这是少数民族古畲族留下的文字；有的把它与六七千年前的仙居下汤人联系起来，认为是先民的遗迹；当地老百姓一直相传为夏禹治水时所刻；有的则持否定态度，认为蝌蚪文根本不存在，是子虚乌有的事；有的则展开丰富的想象，说那是外星人留下的杰作。
据《人民日报》报道，目前我国已发现神秘的、有待破解的原始文字或符号共八种，即曾疑为古籍伪作的《苍颉书》、《夏禹书》，贵州的“红岩天书”、“夜郎天书”，四川出土的“巴蜀符号”，云南发现的“东巴文字”，绍兴禹庙的《岣嵝碑》和仙居的“蝌蚪文”。
上述八种文字中，从发现的时代看，以仙居“蝌蚪文”最早，在南朝孙诜著《临海记》中就称韦羌山“上有石壁，刊字如蝌蚪”。《宋书·州郡志》亦称“天姥山（韦羌山别名）与括苍山相连，石壁上有刊字科斗形，高不可识”。
以释读难度论，亦惟蝌蚪文为最。其他七种文字或存于书，或现于出土器物，或写于木石，或刻于石碑，或镌于石壁，均属有目共睹之字。而惟独蝌蚪文扑朔迷离，至今还未见其摹本。即使是山民潘余龙所摄之图片，一是局部而非全部；二是因距离太近而图片不清。
２００４年２月，中央电视台记者在仙居县淡竹乡采访时，偶然得知在淡竹乡政府对面的山上有一块刻有神秘文字的石头，立即前往探秘。在现场，他们看到有一块约三四十平方米的巨石，上方的荒草丛中有几条裸露在外的石刻线条，拨开泥土，可以看到许多动物形状的字符，排列整齐，纹路清晰可见，刻痕深度约有一厘米。这是否就是人们寻觅千年的蝌蚪文，至今仍是个谜。
大禹治水的精神与传说是东瓯古越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大禹作为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忘我精神与高贵品格，更是中华民族“公而忘私”的典范。从北方的“西戎”，到南方的“百越”，无不奉大禹为“精神领袖”。数千年来，大禹圣庙遍布大江南北，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主要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