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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瓯”之所以能指称永嘉与今温州，主源有二：一是源于东晋郭璞《山海经·海内南经》中“瓯在海中”注：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歧海中也；二是源于南朝刘宋郑缉之的《永嘉记》的郑记：瓯水出永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正是这两条“郭注”与“郑记”，随着《山海经》和《史记三家注》的广为流传，深深地影响着历代的典籍与千余年的“东瓯”具体指称，至今仍左右着百越学界“东瓯”具体指称的导向。
  １． “永宁即东瓯”解北宋学者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八《江南东道·明州·台州》中载： 黄岩县（东南一百五里，旧三十乡，今十二乡），汉县，顺帝永和元年置。今温州永嘉县，属会稽郡是也，历六朝不改。至隋废之，以其地并入临海县。唐上元二年四月复析临海县地以置之，天授元年八月改为黄岩， 以其山顶有黄石，故以名之。
  东晋郭璞所注“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其实此时的临海，即临海郡。永宁县治尚在台州温黄平原的东瓯城（今温岭大溪东瓯古城）。乐史《太平寰宇记》载东汉永和元年（１３６）设立永宁县（现通行说法是永和三年，即公元１３８年设立永宁县），其原由是因为阳嘉元年（１３２），台州沿海一带发生曾旌起义，聚众千余攻打章安等地，继而进军宁绍平原，并杀鄞县、句章令，旋被官兵镇压。
  永宁设县主要是为了加强台州湾沿海的管理而设置的。因此当时不可能把县治设到今永嘉县境内。故三国史学家韦昭最先对“东瓯”的具体地点作出了解释：“（东瓯），今永宁。”①东晋郭璞也据之注《山海经》“瓯在海中”时进一步细化：“今临海（郡）永宁县，即东瓯。”唐高宗上元二年（６７５），因温黄平原是汉永宁的故地，故在此重设永宁县。天授元年（６９０），为避免重复才改名黄岩县。
  东晋太宁元年（３２３），从临海郡分出永嘉郡，永宁县治才从温黄平原的东瓯古城，移治至瓯江南岸，与郡同城而治（见本书《东瓯分治考》）。由此可见，郭璞所注“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其临海是指临海郡，永宁县即今温黄平原的温岭大溪东瓯古城。这已经为当前学界所确认。
  ２． “昔有东瓯王都城”解南朝刘宋郑缉之的《永嘉记》的“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是孤证的佚文。不仅文不通、意不顺，且非常拗口；更主要的是一千七百多年来，今温州瓯江南北均未发现“东瓯王都城”遗址与“东瓯文物”。一千七百多年来，东瓯学者连“东瓯王都城”遗址的准确地点，到底在温州瓯江南北也搞不清楚。这充分说明郑缉之的《永嘉记》中“昔有东瓯王都城”的记载，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无非是两种可能： 一是郑缉之的《永嘉记》系反复辗转传抄之书，在反复辗转传抄过程中所出现的差错。
  《永嘉记》中有一条与永嘉毫无相关的记载：“怀化县有蒋公胡，父老传云， 先代有祭祀祈请者，湖辄下大鱼与之。”怀化县在湖南，与永嘉毫不相涉。唐代学者徐坚《初学记》卷七《地部》引此记，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六十六·地部》引此记时，将“怀化县”引为“怀北县”。这说明《永嘉记》在反复辗转传抄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差错。同样，《永嘉记》“昔有东瓯王都城”的记载，亦是在反复辗转传抄过程中所出现的差错。
  二是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引注该记时所误增。
  郑缉之的《永嘉记》早佚，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引注该记，亦系反复辗转传抄之书。北京外国语学院程金造教授，毕生治《史记索隐》。对其所引４１２ 种古籍，分别撰写提要。程金造教授认为司马贞所引据之书，均为传抄之书。
  程金造认为：“盖小司马生当唐初，诸所引据，皆传抄之本，非为锓刻之出于南宋以后者。当时因无雕版印刷，故《史记索隐》所引皆传抄之本。”①又因“唐人注书，习沿六朝”，撰注者“万卷胸罗，信手著定”，而“往往出于忆记，失检原书”，结果或“误举书名，或错标篇目”（同上）。不像清代“乾嘉考据学”那样严谨：“殊不似清乾嘉学者，注释经子，大名小名，备举无遗，检寻校核，准确不误也。”因此程教授认为《史记索隐》差错较多，如《吕氏春秋》误作《春秋》，“天官小宰”误为“司寇”，长沙王吴芮玄孙“吴差”误为“吴产”等，“至其传抄、锓刻、伪误、敷脱之端，亦多有之”（同上）。
  台州籍学者应三玉博士在《〈史记〉三家注研究》第七章《〈史记〉三家注存在的问题》（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中，专门列举了《史记索隐》的十五大差错： 一是断句误；二是注音误；三是释义误；四是注山川地望误；五是注人名误；六是注人物关系误；七是注史事或纪年误；八是注礼仪、典章制度、官职、谥号误； 九是阐发义理误；十是引证误；十一是引注不实误；十二是以讹传讹误；十三是前后矛盾误；十四是附会臆说误；十五是注文畸轻畸重误。
  正因为《史记索隐》差错较多，其所引《永嘉记》“昔有东瓯王都城”这条靠不住的“孤证佚文”，非常值得我们怀疑。历史是客观的，而人对历史的认识则是主观的。人能多大程度去反映客观历史，这就需要甄别。
  一个区域文明史开发的早与迟，可以通过一个区域的“金石记录”来反映。
  浙江金石方面的最早记录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前２１０）东巡会稽郡时，秦始皇命李斯所书的“秦会稽石刻”（清阮元《两浙金石录》卷一）。据晚清台州学者黄瑞编纂的《台州金石录·台州砖录》卷一载：台州最早的铭文砖是临海章安（今为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出土的汉武帝“建元三年（前１３８）铭文砖”；而据晚清温州学者戴咸弼、孙诒让编纂的《东瓯金石志》卷一载：温州最早的铭文砖是西晋太康二年（２８１）瑞安出土的“陈卓人铭文（墓）砖”。可见，“金石记录”是一个区域文明史早与迟的标志。古会稽绍兴是中国古越文化的中心，是浙江文明史开发最早的区域，因此古越绍兴在清阮元所编《两浙金石录》中名列浙江金石记录第一。从历史看，台州文明史开发迟于绍兴、早于温州。因此台州最早的“金石记录”，则是汉武帝建元三年的铭文砖。而温州真正的文明开发则是在东晋太宁元年（３２３）从台州的临海郡分设永嘉郡之后，故温州最早的“金石记录”，也是在西晋太康二年（２８１）的“陈卓人铭文（墓）砖”。与其文明史开发基本一致。
  据此，温州市境内并未真的建立过东瓯都城。且不说其有无东瓯都城遗址，就连东瓯都城建在瓯北、还是在瓯南，一千七百多年来根本无法确认。如果说有，也是建立在后人的误解和附会上。后人的误解和附会的主要源头就是郑缉之《永嘉记》的佚文“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① 据考，这段佚文应为“昔有东瓯王都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此佚文见于清代咸丰年间的永嘉学者黄汉所辑反映古代温州地方文化的史籍《瓯乘补》二十卷（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五十八册）。其卷一《逸周书·王会》条下注引《永嘉郡记》并非是“昔有东瓯王都城”，而是“昔有东瓯王都亭”：“《（史记）索隐》曰：‘瓯，水名。’《永嘉郡记》云‘水出宁城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东瓯王都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一字之差异，反映了南朝刘宋郑缉之的《永嘉记》佚文在千余年的流传中肯定会有不同的版本。再说千余年来佚文反复传抄，多几个衍字也是正常的。删去多余的字，就文通意顺了。
  “都亭”实为都邑中的传舍。秦法：十里一亭，郡县治所置则都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于是相如往，舍都亭。”司马贞《史记索隐》：“临邛，郭下之亭也。”《越绝书》卷八：“（秦始皇）以其三十七年，东游之会稽……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寒山子诗集》：“养子不经师，不及都亭鼠。”《刘梦得文集》卷八《元和甲午岁，诏书尽征江湘逐客，余自武陵赴京，宿于都亭，有怀续来诸君子》：“云雨江湘起卧龙，武陵樵客蹑仙踪。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洪适《盤洲文集》卷二十六《都亭驿记》：“秦罢籓封，而来远之政不废。
  建驿设馆，以慰征人。汉唐因之，至今不替。此都亭驿之建于临安行在之辅， 盖有自矣。崇宁中，上命建驿宾、致方贡。今上即位，驻跸临安。诏立都亭驿于畿邸，以馆北使，规度崇闳。”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历代封爵考》中指出：“乡亭之以都名者，胡三省曰：凡郡县皆有都亭；《秦法》：十里一亭，郡县治所则有都亭。”（《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郑缉之《永嘉记》说“今犹在也”的只能是“东瓯都亭”。因温州古在东瓯国境内，故也可称为“东瓯”。“都亭”即永嘉郡城近郊的驿站。元末方国珍割据台州、温州、庆元（宁波），其主要谋士台州刘仁本有《自东嘉别刘谷瑞照磨偕周县尉同舟上括苍》诗云：“访旧东瓯驿，维舟傍柳阴。
  孤城当斗口，两塔涌江心。奈负参谋醉，偶同仙尉吟。括苍何处是，西望白云深。”（《羽庭集》卷二）可见“东瓯都亭”，即为东瓯驿站。因此，“积石为道，今犹在”的只能是历代不断修缮的驿站与驿道，并非是温州历史上“莫须有”的“东瓯王都城”。
  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张玉莲女士在《汉代都亭考》中指出：“两汉时期，都亭是指以治安管理为主的城市之亭。除街亭外，都亭还包括两类特殊的亭：门亭和旗亭。都亭的设置非常普遍，郡、国、县、道治所所在之城乃至大小城邑皆设。各城所设都亭的数量不定，一般大城多设，小城少设。都亭负责治安管理，同时兼有行宿功能，非常时期还发挥着相应的军事作用。都亭的功能与其建筑结构密切相关。都亭内部空间一般较大，亭设楼，楼中多有室，是一种兼具行政与实用功能的建筑。”可见，只有如此解读郑缉之的《永嘉记》佚文“昔有东瓯都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这才比较符合历史原貌。
  ３． 所谓“温州东瓯王都城”，其实至今还是一座有名无实的“三无都城” 其实，所谓“东瓯王都城”在温州，至今还是一座有名无实的“三无都城”： 即无确切地点；无王城遗址；无东瓯文物。
  第一，无确切地点。城池并非坟墓、祀庙等小型建筑，因年代久远，荒湮而无踪可寻。
  作为名列《史记》、《汉书》的西汉王国，即使都城规模少于同时代的闽越国与南越国，能出兵万人参加“七国之乱”，并能移民四万、举国北迁江淮的东瓯国，其都城起码不会少于《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①的规制。东瓯国除后２７６年的东汉永和三年（１３８），在今台州境内首设永宁县时，因温州境内尚未开发，更无“东瓯王城”可治，县治只能设在今温黄平原的大溪东瓯古城，即郭璞所说的“临海永宁县即东瓯”。
  《（光绪）永嘉县志》（卷三）：“永宁始立于汉，而郡名永嘉，盖自晋始矣；惟晋之永宁治（瓯）江北，而城无考”；其卷廿一《古迹志一》又载：“永宁新城，去（温州）府治六里，在江北贤宰乡。郭璞初议立城于此，后迁过江。今其地为田野，犹称‘新城’云。”永嘉设郡后，亦因无王城可治，永宁县治地偏，瓯江南部还有数县相属，不便居中管理，才移治瓯江南岸。而一百多年后的刘宋郑缉之， 竟然还能看到“昔有东瓯王都城……今犹在也”，岂非“天方夜谭”？ 从现存温州最完整的方志《（弘治）温州府志》看，在“城池”“古迹”中无载。
  只是在“邑里·廿都瓯浦”条，下注“东瓯王故城”②五字。清乾隆廿一年编修的《乾隆温州府志·城池》（台湾《中国方志集成》版）中亦无踪影。目前都城故址，温州主要有“市郊瓯浦”与“瓯江北岸”，即“瓯江南北”两说。１９９８年出版的《瓯越文化史》，则承《光绪永嘉县志》旧说，认为都城故址，“应在瓯江北岸”（蔡克骄：《瓯越文化史》，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８年）。汉代的闽越国与南越国之都城（即今福州与广州），均有确切地点。唯独东瓯王都城，如从郑缉之《永嘉记》“东瓯王都城今犹在”起算，至今将近１５００多年。到现在温州还无确切地点， 岂非咄咄怪事？一座至少方圆九里的东瓯王都城，总不会毫无踪迹地从地面上全部蒸发掉吧。
  第二，无王城遗址。都城地点如不确切，但有相应的王城遗址亦可。如闽越国都城，目前有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与福州冶山汉城遗址两说，但两地均有汉城或汉宫遗址。于越国都城有无余旧都、允常之都、勾践之都（山阴小城、大城）等，除无余旧都因年代久远，只能确认地点而无遗址外，其他均有相应遗址。台州温岭大溪的东瓯古城，虽历经两千多年沧桑，依然保留着部分遗址， 并发现了东瓯大墓。其城垣遗址至今已废弃２１００多年，其部分遗址仍“今犹在也”。而温州东瓯王都城，既无确切地点，又无相应遗址。玄论千余年，“都付笑谈中”！ 第三，无东瓯文物。文物是凝固的历史，是外于文献的客观存在。文献为名，文物为物。名物一致，印证历史。文物的作用是为历史研究提供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从而增强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在西汉“两越三国”中，闽越国与南越国都相继出土了大量文物，如闽越国的“万岁”瓦当、“中门信印”铜印，①南越国王赵胡的“文帝行玺”、汉简、金镂玉衣等，②为研究闽越史与南越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依据。唯独温州，不仅找不到东瓯王都城的确切地点、相应遗址，就连东瓯国相关文物亦鲜见出土。
  当然，这并非要与闽越、南越两国竞比文物。但千余年来全凭着“昔有东瓯王都城，今犹在也”，这条靠不住的“孤证佚文”，自唐至今，辗转复读；再也拿不出其他足以佐证“东瓯都城在温州”的实物依据，此足以证明所谓的温州“东瓯王都城”，是一座名物不一，有名无实的空中楼阁，海市蜃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