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一、商周时期的东瓯国
内容
“东瓯”之名，在正史中最早见于《史记·孝武本纪》：“（汉武帝）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后世谩怠，故衰秏。’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 而在《史记·吴王濞列传》中“东瓯”又称“东越”：“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余万人。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此指西汉吴王刘濞因不满西汉王朝推行削藩政策，为发动“七国之乱”， 而遣使南下联络闽越王和东越（瓯）王共同起事。此处“东越”即“东瓯”。
在《史记》中，“东越”有广、狭两种涵义： 一是广义的“东越”，是指浙东南至福建全境，如《史记·东越列传》就将“东瓯”与“闽越”合为一传。“东瓯”是指今台州、温州、丽水三地，“闽越”则为今福建省全境。
二是狭义的“东越”即“东瓯”，即今台州、温州丽水三地，上《史记》所述“昔东瓯王敬鬼”与“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之例，即是明证。这也为当今东瓯与百越学界所公认。
秦汉时期的东瓯国容易搞清楚，问题是先秦时期的东瓯国，虽有“五国”之说，但毕竟缺少文献与文物的支撑，因此至今仍是“一头雾水”。惟一的方法， 依然要求证于文献与文物。
从历史文献看，“东越”之名又始见于《逸周书·王会》“东越海蛤”：“东越海蛤，欧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姑于越纳，曰姑妹珍。且瓯文蜃，共人玄贝， 海阳大蟹。自深桂，会稽以鼍。皆西向。”①“东越海蛤”，是指台州及东南沿海的“东越”方国，早在西周初期，就向周成王进贡海产品海蛤，这表明台州及东南沿海的东越航海足迹已达中原。
而“东越”之名则源于《逸周书·王会》所附《伊尹朝献·四方献令》“正东越沤”。公元前１６世纪，殷汤灭夏桀王，诸侯朝服。殷汤对大臣伊尹说：诸侯贡物，往往舍近求远，非本地所产，这样会加重诸侯国的负担。以后要颁布《四方献令》，命诸侯国因地制宜，进贡本地特产。伊尹受殷汤之命，制定《四方献令》。其中东方符娄、仇州、伊虑、沤深、十蛮、越沤等国，因地处沿海，以海味与利剑为贡物，“请令以鱼皮之鞞，乌鲗之酱，鲛盾利剑为献”。南方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等国，因地处热带且近海，以山海珍奇为贡物，“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后遂简称“东越”、“东瓯（沤）”、“东区”、“沤越”、“瓯越”。宋罗泌《路史·国名纪·越沤》载：“《（伊尹朝献）· 四方令》：‘越沤在正东。越之分（封）。’或云即‘瓯人’。沤、欧、瓯、区，（古）通（借）。”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王震中研究员《简论邦国与王国》（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９日）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国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与三种形态：邦国———王国———帝国，即由最早的邦国发展为夏商周时期的王国，再发展为秦汉以后的帝国。王国是在邦国基础上发展而成，帝国也在王国基础上发展而成。邦国即方国，名为“都邑国家”或“城邑国家”；王国是既能支配本邦亦能支配庶邦、属邦的“王邦国家”。
笔者认为：中国的国家发展确如王震中先生所说的经历了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与“三种形态”，但主要是指中央政府与实力强大的诸侯国而言。当时东西南北有众多的方国或邦国，正如《尚书·尧典》所说帝尧能“协和万邦”；《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甲骨文中用方国之“方”来表达邦国之邦，称作“某某方”或“某方伯”等。到周代，金文中的“邦”字从邑，与“国”字义趋同。二字既用于表示“国都”（即都城）之意，也用于今之“国家”之意。当时的中原文明，远高于其他区域的文明。即使在众多的方国或邦国中，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像当时东越（即浙江东南部和福建全境）的区域内，到底是存在一个、还是几个方国或邦国？其政治结构与社会形态，是“族邦”制、“酋邦”制、“邦国”制、还是“王国”制？由于缺乏文献记载和文物考古相关史料，至今还是个谜，还需要努力探索。
从《逸周书·王会》所附《伊尹朝献·四方献令》“正东越沤”以及《逸周书·王会》“东越海蛤”看，如果说在成汤时期，“东越”是个“部族制”的方国；那么至迟在西周初期，起码已是“酋邦制”的方国了。周成王二十五年（公元前１１ 世纪末，即《竹书纪年》首载“于越来宾”后的翌年），周公营建东都洛邑告竣，还政于成王。遂于洛邑大会天下诸侯。《逸周书·王会》（卷七）就是记载周成王于洛邑大会天下诸侯和各诸侯国贡献的盛况。王会即周成王之会。在“主席台”四周，按方位排列天下诸侯与贡物。自外台东第十二位起就是“东越海蛤， 欧人蝉蛇”了。此处“东越海蛤”，应是指东瓯。“欧人蝉蛇”，应是指广东、海南一带。因广东、海南一带自古就称为“瓯”，至今仍保留“蝉蛇”风俗。而在浙江东南部的东瓯，自古未见“蝉蛇”风俗的文献记载和古今民俗的遗传。在中国南方百越民族地区，“瓯”就是“越”。因滨海临江而称为“瓯”，因南方百越少数民族众多而统称为“越”。因而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明确指出“瓯，（即）越也”，说明“瓯”“越”相互通称。蒙文通先生在《越史丛考·百越民族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中指出：“自勾践强大，越名始著；‘越’后遂用为南方民族之泛称。古人用越为泛称，本无不可；而今人必持此泛称，以为具体民族，则余不知其可也。”周成王之会，既已排列“东越”之名，以下排列顺理成章就是广东“欧人”。
西周时期的“东越”已是“东瓯国”，这见于东晋王嘉的《拾遗记》（卷二）中： （周昭王）二十四年（约前９７７年），涂修国献青凤、丹鹊，各一雌一雄。
孟夏之时，凤、鹊皆脱易毛羽。聚鹊翅以为扇，缉凤羽以饰车盖也。扇一名游飘，二名条翮，三名亏光，四名仄影。
时东瓯献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娱。使二人更摇此扇，侍于王侧，轻风四散，泠然自凉。此二人辩口丽辞，巧善歌笑，步尘上无迹，行日中无影。及昭王沦于汉水，二女与王乘舟，夹拥王身，同溺于水。故江汉之人， 到今思之，立祀于江湄。数十年间，人于江汉之上，犹见王与二女乘舟戏于水际。
至暮春上巳之日，褉集祠间。或以时鲜甘味，采兰杜包裹，以沉水中。
或结五色纱囊盛食，或用金铁之器，并沉水中，以惊蛟龙水虫，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号曰“招祇之祠”。缀青凤之毛为二裘，一名燠质，二名暄肌，服之可以却寒。至厉王流于彘，彘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裘，遍于彘土。
罪入大辟者，抽裘一毫以赎其死，则价值万金。
东晋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晋书》卷九十五有传。所著《拾遗记》十卷，又名《拾遗录》、《王子年拾遗记》。今传本经过南朝梁宗室萧绮的整理，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明嘉靖十三年（１５３４）世德堂翻宋本。另有《稗海》本，文字与世德堂本出入较大。今人齐治平有校注本《拾遗记》。
王嘉所记“东瓯二女”之事，虽离西周年代久远，但在楚地湖北汉水之滨建立纪念“东瓯二女”的“招祇之祠”，并已经形成纪念民俗，这当是事实。南朝梁宗室萧绮在《拾遗记》（卷二）中，对“东瓯二女”以身殉王的事迹作了充分的肯定： 成、康以降，世祀陵衰。昭王不能弘远业，垂声教，南游荆楚，义乖巡狩，溺精灵于江汉，且极于幸由。水滨所以招问，《春秋》以为深贬。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贞节。精诚一至，视殒若生。格之正道，不如强谏。楚人怜之，失其死矣。
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祓禊曲三首》诗序中曾引录王嘉《拾遗记》中“东瓯二女”以身殉王的事迹： 王子年《拾遗记》曰：周昭王溺于江汉，（东瓯）二女延娟、延娱，与王乘舟，夹拥王身同没焉。故江汉之人，到今思之。至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间。或以时鲜甘味，采兰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结五色纱囊盛食，或用金铁之器，并沉水中。言蛟龙畏五色、金铁，则不侵此食也。
元代诗人杨维祯《铁崖先生复古诗集》卷一《汉水操》诗序中亦引录“东瓯二女”一事： 王子年《拾遗记》曰：周昭王溺于汉水，（东瓯）二女延娟、延娱，从王夹拥王身同没焉。故江汉人至上巳日，褉集祠间，以为风俗。
以上记载说明西周时期的“东越”，已是“东瓯”无疑。因为《竹书记年》所记“于越来宾”，与《逸周书·王会》所记周成王之会的“东越海蛤”，说明当时已存在“于越”和“东越”两个方国。这可以从同属于东瓯国疆域的台州、温州两地相继发现的西周文物中得到佐证。
东瓯国台州西周文物 １９８７年在东瓯王城遗址温岭市大溪镇附近发现了沈岙村下岙山南麓发现西周陶窑址，西周陶窑址面积约５００平方米。堆积层中存有大量黄色陶片和变形器物，有双系罐、垒、樽等，陶色有银灰和黑灰色， 多数器物不施釉，纹饰有布纹、弦纹、方格纹。这说明早在西周时代，东瓯王城遗址一带就有较大的人口聚居点（详见本书《东瓯都城考》）。更为重要的发现是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东瓯王城遗址邻近的温岭楼旗村发现西周蟠龙盘和台州市路桥区小人尖西周祭祀遗址。
１９８４年３月，在东瓯王城遗址邻近的温岭琛山乡楼旗村（今属温岭市温峤镇）出土了西周青铜蟠龙盘，高５２．２厘米，外径６１．６厘米，内径５５．４厘米，内深１２．８厘米，中以浮雕手法铸出一条出水夔龙，龙首凸出盘心９．５厘米，高圈足，重２２．５公斤。此盘上下腹部分作两道环状图案，上为夔龙，下为饕餮。两条环状图案，各以六条扉棱，等分为六组纹饰。上为十二夔龙（相对），下为六饕餮（相向）。上下各六组图案，均以细线云雷纹为底纹。经考古鉴定为西周礼器蟠龙盆。造型奇特，工艺精湛，堪称一绝，素有“盘王”之誉，现为国家一级文物。蟠龙纹流行于商代后期至战国，龙则是王权的象征，因而蟠龙盘为国君之器无疑。楼旗村距东瓯王城遗址附近不远，在此出土西周青铜蟠龙盘，当为东瓯国世传的宴飨或祭祀礼器。
１９９０年５月，位于居东瓯王城遗址东部十余公里的台州市路桥区（时属黄岩市路桥区）小人尖发现了西周祭祀遗址，出土了７８件周代文物。其中，青铜器有戈、矛、钺、斧、镞、剑、针、锥、锛、桷、尊、勺等２２件，青瓷器有豆、罐、簋等４９件，另有玉环等５件、羊角把陶鼎和石镞等。这是台州东瓯西周文物考古的重大发现。
小人尖海拔２００多米，遗址分布面积１２０平方米。遗址距地表１．３米，呈凸字形。经专家鉴定，在离地表１．３米以上，属东周时期的文物，离地表１．３ 米以下，为是西周时代的文物。文物多分布在凸字形石台上。青铜器排列于石台东南角，原始青瓷器在东北角，西南角为青铜器、原始青瓷器和玉器混合放置。或五件一组（间有孤件），仰置呈梅花状；４５件原始青瓷豆一组，呈“Ｔ” 形侧叠。原始青瓷器釉色青绿和青中泛黄，玻化程度高；纹饰有席纹、曲折纹、Ｓ纹与勾连回纹。青铜器纹饰主要是：高２３．８厘米的青铜尊，腹部为云雷纹地饰兽面纹与鸟纹；长２４厘米的青铜戈，有长阑，阑两侧上饰凹弦纹，内镶嵌如意形绿松石；尚有一件造型奇特的“无名”青铜器，造型酷似“手榴弹”，实属罕见。此后小人尖西周祭祀遗址，陆续发现了西周直筒罐与战国旋纹碗等文物，现存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与台州文物部门，从遗址的地理环境，遗址形制、文物分布、器物品类、器形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后，认为这批文物“不属于一般的生活用品”，而是“较为珍贵的祭祀礼器”。因而确定为西周祭祀遗址。① 东瓯国温州西周文物 ２００３年９月８日，温州市瓯海区仙岩镇穗丰村村民在村北杨府山上建公园时发现一座土墩墓。墓地所在的后山高约４０米，层峦叠翠，一直绵延到山顶。发掘现场就在坡顶，面积约３００平方米。９月１２ 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元甫带领考古队员入场，正式开始发掘。
挖掘出一件通高４２厘米，直径３５厘米的大型青铜铙和一件口径为１９厘米的青铜鼎。至１５日，又出土一件青铜簋，５０多件青铜矛、青铜箭镞和青铜剑、戈， 同时还出土玉管、玉玦、玉镯等玉饰品，合计共出土青铜器６０多件，玉器１５件（玉管、玉蚷、玉镯）。经考证，该墓属西周时期（距今约３０００年），出土文物很有价值，其中青铜鼎、青铜簋、青铜铙，尤为珍贵。
穗丰西周土墩墓遗址的文物排列非常有规律，短剑、青铜簋、三足鼎、矛头、玉器、戈、青铜铙等自北向南成直线。虽然墓主的尸骨早已不存，但从墓地北高南低的情况看来，当时很有可能是头朝北埋葬的。玉器为其随身携带的殉葬品，其中还有两把青铜剑夹一玉璧，做“双剑合璧”状。
从葬制来看，它严格按照中原的礼乐制度，即代表着秩序，象征社会身份和等级。而鼎、簋、铙等在西周的墓葬里是最重要的祭器和礼器。按礼制，一般天子是用九鼎八簋，诸侯是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老百姓是不能使用鼎、簋等重器的。从穗丰西周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来看，出土的礼器按照当时的礼乐制度，器型和纹饰也与中原的完全相同。从井然有序的器物排列来看，应是一个高级别的贵族墓地。穗丰西周土墩墓是浙江省继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台州路桥小人尖发现西周祭祀遗址后的又一次重要考古发现。① 从东晋王嘉《拾遗记》所载“东瓯二女”与台州、温州西周文物考古看，在台州、温州一带的确存在东瓯国。
一是从文献角度已经证实，早在西周初期分别存在“于越国”和“东瓯国”。
二是温岭出土的西周蟠龙盆，当为东瓯国国君的礼器。
三是台州路桥小人尖作为西周祭祀遗址，其实就是东瓯国的祭天禅地的场所。路桥有大人尖、小人尖两座山峰，高者为大人尖，即主祭东皇太一的天坛“太一坛”。稍低者为小人尖，即东瓯国禅地的地坛。小人尖出土的七十多件青铜器和原始青瓷器，即“瘗埋”于此。《礼记·祭法》载：“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泰坛”是指祭天之坛，“泰折”是指祭地神之处。“燔柴”即将祭品奉于柴上燔烧，以供天神使用；《周礼·春官》中有“以实柴祀日月星晨”之说。“瘗埋”就是将祭品埋于坑内，以供祭山神和地神使用。《礼记·祭法》孔颖达疏“瘗埋于泰折，祭地也者，谓瘗缯埋牲，祭神祇于此郊也”。
四是小人尖出土４５件原始瓷豆，这与《周礼·周官·掌客》中所载“凡诸侯之礼，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豆十有四”的诸侯王豆数相符。
五是出土祭祀专器陶瓠，《礼记·郊特性》载：“器用陶瓠，以象天地之性也。”《汉书·郊祀志》西汉王室祭祀有载：“其牲用犊牛，其蓆藳稭，其器陶瓠， 皆因天地之性。”《通考》曰：“周之始，器用陶瓠，以象天地之性，报本返始也。” 陕西《考古与文物》１９９２年第３期首页载：“福建崇安汉城遗址出土瓠壶，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中曾出土过瓠壶，其他地方未见。”瓠壶在福建崇安王城遗址和南越王墓中出土，可见其等级之高，应属王侯用器。
六是温州瓯海穗丰西周土墩出土的青铜器，其时代特征和工艺风格，与台州小人尖西周祭祀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基本相似，尤其是路桥小人尖与瓯海穗丰出土的西周青铜剑，其形制如出一辙，可证实温州在西周时期亦属东瓯国范围。
在《史记》中，“东越”有广、狭两种涵义： 一是广义的“东越”，是指浙东南至福建全境，如《史记·东越列传》就将“东瓯”与“闽越”合为一传。“东瓯”是指今台州、温州、丽水三地，“闽越”则为今福建省全境。
二是狭义的“东越”即“东瓯”，即今台州、温州丽水三地，上《史记》所述“昔东瓯王敬鬼”与“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之例，即是明证。这也为当今东瓯与百越学界所公认。
秦汉时期的东瓯国容易搞清楚，问题是先秦时期的东瓯国，虽有“五国”之说，但毕竟缺少文献与文物的支撑，因此至今仍是“一头雾水”。惟一的方法， 依然要求证于文献与文物。
从历史文献看，“东越”之名又始见于《逸周书·王会》“东越海蛤”：“东越海蛤，欧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姑于越纳，曰姑妹珍。且瓯文蜃，共人玄贝， 海阳大蟹。自深桂，会稽以鼍。皆西向。”①“东越海蛤”，是指台州及东南沿海的“东越”方国，早在西周初期，就向周成王进贡海产品海蛤，这表明台州及东南沿海的东越航海足迹已达中原。
而“东越”之名则源于《逸周书·王会》所附《伊尹朝献·四方献令》“正东越沤”。公元前１６世纪，殷汤灭夏桀王，诸侯朝服。殷汤对大臣伊尹说：诸侯贡物，往往舍近求远，非本地所产，这样会加重诸侯国的负担。以后要颁布《四方献令》，命诸侯国因地制宜，进贡本地特产。伊尹受殷汤之命，制定《四方献令》。其中东方符娄、仇州、伊虑、沤深、十蛮、越沤等国，因地处沿海，以海味与利剑为贡物，“请令以鱼皮之鞞，乌鲗之酱，鲛盾利剑为献”。南方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等国，因地处热带且近海，以山海珍奇为贡物，“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后遂简称“东越”、“东瓯（沤）”、“东区”、“沤越”、“瓯越”。宋罗泌《路史·国名纪·越沤》载：“《（伊尹朝献）· 四方令》：‘越沤在正东。越之分（封）。’或云即‘瓯人’。沤、欧、瓯、区，（古）通（借）。”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王震中研究员《简论邦国与王国》（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９日）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国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与三种形态：邦国———王国———帝国，即由最早的邦国发展为夏商周时期的王国，再发展为秦汉以后的帝国。王国是在邦国基础上发展而成，帝国也在王国基础上发展而成。邦国即方国，名为“都邑国家”或“城邑国家”；王国是既能支配本邦亦能支配庶邦、属邦的“王邦国家”。
笔者认为：中国的国家发展确如王震中先生所说的经历了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与“三种形态”，但主要是指中央政府与实力强大的诸侯国而言。当时东西南北有众多的方国或邦国，正如《尚书·尧典》所说帝尧能“协和万邦”；《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甲骨文中用方国之“方”来表达邦国之邦，称作“某某方”或“某方伯”等。到周代，金文中的“邦”字从邑，与“国”字义趋同。二字既用于表示“国都”（即都城）之意，也用于今之“国家”之意。当时的中原文明，远高于其他区域的文明。即使在众多的方国或邦国中，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像当时东越（即浙江东南部和福建全境）的区域内，到底是存在一个、还是几个方国或邦国？其政治结构与社会形态，是“族邦”制、“酋邦”制、“邦国”制、还是“王国”制？由于缺乏文献记载和文物考古相关史料，至今还是个谜，还需要努力探索。
从《逸周书·王会》所附《伊尹朝献·四方献令》“正东越沤”以及《逸周书·王会》“东越海蛤”看，如果说在成汤时期，“东越”是个“部族制”的方国；那么至迟在西周初期，起码已是“酋邦制”的方国了。周成王二十五年（公元前１１ 世纪末，即《竹书纪年》首载“于越来宾”后的翌年），周公营建东都洛邑告竣，还政于成王。遂于洛邑大会天下诸侯。《逸周书·王会》（卷七）就是记载周成王于洛邑大会天下诸侯和各诸侯国贡献的盛况。王会即周成王之会。在“主席台”四周，按方位排列天下诸侯与贡物。自外台东第十二位起就是“东越海蛤， 欧人蝉蛇”了。此处“东越海蛤”，应是指东瓯。“欧人蝉蛇”，应是指广东、海南一带。因广东、海南一带自古就称为“瓯”，至今仍保留“蝉蛇”风俗。而在浙江东南部的东瓯，自古未见“蝉蛇”风俗的文献记载和古今民俗的遗传。在中国南方百越民族地区，“瓯”就是“越”。因滨海临江而称为“瓯”，因南方百越少数民族众多而统称为“越”。因而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明确指出“瓯，（即）越也”，说明“瓯”“越”相互通称。蒙文通先生在《越史丛考·百越民族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中指出：“自勾践强大，越名始著；‘越’后遂用为南方民族之泛称。古人用越为泛称，本无不可；而今人必持此泛称，以为具体民族，则余不知其可也。”周成王之会，既已排列“东越”之名，以下排列顺理成章就是广东“欧人”。
西周时期的“东越”已是“东瓯国”，这见于东晋王嘉的《拾遗记》（卷二）中： （周昭王）二十四年（约前９７７年），涂修国献青凤、丹鹊，各一雌一雄。
孟夏之时，凤、鹊皆脱易毛羽。聚鹊翅以为扇，缉凤羽以饰车盖也。扇一名游飘，二名条翮，三名亏光，四名仄影。
时东瓯献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娱。使二人更摇此扇，侍于王侧，轻风四散，泠然自凉。此二人辩口丽辞，巧善歌笑，步尘上无迹，行日中无影。及昭王沦于汉水，二女与王乘舟，夹拥王身，同溺于水。故江汉之人， 到今思之，立祀于江湄。数十年间，人于江汉之上，犹见王与二女乘舟戏于水际。
至暮春上巳之日，褉集祠间。或以时鲜甘味，采兰杜包裹，以沉水中。
或结五色纱囊盛食，或用金铁之器，并沉水中，以惊蛟龙水虫，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号曰“招祇之祠”。缀青凤之毛为二裘，一名燠质，二名暄肌，服之可以却寒。至厉王流于彘，彘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裘，遍于彘土。
罪入大辟者，抽裘一毫以赎其死，则价值万金。
东晋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晋书》卷九十五有传。所著《拾遗记》十卷，又名《拾遗录》、《王子年拾遗记》。今传本经过南朝梁宗室萧绮的整理，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明嘉靖十三年（１５３４）世德堂翻宋本。另有《稗海》本，文字与世德堂本出入较大。今人齐治平有校注本《拾遗记》。
王嘉所记“东瓯二女”之事，虽离西周年代久远，但在楚地湖北汉水之滨建立纪念“东瓯二女”的“招祇之祠”，并已经形成纪念民俗，这当是事实。南朝梁宗室萧绮在《拾遗记》（卷二）中，对“东瓯二女”以身殉王的事迹作了充分的肯定： 成、康以降，世祀陵衰。昭王不能弘远业，垂声教，南游荆楚，义乖巡狩，溺精灵于江汉，且极于幸由。水滨所以招问，《春秋》以为深贬。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贞节。精诚一至，视殒若生。格之正道，不如强谏。楚人怜之，失其死矣。
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祓禊曲三首》诗序中曾引录王嘉《拾遗记》中“东瓯二女”以身殉王的事迹： 王子年《拾遗记》曰：周昭王溺于江汉，（东瓯）二女延娟、延娱，与王乘舟，夹拥王身同没焉。故江汉之人，到今思之。至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间。或以时鲜甘味，采兰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结五色纱囊盛食，或用金铁之器，并沉水中。言蛟龙畏五色、金铁，则不侵此食也。
元代诗人杨维祯《铁崖先生复古诗集》卷一《汉水操》诗序中亦引录“东瓯二女”一事： 王子年《拾遗记》曰：周昭王溺于汉水，（东瓯）二女延娟、延娱，从王夹拥王身同没焉。故江汉人至上巳日，褉集祠间，以为风俗。
以上记载说明西周时期的“东越”，已是“东瓯”无疑。因为《竹书记年》所记“于越来宾”，与《逸周书·王会》所记周成王之会的“东越海蛤”，说明当时已存在“于越”和“东越”两个方国。这可以从同属于东瓯国疆域的台州、温州两地相继发现的西周文物中得到佐证。
东瓯国台州西周文物 １９８７年在东瓯王城遗址温岭市大溪镇附近发现了沈岙村下岙山南麓发现西周陶窑址，西周陶窑址面积约５００平方米。堆积层中存有大量黄色陶片和变形器物，有双系罐、垒、樽等，陶色有银灰和黑灰色， 多数器物不施釉，纹饰有布纹、弦纹、方格纹。这说明早在西周时代，东瓯王城遗址一带就有较大的人口聚居点（详见本书《东瓯都城考》）。更为重要的发现是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东瓯王城遗址邻近的温岭楼旗村发现西周蟠龙盘和台州市路桥区小人尖西周祭祀遗址。
１９８４年３月，在东瓯王城遗址邻近的温岭琛山乡楼旗村（今属温岭市温峤镇）出土了西周青铜蟠龙盘，高５２．２厘米，外径６１．６厘米，内径５５．４厘米，内深１２．８厘米，中以浮雕手法铸出一条出水夔龙，龙首凸出盘心９．５厘米，高圈足，重２２．５公斤。此盘上下腹部分作两道环状图案，上为夔龙，下为饕餮。两条环状图案，各以六条扉棱，等分为六组纹饰。上为十二夔龙（相对），下为六饕餮（相向）。上下各六组图案，均以细线云雷纹为底纹。经考古鉴定为西周礼器蟠龙盆。造型奇特，工艺精湛，堪称一绝，素有“盘王”之誉，现为国家一级文物。蟠龙纹流行于商代后期至战国，龙则是王权的象征，因而蟠龙盘为国君之器无疑。楼旗村距东瓯王城遗址附近不远，在此出土西周青铜蟠龙盘，当为东瓯国世传的宴飨或祭祀礼器。
１９９０年５月，位于居东瓯王城遗址东部十余公里的台州市路桥区（时属黄岩市路桥区）小人尖发现了西周祭祀遗址，出土了７８件周代文物。其中，青铜器有戈、矛、钺、斧、镞、剑、针、锥、锛、桷、尊、勺等２２件，青瓷器有豆、罐、簋等４９件，另有玉环等５件、羊角把陶鼎和石镞等。这是台州东瓯西周文物考古的重大发现。
小人尖海拔２００多米，遗址分布面积１２０平方米。遗址距地表１．３米，呈凸字形。经专家鉴定，在离地表１．３米以上，属东周时期的文物，离地表１．３ 米以下，为是西周时代的文物。文物多分布在凸字形石台上。青铜器排列于石台东南角，原始青瓷器在东北角，西南角为青铜器、原始青瓷器和玉器混合放置。或五件一组（间有孤件），仰置呈梅花状；４５件原始青瓷豆一组，呈“Ｔ” 形侧叠。原始青瓷器釉色青绿和青中泛黄，玻化程度高；纹饰有席纹、曲折纹、Ｓ纹与勾连回纹。青铜器纹饰主要是：高２３．８厘米的青铜尊，腹部为云雷纹地饰兽面纹与鸟纹；长２４厘米的青铜戈，有长阑，阑两侧上饰凹弦纹，内镶嵌如意形绿松石；尚有一件造型奇特的“无名”青铜器，造型酷似“手榴弹”，实属罕见。此后小人尖西周祭祀遗址，陆续发现了西周直筒罐与战国旋纹碗等文物，现存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与台州文物部门，从遗址的地理环境，遗址形制、文物分布、器物品类、器形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后，认为这批文物“不属于一般的生活用品”，而是“较为珍贵的祭祀礼器”。因而确定为西周祭祀遗址。① 东瓯国温州西周文物 ２００３年９月８日，温州市瓯海区仙岩镇穗丰村村民在村北杨府山上建公园时发现一座土墩墓。墓地所在的后山高约４０米，层峦叠翠，一直绵延到山顶。发掘现场就在坡顶，面积约３００平方米。９月１２ 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元甫带领考古队员入场，正式开始发掘。
挖掘出一件通高４２厘米，直径３５厘米的大型青铜铙和一件口径为１９厘米的青铜鼎。至１５日，又出土一件青铜簋，５０多件青铜矛、青铜箭镞和青铜剑、戈， 同时还出土玉管、玉玦、玉镯等玉饰品，合计共出土青铜器６０多件，玉器１５件（玉管、玉蚷、玉镯）。经考证，该墓属西周时期（距今约３０００年），出土文物很有价值，其中青铜鼎、青铜簋、青铜铙，尤为珍贵。
穗丰西周土墩墓遗址的文物排列非常有规律，短剑、青铜簋、三足鼎、矛头、玉器、戈、青铜铙等自北向南成直线。虽然墓主的尸骨早已不存，但从墓地北高南低的情况看来，当时很有可能是头朝北埋葬的。玉器为其随身携带的殉葬品，其中还有两把青铜剑夹一玉璧，做“双剑合璧”状。
从葬制来看，它严格按照中原的礼乐制度，即代表着秩序，象征社会身份和等级。而鼎、簋、铙等在西周的墓葬里是最重要的祭器和礼器。按礼制，一般天子是用九鼎八簋，诸侯是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老百姓是不能使用鼎、簋等重器的。从穗丰西周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来看，出土的礼器按照当时的礼乐制度，器型和纹饰也与中原的完全相同。从井然有序的器物排列来看，应是一个高级别的贵族墓地。穗丰西周土墩墓是浙江省继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台州路桥小人尖发现西周祭祀遗址后的又一次重要考古发现。① 从东晋王嘉《拾遗记》所载“东瓯二女”与台州、温州西周文物考古看，在台州、温州一带的确存在东瓯国。
一是从文献角度已经证实，早在西周初期分别存在“于越国”和“东瓯国”。
二是温岭出土的西周蟠龙盆，当为东瓯国国君的礼器。
三是台州路桥小人尖作为西周祭祀遗址，其实就是东瓯国的祭天禅地的场所。路桥有大人尖、小人尖两座山峰，高者为大人尖，即主祭东皇太一的天坛“太一坛”。稍低者为小人尖，即东瓯国禅地的地坛。小人尖出土的七十多件青铜器和原始青瓷器，即“瘗埋”于此。《礼记·祭法》载：“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泰坛”是指祭天之坛，“泰折”是指祭地神之处。“燔柴”即将祭品奉于柴上燔烧，以供天神使用；《周礼·春官》中有“以实柴祀日月星晨”之说。“瘗埋”就是将祭品埋于坑内，以供祭山神和地神使用。《礼记·祭法》孔颖达疏“瘗埋于泰折，祭地也者，谓瘗缯埋牲，祭神祇于此郊也”。
四是小人尖出土４５件原始瓷豆，这与《周礼·周官·掌客》中所载“凡诸侯之礼，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豆十有四”的诸侯王豆数相符。
五是出土祭祀专器陶瓠，《礼记·郊特性》载：“器用陶瓠，以象天地之性也。”《汉书·郊祀志》西汉王室祭祀有载：“其牲用犊牛，其蓆藳稭，其器陶瓠， 皆因天地之性。”《通考》曰：“周之始，器用陶瓠，以象天地之性，报本返始也。” 陕西《考古与文物》１９９２年第３期首页载：“福建崇安汉城遗址出土瓠壶，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中曾出土过瓠壶，其他地方未见。”瓠壶在福建崇安王城遗址和南越王墓中出土，可见其等级之高，应属王侯用器。
六是温州瓯海穗丰西周土墩出土的青铜器，其时代特征和工艺风格，与台州小人尖西周祭祀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基本相似，尤其是路桥小人尖与瓯海穗丰出土的西周青铜剑，其形制如出一辙，可证实温州在西周时期亦属东瓯国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