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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重阳，早在春秋战国时便有提及，屈原在《远游》中写道：“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这里的重阳，还不是节日。三国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则明确写出重阳的节俗了：“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宴高会。”
   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汉高祖刘邦的爱妃戚夫人被吕后残害死后，她的侍女贾佩兰被逐出宫，嫁给平民为妻。一次她谈起每年九月九日，在皇宫中佩茱萸、食莲饵、饮菊花酒，以求长寿的事情。于是这一习俗遂流到民间。从而有人认为重阳节起源于汉初，其俗源自皇宫。其实这是后人研究重阳节起源的一个误区，这个记载更能认定，当时的重阳节早已成形，只不过是统治阶级更讲究罢了。
  五代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提及汉朝人恒景在九月初九早晨，把乡亲们转移到高山里，发给每人一片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待瘟神扑进山里时，被刺鼻的茱萸奇香和菊花酒气薰得心疲力倦，于是恒景一剑斩杀。从此，九月初九登高避疫的风俗就流传了下来。茱萸，又叫越椒、艾子，气味辛烈，可以防恶浊， 后人把重阳节登高看作是免灾消祸的活动。
  道家认为，道家北宗创始人王重阳诞辰于九月初九。后人为纪念这位开山鼻祖，便在这一天进行祭祀，故称“重阳节”。这种说法拘于一家之言，且缺少历史佐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载：“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以及大量的古诗词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可以看到，重阳节早至少在南北朝就已形成。而王重阳生活在北宋年间，是先有重阳节，后有王重阳。此说难以自圆其说。
  笔者认为，我国古代崇尚“九”字，《易经》把九定为阳数，以“九”为大，象征着光明、活力。于是，“九”在一些称呼和建筑上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如皇帝称“九五之尊”，天坛的石阶每道九级，皇宫寺院屋顶上的吉祥物为九兽……而九月初九又是双九相叠，两九双重，故称“重阳”，古人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大吉大利的日子。
  重阳时节，秋高气爽，菊黄枫红，留下了许多美好的风俗。在台州，同样有登高的习俗。南朝宋《临海记》中有过重阳的记载：（临海郡治章安）“郡北四十步有湖山。山甚平正，可容数百人坐。民俗极重，每九日菊酒之辰，宴会于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重阳节临海人兴致勃勃地携酒登山，可见一斑。明代状元、临海人秦鸣雷久居南京，回故乡省亲时，在重阳节与好友一起冒雨登上巾子山，回来后写了一首长诗《九日冒雨登巾子山》，诗中就写到旧时台州人过重阳的种种风俗，其中“乌帽休嫌双鬓短，茱萸应插满头归” 句，写到临海人重阳插茱萸的习俗还有插菊花，秦诗写道“是日恰逢山雨冷， 何人满插菊花归”、“远看红叶至尊上，满插黄花当伞归”。可见，重阳登高、插鲜花习俗颇为台州士子看重。临海《竹枝词》：“重九登高秋气爽，满山红叶黄花香。登山喜看枫林晚，北雁南飞返故乡。”明代台州知府顾璘在重阳节登上府城名胜巾子山，有诗写道：“隐儿朝朝爱翠微，佳辰来醉菊花卮”，生动地描写了登高时的所见。
  温岭至今还流传着九月初九夜闹戚公祠的习俗。据说，九月初九是抗倭英雄戚继光进驻太平（温岭）新河的日子。当戚将军调防福建时，当地百姓依依不舍，痛哭流涕，为了永远记住这位大英雄大恩人，人们自发筹建了“戚武毅公（继光）祠”，并合筹了八十亩祠田，作为每年祭祠的开支。初九夜，戚公祠前张灯结彩，各种形状的花灯纷至沓来，还有舞狮、高跷、花鼓等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活动。锣鼓、鞭炮，以及各种小贩的叫卖声，热闹非凡。家家户户拎着香烛在戚继光像前顶礼膜拜，很是虔诚。其热闹程度，可和一年中的元宵夜相媲美。
  登高、插茱萸或菊花等习俗已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吃九层糕”的习俗，至今还在临海流传。
  “糕”者，“高”也，是生长、向上、进步、高升的象征，因重阳有登高之俗，台人不仅吃重阳糕、还要吃九层糕。九层糕成了独有的重阳食俗。九层糕是用米粉和稻杆灰淋水拌和成粉浆，在特制的蒸筐上蒸熟一层再浇上一层，直到九层为止，取名谐音为“九重糕”（九层糕），临海又叫灰青糕，因其糕色青灰色而名。吃时可再放一些白糖或红糖，入口清香，口感嫩滑凉爽，惹人喜爱。灰青糕虽说是重阳节的特定小吃，但不单单重阳节有，更多的时候是在早稻登场后，临海大街小巷里就有人挑着灰青糕叫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