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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演变，道教在天台山不断地生息繁衍发展，直到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形成了第一个高峰。高道如王远知、王轨、叶法善等。
唐高宗调露元年（６７９），司马承祯来天台桐柏山，创立浙东仙派，使天台山道教名扬天下。
（１）司马承祯创立天台派司马承祯（６４７—７３５），字子微，自号白云子、天台白云子、白云道士、中岩道士、赤城居士。法号道隐。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承祯少年好学，精通诗书，但薄于仕途，致志学道。乾封二年（６６７），二十一岁的司马承祯，居嵩山，师事潘师正。
司马承祯道成，即拜别师父，遍游名山大川，后隐居在天台山玉霄峰，亲自构筑庐舍于坛上，取名众妙台，自号“天台白云子”或“白云道士”，传“主静去欲说”，弘扬正一道旨，扬名海内。
圣历二年（６９９），武则天闻司马承祯之名，即诏至京都洛阳，问养生之道， 降手敕以赞美。司马承祯将回天台山，武则天派遣麟台监李峤在洛桥之东设宴送行。
景云二年（７１１），唐睿宗令其兄司马承祎来天台山请司马承祯进京。承祯入宫后，睿宗问以阴阳术数和治国之事。承祯一一对答，睿宗听后叹息道：“广成之言，即斯是也。”事毕，睿宗想留他在宫中。司马承祯再三请求回天台山。
是年，唐睿宗下诏，在桐柏山恢复桐柏观，建藏经殿，并“于天台山中辟村，内四十里为禽兽草木生长之福庭，禁断将捕者”。
开元九年（７２１），唐玄宗遣使迎请司马承祯入京都，留于内殿，问以延年度世之事，并亲受法箓，成为道士皇帝。翌年，司马承祯又坚请回天台山，唐玄宗赋诗《王屋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送之，且赏赐甚厚。其诗曰： 紫府求贤士，清溪祖逸人。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
间有幽栖者，居然厌俗尘。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调神。① 司马承祯回天台山后，对桐柏观大加整扩。其所建的“天尊之堂”，常常“有云五色，浮霭其上”，又名黄云堂，玄晨坛。自颂云：“堂号黄云，俯荫真炁； 坛名玄晨，仰窥清景。”还有炼形堂、凤轸台、朝真龙章阁、众妙台（因篆隶八分三体写《道德经》于巨幢，置台上，故云）。
开元十五年（７２７），司马承祯已经八十高龄。唐玄宗再次诏请司马承祯至京。以天台山幽远，加上司马承祯年事已高，迎请不方便等理由，命令司马承祯在王屋山自选形胜，置坛室居之，并亲自题额曰“阳台观”，并从其所请，下诏在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
司马承祯卒后，玄宗亲撰碑文，谥号“贞一先生”。司马承祯多才多艺，工于隶、篆，法书自为一体，美名“金剪刀书”。他一生致力于道六十八年，其中大约有四十年的时光在天台山度过，有李含光、薛季昌等弟子七十余人，开道教南宗祖庭先声。司马承祯著作很多，有《天隐子》、《坐忘论》等。
（２）司马承祯的《坐忘论》司马承祯的修道理论自成体系，成就了一个道派，人称“天台派”，为日后天台山道教的兴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后世道教的修炼和北宋理学“主静去欲”理论的形成都有较大的影响。他把自己的道教著作以及前人的道经一起收入藏经殿内，这就是桐柏道藏的雏形。
司马承祯的主要理论体现在《坐忘论》里。司马承祯认为，在修道过程中至少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因素，即作为客观精神的道、作为主观意识的心和作为物质形态的形与境。如果能够超越形与境，使作为主观的心和作为客观精神的道结合起来，就是“得道”。“坐忘”就是实现这种结合的根本途径。① 司马承祯认为“收心”才是修道的真正开始，把“收心”看做是通过出离生死的起点。他对自己的安心坐忘之法很自负，认为这套修习方法是儒学和佛教不能比拟的。司马承祯的“修心”、“坐忘”的修习思想与佛教天台宗的“定慧双修”的修习方法最相契合。道教天台派的产生正是天台山儒释道共生，互相取长补短，三教圆融的结果。
宋张耒云： 《老子》曰：“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心虚志弱，而腹自实、骨自强矣。是道也，智者得之为止观，司马子微得之而为《坐忘》，皆一道也。② 司马承祯的《山居洗心》诗充分体现出他的坐忘理论。诗云： 不践名利道，始觉尘土腥。不味稻粱食，始觉精神清。
罗浮奔走外，日月无短明。山瘦松亦劲，鹤老飞更轻。
逍遥此中客，翠发皆长生。草木多古色，鸡犬无新声。
君有出俗志，不贪英雄名。傲然脱冠带，改换人间情。
去矣丹霄路，向晓云冥冥。③ 细读此诗，使人联想到寒山子诗中的不贪名利，不图富贵，纵情山水，安身乐道思想，如出一辙。宋苏东坡有《水龙吟》词，写的就是司马承祯在天台桐柏观修道之事。
司马承祯一生收弟子七十余人，多为名士高道，田虚应、徐灵府、谢自然、汪子华等。后有高道吴筠、王旻、田虚应、吴善经、冯惟良、应夷节、叶藏质、左玄泽等。
唐高宗调露元年（６７９），司马承祯来天台桐柏山，创立浙东仙派，使天台山道教名扬天下。
（１）司马承祯创立天台派司马承祯（６４７—７３５），字子微，自号白云子、天台白云子、白云道士、中岩道士、赤城居士。法号道隐。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承祯少年好学，精通诗书，但薄于仕途，致志学道。乾封二年（６６７），二十一岁的司马承祯，居嵩山，师事潘师正。
司马承祯道成，即拜别师父，遍游名山大川，后隐居在天台山玉霄峰，亲自构筑庐舍于坛上，取名众妙台，自号“天台白云子”或“白云道士”，传“主静去欲说”，弘扬正一道旨，扬名海内。
圣历二年（６９９），武则天闻司马承祯之名，即诏至京都洛阳，问养生之道， 降手敕以赞美。司马承祯将回天台山，武则天派遣麟台监李峤在洛桥之东设宴送行。
景云二年（７１１），唐睿宗令其兄司马承祎来天台山请司马承祯进京。承祯入宫后，睿宗问以阴阳术数和治国之事。承祯一一对答，睿宗听后叹息道：“广成之言，即斯是也。”事毕，睿宗想留他在宫中。司马承祯再三请求回天台山。
是年，唐睿宗下诏，在桐柏山恢复桐柏观，建藏经殿，并“于天台山中辟村，内四十里为禽兽草木生长之福庭，禁断将捕者”。
开元九年（７２１），唐玄宗遣使迎请司马承祯入京都，留于内殿，问以延年度世之事，并亲受法箓，成为道士皇帝。翌年，司马承祯又坚请回天台山，唐玄宗赋诗《王屋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送之，且赏赐甚厚。其诗曰： 紫府求贤士，清溪祖逸人。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
间有幽栖者，居然厌俗尘。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调神。① 司马承祯回天台山后，对桐柏观大加整扩。其所建的“天尊之堂”，常常“有云五色，浮霭其上”，又名黄云堂，玄晨坛。自颂云：“堂号黄云，俯荫真炁； 坛名玄晨，仰窥清景。”还有炼形堂、凤轸台、朝真龙章阁、众妙台（因篆隶八分三体写《道德经》于巨幢，置台上，故云）。
开元十五年（７２７），司马承祯已经八十高龄。唐玄宗再次诏请司马承祯至京。以天台山幽远，加上司马承祯年事已高，迎请不方便等理由，命令司马承祯在王屋山自选形胜，置坛室居之，并亲自题额曰“阳台观”，并从其所请，下诏在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
司马承祯卒后，玄宗亲撰碑文，谥号“贞一先生”。司马承祯多才多艺，工于隶、篆，法书自为一体，美名“金剪刀书”。他一生致力于道六十八年，其中大约有四十年的时光在天台山度过，有李含光、薛季昌等弟子七十余人，开道教南宗祖庭先声。司马承祯著作很多，有《天隐子》、《坐忘论》等。
（２）司马承祯的《坐忘论》司马承祯的修道理论自成体系，成就了一个道派，人称“天台派”，为日后天台山道教的兴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后世道教的修炼和北宋理学“主静去欲”理论的形成都有较大的影响。他把自己的道教著作以及前人的道经一起收入藏经殿内，这就是桐柏道藏的雏形。
司马承祯的主要理论体现在《坐忘论》里。司马承祯认为，在修道过程中至少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因素，即作为客观精神的道、作为主观意识的心和作为物质形态的形与境。如果能够超越形与境，使作为主观的心和作为客观精神的道结合起来，就是“得道”。“坐忘”就是实现这种结合的根本途径。① 司马承祯认为“收心”才是修道的真正开始，把“收心”看做是通过出离生死的起点。他对自己的安心坐忘之法很自负，认为这套修习方法是儒学和佛教不能比拟的。司马承祯的“修心”、“坐忘”的修习思想与佛教天台宗的“定慧双修”的修习方法最相契合。道教天台派的产生正是天台山儒释道共生，互相取长补短，三教圆融的结果。
宋张耒云： 《老子》曰：“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心虚志弱，而腹自实、骨自强矣。是道也，智者得之为止观，司马子微得之而为《坐忘》，皆一道也。② 司马承祯的《山居洗心》诗充分体现出他的坐忘理论。诗云： 不践名利道，始觉尘土腥。不味稻粱食，始觉精神清。
罗浮奔走外，日月无短明。山瘦松亦劲，鹤老飞更轻。
逍遥此中客，翠发皆长生。草木多古色，鸡犬无新声。
君有出俗志，不贪英雄名。傲然脱冠带，改换人间情。
去矣丹霄路，向晓云冥冥。③ 细读此诗，使人联想到寒山子诗中的不贪名利，不图富贵，纵情山水，安身乐道思想，如出一辙。宋苏东坡有《水龙吟》词，写的就是司马承祯在天台桐柏观修道之事。
司马承祯一生收弟子七十余人，多为名士高道，田虚应、徐灵府、谢自然、汪子华等。后有高道吴筠、王旻、田虚应、吴善经、冯惟良、应夷节、叶藏质、左玄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