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元明时期，随着社会文教事业的振兴，官府和民间刻印的图书浩繁，办公用的各项文牍簿册很多，消费纸张与日俱增，例如元朝在徽州刊印多种大部头史书，纸张供不应求，到处派贡搜罗，以致贡纸成灾。明朝厉行赋役制度，严格清查和控制全国人口，每户人口和土地以及产业情况，都载入“黄册”的户籍中，一式两份。这种户籍专册，称为“赋役黄册”后来发现所记土地数量以多报少，企
  图减少赋役或粮税的情况，于，洪武二十四年，又派大批官员到各州府督促重新丈量土地，并逐一绘制图册，每里（一百户）汇订成册，叫做“鱼鳞册。”所用的纸张，概由各地“和买”（强买）或者“派贡”优质皮纸。这样全国的“黄册”和“鱼鳞册”，户部堆满了数十间官库，每隔十年重造一次，仅此一项用纸之多，可以想见。元明两个王朝，虽都设有官纸厂，但其产品主要是宝钞纸及宫笺，至于其他如印制图书、办公文牍、簿册、票据等用纸，都以命令方式向各地派贡或强征派购，称“官派纸，”由地方官府执行。贡纸制度，始自唐宋，元明照办。元代贡纸名目繁多，有赴壮纸、行台纸、廉访司纸，各岁供20万张；另外诸衙门的和贯纸、常课目纸和买经
  文纸等等，动辄以百万计。还有一种“缴脏纸”这是由朝廷规定凡判定退赃或罚款的案件，也改令买纸来低付上交，。明朝贡纸制度，更为繁重，洪武二十六年，为了印发茶、盐、粮的税单票据，下令各
  地贡纸150万张。至于其他各项用纸为数当更多，亦须派贡解决。例如朝廷礼部一个单位每年用纸达30余万张之多，据《明会典》载：明成祖永乐初年，礼部指定进贡安庆白榜纸（大桑皮纸）。安庆产的白榜纸当时很有名，系定制的贡品，尺寸特大（高四尺六寸，宽四尺），供科举殿试后中举士人名单出榜之用，仅此一项年需纸二万张，每百张仅付银一两。
  各地解京的贡纸，间有不符合规定贡品要求，主办官员要受处罚，明宣宗在位时，要求验收官员认真从事，不符合原规定品质要求者，既要追究负责提调官问罪，并要原进贡单位另行如数赔补。
  各地州府被派贡的纸任务很重，纸民不堪其苦，有的被迫停业或逃亡；还有的官员怕完不成任务，朝廷问罪，而设法摆脱免予进贡，例如前述温州蠲纸，因质量不佳，而谎称“地气改变”，奏请停产。
  江西铅山是明生产竹纸重地，也是向朝廷贡纸的重地，但由于诸种积弊，屡屡不能完成上贡任务，到了明末弊端尤多，加之政局动荡，广信府的造纸业，已甚衰落，难以完成沉重的贡纸任务；官办的厂局，也难以完成皇上所用的绫纱纸和榜纸的任务。而这种情况非广信府一地，其他各地被派的绫纱纸帐（供宫中用绫纱纸做的纸帐），也因兵灾人祸，连年饥荒，槽户多停产逃亡，纸无来源，福建尤甚。
  明代官府用纸，大抵如上所述。至于具体数字及纸价，据明代万历18年曾任顺天府宛平县知事沈榜所著《宛署杂记》（公元1593年刊本卷15）载：“……遇重修《大明会典》用夹纸二千五百纸，价三十七两五钱；大呈文纸四千张，价十六两；连七纸一万一千六百张，价九两二钱八分；抬连纸二千张，价一两八钱……兰呈文纸五千张，价三十三两”。其中最贵的是兰呈文纸，每两合纸151.5张，最贱的是连七纸，每两合纸1750张。该书还记载当时朝廷礼部每开宴会时的情况，计用各种纸十余种，各列出数量及价格，其中以明代宫笺的磁青纸价格最高，每两银只合十张，高出其他纸百十倍，可见其名贵。此外该书还列出万历19年举行乡试所用各种纸达十余种，数量近七万张。
  从《宛署杂记》提供的史料，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明代万历年间朝廷用纸的品种、数量及价格的一些情况。当时纸价与其他物品价格比较，相当昂贵，例如当时香（芝麻）油50斤价银一两，而大呈文纸5张就相当1斤香油，磁青纸10张，相当50斤香油，抬连纸100张，相当10斤白面。明末天下大乱，纸价高涨数倍，据叶梦珠的《阅世篇》记录崇祯末年时几种纸价：“竹纸，如荆川大连纸·古筐将乐纸，余幼时七十五张一刀，价银不过二分，后渐增长，至崇祯之季，顺治之初，每刀纸减至七十张，价银一钱五分……”，纸价上涨7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