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从成吉思汗于公元1206年开始建立蒙古政权，到至元9年（公元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至元16年（公元1279年）灭了南宋，统一全中国为止，蒙古贵族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南攻中原，西征中亚及西欧，持续了70年之久。
  元朝统一了全中国，宣告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北方辽、金、女贞与南宋形成的南北对峙局面的结束，形成了多民族国家，在我国发展历史的过程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元朝统治使我国广大地区在中央政权直接控制下，进一步密切了各民族间的关系，这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经济和工农业生产都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元初，工农业生产由于受到长期战争的破坏，政府积极采取了恢复和发展的措施，很快取得了良好效果，现着重概述与造纸业有关的手工业情况。
  （一）大办官手工业元政府很重视手工业生产，尽招天下能工巧匠，大办官手工业，先后设立了官手工业的局院300所以上。官手工业几乎包括所有门类，如毛织、丝绸、染色、造纸、印刷……。在官手工业作坊中工作的工匠杂役，约三四十万人，这些工匠的来源，最初主要是从战争俘虏中挑选。元朝在侵占全国战争的过程中，所俘虏和搜刮的工匠，动辄10万户计。这些工匠大都安排在元大都（北京）及其附近官手工业作坊。工匠在残酷的“匠户”制度束缚下，没有人身自由，子孙世袭。
  在官手工业作坊从事生产劳动的工匠中，江南各地的造纸工匠，为数不少，当时元大都南郊的白纸坊一带，是手工纸业生产的集中地区。
  全国空前规模的统一，扩大了手工业市场，促进了生产技术的交流和提高，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良好条件。民间手工业也占有重要地位。据元代宫书《经世大典》载：当时的各项手工业“制作精巧，咸胜往昔”。
  元代社会对纸张的需求，随着疆域的扩大，农工商业以及印刷技术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消费量日益增加，特别是印刷技术的创新，以及纸钞的大量发行，直接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
  （二）印刷术的创新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
  元代印刷技术有新的创造发明，故印刷业大为发展，对于造纸业起到促进作用。元政府为了加强印刷出版业的管理和发展，先后在中央政府设立兴文署、广成局、国子监等编修和印书机构（《秘书鉴志》卷七）。当时全国已形成四大印书中心，北方的印书中心是元大都和平阳（山西临汾），早在金大宗8年6月（公元1130年），金政府就在燕京设立编修所，又在盛产麻纸地区的山西平阳设立经籍所，开始由官府自行印书，此后，燕京和平阳即成为北方的印书中心。在南方的两个印书中心，一在盛产竹纸的杭州和在福建的建宁府所属的建安、建阳两县最为有名；此外南方其他各路、府、州、县，如集庆、婺州、庐陵、眉山……都有颇具规模的印刷业，承印当地官府和私人的图书经籍。大德年间（公元1298—1307年），元政府在徽州利用当地盛产的楮皮纸，刻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大部头书籍许多万卷。民间以刻印书籍为专业的书坊很多，其数量远远超过官印书坊。在福建建安的麻沙镇和崇化镇，是元时私营书坊最集中的地方，所刻的书，行销全国。南方各地的印书业之所以比北方兴旺，主要原因是与当地造纸业的发达有密切关系。由于竹纸、皮纸产量丰富，名优产品亦多，就地取材，其价亦廉，故所印的书成本较低，因而发展很快。
  元代印刷技术，主要是承袭前代雕版印刷法的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法，但元朝时又有创新发展。除胶泥活字外，又有人试制了锡活字，因锡字表面不易沉墨，印出字迹不很清晰，通行不广。元代有一著名学者王祯，于元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奉旨到安徽旌德做县尹，在职6年，刻苦钻研印刷技术，在元成宗元贞3年至大德2年（公元1297—1298年），他发明制作了一套三万多个字的木活字，继之又发明按音韵分类编排木活字的“转轮排字盘”法，大大提高了印制效率，把印刷技术提高了一大步。他用这套新的印刷技术和设备，印刷他编写的《大德旌德县志》，全书6万多字，不到一个月时间，便印出了600册。王祯在元贞元年至大德四年（公元1295—1300年），撰写了一部巨著《农书》37卷，这是我国13世纪以前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经验总结。该书绘制了许多图样，可谓图文并茂，内容十分丰富，他发明的木活字和转轮排版系统均编入《农书》中，这是有关活字印刷韵轮排版技术的珍贵文献。他用盛产楮皮纸的旌德优质纸张大量刊印自己的著作，很受时人称颂。
  元代印刷术进步的又一个标志是套版印刷术的发明。1941年我国发现元朝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中兴路（湖北江陵一带）资福寺刻印《金刚经注解》的卷首“灵芝图”及经注，都用朱蓝二色在楮皮纸上套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木刻套印版本。1902年俄国柯斯洛夫（Koslov）探险队，在蒙古黑水城发现元代大德11年（公元1307年）刻印的医书《千金方》和历史书《刘志远传》等，还有一幅木刻画《倾城倾国图》。这些元代印刷的文物，现藏在前苏联图书馆。
  元代社会用纸，除大量用于刊印官府文书、图书和士大夫名人编著的一般经史书籍外，宗教界用纸也很多。元朝尊重佛教，特别是喇嘛教、道教，据至元28年统计，全国有寺院庙宇共42000余所，僧尼21万人（《元史》卷十六），如此众多的寺院，每逢年节例行的佛事、道场，各种宗教及祭祀活动，消费的纸张为数可观。此外佛教印制的藏经有七、八种，道教的道经是一部内容丰富又庞杂的巨著，伊斯兰教的教经有十余种，凡此宗教经书，都要大量印行，其消费纸张之多，可想而知。
  元代另一个消费纸张的重要方面是大量印发纸钞（钞票）：太宗8年（公元1154年），有“交钞”；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中统宝钞”；至元24年（公元1287年），“至元宝钞”；至正10年（公元1350年），“至正宝钞”等四种纸钞。忽必烈即位于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即印行“中统宝钞”，成为通行全国唯一合法货币。元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哥波罗的游记中说：“可汗每年制造可能付给世界一切帑藏之纸币无数，而不费一钱”。元代宝钞以“文”为单位，以“十”计数者四种，以“百”计数者三种，以“贯”计数者二种。古时一贯等于1000文铜钱。由于统治阶级日趋腐化，元末农民起义，军事开支浩繁，财政入不敷出，元朝廷大量印发无基金的纸币，竟达到“每日印造不可数计”的程度，其结果通货膨胀，以致“如今用一贯，才当往日一百”最后纸钞竟变成废纸。元朝在全国范围内一批批
  大量印发纸钞，每，年约3700万张以上，当然要消耗大量的优质皮纸，这些纸张主要由官纸厂制造。元朝用纸，偏重于刊印图书的一般纸品及高级名贵的书写用纸，除了徽州的优质皮纸继续生产外，其他如由拳藤纸、温州蠲纸等宋代名纸都停产，只有江西的清江纸和新兴的观音纸、白鹿纸是当时较优的书写绘画用纸。在绘画方面，元朝盛行纸底画，创造了疏旷水墨写意画风格，一反宋代艳丽工整的工笔画体裁。故其用纸，不如唐澄心堂纸的平滑、宋纸的捶炼，即使是前代人所弃的生纸，正好为元人发挥墨韵的工具。故元人作品，大部为未加工的粗生纸。元代著名书画家赵松雪（赵孟頫）、张伯雨、鲜于枢、李衎、王公望等多用这些纸作书绘画，他们有许多名画，留传于后世。
  在加工纸笺方面，除平江（苏州）吴笺外，在绍兴新兴的彩色粉笺、金银印花笺、黄笺、蜡笺、罗纹笺等也很有名。此外元朝内宫也设有加工纸作坊，有名的“明人殿纸”和“端木堂纸”都是宫廷用加工纸。据元人陶宗《辍耕录》载：“明仁殿纸与端木堂纸，略同，上有泥金隶书‘明仁堂’三字印”。明仁殿是元朝宫内的一个殿堂，今已不存。所以元代造纸业总的来说是有进步的，但受到蒙古人的政治和风尚的影响，多崇尚于朴素和实用，主要是从大众化的印书纸方面有所发展，这和专供才子佳人欣赏的南朝、唐、宋纸业的浮华风彩，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