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第一节 五代十国、宋朝造纸业综述
  唐朝灭亡后，随即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封建割据的局面。公元907年，朱温灭唐称帝，国号梁，史称后梁，占有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此后相继出现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称五代（公元907～960）。同时，长江中下游和山西地区，先后出现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楚、闽、南汉、荆南（南平）、北汉，史称十国（公元891～979）。五代十国持续54年，因兵火战乱影响，致使全国造纸业形成无大作为的局面。但南唐建都金陵（南京），后主李煜（公元937～978）虽在政治上昏溃，但在艺术上却聪颖，爱好诗文、书画、纸张，名纸澄心堂纸值得称道。
  公元960年，赵匡胤（宋太祖，公元927～976年）灭后周称帝，国号宋，先后削平南唐等割据势力，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定都开封，史称北宋。至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攻入开封，北宋亡。次年赵构（宋高宗）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后建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赵昺祥兴二年（1279年）为元所灭，两宋共历十八帝，220年。
  北宋时造纸业进入繁盛时期。北宋建国以后的100年间，社会安定，生产有较大发展，广大农民开垦了大量农田，农业生产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随着农业的发展，工商业呈现空前的繁荣，手工业者有许多新创造。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火药火器的发明，都出现在北宋。为适应工商业的发展，宋代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当时称“交子”。工商业的繁荣，农具的改进，水利的兴修，手工业的兴盛，成为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明显特点。著名的手工业诸如纺织、染色、制瓷、矿冶等各部门，无论是原料的采集，还是生产过程、产品种类和数量，都有显著进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也超越了前代。造纸作为一种手工业，必然同其他手工业一样，进一步得到兴旺，造纸技术有显著的进步。
  随着印刷术的发达，官私造纸业发展很快，这已为史学家所重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就曾介绍说：“民间造纸业发展很快。造纸用的原料种类很多。川蜀用麻，北方用桑皮，沿海用苔，浙江用麦秆、稻秆、嫩竹、油藤。造纸技术也更加进步，各地还有多种方法加工制作的笺纸。纸张经过加粉、加蜡、染色、砑花，精造成精致的色笺，用以写字、作画。”北宋时发展起来的印刷业，到南宋时更为发达。官府、官员和民间书坊都从事雕版印刷，印刷的图书广为流传，印刷纸的制造逐渐在造纸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宋代，还出现了关于造纸方面的专著。上述诸方面充分表明，宋代也是我国古代造纸史上的一个全盛时期。
  第二节 技术进步 名纸迭出
  一般造纸史专著，都把唐、宋的造纸称为极盛或全盛时期，这是有道理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宋代在造纸上所取得的成就，要远远地超过唐代，这主要表现在造纸技术的显著进步，纸种的不断创新及多种名纸的涌现等方面。
  一、造纸技术的显著进步，开创了机械水碓捣浆的新局面
  费著《蜀笺谱》记载：“府城南五里，有百花潭，支流为二，皆有桥焉。其一玉溪，其一薛涛。以纸为业者，家其旁。锦江水濯锦益鲜明，故谓之锦江。以浣花潭水造纸故佳，其亦水之宜也。江旁凿臼为碓，上下相接，凡造纸之物，必杵之使烂，涤之使洁，然后随其广、狭、长、短之制以造。”这里明确记载，用水碓捣料制浆，进行造纸。当然，水碓这种水利机械早已发明了。东汉桓潭《新论》中已提到“水碓”。《三国志·魏志·张既传》：“使治屋宅，作水碓。”《农政全书·水利》：“杜预（222—284年，编者注）作连机碓。”又引《晋书》云：“今人造作水轮，轮轴长可数尺，列贯横木，相交如滚枪之制。水激轮转，则轴间横木间打所排碓梢，一起一落舂之，即连机碓也。”水碓发明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用于舂米的。唐诗人岑参虽有“岸花藏水碓，溪水映风炉”的诗句，但并未指明用于捣纸料。薛涛有八十多首诗以及唐、宋、元诸代几十首咏薛涛笺诗，均未见“水碓捣纸”的情况。所以一些纸史专著提出，宋、元时期用水碓舂纸料，是有道理的。在此之前，是否已用水碓捣浆，有待进一步考证。水碓用于造纸，一是节省人力，二是保质保量，确实是造纸的一项创举。
  二、宋朝“匹纸”的出现，标志着造纸工具、操作技术的进步
  长幅巨纸所用纸帘、纸槽、烘干、技术管理四方面都要有大的进步。明人文震亨《长物志》卷七中说：宋朝的匹纸“长三丈至五丈”表明要抄造这样长幅巨纸，就必须事先造出“三丈至五丈”长的巨帘，和比纸帘还要长的抄纸槽，还要有与此相适应的烘干设备。抄造小纸，一人操帘即可，但要操“三丈至五丈”长的巨帘，就需要许多人协同动作，而且要达到协同动作，又要有统一的生产指挥。所以，能够抄造出长长的匹纸，这是整个造纸工艺系统的巨大进步。苏易简在《文房四谱》卷四中对此有过详细叙述，详见名纸“匹纸”。
  三、宋朝有关造纸悬浮剂的深入研究，标志着改进纸张质量的新工艺的成熟
  宋代普遍使用植物粘液作造纸悬浮剂，这是一个重大发展。南宋周密（1232～1308年）《癸辛杂识》记载：“凡撩纸，必用黄蜀葵梗叶，新捣，方可撩，无则不可以揭（纸）。如无黄葵，由用杨桃藤、槿叶、野葡萄皆可，但取其不粘（纸）也。”后世文献记载更多。弘治《徽州府志·物产志》：“乃取杨桃藤捣细，别用水桶浸挼，名曰滑水。倾槽间与白皮相和，搅打匀细，用帘抄成纸”。
  四、宋朝开始制造漂白浆
  北宋中晚期出现了白色的生纸，这关系到纸浆漂白工艺的掌握。查考《大百科全书·麻纺织史》记载：“在宋元时麻纺出现了半浸半晒、日晒夜收的漂麻纤维的方法。这种日光漂法，在宋末元初也为安徽徽州府歙纸所采用。《蕉窗九录》记载：“宋代有歙纸，今徽州府歙县，地名龙须者，纸出现其间，光滑莹白可爱。”元弘治《徽州府志》：“抄楮皮纸时，滑水倾槽内与白皮相和，搅打匀细，用帘抄成张。”明确指出抄造时，皮色已白。
  从画史考证，赵希鹄《洞天清录集》载：北宋米芾（1051～1107年）作画“纸不用胶矾，又不肯在绢上作一笔。”米芾用生纸作名画《潇湘白云图卷》，用水墨横点写烟峦云树，是代表作。其子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卷》纸本（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第三本，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存），图卷后有字幅，字幅上说：“此纸渗墨本不可作□仲谋勤请，不容辞，故为戏作，绍兴□□孟春健康□□官舍，友仁题，羊毫作字，此纸作画。”（注：口为模糊的字迹）宋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卷》及纸幅，附米芾《春山瑞松图》，都可看到墨迹在纸上有些渗化，墨黑纸白。表示生纸已达到白色的程度。
  再结合我国韧皮纤维在安徽手工纸制造过程中，沿用日光漂法的实际，推测我国造纸工业的漂白，也出现在宋代中晚期。漂白技术的掌握，是宋代造纸技术重大发展。
  五、优秀造纸人才的涌现
  宋朝造纸技术的进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优秀造纸人才的涌现。匹纸的创制、大薰笼的发明等等，要靠造纸专家来实现，但留下姓氏的很少。宋代留下姓氏的造纸家有诸葛氏、颜万叔等人。清人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宋版《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嘉祐五年提举曾公亮等奉勒刊印。纸坚致莹洁，每页有篆文红印（“武侯之裔”），在纸背上的姓氏，似是造纸家印记，其姓为诸葛氏。”诸葛氏为安徽宣城人，所造之纸很精美。
  六、技术进步名纸迭出
  由于造纸技术的显著进步，促进了纸种的创新和名纸的出现。有些纸是唐代已有的，但有了改进，有些纸是新创的品种。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中的《纸谱》说：“蜀中多以麻为纸，有玉屑、屑骨之号。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以桑皮为纸。剡溪以藤为纸。海人以苔为纸。浙人以麦茎、稻杆为之者脆薄焉。以麦藁、油藤为之者尤佳。”南宋陈〓《负暄野录》下卷《论纸品》也说：“布缕为纸，今蜀笺犹多用之，其纸遇水滴则深作窠臼，然厚者乃尔，故薄而清莹者乃可贵。……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而藤乃独推杭（州）之清江，清江（纸）佳处在于坚滑而不留墨。新安玉版，色理极腻白，然纸性颇易软弱，今士大夫多糨而后用，既光且坚，用得其法，藏久亦不蒸蠹。又吴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晾令稍干，反复捶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徹，……故吴笺近出，而遂与蜀户抗衡。”明代屠隆《纸墨笔砚笺·纸笺》又说：“宋纸：有澄心堂纸极佳，宋诸名公写字及李伯时（李公麟）画，多用此纸。……有歙纸，今徽州歙县地名龙须者，纸出其间，光滑莹白可爱。有黄白经笺，可揭开用之。有碧云春树笺、龙凤笺、团花笺、金花笺。有匹纸，长三丈至五丈。陶穀家藏数幅，长如匹练，名鄱阳白。有藤白纸、观音帘纸、鹄白纸、蚕茧纸、竹纸、大笺纸。有彩色粉笺，其色光滑。东坡、山谷（黄庭坚）多用之作画、写字”。
  在宋代史书及地方志中，也有产纸的记载。如《宋史·地理志》记载，徽州府贡白苎纸、池州红、白纸、成都府贡〓纸。淳熙《新安志》卷二《贡纸》条记载，宋代新安“贡表纸、麦光、白滑、冰翼纸。……熙宁中贡白滑纸千张……。元丰中贡……纸如熙宁……”又载，宋时新安“上供七色纸，岁百四十四万八千六百三十二张”。弘治《徽州府志》的《物产志》还谈到：“宋时纸名则有所谓进劄、殿劄、玉版、观音、京帘、堂劄之类。”
  我们所以要不厌其烦地罗列文献史料，意在说明宋代纸种之多。据不完全统计，宋代产纸50多种。其中最重要的几种名纸，在本节中列专题介绍。对其他较有价值的史料作一简述。
  在宋代，各种色纸虽然很多，但尤重黄纸。朝廷规定，内府各馆阁官方文书、写本，均用黄纸。《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九：“嘉祐四年二月，置馆阁编定书籍官，别用黄纸印写正本，以防蠹败。”《麟台故事》卷二：“嘉祐四年置馆阁编定书籍官，其后又置编校官四人，以崇文总目收聚遗逸，刊正讹谬，而补写之。又以黄纸写别本，以防蠹败。至嘉祐六年，三馆秘阁上所写黄本书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白本书二千九百五十四卷。”《梦溪笔谈》卷一：“今三馆秘阁四处藏书，然同在崇文院。其间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置编校官八员，杂讐四方书，给吏百人写之，悉以黄纸为大册写之，自是私家不敢辄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一：“绍兴十四年诏诸军如有刻版书籍，并用黄纸印一帙，送秘书省。”足见黄纸的历史地位之高。
  宋时，除造纸家诸葛氏之外，还有一位制彩笺的能手颜方叔。《潜确类书》云：“宋颜方叔，创制诸色笺，有杏红、露桃红、天水碧、羽麟、山水、人物，亦有金缕五色描成者，士大夫珍之。”峡州夷陵纸也有特色，为文人所称颂。欧阳修（1007～1072年）《峡州河中纸说》载：“夷陵纸不甚精，然最耐久。余为县令时有孙文德者，本三司吏人也，尝劝余多藏峡纸，云其在省中见天下帐籍，惟峡州（纸）不朽损，信为然也，今河中府纸惟供公家及馆阁写官书尔。”还有一种五彩自然图纹流沙牋，也很精美，这在《文房四谱》中有详细记载：“亦有煮皂荚子膏并巴豆油，傅于水面，能点墨或丹青（颜料）其上，以姜揭之则散，以狸须拂头垢引之则聚。然后画之为人物，砑之为云霞及鸷鸟翎羽之状，繁缛可爱，以纸布其上而受采焉。必须虚窗幽室，明槃净水，澄神虑而制之，以臻其妙也。近有江表僧于内廷（皇宫）造而进之，御毫（笔）一洒，光彩焕发”。
  造纸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对文化、科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引起宋代社会人士的关注，于是，出现了研究造纸的专著和类书，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是最重要的一部。全书共分五卷，其中《笔谱》两卷，《墨谱》、《纸谱》和《砚谱》各一卷，成书于雍熙三年（986年）。《纸谱》一卷分为“叙事”、“制造”、“杂说”、“辞赋”四部分，记述了纸的源流、名称、制作、加工、用途、特点等内容，史料大都翔实可靠，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陈〓的《负暄野录》和赵希鹄的《洞天清录》等书，都有论纸专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中国人名大辞典》在评论《洞天清录》时说：“援引考证，类皆确凿，为赏鉴家之指南。”米芾作为一代书画家，在研究书画的同时，也对许多纸种的特点加以分析，指出优劣，而写成《书史》和《评纸帖》二书，也是纸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另外，李昉梨等人撰写的千卷巨著类书《太平御览》、周密的《癸辛杂识》、钱易的《南部新书》、李石的《续博物志》、程棨的《三柳轩杂识》以及宋代的许多地方志和诗文集等，也穿插不少造纸史料，都可供今日探讨和研究之用。
  第三节 五代十国、宋朝名纸造纸术
  一、澄心堂纸
  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说：“南唐有澄心堂纸，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澄心堂纸名冠一时甲天下，可谓盛矣。
  澄心堂，南唐（938～975年）烈祖徐知诰（李昪）在金陵（南京）所居堂名，是他任节度使时所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援引《后山丛谈》文句，辨明澄心堂纸非起于后主李煜，远在李昪开国时就已抄造了。《七修类稿》云：“世以此纸为宋物，殊不知澄心堂乃南唐烈祖徐知诰燕居之名。《南畿志》作藏书处，误矣。宋时即误以为知诰之子元宗（李璟，璟亦作景）所造，《诗文发源》以为后主（李煜）所造，皆非也，故《后山丛谈》辨之。谅后山（陈师道）宋人，且尝见之，辨为烈祖所造无疑。欧阳公亦曰（如此）”。因此，澄心堂纸不是宋代才有，而是五代时的产物。纸因堂而得名，故称澄心堂纸。澄心堂纸极佳，在我国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时诗人在酬答唱和中，曾以高度评价。刘敞（字原父，1019～1068年）从宫中得澄心堂纸百枚后赋诗云：“当时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万轴。……流落人间万无一，我从故府得百枚。”刘敞赠欧阳修（字永叔，1007～1062年）10枚，欧阳修于《居士集和刘原父澄心堂纸》诗中云：“君家虽有澄心纸，有敢下笔知谁哉？……君从何处得此纸，纯坚莹腻卷百枚。”欧阳修又转赠梅尧臣（字圣俞，1002～1060年）2枚，梅于《宛陵集·依韵和永叔澄心纸答刘原父》中云：“怪其有纸不寄我，如此出语亦善谈。往年公（欧阳修）赠两大轴，于今爱惜不辄开。”于《宛陵集·永叔寄澄心堂纸二幅》中又说：“昨朝人自东郡来，古纸两轴缄滕开。滑如春冰密如茧，把现惊喜心徘徊。蜀笺脆蠹不禁久，剡楮薄慢还可哈。书言寄去当宝惜，慎勿乱与人剪裁。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澄心堂中唯此物，静几铺写无尘埃。于今已逾六十载，弃置大屋墙角堆。”诗人们得此纸如获至宝，惊喜若狂，往来吟和，纵情赞扬，足见此纸之佳。
  有人认为澄心堂纸的原纸是出自盛产楮皮纸的皖南歙州、池州地区，将原纸运往金陵进行加工成特优书画专用纸。苏易简《文房四谱》载：“李主澄心堂为第一，其出为江南池、歙二郡，今世不复出精品，”此纸加工是朝廷特派剡道（官名）监造的。沈括《梦溪笔谈》说：“后主时监造澄心堂纸承御，系剡道其人。”米芾《书史》中对鉴别澄心堂纸的真伪时说：“古澄心堂（纸）水洗浸一日，明铺于车上，浆捶（即加工用的浆料——编者注）已去，纸无复性（复原）。而今池（州）纸特擣细无筋耳”。
  宋、元时，因澄心堂纸佳，文人墨客均喜用之。正如《蕉窗九录》所说：“有澄心堂纸极佳，宋诸名公写字及李伯时（李公麟）画，大都用此纸。”李伯时晚年号龙眠山人，时人称“宋画第一。”他多用澄心堂纸作画，其中一幅《山庄图》特意注“龙眠自画，则用澄心堂纸，”五代山水画家董源的传世名作《庐山图》、《夏山标木图》、宋代马和之《魏风葛履图》、郭子仪《单骑降虏图卷》、朱友仁《云山墨戏图》等，皆用澄心堂纸所画。还有不少名人佳作用澄心堂纸制作法帖、印书、著述均见其妙。
  上述艺术珍品所用澄心堂纸，大部分为五代真品，一小部分属后世仿制。澄心堂纸真品所以如此之好，关键在于原料和工艺。《江宁府志》载：“后主造澄心堂纸，甚为贵重”。沈括（1029～1093年）《梦溪笔谈》云：“后主时，监造澄心堂纸承御”。李昪创制澄心堂纸，必定亲自指挥，到后主李煜，又继承先君遗志进行监造，说明管理得当。在用料上，《江宁府志》说得比较明确：“盖此纸以桑皮为原料”。梅尧臣在《答宋次道寄澄心堂纸百幅》诗中曾有“寒溪浸楮”之句，说明除了用桑皮之外，还要用楮皮。在工艺上，更是关键一环。《江宁府志》说：“后主所置（制）者，工料特精……遂成上方珍品。”梅尧臣则有“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七七年来人不知”等工艺写实之句，它分别讲述了备料、舂料、抄造、干燥等制造澄心堂纸的工序和方法。所造之纸极有独特之处：纸质坚韧洁净，色泽玉白光润，帘纹极细，且隐有龙凤或银锭之状，极为美观。以上所述道出了澄心堂纸精妙之所在。
  澄心堂纸规格不一，纸幅较窄。
  到元朝时，四川、绍兴均有仿制者。《蜀笺谱》：“澄心纸，取李氏澄心堂样制也，盖表光之所轻脆而精绝者。中等则名曰玉冰纸，最下者曰冷金笺，以供泛使。”
  二、匹纸
  匹纸，长达几丈的纸，状如疋练，故名。在我国古代，“匹”同“疋”是丝绸等织物的量词。《汉书·食货志下》：“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这与今日“疋”的长度不同。
  对于“匹纸”宋、明文献偶有记载。宋代陶穀《清异录》：“先君子蓄纸百幅，长如一，匹绢，谓之鄱阳百。”陶穀说他的父亲藏有“鄱阳白”纸100幅。屠隆《纸墨笔砚笺》：“宋有匹纸，长三丈至五丈，陶穀家藏数幅，长如匹练，名‘鄱阳白’。”明代文震亨《长物志》卷七：宋代有匹纸，长三丈至五丈，有彩色粉笺及藤白、鹄白、蚕茧等纸。陈师道（1053～1101年）《泥古录》：“李氏有古纸，长二丈许，光泽细腻，相传四世。”上述关于匹纸的记载表明，中国大约于1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有了匹纸，这说明宋代造纸技术和造纸工具比前代有很大提高和改良。
  这种匹纸，尚有传世样品，北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曾写真书和草书《千字文卷》，其中草书《千字文卷》现藏辽宁省博物馆，长达三丈有余，中无接缝，纸面朱地描以泥金云龙纹图案。南宋法常（1176～1239年）的《写生蔬果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明人沈固对此图作跋云：“纸色莹洁，一幅长三丈有咫，真宋物也”。
  抄造如此长幅匹纸，远远不是一般竹帘、普通纸槽一两个人所能胜任的，需要长长的竹帘、相应的纸槽，以及足够的人力才能办到。关于匹纸的抄造情况，可以从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的记载中得知：“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帘以抄之，傍（旁）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薰笼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胡侍《珍珠船》中也有“宋间有一种纸，长丈余，就船抄之，世谓玺纸”的记载。这里所说的“船”是指狭长的纸槽。大薰笼究竟是怎样构造，未见资料记载。这是焙干纸张工具的一项改进。
  由此可知，匹纸产于“黟、歙间”歙，隋开皇九年（589年）为歙州，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为徽州。黟，，秦置为黟县，唐属歙州，宋属徽州。到宋时，黟、歙均属徽州，即是说，匹纸产于宋代徽州。
  三、竹纸
  宋代竹纸发展很快，后期的市场上十之七八是竹纸，产量之多可以想见。就产区而言，有四川、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七省。而竹纸最盛之地，当推浙江、四川，浙江会稽竹纸最为出名。
  第四章曾谈及晋时已于会稽首创竹纸，到唐时已有所发展。李肇《国史补》卷下：“纸则有越之剡藤，蜀之麻面，……韶之竹笺。”唐人段公路《北户杂录》也曾提到“竹膜纸”，说“睦州出之”。睦州属今浙江所辖。在宋代，江浙一带所产竹纸名冠天下。陈■《负暄野录》卷下：“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又说：“吴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晾令干，反复捶之，便浮茸云尽，筋骨莹彻，是谓春膏，其色如蜡。如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故吴笺近出，而遂与蜀产抗衡。”南宋施宿等撰、陆游父子参与修订的《嘉泰会稽志》在谈到会稽竹纸时，认为有五个特点：“惟工书者独喜之：滑，一也；发墨色，二也；宜笔锋，三也；卷舒虽久，墨终不渝，四也；惟不蠹，五也”足见当时吴、越竹纸质量之佳。
  当时竹纸居于上品者为“姚黄”、“学士”和“邵公”大都以制纸
  者命名。《嘉泰会稽志》对此有明确记载：“然今独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彷佛，遂掩藤纸矣。竹纸上品有三：日姚，黄日，，日学士邵公，三等皆佳。……自王荆公（王安石——编者注）好用小竹纸，比今邵公纸尤短小。士大夫翕然效之。建炎、绍兴以前，书简往来率多用焉。”上述三种“上品”竹纸，大概皆属书写诗词、信扎的小幅笺纸，从米芾《书史》可知这些纸的大体形制：“予尝捶越（州）竹（纸），光滑如金版，在由拳（纸）上，短截作轴入籍番覆，十日数十纸，学书作诗。”在工艺上，宋代竹纸大多无漂白工序，仍为原料本色。米芾在其《评纸帖》中说，在他50岁时（1100年）曾亲自捶打浙江竹纸，加工后命名为“金版纸”。“金版”之说表明，当时竹纸捶后为黄色。北宋初期的竹纸，除色黄之外，也有脆弱的缺欠。《文房四谱》说：“今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以作密书（信），无人敢折发之。盖随手即裂，不复粘也。”北宋蔡襄（1012～1067年）《文房杂评》也说：“吾尝禁所部不得辄用竹纸，至于狱讼未决，而案牍已零落，况可存之久远哉！”到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年）年间，竹纸工艺又有所革新，纸质较前细熟软韧了，于是官府公文案牍由楮纸而正式改用竹纸。周密《癸辛杂识》：“淳熙未始用竹纸。”而官员间私人书信，也喜用竹纸，称“手简”。陆游《老学庵笔记》：“淳熙未，朝士以小纸高四、五寸，阔尺余相往来，谓之手简。而纸肆作手简卖之，甚售。”30年后，苏州孙氏又把竹纸生产技艺提高一步。
  宋时，竹纸除用来书写之外，还大量用于印刷图书，出现了《大悲心陀罗尼经》、《波罗蜜经》等传世的精良竹纸刻本。宋时曾形成五个印书中心地：杭州、建阳、眉山、开封、平阳（山西临汾）。除开封、平阳二地不产竹纸外，其余三处都盛产竹纸。叶梦得《石标燕语》：“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版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这里透露出纸的产量的质地。宋代竹纸的发达，同印书密切相关。
  四、温州蠲纸
  蠲纸是一种始于唐而盛于宋的洁白坚滑的名纸，也是世界最早的“涂料纸”。唐时产于温州、临安等地。《正字通·虫部》释：“唐人以浆糊纸使莹滑，名曰蠲纸。”到了宋代，温州的蠲纸发展很快，由于不断改进工艺，而成为“此当第一”的名牌纸。宋人程棨《三柳轩杂识》：“温州作蠲纸，洁白坚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最多，此当为第一焉。由拳（纸）皆出其下，然所产少”。
  “蠲纸”之名来源有二：（1）因质地洁白而得名。在宋代，这种纸涂有胶矾粉浆，两面加工，打光，成为“双光白纸”为宋代最佳名纸。宋代赵与时《宾退录》载：“临安有鬻纸者，泽以浆粉之属，使之莹滑，谓之蠲纸。猶洁也。”这里的“蠲”字，就是洁白之意，与“涓”相通。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蠲纸”，就是洁白莹滑的纸。因加工时“泽其浆粉，”故又称“蠲糨纸”。（2）因贡此纸被免去赋役，从而得名。《三柳轩杂识》记载：蠲纸，“至和以来方入贡，权贵求索者寝广，而纸产力已不能胜矣。吴越钱氏时贡此纸者，蠲其赋役，故号蠲（纸）云。”这里“蠲”字又是蠲完减免之意。
  温州蠲纸或蠲糨纸，所有原料主要是桑皮。明代宋应星考查说：“永嘉（温州）蠲糨纸，亦桑穰造。”其加工过程，《温州府志》有详细记载：“造蠲纸，以糨粉和正面八朴硝，沸汤煎煮，候冷，药酽（糊浓厚）用之。先以纸过胶矾，晾干，以大笔刷药上纸两面，再候干，用蜡打如打碑，以粗布缚成块搭襄之”。粉糊就是米粉、面粉之类；“朴硝”即“皮硝”为硫酸钠的粗制品，化学成分为Na2SO4·10H2O。
  纸刷上粉糊再上，光。上光之法，不用砑磨，而用蜡打。其主要特点是：此纸两面洁白光滑，与高丽纸相似，又有波状花纹，所以有人称其为“衍波笺。”《正字通》载：“《文房（四）谱》有衍波笺，文似波，即蠲纸。”此纸宜书宜画，与翰墨结下不解之缘，极受士大夫喜爱。《清波别志》：“蠲纸，今出永嘉，士大夫喜其发越翰墨，争捐善价取之，殆与江南澄心堂纸等（价）”。后世有些地方曾仿造温州蠲纸。如临安（杭州）就曾下力仿造，但终不如温州蠲纸。
  五、谢公十色笺
  宋时，与薛涛笺相媲美的还有谢公笺。文献记载，蜀中有一位谢公，名师厚，创十色笺，名曰“谢公笺”亦称“谢公十色笺”。
  元代费著《蜀笺谱》载：“纸以人得名者，，有谢公，有薛涛。所谓谢公者，谢司封景初师厚，师厚创笺样以便尺书，俗因以为名。”又云：“谢公有十色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即十色也”。明代陈耀文《天中记》亦载谢公十色笺之事，说十色有九色皆与《蜀笺谱》所载相符，只有粉白一色不同。《天中记》成书晚于《蜀笺谱》，字句似乎引自《蜀笺谱》，“粉白”大概为“粉红”之误。
  但是，对于“十色笺”出自何人何地，在历史上又曾出现争议。《蕉窗九录》和《续博物志》认为十色笺为薛涛所制。《天中记》则说：“所云谢公者，富春谢司封”。其意是说谢公并非蜀人。根据《中国人名大辞典》记载：谢景初，宋人，字师厚，庆历（1041—1048年）进士，知馀姚县，有政绩，以屯甲郎致仕，博学能文，尤长于诗，黄庭坚其婿也。有宛陵集。谢师厚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卒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根据浙江富阳县志载，富阳产谢公十，色笺，考其造纸术是谢公所传。
  六、金粟藏经纸
  浙江海盐金粟山的金粟山藏经纸，又称“金粟笺”、“藏经纸”，是宋代名纸。金粟山下有金粟寺，三国时吴赤乌三年（240年）建，寺中曾藏有北宋时的大藏经纸，即金粟山藏经纸。
  金粟山藏经纸的特点质厚、内外皆蜡，无纹理，为硬黄、硬白类纸，且幅幅纸背均有印记。清代海盐张燕昌为此著《金粟笺说》，以记其妙。文云：“《金粟寺志》：藏经茧纸硬黄，笔法精妙，其墨黝泽如漆，每幅有小红印曰‘金粟山藏经纸’计六百函，宋熙宁十年丁巳写造大藏赐紫思恭志，今仅存百幅”；“秀水蒋春雨藏黄色藏经纸，有书府藏用朱记”。董穀《续澉水志》：大悲阁内贮大藏经两函，万余卷也，其字卷卷相同，殆类一手所书，……间有元丰年度，五百年前物矣，其纸内外皆蜡，无纹理，与倭国纸相类造，法至今不传，想即所谓白麻纸也。海盐县《图经》，金粟寺有藏经千轴，用硬黄茧纸，内外皆蜡磨光莹，以红丝阑界之。经上的印记有红黑两种，但大多为红色。印文也不同，有些印是监造、摺染人姓名，有些是造纸者的名印，后者多为红色印文，如“金粟山藏经纸”、“法喜藏经”、“秀州精严寺净土院大藏经纸”等。藏经纸的制造方法见唐蜡纸。
  在谈到藏经纸的规格时，《金粟笺说》载：“案吾邑藏经有金粟、法喜两种，敬失殆尽……又案金粟、法喜，造纸大小相同；度以宋三司布帛尺，高一尺七寸有奇，长三尺三寸，质量同茧纸兼硬黄法也。”金粟山藏经纸，名重一时，其实以外还有不少藏经纸也很好。张燕昌在《金粟笺说》中谈到，除“金粟”、“法喜”之外，还收集到几幅《大般若经》，末后注“大宋至和二年岁次乙未五月十五日起首募缘写造”字样。这种纸比金粟山和法喜寺的纸稍短小一些，但纸质洁白光莹，不在其下。这些名纸一般都是较厚，由双层或几层制成，所以很难见到帘纹，这就是“无纹理”的原因。
  因金粟山等藏经纸规格特殊，后世文人常有改制者。海盐县《图经》说：金粟山藏经纸“后好事者剥取为装潢之用，称为宋笺”。因为这种纸是几层湿纸抄在一起，故常被人剥开使用。明人文震亨（1585～1645年）在《长物志》中所说“宋有黄、白藏经纸，可揭开用”就是这个意思。揭开的金粟山藏经纸一般都用作书画做装潢。就连清高宗弘历也这样做过，极有雅趣。其奥妙何在？清人周嘉胄在《装潢志》中，深有体会地说：“余装卷以金粟纸、白芨糊，折边永不脱，极雅致”。
  七、椒纸
  “椒纸”这一名称，见于清人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文云：“淳熙三年四月十七日，秦玉桢等奏闻：《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多为蠹鱼伤牍，未敢备进上览。奉敕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四年九月进览。”推测，椒纸可能是用花椒籽或树皮煮汁加工过的，具有防蛀性能的纸。
  据有关史书记载，宋时传至清代的《埤雅》和《史记表传》二书，因系椒纸所印，数百年间“无一蠹伤虫蛀之处”。足见，椒纸防虫性能极佳。
  八、砑花纸
  砑花纸在唐代就有了。如前章所述的鱼子笺，就是砑花纸，又名吴纸。到了宋代，砑花纸有很大发展，文献多有记载。《蜀笺谱》：“凡造纸之物，必杵之使烂，涤之使洁，然后随其广狭长短之制以造，砑则为布纹，为绮绫，为人物花木，为虫鸟鼎彝，虽多变，亦因时之宜，”又说：“仿姑苏作杂色粉纸，而假苏笺多罗纹，惟纸骨柔滑耳。”《读博物志》：“蜀中之……纸，近年皆废，惟余十色绫纹纸尚存。”可知，唐时的成都，宋时的苏州产砑花纸。
  唐、五代的砑花纸现在很难看到实物了，但宋代却有传世之品，可供今人鉴赏。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李过中（976～983年）的《同年帖》上有波浪纹。北宋米芾（1050～1109年）的《韩马帖》（33×33厘米）纸面上砑有云纹楼阁。宋末李衎（1245～1320年）的《墨竹图》（29×87厘米），纸面呈现飞雁、游鱼图纹、间配“溪月”和“雁飞鱼沉”隶篆字体，构成一种“月明溪静，鱼雁传情”的高雅意境。上面再绘一枝婀娜多姿的墨竹，观赏之余令人陶醉于艺术美感之中。
  砑花纸由于图纹变化无穷，为时人所重，所以，其制作方法则多有载述。苏易简《文房四谱》介绍说：“然逐幅于文版之上砑之，则隐起花木麟鸾，千状万态。”《清异录》亦谈：“姚该〓子侄善造五色笺，光紧精华，砑纸板上乃沉香（木）刻山水林木、折技花果、狮风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幅幅不同，纹缕奇细，号砑光小本。”陈继儒《泥古录》载：“宋颜方叔创制诸色笺，有杏红、露桃红、天水碧，俱砑为花竹麟羽、山林人物，精妙如画。”综上所述，宋代砑花纸比唐代进步，原纸有多种颜色，砑压后具有图案与文字。
  九、其他名纸——新安皮纸等
  宋朝楮、桑、藤等皮纸也多为后起之秀的新安皮纸所取代。
  徽州宋时称新安，辖境包括歙县、绩溪、休字、黟县等。这里有许多技艺高超的造纸工匠。新安的名纸有原抄纸和加工纸。原抄名纸有麦光纸、白滑纸、冰翼纸、凝霜纸等；加工名纸有碧云春树笺、三色印边龙风笺、印金团花笺、三色金花笺及正反双面打蜡的黄白藏经纸等。《新安志》说，新安纸之所以好，与其得天独厚的水利条件有关，“大抵新安之水，清澈见底，利以沤楮，故纸之成，振之为玉雪……。”因此，后来居上的新安纸，就其质地来说，与前期的澄心堂纸、馀杭由拳纸、温州蠲纸和当代的福建古田纸可相媲美。
  苏轼曾赞：“麦光铺几净无瑕”吴俶的“碧云春树挥毫久”，王令的“有钱莫买金，多买江东纸，江东，纸白如春云”等等，都热情洋溢的赞美新安纸。蔡襄在《文房杂评》中也说：“歙州渍溪纸，乃澄心堂遗物，唯有新色，鲜明过之。今世纸多出南方，如鸟田、古田、由拳、温州、惠州皆知名，拟之绩溪，曾不得及其门墙耳”。因为新安纸品质优良，北宋朝廷所需的公文用纸，大多是从新安征用的。据《新安志》载，每年上贡七种文件用纸，总数约有一百四十五万张之多。另外还要供应学士院纸、存槽纸、盐钞纸、茶宁纸等，称为“官纸”，也是非常精美的。南宋以后，公文书牍都改用新安楮纸做的“劄劄子”，以取耐久。因此，宋代的新安徽州是手工造纸史上重要基地，上继澄心堂纸的遗业，下开泾县宣纸的根基，成为后来宣纸的发源地。宋代除了藤纸、楮纸、桑皮纸以外，还有广东海南岛等地所产的槟榔皮纸。《花木考》载：“槟榔纸类木皮而薄，莹滑、色微绿，宋时入贡以书表。”总之，宋代的竹纸、皮纸居于重要地位，不仅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在造纸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第四节 纸钞的出现——纸张高贵用途的新纪元
  到宋代，由于造纸业的繁荣和印刷术的发达，在货币的制造和使用上经历了一场变革，即由过去的铸造金属货币变为发行印刷的纸币。
  金属币转变为纸币，经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动向，早在汉武帝时就已经显露出来。《稗史类编》：“轩辕臣始以布帛为楮币，汉武帝改制皮币，唐宪宗始置（制）关子时呼为飞钱，宋孝宗改制会子，元世祖改名交钞。”汉武帝首创“白鹿皮币”这比使用金属钱币轻便多了。到唐时，根据古时符契剖合之理，通，行“飞钱”之法。所谓“飞钱”实际上类似后世的汇票。“飞钱”使用起来极为便当，逐步发展成为纸币。真正使用纸币，是从北宋初期的四川开始的。当时通行的纸币称为“交子”。据《宋史》等文献记载，宋太宗雍熙年间曾与辽发生战事，战后，四川地方官署，停止铸币数月，民间通货不足用，从而促进了纸币“交子”的产生和流通。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益州商民王昌懿等人，自行印发纸币“交子”。《文献通考·钱币》载：“初，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货易。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后富人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寇瑊尝守蜀，乞禁交子。薛田为转运使，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诏从其请，置交子务于益州。”这样，想废“交子”未成，倒促使“交子”合法化了。说明当时使用纸币已势在必行，符合人民的愿望。于是，官府专门设置了印制和管理钱币的机构交子务，负责发行纸币，据李攸《宋朝事实》载，益州民间私人所发行的纸币，分为单色和彩色二种，均为印制品。大观三年（1107年），改“交子务”为“钱引务”，特铸造六颗彩色印记，即“敕”、“大料例”、“年限”、“背印”、“青面”、“红圈”。六颗印都饰以各种花纹图案，其中“红圈”、“背印”、二印刻以“金鸡捧敕”、“令欢万岁藤”、“诸葛武侯木牛流马”等故事性图画。纸币上盖上这些印记，便成为彩色纸币。
  接着，又发行“会子”、“关子”等彩色纸币。绍兴三十年（1160年）钱瑞临任临安知府，“建言楮币以行，累月合支官钱，造会子流传，输官亦许用之”。但是，“会子”流行后，又常常造成严重的“壅滞”现象，致使“物价踊甚”。权臣贾似道秦清朝廷改用“关子”。由“交子”改为“会子，”继而又改为“关子，”说明当时纸币贬值极为严重。纸币贬值的原因主要是朝廷政治腐败，国库空虚，只得靠发行纸币维持残局，加之伪造假币日多，等等。
  第五节 印刷术的发明促进纸业大发展
  隋唐时期，文化繁荣，读书识字的人增多，单靠抄写书本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了，因此，在隋末唐初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宋代的雕版印刷业已经相当发达，官刻、私刻大量历书、经书等方面的书籍。宋仁庆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升（？～约1051年）发明了更为进步的印刷方法，即活字印刷术。毕升用泥活字印刷，由于泥活字易破损，致使这种先进的印刷术没有很快推广。在13世纪以前，雕版印刷仍占主要地位，后来元代发明木活字、明代发明铜活字，使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日趋完善。
  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实际上，印刷术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造纸业的发展。史称唐宋为造纸术发展的全盛时期，这与印刷术的大量用纸有直接关系。
  印刷术的发明和造纸业的发展，使宋代印书业更加兴旺。《郡书考索·后集》卷二十六载：景德二年五月戊申，宋真宗到国子监视察书库，当问到藏书数量时，祭酒邢昺对皇帝说：“国初不到四千卷，今日已增到十万多卷，经史正义皆备。40年间，藏书增加了20多倍，速度之快是惊人的。同时出现了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等刻书中心，成就空前。据了解，目前外国较著名的大图书馆几乎都藏有中国宋版图书。
  宋版图书历来为中外学者所称道。有一套宋版西汉书，是宋真宗时刻印的，到乾隆年间已历800年，仍崭新如初。乾隆皇帝见后题云：“雕镌纸墨，并极精妙，实为宋本之冠。”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中说：“现存最伟大、最优美的绘画，都是宋代传流到今的作品。”还说：“它们常为雕印艺术最完美的标本，在技术上是空前绝后的。”所说宋版书的“精妙”与“完美”，主要体现在下面五点：
  宋版书大多装帧精致。宋代徐度《欲扫编》说，南部王仲至所藏四万三千卷书，必取其紧慢厚薄适中的良纸装潢为册，有些还要用“涓素背之”。周密《癸辛杂识》推崇说：廖群玉九经本最佳，“其装褫以泥金为签”。藏书者不惜以丝绢、泥金等昂贵材料用以装裱，书册自然精致、美观。
  宋版书纸墨精良。至正二年仲冬三日，赵吴兴在《文选》二十三卷后作跋云：“霜月如雪，夜读阮嗣宋咏怀诗，九咽皆作清冷气，而是书玉楮银钩，若与镫月相映，助我清吟之兴不浅。”董其昌也作跋说：“至于纸质如玉，墨光如漆，无不各臻其妙，在北刊本中亦为上品。”乾隆皇帝也说：宋版《汉书》、《杜诗》“鼎足海内者也，纸润如玉”。有些书是用椒纸印刷的，长久保存完好无蛀。
  宋版书注意“板”与“纸”的巧妙结合。《考槃余事》云：“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外单边，问多讳字，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这就使所印之书整洁、清晰，恰到好处。
  宋版书字体俊美，镂刻字体多仿书法大师欧阳洵、颜真卿、柳公权等人，其墨迹呈现出质朴、挺秀的风格，成为后世刻书的范本。
  孙从添在《藏书记要》中赞叹说：宋刻本“字画……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所谓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宋刻之妙尽之矣。”宋版《资治通鉴考异》一书，乾隆皇帝题云：“是书字体浑穆，具颜、柳笔意”。从而，使读者久阅不忍释卷。
  宋版书有些品类小巧玲珑。南宋书坊也常常以刻小本书著称。小本称为“巾箱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文件的小箧，因书型特小，可装入巾箱，便于携带，故名。南宋戴埴《鼠璞》：“今之刻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钧），手写《五经》，置巾箱中。……诸王从而效之。今巾箱刻本无所不备。”所谓“无所不备”极言巾箱本版式多样，品种繁多。有长四寸、宽三寸的，如《尚书》等，；有长三寸一分、宽二寸的，如《〈纂图周礼）郑注》等；有的长三寸半、宽二寸半的，如京本《礼记》。“巾箱本”就是后来所说的“袖珍本”。清、民国年间多效仿之。如乾隆十三年姚培谍所刻刊的《世说》八卷，长仅一寸八分，宽一寸一分。
  另外，宋版书大都接近于原本，也是为世人所重的原因之一。
  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也大大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实际上，印刷术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造纸业的发展，史称唐、宋为造纸发展的全盛时期，这与印刷术的大量用纸有直接关系。唐宋之际，书肆日多，如雨后春笋。书肆如此之多，不是偶然的，是印刷术、造纸术双重发展的明证。
  第六节 丰富多彩的纸制品
  宋代的纸制品更为丰富，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是这一时期造纸业高度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品种数量都远远地超过前代，下面一一列述之。
  一、纸衣
  宋时，不论僧俗均有穿纸衣者。可能是信仰所支配。或因贫穷，或因求雅，或因纸衣可以挡风御寒。有的军队在特殊的环境中也糊纸为衣，称为“纸甲”，取其轻便。或为应付时急，无布时用以蔽体。
  《文房四谱》记载制作纸衣之法：“亦尝闻造纸衣法，每一百幅（纸）用胡桃乳香煮之，不尔，蒸之亦妙。如蒸之，则恒洒乳香水，令热熟，阴干。用箭杆横卷而顺蹙之（制成皱纸），然后糊之即可”。
  宋元时，“衣纸衣”，往往还被视为一种风雅趣事，成为诗人吟咏的题材。
  二、纸帐
  唐时已有，至宋代更为盛行，于是出现了许多“纸帐诗词”。描写使用纸帐的惬意、舒适，记叙了纸帐的温暖得体。《调燮类编》介绍了纸帐的制作方法，“用藤皮茧纸缠于木上，以索缠紧，勒作皱纹，不糊，以线缝缀，然后，以稀疏的布帛为顶，取其透气，纸帐上常常要画梅花，蝴蝶等花卉昆虫作为装饰。”古代文献除了谈到纸帐制作，还谈到纸帐修理。周履靖《群物奇制》云：“纸帐旧而毛起者，将破，用黄蜀梗五、七根槌碎，水浸刷之，则如新。或用木槿斜叶，捣水刷之亦妙。”
  三、纸被
  宋时，文人学士、黎民百姓中有盖纸被之风。因纸被具有价廉、保暖、洁白、柔软的特点，故可用。
  四、纸冠
  纸冠亦称纸弁、楮弁，这是宋人仿效道士装饰而制成的纸帽子。陆游生活于南宋战乱时，爱国伤时，隐居林泉，自甘淡泊，与世无争，服戴楮冠、用纸被、写的是楮胶、竹纸，可谓“与纸为侣”了。
  五、纸枕
  苏易简在《纸谱》中介绍了“摄生者”枕纸枕以养生的道理，指出：“若如是，则脑血不减，神光愈盛矣”。
  六、纸牌
  纸牌始于唐，到宋时更为流行。南宋时，流行一种纸牌“扇儿牌”，一副牌有32扇（张），当时杭州已有专门出售纸牌的扇牌铺。
  七、纸鸢
  宋时，人们用五彩纸扎成纸鸢（风筝），开展游艺活动。宋代的纸鸢比唐时高出一筹，多一种音响装置，发出悦耳鸣声。
  八、纸瓦
  洪适《盘洲集》有许多咏纸瓦诗。如《枕上晓作》诗：“竹响风成阵，窗明雪已花，柴扇冷冻犬，纸瓦啄饥鸦”；《病中绝句》：“一夜雨声鸣纸瓦，听成飞雪打船窗”；《睡觉》诗：“寻思断梦瞢腾，渐见天窗纸瓦明”。熊正文注：以上可见宋时纸瓦，以油纸为瓦，故有防水性也。
  九、纸炮
  宋时，许多火器都离不开纸，如纸炮、火箭、火枪等。宋代纸炮当时叫作“霹雳炮”。宋代诗人杨万里在《诚斋集·海鳅赋》中，介绍了“霹雳炮”的制作方法：用纸卷成管了，里边装入火药和石灰，再加引爆装置。“霹雳炮”爆炸后，石灰进发，可以迷伤人、马的眼睛。
  十、纸冥器
  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曾谈到唐、宋时制作纸冥器用于丧礼、祭祀等活动的情形。五代时，周世宗柴荣去世发丧之日，百官举行路祭，翰林院以黄白纸做纸钱。

参考文献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 2.朱绍候：《中国古代史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3.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 4.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万有文库第1集719种 5.宋·米芾：《书史》百川学海第32册（宋·左圭编） 6.钟明：《中国书法简史》，河北美术出版社，1983年 7.宋·陈思：《书小史》美术丛书第20册 8.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 9.胡韫玉：《宣纸说》朴学斋丛书第二集 10.《辞海·艺术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 11.清·安岐：《墨缘汇观》，上海广雅书局，民国九年 12.陈大川：《中国造纸术盛衰史》，台北中外出版社，1979年 13.《元和郡县志》、《温州府志》、《富阳县志》，浙江图书馆古籍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