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后人对蔡伦发明造纸的评价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蔡伦首创造纸术的事实受到东汉朝野的公认，皇朝给以嘉奖，纸乡代代传颂，并且以蔡侯纸为之命名。《东观汉记》作者崔寔等与《后汉书》作者范晔根据史实称之为“造意”；晋代张华记载为“始捣故鱼网以造纸”、“始煮树皮以造纸”；北魏贾思勰称为“蔡伦立意造纸”；其他类似记述则史不绝书。
  凿于东汉明帝永平中（约66年）的汉中褒斜栈道南口的褒谷石门因年久堵塞，于北魏永平二年（509年）重新凿宽，事后为了记载该工程地处天险施工之艰难，曾刻有摩崖石刻《石门铭》以传后人。《石门铭》有一段文字：“王升履之，可无临深之叹，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劳。于是畜产盐铁之利，纨绵蜀毼之饶，充牣川内，四民富实，百姓息肩，壮矣！自非思埒班尔，筹等张蔡，忠公忘私，何能成其事哉？”（图3-3）将石门栈道工程之功与鲁班、王尔（王尔为古之巧匠，见《韩非子》与《淮南子》之记载）、张衡、蔡伦之巧思筹算相比拟，足证蔡伦首创造纸术在当时传颂之广。
  蔡伦的名字随着造纸术传往世界各地，在国外也有很高的评价。1982年美国阿西摩夫著《古今科技名人辞典》，收集了全世界从公元前2980年至今近五千年的1510位科技名人，按生卒年代次序将蔡伦排列为第63位，也就是中国人中的首位。该书认为：“蔡伦在105年发明了造纸技术，几百年后，造纸的秘密才慢慢传到西方”。并且说：“自从蔡伦时代以来的一千九百年间，再未出现过其它能代替纸的东西”。
  美国科学家麦克·哈特所著《人类百位名人排座次》中将蔡伦排在第七位，书中说：“如果没有蔡伦就没有纸，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世界将会是什么状况。”美国教授卡特说：“在世系中占首席的伟大人物为宦官蔡伦——纸的发明家，在促进世界文化和教育事业中，具有卓越的地位。”美国造纸专家凯西在主编《制浆造纸化学工艺学》第三版中称：“中国人蔡伦发明了第一张纸。”美国制浆造纸协会刊物Tappi曾著文说：“蔡伦首先造意发明用树皮、破皮造纸；这位世界上第一位造纸家最早是把纸浆倾倒在麻布帘上，晒干后才取下的。这个原始造纸的原理，却是现代机器造纸的基础。”Tappi1989年7期刊登蔡伦抄纸画并誉之为“造纸之父”。
  法国安贝尔市郊蔡伦馆在展出文字说明中说：“蔡伦的杰出贡献和中国古代造纸术的发明，为人类文明揭开了新的篇章。”美国以纸史学家大德·亨德命名的造纸博物馆悬挂有蔡伦画像并有蔡伦功绩的解说词。德国柏林博物馆陈列有“龙亭侯蔡伦祖师神像”的挂图。数年前，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在报道中国古代科技展览会时说：“中国为发明造纸所作的探索，可以同美国把人送上月球的目标相提并论。..蔡伦在105年发明了一套造纸方法，这一发明，在一千多年以后才传到欧洲，在那里，它同样发挥了令人震惊的作用”。
  二、蔡伦之前已有的“纸”字乃指缣帛
  先秦古文中已有纸、纸两字；纸的古文字为〓，清康熙时闵齐伋撰写、毕既明篆订的《六书通》收有此字并注“群书古文”。按我国造字原则偏旁从糸，纸为丝质薄片，纸为丝滓。蔡伦发明的植物纤维纸曾以帋名之，还有人创造出〓字代表两种书写材料之总称。随着植物纤维纸完全取代缣帛之后，社会上统一书写为纸字；魏代张揖在《古今字诂》中的正确解释已见前述。南朝陈顾野王《玉篇》称：“上汉人所谓纸，丝絮所成，今纸，木皮麻布所造”。由于蔡伦之前的文献中留有纸字，后人转抄时，又将古文小篆书写体改写为今文隶体或楷书，或用纸字来注释古书记载之缣帛书写材料；从而给后代少数读者留下误会，误认为蔡伦之前已经有纸，则蔡伦并非首创，曾经引起误解的记载有如下几则：
  1、《汉书·赵皇后传》：“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蹄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唐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曰：“赫蹄，薄小纸也。”应劭在献帝时任泰山太守，大大晚于蔡伦造纸，因当时人已不知赫蹄为缣帛小纸而注之；而植物纤维纸却从来没有被称为赫蹄。宋赵彦卫《云麓漫钞》称：“秦汉末用缣帛，如胜、广书帛内鱼腹，高祖书帛射城上。..赵后传所谓赫蹄者，注云薄小纸，然其实亦缣帛。……则古之纸即缣帛，字盖从糸云。”
  2、晋代张澍《三辅旧事》：“卫太子大鼻，武帝病，太子入省；江充曰：上恶大鼻，当持纸蔽其鼻而入。”
  这条在汉武帝之后350多年才补记的轶闻存在许多矛盾：武帝长子为戾太子而未称卫太子；《汉书·武帝五子传》记载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七岁立为太子，未有恶其大鼻之语。如当时已有纸，也应相当粗糙；皇子用以掩鼻者应为缣帛，即相当于手绢。
  3、唐马聪《意林》引东汉应劭《风俗通》称汉光武帝“东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
  《后汉书·儒林列传》则记载：“光武迁返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辆。”因《后汉书》已明确蔡伦之前的缣帛称为纸，所以两者的记载应均为简帛之不同写法。
  4、《后汉书·贾逵传》记载他“选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这条记载可能源于《东观汉记》，所以董巴的注语曰：“简，竹简；纸，幡纸也。时蔡侯纸尚未出也。”5、《后汉书·邓后纪》载：“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
  这段记载的纸当然是指缣帛，因为和帝与邓后支持蔡伦造纸成功上献后善其能，说明原来没有植物纤维纸。方国贡献者应为缣帛，纸成为地方贡品是在产量多而质量优的后代，见本章其他各章之叙述。
  因此，所谓蔡伦之前已有文献记载的纸字实际均指缣帛。唐代张怀瓘《书断》，宋代顾文荐《负暄杂录》、苏易简《文房四谱》、史绳祖《学斋拈笔》，明代谢肇淛《五杂俎》，清代祈骏佳《遯翁随笔》等读书笔记杂录，就是在阅读上述文献时未加甄别，误认为蔡伦以前已有纸。
  植物纤维纸发明之后，封建皇朝的重要文件仍继续用缣帛书写而保留“绫纸”、“罗纸”等名称。宋代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当时册封后妃用销金云龙罗纸，封亲王宰相用五色金花绫纸，其他依官秩大小用不同色彩花纹的绫罗纸。据东汉刘熙《释名·释彩帛》、明代张自烈《正字通·糸部》之记载，绫、罗等均为有花纹的缣帛，因为用于书写仍被称为纸，足证这一名称从西汉皇朝沿用至后代。
  三、考古发现不足以修改蔡伦发明家之评价
  本世纪30年代以来，在西北丝绸之路沿线先后出土过许多与简帛同在的古代书写文书、书信及无字残纸；其中大部分有字纸是东汉以后的，已被汇编出版专集供研究。但是，也有少数无字残字或类纸薄片由于与西汉制品或纪年简同时出土而误被报道为西汉纸，少数纸史研究者据此而将蔡伦发明造纸改称为革新或改进，从而引起国内造纸、历史、文博等各界学者的讨论。笔者认为各次考古发现中有的断代科学证据不足，有的经分析为未经打浆抄造的麻絮薄片；后者将在本书第九章专门叙述外，本节仅摘要从历史文献、考古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进行叙述。
  （一）㶚桥类纸衬垫物
  1957年5月8日西安东郊㶚桥砖瓦厂在工地施工中，由推土机推出一批文物，其中有类纸物，被工人揭成88片。经该厂收集后通知考古部门到现场接收，事后由接收者分别在1957年5月17日《工商经济报》与1957年7期《文物参考资料》报道为西汉纸。当时主要依据同时出土的类似西汉制造的三弦纽铜镜底面有麻纤维衬垫的痕迹而判断为西汉纸。
  实际上当时工地掘土并未发现古墓，同时出土的文物共17种200多件，接收者只根据铜镜、半两钱、陶钫等类似西汉形制，而忽略了其他类似东汉形制的随葬品，尤其是对数十节铅片当时尚未认识其作用。这些类纸残片后来被宣传称为“桥纸”
  㶚，陈列于北京与西安的历史博物馆，作为蔡伦以前之纸而编入教科书，从而在国内外影响较为深广。
  在㶚桥之后，1983年6月在广州象岗山发掘西汉南越王赵眛墓中同样发现了铜匜之间的麻衬垫物也经鉴定不是纸。我国古代席地而坐，尚未用桌椅；祭祀时在供品器物下面垫以茅草的习俗见于《易经·大过》：“借用白茅，柔在下也”。阐释《易经》的《系辞传》也有同样的解释。西汉随葬品改用麻絮衬垫，可能是古老习俗的延续。
  据《文物》、《考古学报》等刊物报道，东汉流行随葬铅质“买地券”的风俗，即出于迷信，以铅片代表“铁券丹书”，象征死者执掌的地契。而在西汉时期出现的原始买地券是用绛红色绢包裹长方形土块，称为“簿土”，所以，若按考古形制学断代法，㶚桥出土文物的入土时间应该断代为东汉。北京历史博物馆根据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的鉴定已撤去“桥纸”展品。
  （二）居延金关烽燧残纸
  西汉时，玉门关以西称西域，居延以北为匈奴领地，1973年在甘肃省金塔县金关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二片残纸，因该遗址出土有西汉纪年简，结合该遗址地处汉与匈奴战线上而被报道为西汉纸。
  根据历史记载：西汉与匈奴之间长达165年之久战争不断，使金关至居延全线沿额济纳河流域构筑军事烽燧，至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请和，汉元帝以王昭君嫁之，从此边境平靖。呼韩邪曾请汉朝罢撤沿线戍卒，群臣多有附议，郎中侯应曾陈述十点理由主张保留边燧，汉元帝赞赏侯应深谋远虑，即下令“勿议罢边事”。1942年劳干、石璋如在额济纳河沿岸烽燧发掘一片有字残纸，劳干考证为公元109至110年之物，该纸现存台湾。1930至1931年及1972至1976年在居延发掘到一万多枚汉简，其中纪年简近千枚，最晚至东汉安帝永初四年（110年）。说明西汉与匈奴战争结束后，居延一线烽燧仍为军民来往住宿之地，在这里同时遗留下西汉简与蔡伦以后的纸是很自然的，不能孤立地以其中一处遗址同时发现西汉简与东汉纸而将残纸断代为西汉之物。
  出土的大量居延汉简中，有些是记载屯戍活动中开支，各种衣、食、生活用品的价格清单，包括河内笔，却唯独没有纸，说明残纸不是屯戍时期之遗物。
  （三）敦煌马圈湾烽燧残纸
  1979年在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残纸5件8片，同时出土简牍1200多枚与生活遗物300多件，以同时出土西汉纪年简与该燧在王莽时停止军事屯戍活动的理由而报道为西汉纸。
  马圈湾在汉与西域交通线即丝绸之路上，据近代历史学家王国维、贺昌群等考证，该线上的汉代烽燧被后代作为邮亭。驿马与商旅交通投宿于亭燧，也会遗弃后代生活废品，残纸出土时均已揉皱，并与畜类堆积一起，被污染成土粪色，所以马圈湾残纸也不能仅以用于军事时期留下的西汉纪年简作为断代依据，因为纸发明之后的商旅过客已不会再留下纪年简，却有可能丢下揉皱的纸与留下马匹的粪便。
  （四）放马滩地图残纸
  1986年夏天在天水市党川乡放马滩一座无年代文字标志的古墓，在棺内发掘一片残纸，约为现在的其名片三分之一大小，轮廓内的不规则碎片上，有黑色曲线，绘法类似地图。该墓主已骨架无存，葬式不明；据报道该残纸位于死者胸部，墓内已积水受潮，棺内尚有残朽之木梳、木篦各一件也已漂流至死者胸、腹部位置，因该墓与秦代墓群相距约10余米，及以棺椁之间有陶瓮、陶壶、漆耳杯等3件随葬品形制，而被断代为西汉墓。
  后来经过分析认为，棺内尸体衣物等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及纤维等均已因渗漏而受长期缓慢化学变化而消失，仅存木质梳蓖残余，而同一环境条件之棺内由纤维素构成之纸片，何以只有数量变化而留下残片，显然不符合自然科学规律。该残纸未经分析鉴定，墓的断代又是与较远的陕西、湖北等地西汉墓类似而断定为西汉墓，所以此残纸还不能科学断代为蔡伦之前的植物纤维纸。
  （五）悬泉置书信残纸
  1990年秋开始发掘的甘肃省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15000余枚汉代简牍与约30张残纸，已经报刊发表的一张书信残纸残存29字，见彩图4。此纸最初于1992年1月6日《文汇报》报道为“西汉纸”，以后在《中国书法》1992年2期报道改称为新莽时期麻纸。此纸出土于有西汉纪年简的地层，而经书学家对照其书法是由隶转楷字体，应为东汉末至魏晋时期所书写；又对照我国历代书信礼仪用语的时代特征，此信末尾书“恐惶恐白”也属于魏晋时期所流行。
  据报道该遗址为古代驿站，历经两汉魏晋时期，延续近400年。虽然出土残纸尚未经取样分析鉴定，但从已发表之书信残纸时代特征来看，该遗址是魏晋时期遗物，打破定为两汉时期地层的判断，出土残纸不应因与汉简同在而定为蔡伦之前。
  综上所述，从西安沿河西走廊至敦煌是汉代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沿线建有军事邮驿设施；敦煌又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历代商旅、僧人、使者、兵士络绎不绝，使沿线遗址废弃的从西汉简帛与制品至蔡伦造纸之后的纸张同时出土不足为奇；虽然已多次被报道为西汉纸，但均存在科学证据不足之处。其次，各次出土的类纸物或残纸均为麻纤维，不能否定蔡伦发明树皮纸具有更高技术水平的历史记载。在蔡伦之前的历史文献中只有使用与制造简牍，而未有造纸的记载；如果当时民间有利用麻絮下脚料经过槌打作为纺织以外的杂用，也并未引起社会的重视。只有蔡伦发明了可以取代简帛的书写纸才得到社会的承认与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