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公元105年，东汉蔡伦（？—121年，彩图1）将他研制成功的植物纤维纸献给朝廷，自此，蔡伦发明造纸的史实就在中国及全世界传颂了1800多年。这一史实的传诵是通过两条连绵不断的途径：其一是手工造纸的纸乡人民代代相传；其二是由史官及学者在正史与众多的文献中的记载。留传至今的史实文字记载既明确又简略：明确的是造纸原料与取代缣贵、简重后产生的社会影响，而对造纸的方法、起因、研制过程等则较简略。本章从分析历史记载、历史背景、民间传说、现行手工造纸方法及后人评价等方面着手，结合植物纤维造纸的自然科学基本知识进行阐述；并且考虑了曾经对这一史实产生过误会与怀疑的观点作简要的探讨。
  蔡伦造纸时所用的原料、方法与质量是从蔡伦在世时起就一直不断地延续使用与改进，其制浆造纸工艺路线迄今仍为人们所沿用且符合后人所揭示的造纸科学原理。植物纤维纸问世之后，因初期产量不足于取代简帛，与旧的书写材料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并行于世，受到过人们的对比与鉴定，从而证明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先进性、科学性与史实的真实性。
  第一节 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历史记载
  一、《东观汉记·蔡伦传》
  《东观汉记》是继《史记》、《汉书》之后，由东汉史官相继记录当代人事的第三部史书；三国时合称为“三史”。裴松之注《三国志》记载孙权自学三史大有所益，并劝吕蒙和蒋钦宜急读三史等书。
  《东观汉记》传至唐朝，曾在武后朝中任著作佐郎与左史等职的刘知几，在博览秘阁所存史书后著有《史通》一书，记载了《东观汉记》的作者、编撰经过与内容，摘录如下：
  “在汉中兴，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自是以来，春秋考纪，亦以焕炳；而忠臣义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初。事业垂竟，而珍、尤继卒。复命待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西羌传、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传，入崔篆诸人。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及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嘉平中，光禄大夫马日寔、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作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返，续成十志。”
  从上述记载可知：《蔡伦传》是元嘉元年（151年）由崔寔、曹寿与延笃所撰；此时是蔡伦死后30年，正是蔡伦之造纸术已在各地普遍推广制造与使用之时。为蔡伦立传的条件有二：首先因发明造纸有功；其次以功封侯并任过长乐太仆；因为据《史通》记载：“西京撰史，惟编丞相大夫；东观著书，止列司徒太尉”。据统计东汉共封各种列侯877人，其中宦者侯60人；因封侯而立传者为数不多，现存《后汉书·宦者列传》仅立传9人，而蔡伦所封300户龙亭侯是户数最少者；说明为蔡伦立传不在于官阶，而由于功在造纸。
  由皇朝秘阁所藏《东观汉记》传到金兵灭亡北宋或金被元所灭时已亡佚于兵乱。因为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秘书丞余靖与国子监直讲王洙奉诏在崇文院校勘《后汉书》时，在后记中又一次记录了《东观汉记》的作者与编撰内容，和《史通》记载基本相同，尤其是提到崔寔等人所作功臣传114篇，即包括《蔡伦传》；后记中对各家后汉史书有“传之至今，靖、洙悉取馆阁诸本参校”之语。而在《宋史·钦宗纪》记载：“靖康二年，金人胁上皇北行，..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府库畜积为之一空。”《宋史·艺文志》记载：“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如果当时《东观汉记》被掠到金中都，或者北宋时曾经刊印，则其亡佚时间还要拖后。
  《东观汉记》存世约千年，从晋至南北朝被各家后汉史书所取材；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有“后汉纪传、发源东观”之语。至隋唐而后。又被许多类书与校注者所摘录。《蔡伦传》的内容也被各家后汉史书及传世的类书与注文所保存。清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由馆臣收集汇编成《东观汉记》辑本。近十年来，历史学家吴树平在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等单位专家的协助下，又扩大查检了数十种古籍注文与类书摘记，形成了22卷的新辑本《东观汉记校注》并正式出版，其中卷18《蔡伦传》的辑文为：
  “蔡伦，字敬仲，为中常侍，有才学，尽忠重慎，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客，曝体田野。黄门蔡伦，字敬仲，典作上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也。伦典上方，作纸，用故麻造者谓之麻纸，用木皮名穀纸，用故鱼网名网纸。”
  这三段辑文虽然不如《东观汉记·蔡伦传》原文完整而且相互有重复，但它已保存了蔡伦发明造纸的主要史实。辑文中“造意”的含义即现在的“发明”，因东汉时尚无发明之用词。
  二、《后汉书·蔡伦传》
  由于《东观汉记》是众多作者接续而成，只写到灵帝朝内，因董卓作乱西迁而停止；所以东汉以后出现了许多作者编撰的后汉史书。据清代平步青著《霞外摭屑》的《后汉书集解叙录》统计，历代史书曾经记载者有：
  东汉长水校尉刘珍等撰《东观汉记》143卷、吴武陵太守谢承撰《后汉书》133卷，晋散骑常侍薛莹撰《后汉记》100卷、晋秘书监司马彪撰《续汉书》83卷、晋少府卿华峤撰《后汉书》97卷、晋祠部郎谢沈撰《后汉书》122卷、晋东阳太守袁宏撰《后汉纪》30卷、晋江州从事张莹撰《后汉南记》58卷、晋秘书监袁山松撰《后汉书》100卷、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后汉书》97卷、梁剡令刘昭撰《后汉书补志》30卷、梁肖子显撰《后汉书》100卷、张璠撰《后汉纪》30卷、刘义庆撰《后汉书》58卷、王韶撰《后汉林》200卷、葛洪撰《后汉书抄》30卷、张缅撰《后汉书略》25卷。
  据刘知几《史通》记载：“自斯已往，作者相继，为编年者四族，创纪传者五家。推其所长，华氏居最；而遭晋室东徙，三惟一存。至宋宣城太守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会晔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由于范晔《后汉书》的十志未成，后来梁刘昭乃参照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成补志30卷。据《南史·刘昭传》称：“昭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刘昭自序亦云：“乃借旧志，注以补之，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
  范晔《后汉书》与各家后汉史书并存于世，至北宋靖康其他各史亡佚长达六百至九百年之久。据《史通》评论：“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惭良直。”经过历代并读诸书者的对比评价，公认范晔《后汉书》符合史实。
  《后汉书》卷一〇八中的《蔡伦传》全文为：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以永平末始给事宫掖。建初中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转中常待，豫参帷幄。伦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后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元初元年，邓太后以伦久在宿卫，封为龙亭候，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四年，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校汉家法；令伦监典其事。伦初受窦后讽旨诬陷安帝祖母宋贵人；及太后崩，安帝始亲万机，敕使自致廷尉，伦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国除。”
  由于范晔《后汉书》集诸家之成，后代屡有人注音释义，遂大行于世，被选为善本，凡习东汉史者，皆讽诵范书，《东观汉记》由是寖微。
  隋统一南北后，隋文帝以重赏收集民间书籍，召天下工书之士抄写，炀帝即位，又将秘阁之书抄写50副本分藏新建存书阁。公元618年隋禅位于唐，隋朝存书全部归唐；唐建国才5年，令狐德棻就奏请修梁、陈、齐、周、隋五朝史。《隋书》的纪传由魏征所撰。志由公孙无忌等撰，至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隋书·经籍志》记载内库并存后汉史书共11种886卷，包括《东观汉记》143卷与范晔撰、刘昭补注《后汉书》125卷等。
  《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初唐贞观之治时期“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当时宫廷内外“盛世修史”成风，唐太宗亲自领衔御撰《晋书》。影响所及，使高宗之子章怀太子李贤也诏集诸儒共注范晔《后汉书》，于仪凤初年（676年）完成。此时离《隋书》完成不过20年，李贤注《后汉书》时参校了《东观汉记》143卷；至今《后汉书》各传中注有“东观记曰”、“东观记为.”、“案东观记云”者不可胜数。而《蔡伦传》中未注上述词句，正好说明其内容与《东观汉记》相符合；因为注书者只注其异，不注其同，只注其漏，不注其详。经过李贤校注的范晔《后汉书》遂成为正史，刊行至今。
  高宗永隆元年（680年），李贤因涉及宫廷政权之争而被武后废为庶人。就在同年，刘知几成进士，此后参加了皇朝内编纂修史的行列。刘知几在《史通》中称：“自汉已降，作者多门，虽新书已行，而旧录仍在，必校其事，可得而言”。在《史通·自叙》中称：“旋游京洛，颇积多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于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竟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经过校阅大量史书，刘知几从中辨正存疑而著成《史通》，其中对《后汉书》与《东观汉记》的某些内容也有过评论，但并未涉及《蔡伦传》；再次证明《蔡伦传》史实与《东观汉记》相符。
  三、其他文献记载
  从东汉后期至《东观汉记》亡佚，有不少著作、类书、注文或笔记记载蔡伦造纸；其中一部份是摘录《东观汉记》，另一部分则是造纸术在社会上传播后，蔡伦最早造纸为人所共知的记录。本章只叙述其中有代表性的记载：
  东汉后期的董巴为《贾逵传》中提及“简纸经传各一通”所加注语曰：“简，竹简；纸，幡纸也。时蔡侯纸尚未出也”。
  东汉刘熙撰《释名》称：“中常侍蔡伦剉故布捣抄作纸。”
  魏博士张揖在《古今字诂》的巾部写道：“帋，今纸也，其字从
  巾，古之素帛，依书长短，随事裁绢，数重沓，名幡纸，字从糸此形声也。后汉和帝元兴中，中常侍蔡伦以故布捣剉作帋，故字从巾。是其声虽同，糸、巾则殊，不得言古纸为今帋也。”
  晋张华《博物志》云：“汉桓帝时桂阳人蔡伦始捣故鱼网以造作纸”。
  东汉桑钦撰、后魏郦道元注《水经注》记载耒水经耒阳，西北迳蔡州、州西即蔡伦故宅，傍有蔡子池；伦，汉黄门郎，和帝之世，捣故鱼网为纸，用代简素，自其始也。”
  南朝宋代盛弘之《荆州记》载：“耒阳县北百步许蔡伦宅，其具存臼..伦始以鱼网造纸，县人今犹多能造纸，盖伦之遗业焉”。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言中列举益国利民创举之前贤20多人之功绩以教诲后人，其句曰：“神农、仓领，圣人者也，其于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赵过始为牛耕，实胜耒耜之利；蔡伦立意造纸，岂方缣牍之烦？..”。
  以上仅摘录隋唐之前的文献中有“始捣剉”、“立意”等发明含义的记载；同期其他一般记载与南北朝以后之文献则从略。这些均说明《东观汉记》与《后汉书》的《蔡伦传》符合史实：即以植物纤维制造书写纸取代简帛从蔡伦始。
  南北朝之后有许多作者编撰类书，其中就有摘引蔡伦造纸的短句，多数是从《东观汉记》等上述记述中摘录剪裁而来的。如隋代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〇四的《纸四十六》就有三个条目分别摘录《博物志》、《东观汉记》与《董巴记》因已摘录“始捣”之句而略去“造意”二字以免含义重复。后来，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和北宋李昉《太平御览》也照录《北堂书钞》这一短句：“东观汉记云：蔡伦典作尚方作纸。”近来有人不了解古代类书只相当于现在的工具书或文摘，无需一字一句地照抄原著，而误认为“造意”二字只是范哗《后汉书》所增添。
  第二节造纸术发明的诸因素
  一、社会需求是发明造纸的动力
  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使文字与记事材料也需要随之发展；正如春秋战国时期简帛取代甲、骨、金、石、陶、瓦等笨重的书写材料一样，东汉时期出现植物纤维纸取代简帛同样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社会需求为发明之母，两汉建立统一的封建社会，中原安定；版图扩展，与西域、西羌、匈奴战争不断；政务日繁、书介弥盛；在政务、军事、文化、教育以及民间生产、生活等各方面所需要的书写材料数量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文字字体也从小篆等古文向汉隶、章草等今文演变，以提高书写速度。
  （一）政治与军事的需求
  由于儒家理论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春秋时期产生的儒学著作在西汉后期的朝野上广为传播。朝廷置太学，设五经博士、博士员弟子等，人数逐渐增加至数千人。民间招生讲学、广抄经书之风盛行；据《汉书·儒林传》记载，“自武帝至平帝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至王莽执政，继续“为学者筑舍万区”。东汉光武迁都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辆”。《后汉书·儒林列传》序综述了东汉前期几朝帝后收集经典、修筑太学，建存书库的情况。至蔡伦入宫前的明帝永平年间，“复为功臣子孙、百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东汉朝野读经、抄经需要的书写材料为之激增。
  其次，由于版图的扩大，官吏的增员，朝廷的文书奏表也随之增多。早在秦始皇时，皇帝每天要翻阅120斤重的公文简牍；汉武帝时东方朔上书用了三千片简，由两名壮汉抬进宫。蔡伦入宫前，京都朝官就有雇佣抄手专事抄写文书，班超就是为官佣抄书而发愤投笔从戎的。蔡伦入宫后，章帝为了提高书写文书效率，而提倡采用章草书写奏章。正是因为当时政务办公需要大量书写材料，皇帝阅读简牍也不胜其烦，所以朝廷才会对蔡伦发明植物纤维纸给以支持与奖励。
  在军事与外交方面，自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及与匈奴作战以来，在西北设立大量军事关塞、烽燧、驿置等；从京都至前方不断有驿马羽书飞递，而前方关塞驻军也大量需要记事材料。近代从居延、敦煌等烽塞遗址出土大量汉简，年代从西汉武帝至东汉安帝，大部分与军事有关。而蔡伦于105年献纸后，在额济纳河沿岸烽燧遗址竟出土了109～110年的有字残纸，说明当时前方使用笨重的简片记事与供应已不胜其烦，驿马驮载数量也受限制，所以蔡侯纸问世后，很快被西北前线所采用。在蔡伦入宫前两年，班超出使西域，初置西域都护。此后与西域诸国使节交往频繁，前线大批屯戍驻军与被徙刑徒也需要与后方亲属通信，简重帛贵限制了书信的传递，蔡候纸的发明为官方与民间的通信解决了急需；从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简帛与纸写的书信实物说明了这一需求情况。
  在法律方面，最早写在竹简上的刑法称竹刑。秦汉为巩固统治，制定了各种律令向全国颁布，悬泉置等地遗址就有司法律令、诏书的汉简出土。
  （二）文化与教育的需求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学者已开始用简牍著书立说；两汉社会已有士、农、兵、工、商之分工。成书于蔡伦入宫后的班固《汉书·艺文志》记录了当时存世的诸子十家图书的目录，由于造纸和印刷术尚未发明，这些古代著作后来大多亡佚。从史书记载与出土文物证明，当时已有兵法、律令、农书、药经、病方、历书、气象、算术、考工、史志等各类著作。这些古代实践知识的总结与记录深受朝野所珍视，不断有人抄录保存与传播。东汉初期几朝皇帝收集民间存书，建设存书库；当时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及东观等处都是存书讲学之所。由于书籍的增加，存书库的不断膨胀，简片因绳断脱落，简重帛贵的矛盾日益严重。
  由于朝廷向民间征召文人为官，设博士、良史、明经、茂才等职，使读书成为晋升之途，激发了社会上办学讲经之风。《后汉书·王充传》就记载当时首都洛阳市肆上已有用简帛抄写的书，作为商品出售。班固先为校书郎，因私撰《汉书》才被朝廷所赏识。《说郛》卷三十五记载：“江淮人宋术应明经举，元和初为盐铁院书手。”著有《说文解字》、《五经异义》等书的许慎，当时人称《五经无双许叔重》。被章帝诏入宫中讲学的贾逵，其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张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才高于世。”上述这些学者均与蔡伦同代，就学于发明造纸之前，可知当时社会文化教育所需书写材料之多。
  就在蔡伦发明造纸前夕，社会上又有许多大型著作问世：如班固《汉书》120卷，80多万字；王充《论衡》85篇20多万字；以及《白虎通义》、《说文解字》等。《汉书》、《论衡》分别详细记载了西汉与东汉前期的历史事件与自然科学成果，包括制造与使用笔、墨、简、帛，而唯独没有提到纸。《后汉书·王充传》记载他写《论衡》时，家中“窗户、墙洞遍置笔札”。还有些文献记载古代编写简策兼备刀、笔、铅、椠，说明用简著书极为辛苦。
  对东汉前期社会上办学发达的情况，《后汉书·儒林列传》有一段叙述：“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黉塾者，盖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急剧增长的文化教育需要大量的书写材料。
  由于社会文化水平的普及提高，东汉朝野撰史之风很盛。除了官修《东观汉记》之外，民间也在编写；唐刘知几《史通》记载：“降及东京，作者弥众，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门甲族，世多髦俊，邑老乡贤，竞为别录；家牒宗谱，各成私传。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此中兴之史，所以又广于前汉也。”全国各地编写史志，所需书写材料也为之增多。
  （三）生产与生活的需求
  推动社会进步靠生产力的发展，政治文化教育的基础是经济水平；工农业生产与人民生活也对书写材料产生需求。东汉前期的社会基础，虽然还是男耕女织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但手工业已经有冶铸、煮盐、酿酒、调药、筑仓、造船、蚕织、农具、兵器等行业，其中盐铁属官营，同时至少已有30多个商业行业。各行各业已出现记录生产方法与经验的著作，并在民间广泛转抄。
  战国时代的《周礼·考工记》就记载有手工生产工艺，如铜镜的金属配比与铸造方法等。秦代吕不韦组织编写的《吕氏春秋》，其中《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等篇，就有各种农作物的耕作科学。西汉刘安组织编写的《淮南子》有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其中《氾论训》记载纺织；《时则训》、《齐俗训》等则记载农时、气候、风力测量等。西汉末期的《氾胜之书》总结了陕西关中地区的农业与蚕桑技术。东汉的《九章算术》则以妇女织布速度作为算题。
  古代记事材料的出现最早就是从记录农、牧、渔业和纺织业生产开始的；《诗经》已经记载蚕桑、织染与沤麻、煮葛；《史记》与《汉书》也为《货殖列传》、《平准书》、《食货志》等经济内容立传作志。发明造纸之前，记载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著作要在民间扩散流传，也同样遇到简重、帛贵的矛盾。
  在人民生活方面同样需要价廉轻便的书写材料；特别是东汉人口增加（和帝时已超过5325万人），丝织品价格昂贵（汉代每匹宽2.2尺长4丈，每尺相当于今日23.1厘米，缣每匹值600余钱，白素值800余钱，相当于当时6石即720斤米价）；而用缣帛书写又与民间穿衣争原料。
  人口的增加与流动，首先对医药与通信的书写材料提出需求；从许多汉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都发现有医书、药方和书信的竹简。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简牍中有医药简200枚，还有帛书《五十二病方》。1972年在甘肃武威也出土了医药简牍。悬泉置遗址除出土医方简外，还发现了由皇帝颁诏的医药方壁书，说明抄录医方是社会上的普遍需求。
  农业生产与人民生活普遍需要的还有历书，这也是古代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较多的书写品。古代历书的发行量最广，并经历代不断修正颁行，就在蔡伦献纸前20年，由编䜣李梵创制的《四分历》，开始在全国颁行。因此，民间也需要较多抄写历书的书写材料。
  综上所述，东汉前期社会存在着对质优、价廉、轻便、量多的书写材料的迫切需求，所以植物纤维纸的发明或迟或早总会应运而生。至于为什么会是东汉中期皇朝尚方令蔡伦所发明，则是由蔡伦主观条件与当时客观环境与物质条件等所决定。
  二、造纸术发明的客观条件
  （一）东汉朝廷的支持
  蔡伦身为宦官，是皇室的侍从；他在进行科研创作的自由活动上，难以与东汉其他科学家如张衡、张仲景等相比。史家认为蔡伦能发明造纸术，是与和帝刘肇及皇后邓绥等的支持分不开的。
  《后汉书·和帝纪》记载和帝当政后下诏选举良才，赏赐博士员弟子，“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并召班固之妹班昭入宫续成《汉书》，并给后妃讲学。说明他重视发展文化，任用人才；他给蔡伦加位尚方令，就是在资金、劳力、场所、器具与原料等方面为发明造纸术提供了有利条件。
  东汉立朝为官者常聚集名士、学者于门下，并教授子女读书，蔚为风气。邓后是中兴功臣邓禹的孙女，自幼从诸兄读经传，入宫后又从班昭受经书。她不求珍丽之物，但喜爱纸墨文具。她在位时组织刘珍等文人校订经传，编写建武以来名臣传；屡举方正、敦朴、仁贤之士。她下令“减太官、导官、尚方、内者服御珍膳、靡丽难成之物”。就是减少尚方工场制造供玩赏的器物，使蔡伦能集中较多力量研制成功邓后所喜爱的纸张。
  清代诗人、书法家何绍基在《纸赋》中说：“岂云智者创而巧述之，无如上有好而下甚焉。”这里所说的“智者创”指蔡伦发明造纸，“上有好”即指和帝、邓后为代表的朝廷支持。近代纸史学家劳干也认为：“蔡伦造纸的成功，很可能和邓后的爱好纸有若干关系。”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说：“蔡伦当时正做尚方令（掌制造御用器物），可能受邓皇后的影响，专心制造更合用更廉价的纸。”
  造纸术发明后蔡伦能到各地推广，也离不开朝廷的支持。《蔡伦传》称：“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这也是汉桓帝命史官为他平反立传时的真实写照。
  （二）尚方工场提供研制条件
  秦汉之前已有官营丝织等手工业，设“百工”管理手工作坊。秦设尚方令与将作大匠，后者曾组织建造过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通典·职官九》称：“秦置尚方令，汉因之，..汉末分中、左、右三尚方”。实际上汉武帝时已开始有三尚方，尚方与考工均属少府；少府是“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尚方是掌制造御用刀剑及上等器物；考工是掌制造弓、弩、刀、甲等兵器。尚方工场的设置一直延续至汉代之后。已出土的两汉尚方制品有鼎、宫壶、弩机、镫、鐎斗、铜镜、铜钟、刀剑等均铸刻有年代铭文；足见两汉时尚方工场具备有制造器具的设备与物质条件。尚方宝剑的名称还一直流传至后代。
  官办作坊比民间手工业在生产物质条件上占有优势，而且可以使用刑徒；为军队制造武器的生产规模较大，为朝廷制造精巧用品还可不计较成本。和帝时“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宫”，为蔡伦加位尚方令说明他精通手工业技艺。蔡伦领导尚方工场，具备了研制植物纤维纸的物质条件，还可以专为造纸制造器具，有可供指挥的劳力，而使“造意”变成现实，即具备了职业发明家的条件。
  （三）其他行业的技术成就提供启发与借鉴
  历史上许多发明创造往往是受到其他科技成就的启发，单项科技成果也离不开社会整体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文物》1962年3期报道山东、江苏出土画象石证明汉代已发明以脚踏板提综的织机。《文物》1954年7期与1956年8期报道河北、四川出土画像砖与陶模证明东汉民间已普遍使用脚踏杠杆的杵臼。《后汉书·杜诗传》记载早于蔡伦的杜诗在南阳发明水力推动鼓风机用于铸造：“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汉书·申屠嘉传》记载“以蹶张弩”注曰“脚踏强弩张之”，即已发
  明脚踏的弩机。汉代炼铁的竖炉容积，已达50立方米。东汉已出现平帆与尾舵的风帆木船。《文物》1954年8期报道四川成都汉墓出土画像砖上有盐井图。盐井上的多层塔架，还有能同时站立4人操作吊具。《后汉书·西羌传》、《金后汉文》的恒谭《新论》均记载两汉已使用水碓。汉长安城遗址与满城汉墓出土过转盘石磨。以上说明东汉在水力利用、铸造、纺织与机械加工等方面的技术水平。前人的生产经验与科技成就，可以为蔡伦发明造纸所借鉴与利用。蔡伦在世时，由尚方监制的弩机、刀剑等，已有实物出土或著录。包括有从永元二年（90年）至元兴元年（105年）制品的铭文，证明当时尚方工场有较高的装备、加工水平。
  后人有“造纸昉于漂絮”之说，见清段玉裁为《说文解字》所作注释。段玉裁将《说文解字》中的“纸，絮一苫也”的苫改为〓，解释为：“造纸昉于漂絮，其初丝絮为之；以〓荐而成之。”“谓絮一〓成一纸也。”于是联系《说文解字》的有关文字：“絮，敝绵也”。“〓，潎絮箦也”。“潎，于水中击絮也。”“箦，〓栈也”，即竹席。最后解释起初造纸即漂絮时荐存于竹席上的丝絮。
  段玉裁的解释并没有事实依据，至今未有絮纸实物传世或出土；在竹帘上抄制植物纤维纸和以竹筐漂洗丝絮的操作并不相同。更重要的是植物纤维素与蚕丝在化学分子式与物理结构上均有很大的区别：植物纤维相互缔结成纸是靠氢键结合，而蚕吐丝时是靠丝胶相互粘结。
  植物纤维素的分子式为（C6H10O5）n，属于碳水化合物，每根纤维是由无数的纤维素分子构成纤丝，再集聚成多层管状；犹如一幢大厦由无数的砖头集聚而成。而一张纸是由无数的纤维被打破外层，露出氢键后结合而成。
  蚕丝是天然蛋白质凝固而成的纤维；断面近似三角形，由两条平行的单丝组成丝缕，外层包有丝胶约占20—30％。单丝成分是丝素（或丝朊），不溶于水；而丝胶易溶于热水，遇冷又会凝固。蚕茧经过水煮脱胶散开的蚕丝，不容易再粘结成牢固的薄片，现在有人曾试验用现代机械化打浆的方法使蚕丝外层润胀，干燥后勉强能形成较松的薄片；但在古代缺乏动力的条件下，将比较贵重的可供保暖的丝絮费力地制成不理想的书写材料，是很难得到推广的。
  我国利用麻、葛植物纤维作为纺织原料，始于原始社会后期；夏代以前用手或石器剥取韧皮，未经脱胶而直接使用；夏代以后有了浸沤脱胶法。《诗经》中有很多利用麻、葛纺织的诗句：如《陈风》有“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东门之池，可以沤紵”；“东门之池，可以沤菅”（成语“草菅人命”之菅）。《周南》有“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毛传》注：“濩煮之也”。《后汉书·邓后纪》记载永初中（110年）诏刘珍等东观，事毕“赐葛布各有差”。
  以上说明在蔡伦之前，社会上沤麻、煮葛操作已能控制脱胶程度与缩短脱胶时间，且能对不同种类的麻类植物控制其沤、煮工艺；因为葛的纤维短于麻，若完全脱胶分散成单纤维，则无纺织价值。蔡伦有可能从麻、葛等过分脱胶中得到启发，发明了煮树皮为纸的关键工序。所以，蔡伦吸取了前人对麻类纤维纺织前的加工生产经验，成功地完成了剉、捣、煮、抄等完整的造纸工序。
  三、蔡伦具备发明家的素质
  有了社会需求与客观条件，还需要由发明者通过研制使需求变成现实。从《后汉书》等史书记载，蔡伦具备了发明造纸术的主观条件。
  首先，蔡伦的经历使他深受简重、帛贵不便的困惑，感触到社会对新型书写材料的迫切需求。他入宫初期从事过为宫内搬藏简牍的劳动；侍奉章帝时，有机会随驾诣东观藏书库，见到堆积如山，汗牛充栋的简牍与绳断脱落的简片；他为百官传递奏书，并见过皇帝翻阅笨重的公文。他来自民间，深知一丝一缕来之不易，见到从民间进贡的大量缣帛用于书写而感到惋惜。邓后的节约与喜爱纸墨文具对蔡伦也有影响，她只舍得以葛布赏赐校经学者。
  其次，蔡伦入宫后有机会听贾逵、班昭等学者讲授经传，具有阅读与书写的水平；有了文化后，能读到秘阁存书中各行各业包括生产技术的著作。《蔡伦传》称他“有才学”、“豫参帷幄”、“匡弼得失”，即他已有参政议事的文化程度；因为当时几朝帝后都是笃学经传，熟悉经史者。蔡伦有了才学后，本身也是书写材料的需求者。
  第三，蔡伦重视向民间学习生产劳动的实践经验；他“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当时宫内称禁中，有黄门把守禁门。宫女、宦官除随从帝后出巡外，一般不得出宫，外出者要持符节的一半为凭信。所以他在休沐日外出必有研制器物之目的，因而受到朝廷的允许。到田野接触劳动人民，学习沤麻、煮葛、舂米、编席等劳动；寻找造纸原料与纸药植物品种进行研制；并发现民间有大量旧麻衣与鱼网可供利用。
  章帝曾经东巡山东，谒孔庙，和帝曾经南巡汉水流域，蔡伦均有可能随从。在接触社会了解民情物产中，加深了研制植物纤维纸的决心与信心。
  第四，蔡伦本人成为能工巧匠、术艺之士。经过好学不倦与深入民间参加生产实践，使他具备了领导尚方工场制造器物的本领。他从民间、尚方工场与考工著作三方面继承了前人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造纸术，大约经过10多年的研制才取得完全成功。
  《蔡伦传》中记载他“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撰写《东观汉记·蔡伦传》作者之一崔寔所著《政论》中，关于兵器制造有一段叙述：
  传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旧时永平、建初之际去战攻未久，朝廷留意于武备，财用优饶，主者躬亲，故官兵常牢劲精利。有蔡太仆之弩及龙亭九年之剑，至今擅名天下。
  建初为章帝年号，在此之后主持躬亲制造过兵器的长乐太仆只有蔡伦，说明蔡伦任尚方令并不是只指挥工匠，而是自己也参加制造劳动，从而将立意造纸变成现实。
  第三节 蔡伦造纸术的原料与生产工艺
  一、造纸原料
  正史记载蔡伦以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四种原料造纸，有的文献称树肤为树皮或木皮，即韧皮类，而另外三种都是麻类，两者均为长纤维原料，并且当时均已被利用于纺织，已有剥沤等前加工的社会生产经验。
  （一）树肤
  韧皮类原料品种较多，但文献最早记载蔡伦所造的纸名穀纸，说明已用穀树皮造纸成功。
  穀树名称因各地而异，现代植物学定名为构树，学名Brous
  onetiapapyriferaVent。因为它又名楮树，后来造纸术传播各地后，许多文章称纸为“楮先生”或直称为楮。
  构皮全部位的纤维长度3—9毫米，一般为5—7.8毫米；宽度11.6—29.4微米，一般为14.7—26微米；长宽比为290倍，是造纸的好原料。构皮含木素14.32％，果胶9.46％，所以造纸的技术难度大。而大麻只含木素4.03％，果胶2％，比构皮容易脱胶。以技术难易与原料来源来推测，蔡伦应先用麻头及破布，而后才用鱼网与构皮。
  从《东观汉记》与《后汉书》之《蔡伦传》原文先提树皮以后才有穀纸之名称来分析，蔡伦有可能先用桑皮试制。因为秦汉时蚕丝纺织业已很普遍，《史记》记载“齐鲁千亩桑麻”则纬度气候相似之河南与陕南也有大量桑树养蚕，桑皮作为试制原，料取之较易，桑皮纤维长宽比为463倍，含木素8.74％，果胶8.84％；原料优于构皮而沤煮脱胶较易。但由于桑树用于养蚕，所以蔡伦转向寻找其他树皮，成功地制成穀纸。
  《洋县志备考》载：唐人曹邺曰，蔡公伦在龙亭“始以楮皮造纸，今洋人犹多能作纸，乃伦之遗业也。”现在洋县龙亭蔡伦墓东南方向的茅坝坎有构树湾之地名，本世纪50年代之前尚遍布构树，生长茂盛；建国后屡经砍伐造田，至1981年才最后泯灭。因此有可能蔡伦先以其他韧皮造纸成功，至封地后才利用当地资源攻破制造构皮纸之难关。
  （二）麻头及敝布
  麻头是废旧的绳头、麻絮和纺织、制造绳索的下脚料，敝布是旧衣破布，是麻原料经过纺织、衣着使用后的废品。陕西半坡、泉护村的遗址出土新石器时期的陶器表面有麻布印痕；春秋时期《诗经》上记载：“东门之池，可以沤麻”；《礼·内则》云：“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诗·曹风·蜉蝣》载：“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大量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说明古代种麻织布，麻布是民间主要衣着材料。《盐铁论》记载孔子的学生：“原宪、孔伋，当世被饥寒之患；颜回屡空于穷巷，当此之时，迫于窟穴，拘于缊袍。”缊袍是塞着乱麻的长袄。洛阳烧沟汉代墓中发掘出陶制的多层圆形贮仓的模型，上有“麻万石”字样，说明汉代麻原料数量很多，经沤制晒干后的半成品像粮食那样贮存起来，以备加工或出售。但古代用于织布、搓绳、编网的麻，实际是纤维束；西汉淮南王刘安主编的《淮南子·氾论训》记载：“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即古代由人工劈绩捻纱，织成的麻布粗得像鱼网。
  在蔡伦之前用于纺织的麻主要是大麻与苎麻。大麻（Cannabissativs）韧皮约含70％纤维素，含木素4.03，果胶2％；单纤维长150—255毫米，强力约42克。苎麻（Boehmerianivea）含纤维素76.4—82.8％，含木素1.47—1.96％，果胶0.19—3.41％；单纤维长可达600毫米，强力可达52克。麻首先被选为造纸原料，因为它具有纤维长而韧、含木素果胶少的优点。
  （三）鱼网
  记载蔡伦用故鱼网造纸名网纸的文献最多；除正史外，有《董巴记》、《舆服志》、《荆州记》等。秦汉时渔业已很发达，开始课取渔业税。《淮南子》中有罛、罩、罾、〓、罟等不同类型鱼网的名称。《尔雅》中有罭、罛等记载。《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吴广起义时将“陈胜王”丹书置人所罾鱼腹中；《初字记》引《风俗通义》称罾为“树四木而张网于水”，即当时已有很大的鱼网。而且司马相如《上林赋》与东汉张衡的《西京赋》都描写过汉代皇室苑池中养鱼与以罭捕鱼。由于宫苑与社会上都有废弃的旧鱼网未能加以适当利用，所以蔡伦用其造纸。
  鱼网必须用捻紧的麻线制造，现代并且用动物脂血与植物油汁等浸泡或煮过以耐腐朽；用现代旧鱼网造纸，其脱胶、脱色、疏解打浆比破布、麻头难，所以文献记载蔡伦用鱼网造纸多强调其捣、剉之工序，并以网纸称之，古代鱼网是要经过加工处理，尚待论证，但有所区别于麻纸。
  鱼网、衣服、绳索中的麻料是以纤维束形态存在，这与丝、毛、棉等纺织品不同。鱼网与麻衣经长期使用中的日晒、汗渍、水浸、摩擦及洗涤时的揉搓、锤打等作用下。木素、果胶与耐水油脂等不断溶出与减少，使纤维束部分疏散断裂成单纤维或短纤维而呈糟朽现象。蔡伦以旧网、破布为原料，既不与纺织争新原料，社会上又有取之不竭的来源，并可省去沤麻等前加工，因而受到社会上的欢迎。
  二、造纸工艺方法与器具
  汉晋时期记载蔡伦造纸的文献对其造纸方法只有片言只语：如魏张揖称“蔡伦以故布捣、剉作帋”，东汉桑钦《水经注》称蔡伦“捣故鱼网为纸，”《后汉书集解》惠栋引《晋书》称“蔡伦剉、捣故布、网抄作纸”等。剉、捣、抄相当于现在的切料、打浆与抄纸等主要工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的《北堂书钞》卷一〇四在“蔡伦造纸”注文中引晋张华《博物志》：“蔡伦始煮树皮以造纸”；即对于韧皮类原料应有“煮”之工序，也符合后代制造皮纸所用之方法。为什么对制造麻纸没有提及沤煮之记载，可能因破布、鱼网等原料在纺织捻线前已经过水沤发酵脱胶，即沤麻是前人的生产经验，非蔡伦所发明；蔡伦始创剉、捣、煮、抄之方法。
  “剉”为锉的异体字，古汉语有“铡碎”之意，如《敦煌变文·韩朋赋》云：“乃见韩朋，剉草饲马”，即蔡伦造纸先经过切碎原料与分散纤维，以便进一步沤煮与舂捣成纸浆。剉的工序不是当时纺织业必经的工序，所以古代文献专用于形容蔡伦造纸。
  （一）造纸成功的关键——以臼舂捣纸浆
  记载蔡伦首先以臼捣浆的文献很多；除了南朝宋代盛弘之的《荆州记》外，晋代耒阳人罗含（292—372年）著《湘中山水记》载：“耒阳县北有蔡伦侯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伦舂纸臼”；《湖南省志》载：“耒阳蔡伦故宅旁蔡子池，池南旧有舂纸臼，唐别驾李悬贡于朝”。
  东汉民间已有舂臼之利用：《文物》1954年7期报道河北省赵县各子村汉代砖墓出土陶制杵臼模型，是两个人并坐用脚踩一杵，下有臼，杵尚悬于空中；此墓用砖砌，采用陶制明器随葬，且同时出土五铢钱，应为东汉墓葬。《文物》1956年8期报道四川省彭县太平乡东汉墓出土许多画像砖，其中一幅为二人并排坐以脚踏杵舂臼。这两件文物是以人力杠杆舂臼，而东汉文献已记载利用畜力或水碓舂臼。《后汉书·西羌传》载：虞诩奏“雍州之域..水舂河漕”。《全后汉文》卷十五载：桓谭《新论》说：“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所以蔡伦以臼捣浆是吸取了民间舂稻谷等的生产实践经验。
  舂捣即机械打浆（图3-1），是使纤维能相互缔结成纸页的关键工序；其作用是将纤维的外壳即初生壁打破（压溃、劈裂、脱袖），以露出纤维内的纤丝并使之纵裂帚化，在水中形成相当大的丝状表面积，使纤维素分子结构末端的氢或羟基暴露于水中，相邻纤维分子的末端通过氢键水桥而相互拉紧，脱水干燥后即形成纤维交织而具有强度的纸张。鉴别出土类纸薄片是麻絮还是纸张，要看它是否经过打浆。机械打浆是造纸过程中耗费较多动力的工序，蔡伦用舂捣方法解决了这一关键而取得成功。
  （二）抄纸方法与抄纸帘
  经过舂捣打浆的纤维均匀悬浮于水中，经抄纸帘过滤后成湿纸页，干燥后即成纸张。蔡伦抄纸方法与帘具在现存东汉文献中无直接记载，而与蔡伦同代人许慎所著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纸字的解释为“絮一苫也”成为后人解释当时抄纸方法与用帘的依据。至晋代，蔡伦造纸术已普遍传播，当时各家撰写《晋书》者，有的记载蔡伦造纸方法，如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引用王隐《晋书》记载“蔡伦以故布捣剉作纸”；清惠栋搜集汉儒著作，所著《后汉书集解》引用《晋书》版本之一称“蔡伦剉捣故布、网抄作纸”。唐代唐太宗房玄龄等撰写《晋书》时，当时尚有18种不同版本的《晋书》，后来记载蔡伦造纸的版本逐渐亡佚。
  《说文解字》是经五代南唐人徐铉、句中正等所校订，其中有“纸，絮一苫也，”“苫，盖也，”“盖。苫也”等字。《左传·襄十四年》有“苫盖”联用句，注云：“苫盖即为白茅苫”。徐锴《解字诂林》说：“苫，编茅也”。
  白茅俗称茅草，我国北方、中原生于山坡田野；茎杆直径约2毫米，长约1米，因坚硬可用于编苫，作为覆盖物与茅舍之顶；张衡《东京赋》有“慕唐虞之茅茨”。北方缺竹，所以许慎所见抄纸帘为茅草所编而如实记载。
  新疆用芨芨草杆编制抄纸帘年代较久，1972年吐鲁番出土高昌义和二年（615年）的麻纸文书，帘纹粗2毫米而呈弧形弯曲，据判断系芨芨草所编。因为竹帘是不易弯曲变形的，芨芨草与白茅同属禾本科，多年生草本，杆丛生；其中有一种芨芨草俗称羽茅，草高1—2.5米，粗2毫米。
  古代手工业生产，其原材料均就地取材；蔡伦试制时可能首先用麻布作抄纸帘，后来在一些地区被沿用，麻布绷紧在木框上，将纸浆浇在麻布上过滤成纸，或称为“泼法”抄纸。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公元400多年时六朝字体佛经古纸，系帘纹为麻布的麻纸，正面经涂布与磨光，涂料为高岭土淀粉等。
  后来在南方，抄纸帘改为竹帘，而仍然为固定框架与泼法（图3-2）。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文物陈列室藏有明代西南瑶族地区竹制泼法抄纸帘。
  蔡伦曾在河南、陕西、山西、湖北与湖南推广过造纸术，为了能使纸浆均匀而迅速地过滤成纸，必定会采用各地材料不断改进抄纸帘与抄纸方法；最后是否成功地使用固定帘床与活动软竹帘从纸浆槽内抄捞成纸，还缺乏文献记载。
  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将“絮一苫”改为“絮一苫”；因为《说文解字》中的“〓”为“潎絮箦”，箦为竹席，相当于竹帘。段玉裁认为东汉时抄纸是“以〓荐而成之”〓“即今造纸密致竹帘也”。
  由于古代汉字的偏旁有严格的区分，许，慎的“絮一苫”用草头的苫而不用当时已有的竹头〓字，一定有其依据。段玉裁根据后世已用竹帘抄纸而认为苫为〓的假借，已有人提出异议。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大小竹笥48件及《说文》载：“箪笥，饭及衣之器也”可知东汉时竹器已盛行。耒阳在长沙之南，南岳地区盛产竹器，蔡伦在北方用麻布与茅草制造抄纸帘，并不能否定他在湖南家乡会采用更
  为先进的竹帘。
  （三）纸药的应用
  纸药又称“粘液”、“滑水”或“滑汁”是从新鲜植物中提取溶解的粘滑液汁；它滑而不粘，加进抄纸前的纸，浆中，可使纤维均匀悬浮，不发生絮聚沉淀，使长纤维抄成组织均匀的纸张，使湿纸页成叠，压榨脱水后，仍能相互揭开。纸药的应用，改善了成纸质量，提高了抄纸产量。中外一些纸史专家认为纸药的发明始于蔡伦。但现存最早记载纸药应用之文献为南宋周密的《癸辛杂识》。该书说：“凡撩纸必用黄蜀葵叶，新捣方可撩，无，则沾粘，不可以揭（纸），如无黄葵，则用杨桃藤、槿叶、野葡萄皆可，但取其不粘（纸）也。”明代宋应星著《天工开物》中也提到“纸约（药）水汁”。
  日本纸史学者多认为纸药始于蔡伦。广岛大学山下寅次教授说：“蔡伦发明的造纸法的第三点，竹帘抄帋和‘粘糊’；是蔡伦发明造纸法的主要关键。他是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不断改进，而最后完成了这一伟大发明，..实是我东洋人民堪以夸称的无上荣誉”。京都大学的秃氏祐祥说：“现代一般专家研究结果..首先使用粘液还是在蔡伦时代，..蔡伦在研究出植物粘液的效用后，才圆满地发明了造纸术”。日本纸史专家关彪说：“据已故佐伯胜太郎博士（内阁抄纸部主任）之研究，蔡伦以前何以无人能发明植物纤维纸，关键就在粘液问题上，无法造出均匀的帋页来。有才能的蔡伦也是经过长期的各种实验，最后才摸索出使用粘液的办法克服这最后的难关。他逐步突破了种种难关，终于成功地抄出完善的纸来，献给当时的和帝加以公布推广”。
  1901年奥地利人威斯纳（JuliusWisner）化验中国唐代文书纸时，发现纸浆中地衣，其水浸液呈粘滑性。英国造纸专家克雷浦登（R·H·Clapperton）在《纸和书籍》一文中称：根据斯文赫定和奥瑞斯坦的一份研究报告，证实了中国不但发明了造纸，而且也是把胶料、填料用于造纸的发明者。
  在我国长期手工造纸过程中，各地已发现的纸药原料很多，从木本到草本，从茎、叶、根到花均有含滑汁者。如林存和所著《福建之纸》中记载福建闽江等各水系流域产有富含胶质的植物名称达30多种，并称：“此类野草遍生山谷之中，槽户可自由采摘或向农家购买，价亦甚廉，然后以清水浸之或煮之，或捣烂后和之以水，使扬其胶性”。国内使用较多者有杨桃藤茎（猕猴桃）、铁坚杉根、野葡萄藤、黄蜀葵梗叶、冬青叶、楠、榆，刨花、槿叶、糯叶、杜仲根等，使用前新鲜泡制，久放则变质无效。
  公元751年，唐将领高仙芝在中亚细亚坦罗斯城（今哈萨克地区）与阿拉伯大食国作战中失败，被俘去一批造纸工匠出身的士兵，这些俘虏在当地传授造纸术时，却没有传授纸药的使用，所以后来辗转传播到欧洲的手工造纸，始终未掌握湿纸揭开的技术秘决，只能在湿纸页之间衬以毛布或夹以丝线。也可能当时中国工匠未能在该地区找到含有纸药的植物，因而失传了；也可能俘虏们并非情愿传授造纸术，而有意留一手。我国也有少数地区或抄制粗厚纸张者，也不用纸药，称为涩槽。
  纸药中有大量木本原料，如楠、榆等的木材刨花浸泡液体，也是我国妇女长期在梳头时所涂的脂水，能使长发油光滑亮而不粘结，发形保持蓬松。涂发脂水的使用历史悠久，唐代杜牧作《阿房宫赋》中描写六国美女集中于阿房宫内梳妆的文句：“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脂水能使渭河水粘腻，说明宫女梳发后倾倒的脂水多而且滑。此文虽为唐代人追记前朝事，当时应有所据；蔡伦探讨使纸浆滑而不粘，能均匀抄纸并可揭开湿纸页，也有可能受宫女使用植物脂水之启发。
  近代改用机械抄纸机后，50年代初，各地用圆网纸机抄造薄纸，仍有在上网前加入黄蜀葵煮汁、刨花榆滑水或杜仲胶等，使纸浆悬浮均匀，纸地良好，湿纸避免压花。后来分析纸药成分或受其启发而研究成功各种助剂，能起助滤、改善成纸匀度与强度、减少纤维流失等作用。
  （四）皮纸的制成标志蔡伦发明造纸术完全成功
  蔡伦对造纸原料、工艺方法与器具的研究必定经历过从易到难的过程，逐一解决了每一个工序遇到的技术关键，最后成功地造出了皮纸。野生构皮（楮）的原料组成决定了其制造工艺过程的繁琐，现存最早记载其制造过程的文献是元朝的《徽州府志·物产志》（全文见本书第七章元明时期楮皮纸和桑皮纸生产技术）。制造皮纸使用内表皮，必须脱除褐色外皮，经过反复多次的灰渍、煮蒸、曝日、清洗、捣的过程，所脱除的木素与果胶占原料成分之20％左右，仅低于木材与老竹，因而代表了非木材原料造纸的完整工艺。至19世纪西方先后发明造纸机、机械木浆与碱法木浆之前，长达1700多年，全世界均采用蔡伦所发明的非木材纤维手工造纸技术。
  在蔡伦死后不久，其传人孔丹与左伯将其造纸术传播到安徽与山东，造出了“研妙辉光”的佳纸，受到当代文人的称誉。皮纸原料的种植与采伐，使农民增加了经济收入。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记载了种楮与收割：“指地卖者省功而利少，煮剥卖皮者虽劳而利大，自能造纸，其利又多。种三十亩者岁砍十亩，三年一遍，岁收绢百匹”。蔡伦造纸术带来的经济效益受到社会的承认。
  “文革”以来，有人将未经科学断代的出土麻质类纸物称为西汉劳动人民发明的麻纸，贬低蔡伦发明的造纸术为革新或改进。我国利用麻纤维束为纺织原料的历史悠久，大麻含木素与果胶仅约6％，可用温水沤浸微生物发酵进行脱胶。为使麻纤维束柔软而使用木棰敲打，麻头下脚料还被作为缊袍被胎或衬垫之用，因而以无规则排列的麻絮薄片往往容易被发掘者误认为是纸的残片。本书第九章对几次出土“古纸”进行分析，研究其加工痕迹，确切认为这些出土“古纸”不足以否定蔡伦的发明。蔡伦造纸术尤其是对皮纸的剉捣、灰渍、煮料、抄造等的完整工艺，均符合首创、实用与先进的发明标准。
  第四节 蔡伦的生平
  《后汉书·蔡伦传》仅280字，对蔡伦首创植物纤维纸的前因后果之叙述简略而明确，使蔡伦发明造纸之功为古今中外所公认，但这位发明家的生平却缺乏记载。近十年来，部分文学影视作品描写蔡伦的一生经历，多属于经过艺术加工的传奇演义小说一类的作品。现本书参考史书、碑文与文献，结合纸乡代代相传的传说与文物，进行严谨的探讨与补考。
  一、蔡伦的籍贯出身
  《蔡伦传》载：“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后汉书·郡国志》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均记载东汉时耒阳属桂阳郡。记载蔡伦故宅在耒阳县北或耒水西北之文献有后魏郦道元注《水经注》、唐代李贤注《后汉书》引晋代罗含《湘州记》、《后汉书集解》引洪亮吉注等。现在，湖南省耒阳市有蔡侯祠即蔡伦故宅原址，1956年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在祠内建立蔡伦纪念馆并收藏历史文物展品。《桂阳直隶州志》、《光绪耒阳县志》、《耒阳县文物志》等均有蔡伦造纸或蔡伦祠之记载；从文献及碑文所知，蔡伦故宅曾为洪水漂荡，元代至元四年（1338年）知州陈宗义重建；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由乡民捐款重修，留有“更造庙宇，利赖生民”标题之捐款石碑；道光十年（1830年）扩建后栋。现祠内有周谷城题匾《蔡伦纪念馆》，祠前有长198米、宽45米的蔡子池，相传是蔡伦洗漂纸浆之处；祠左边现为蔡池路，沿路向祠后行约百米有蔡伦衣冠墓，1959年郭沫若题字“蔡伦之墓”立于墓墙门额上。
  蔡伦的家庭出身已无史料可考；从近代研究中国宦官史的著作认为，绝大多数入宫当太监者由于家庭贫穷遭灾，尤其是民间多子贫民无力抚养。从蔡伦故居曾遭水灾漂荡及蔡伦字敬仲说明他是次子来看，应属于家境贫穷自幼被征进宫；因幼年记忆或家乡尚有亲属，所以在发明造纸之后能回到故乡传播，而造福乡里。电视剧《纸圣传奇》从蔡伦8岁时发生过楚王英谋反事件而将蔡伦入宫描述为受株连籍没为奴者，把《蔡伦传》记载“伦有才学”解释为入宫前已有文化学习之机会。《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楚狱中“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受株连较多。但楚国都彭城（今徐州市），领武原、傅阳、吕、留、梧、菑，丘、广戚各县，与耒阳相距甚远，此说仅供参考。
  二、蔡伦的生卒年月
  由于蔡伦幼年离家，其出生年月无明确记载；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辞海》及邮电部1982年发行《中国古代科学家》纪念邮票《蔡伦》均缺出生年份。南宋开国侯、洋州刺史杨从仪于绍兴二年（1132年）撰写《汉龙亭侯蔡公墓碑》称蔡伦卒于辛酉十一，载五十有九，清光绪刘馨伯撰《洋县志备录》则记载蔡伦卒于辛酉季秋，年五十九岁。
  辛酉即安帝建光元年（121年），与《后汉书》记载相同；按我国古代年龄以虚岁计算，推算蔡伦生于公元63年，国内许多纸乡每年在蔡伦生日或忌辰举行祭祀或纪念活动，代代相传；其中以山东阳谷县石佛乡鲁庄于每年农历三月十七日作为蔡伦生辰举行庙会，农历十月十日蔡伦忌辰举行祭供之风俗流传至今。陕西洋县华阳镇纸乡则以农历四月十八日为蔡伦生日举行庙会，此外，1940年上海《中国纸业月刊》第5期报道：公历五月三日（农历三月二十六日）上海纸业同人为纪念蔡伦诞辰，曾在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鸿运楼聚会庆祝。又据《楚风》1986年2期蔡德初文《蔡伦造纸的传说故事》记载：湖南纸乡纪念蔡伦诞辰是农历六月十三日。考虑到山东纸乡手工纸生产与纪念活动从古代延续至今，所以在编制蔡伦生平中的生卒日期均采用之；其余记载供继续考证。另外一种可能是各地祭祀活动实为纸乡每年开工之始，正好均在农历三月下旬谷雨季节之后。
  三、蔡伦的职务变迁
  《后汉书》与《东观汉记》为蔡伦立传，是以发明造纸之功为主，而对其生平与官职之叙述则从简。我国史书为臣民立传，不同于为帝后作纪必须以年月为序，宦官为皇室之中朝官，其职务之变迁与帝后权位之更替有关；参照《后汉书》中的和帝、安帝、邓后诸纪及《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中华书局1983年版）等，考订蔡伦所任职务的时间顺序。列于蔡伦生平有关史事编年表，并作如下说明。
  《后汉书·宦者列传序》称：“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注曰：“宫中小门为闱，小闺谓之闼，禁门曰黄闼，中人主之，故曰黄门”。所以黄门是侍奉后妃，中常侍是皇帝的侍从，蔡伦为小黄门在立窦后之后，而转中常侍则在和帝即位之时。
  蔡伦加位尚方令是在和帝收捕窦后外戚弄权之后，加位应理解为兼职、分管与增秩。同一时期的中常侍郑众在和帝即位后也被加位钩盾令，蔡伦加位尚方令后，有了尚方工场制造器物的物质条件，不但精工制造过尚方宝剑，而终于研制成功造纸术。
  蔡伦任长乐太仆是在邓后成为皇太后之后，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长信宫、长乐宫的职吏属皇帝祖母、皇太后的官官与太子属官；长乐太仆名义上是掌太后舆马，即为太后侍从，秩同中常侍，皆二千石。
  蔡伦封龙亭侯是在元初元年（114年）；因连年天灾，朝廷采取改年号、理冤狱，赐民爵、封功臣、大赦天下等措施，邓太后以蔡伦造纸有功，且年过五十，遂封于龙亭，使蔡伦有8年的时间在民间各地传授造纸，开发纸乡，造福社会；至今许多地方有蔡伦亲临传授造纸的民间传说与纪念遗址。
  四、蔡伦的死因与葬地
  公元121年邓太后死后，受安帝重用的中黄门李闰与安帝的乳母王圣出于对邓后的宿怨，就诬告邓后兄弟与受邓后重用过的人，以敕使自致廷尉迫使被诬者自杀。与蔡伦先后被构会陷害者，包括邓后之兄弟侄子及以“四知”为后世称誉的廉吏杨震等。《后汉书·祭祀志》载：“安帝以谗害大臣，..及崩，无上宗之奏。”《五行志》载：“安帝不能明察，信宫人及阿母圣等谗言，破坏邓太后家..”。说明蔡伦死于冤曲。王圣等给蔡伦所构罪名是蔡伦在20岁前当小黄门时曾受窦后讽旨调查过宋贵人押邪媚道的事实。因宋贵人是安帝的祖母，所以取得安帝之轻信。在封建皇朝中，后妃夺位立嗣之争历代不绝，并且发展成外戚相互倾轧，而太监只是受帝后任意摆布的家奴，一个年青的小黄门成为窦后与外戚弄权的替罪羊。正因为蔡伦深知窦家的恶毒，后来支持了和帝与郑众收捕窦氏兄弟，电视剧《蔡伦》与《纸圣传奇》以过多的镜头描写这场后妃之争，虽能使观众理解蔡伦的无辜，但却冲淡了蔡伦发明造纸的主题。
  蔡伦死后由龙亭人民葬于封地（见彩图2）并建祠供奉。唐德宗李适在兴元元年（784年）避朱泚兵变到洋州，，暂驻蔡侯祠，御书“蔡侯祠”匾额。抗战时监察院长于右任瞻仰祠墓，书写“蔡侯墓”悬于墓门上。墓前原有二座唐碑毁于1943年，现在保存明代修建的殿宇和宋、明、清代碑石六座，墓园内有几株栎树与18株古柏，生长期约超过1500年。1957年祠墓列为陕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重修，翻修时曾发现有汉隶书“辛酉”年号的汉砖。现在墓的封土长九丈，宽五丈余，高二丈多；墓前树有九尺高的“汉龙亭侯蔡公伦墓”碑，墓道列有石羊、石马、翁仲等。墓后有一半月形池水，传说蔡伦曾在此造纸。
  五、蔡伦晚年致力于传播造纸术
  蔡伦发明造纸术成功后，从洛阳与龙亭两地向四周传播造纸术，寻找造纸原料产地与具备造纸条件的地区，深入民众传授造纸术，从而在各地留下许多文献记载、民间传说、地名与文物。
  据《山西轻工业志》考证，山西麻纸首创于蒲州，称蒲纸，始于蔡伦生前。《安邑县（今运城市）志》载：“汉尚方令蔡伦..为后汉造纸鼻祖，寓居本县，卒葬于此。”山西纸乡亦于每年农历三月十七日蔡伦诞辰举行祭祀，由纸坊主宴请纸工。运城市东北25公里的王范村西丁字路口有碑庐，碑上刻“汉龙亭侯造纸蔡伦墓”；往南有“蔡伦沟”石碑；一华里外的蔡伦墓冢前另有高2.4米之碑庐，上刻“汉尚方令蔡侯讳伦字敬仲墓”。此墓在衣冠墓中属于规模较大者（见彩图3）。
  从洋县北上去西安与洛阳的古代傥骆国道上的华阳镇在秦岭南麓，传说蔡伦曾在此居住并传授造纸。至今尚有煮楮皮锅、沤麻坑、石碾、石臼等遗物与蔡伦庙遗址，并有成片构树。华阳手工纸坊延续至清末宣统年间，所以仍有许多槽户后裔的老者津津乐道敬奉蔡伦的传说。
  龙亭蔡伦墓前宋开国侯洋州刺史杨从仪所撰碑文称：“侯造纸厥始于此，..侯有功德于民，……纵在辟野，樵采营纸，则田业增而纸业广，民俱其业，四境安集，中兴之盛。”明洋县县令刘渼所撰碑文称：“维侯造纸，厥始于洋；其利几遍八方，……故洋人造纸得传”。
  此外，山东阳谷县鲁庄、陕西西乡县高川镇、河北迁安、四川成都等地都曾经建过蔡伦庙；这些地区的纸乡传说，均认为当地造纸方法为蔡伦真传。湖北枣阳的清乾隆与民国的《枣阳县志》中“舆地志·古迹”也有“县西北里许相传为蔡伦造纸处”之记载。费著《蜀笺谱》称：“蜀中尽用蔡伦法，於是造纸者建庙以祀蔡伦，..示不忘本也。恩足以及数千百家，虽千岁犹不忘如此”。
  第五节 蔡伦——造纸发明家的历史评价应予维护
  一、后人对蔡伦发明造纸的评价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蔡伦首创造纸术的事实受到东汉朝野的公认，皇朝给以嘉奖，纸乡代代传颂，并且以蔡侯纸为之命名。《东观汉记》作者崔寔等与《后汉书》作者范晔根据史实称之为“造意”；晋代张华记载为“始捣故鱼网以造纸”、“始煮树皮以造纸”；北魏贾思勰称为“蔡伦立意造纸”；其他类似记述则史不绝书。
  凿于东汉明帝永平中（约66年）的汉中褒斜栈道南口的褒谷石门因年久堵塞，于北魏永平二年（509年）重新凿宽，事后为了记载该工程地处天险施工之艰难，曾刻有摩崖石刻《石门铭》以传后人。《石门铭》有一段文字：“王升履之，可无临深之叹，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劳。于是畜产盐铁之利，纨绵蜀毼之饶，充牣川内，四民富实，百姓息肩，壮矣！自非思埒班尔，筹等张蔡，忠公忘私，何能成其事哉？”（图3-3）将石门栈道工程之功与鲁班、王尔（王尔为古之巧匠，见《韩非子》与《淮南子》之记载）、张衡、蔡伦之巧思筹算相比拟，足证蔡伦首创造纸术在当时传颂之广。
  蔡伦的名字随着造纸术传往世界各地，在国外也有很高的评价。1982年美国阿西摩夫著《古今科技名人辞典》，收集了全世界从公元前2980年至今近五千年的1510位科技名人，按生卒年代次序将蔡伦排列为第63位，也就是中国人中的首位。该书认为：“蔡伦在105年发明了造纸技术，几百年后，造纸的秘密才慢慢传到西方”。并且说：“自从蔡伦时代以来的一千九百年间，再未出现过其它能代替纸的东西”。
  美国科学家麦克·哈特所著《人类百位名人排座次》中将蔡伦排在第七位，书中说：“如果没有蔡伦就没有纸，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世界将会是什么状况。”美国教授卡特说：“在世系中占首席的伟大人物为宦官蔡伦——纸的发明家，在促进世界文化和教育事业中，具有卓越的地位。”美国造纸专家凯西在主编《制浆造纸化学工艺学》第三版中称：“中国人蔡伦发明了第一张纸。”美国制浆造纸协会刊物Tappi曾著文说：“蔡伦首先造意发明用树皮、破皮造纸；这位世界上第一位造纸家最早是把纸浆倾倒在麻布帘上，晒干后才取下的。这个原始造纸的原理，却是现代机器造纸的基础。”Tappi1989年7期刊登蔡伦抄纸画并誉之为“造纸之父”。
  法国安贝尔市郊蔡伦馆在展出文字说明中说：“蔡伦的杰出贡献和中国古代造纸术的发明，为人类文明揭开了新的篇章。”美国以纸史学家大德·亨德命名的造纸博物馆悬挂有蔡伦画像并有蔡伦功绩的解说词。德国柏林博物馆陈列有“龙亭侯蔡伦祖师神像”的挂图。数年前，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在报道中国古代科技展览会时说：“中国为发明造纸所作的探索，可以同美国把人送上月球的目标相提并论。..蔡伦在105年发明了一套造纸方法，这一发明，在一千多年以后才传到欧洲，在那里，它同样发挥了令人震惊的作用”。
  二、蔡伦之前已有的“纸”字乃指缣帛
  先秦古文中已有纸、纸两字；纸的古文字为〓，清康熙时闵齐伋撰写、毕既明篆订的《六书通》收有此字并注“群书古文”。按我国造字原则偏旁从糸，纸为丝质薄片，纸为丝滓。蔡伦发明的植物纤维纸曾以帋名之，还有人创造出〓字代表两种书写材料之总称。随着植物纤维纸完全取代缣帛之后，社会上统一书写为纸字；魏代张揖在《古今字诂》中的正确解释已见前述。南朝陈顾野王《玉篇》称：“上汉人所谓纸，丝絮所成，今纸，木皮麻布所造”。由于蔡伦之前的文献中留有纸字，后人转抄时，又将古文小篆书写体改写为今文隶体或楷书，或用纸字来注释古书记载之缣帛书写材料；从而给后代少数读者留下误会，误认为蔡伦之前已经有纸，则蔡伦并非首创，曾经引起误解的记载有如下几则：
  1、《汉书·赵皇后传》：“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蹄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唐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曰：“赫蹄，薄小纸也。”应劭在献帝时任泰山太守，大大晚于蔡伦造纸，因当时人已不知赫蹄为缣帛小纸而注之；而植物纤维纸却从来没有被称为赫蹄。宋赵彦卫《云麓漫钞》称：“秦汉末用缣帛，如胜、广书帛内鱼腹，高祖书帛射城上。..赵后传所谓赫蹄者，注云薄小纸，然其实亦缣帛。……则古之纸即缣帛，字盖从糸云。”
  2、晋代张澍《三辅旧事》：“卫太子大鼻，武帝病，太子入省；江充曰：上恶大鼻，当持纸蔽其鼻而入。”
  这条在汉武帝之后350多年才补记的轶闻存在许多矛盾：武帝长子为戾太子而未称卫太子；《汉书·武帝五子传》记载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七岁立为太子，未有恶其大鼻之语。如当时已有纸，也应相当粗糙；皇子用以掩鼻者应为缣帛，即相当于手绢。
  3、唐马聪《意林》引东汉应劭《风俗通》称汉光武帝“东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
  《后汉书·儒林列传》则记载：“光武迁返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辆。”因《后汉书》已明确蔡伦之前的缣帛称为纸，所以两者的记载应均为简帛之不同写法。
  4、《后汉书·贾逵传》记载他“选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这条记载可能源于《东观汉记》，所以董巴的注语曰：“简，竹简；纸，幡纸也。时蔡侯纸尚未出也。”5、《后汉书·邓后纪》载：“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
  这段记载的纸当然是指缣帛，因为和帝与邓后支持蔡伦造纸成功上献后善其能，说明原来没有植物纤维纸。方国贡献者应为缣帛，纸成为地方贡品是在产量多而质量优的后代，见本章其他各章之叙述。
  因此，所谓蔡伦之前已有文献记载的纸字实际均指缣帛。唐代张怀瓘《书断》，宋代顾文荐《负暄杂录》、苏易简《文房四谱》、史绳祖《学斋拈笔》，明代谢肇淛《五杂俎》，清代祈骏佳《遯翁随笔》等读书笔记杂录，就是在阅读上述文献时未加甄别，误认为蔡伦以前已有纸。
  植物纤维纸发明之后，封建皇朝的重要文件仍继续用缣帛书写而保留“绫纸”、“罗纸”等名称。宋代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当时册封后妃用销金云龙罗纸，封亲王宰相用五色金花绫纸，其他依官秩大小用不同色彩花纹的绫罗纸。据东汉刘熙《释名·释彩帛》、明代张自烈《正字通·糸部》之记载，绫、罗等均为有花纹的缣帛，因为用于书写仍被称为纸，足证这一名称从西汉皇朝沿用至后代。
  三、考古发现不足以修改蔡伦发明家之评价
  本世纪30年代以来，在西北丝绸之路沿线先后出土过许多与简帛同在的古代书写文书、书信及无字残纸；其中大部分有字纸是东汉以后的，已被汇编出版专集供研究。但是，也有少数无字残字或类纸薄片由于与西汉制品或纪年简同时出土而误被报道为西汉纸，少数纸史研究者据此而将蔡伦发明造纸改称为革新或改进，从而引起国内造纸、历史、文博等各界学者的讨论。笔者认为各次考古发现中有的断代科学证据不足，有的经分析为未经打浆抄造的麻絮薄片；后者将在本书第九章专门叙述外，本节仅摘要从历史文献、考古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进行叙述。
  （一）㶚桥类纸衬垫物
  1957年5月8日西安东郊㶚桥砖瓦厂在工地施工中，由推土机推出一批文物，其中有类纸物，被工人揭成88片。经该厂收集后通知考古部门到现场接收，事后由接收者分别在1957年5月17日《工商经济报》与1957年7期《文物参考资料》报道为西汉纸。当时主要依据同时出土的类似西汉制造的三弦纽铜镜底面有麻纤维衬垫的痕迹而判断为西汉纸。
  实际上当时工地掘土并未发现古墓，同时出土的文物共17种200多件，接收者只根据铜镜、半两钱、陶钫等类似西汉形制，而忽略了其他类似东汉形制的随葬品，尤其是对数十节铅片当时尚未认识其作用。这些类纸残片后来被宣传称为“桥纸”
  㶚，陈列于北京与西安的历史博物馆，作为蔡伦以前之纸而编入教科书，从而在国内外影响较为深广。
  在㶚桥之后，1983年6月在广州象岗山发掘西汉南越王赵眛墓中同样发现了铜匜之间的麻衬垫物也经鉴定不是纸。我国古代席地而坐，尚未用桌椅；祭祀时在供品器物下面垫以茅草的习俗见于《易经·大过》：“借用白茅，柔在下也”。阐释《易经》的《系辞传》也有同样的解释。西汉随葬品改用麻絮衬垫，可能是古老习俗的延续。
  据《文物》、《考古学报》等刊物报道，东汉流行随葬铅质“买地券”的风俗，即出于迷信，以铅片代表“铁券丹书”，象征死者执掌的地契。而在西汉时期出现的原始买地券是用绛红色绢包裹长方形土块，称为“簿土”，所以，若按考古形制学断代法，㶚桥出土文物的入土时间应该断代为东汉。北京历史博物馆根据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的鉴定已撤去“桥纸”展品。
  （二）居延金关烽燧残纸
  西汉时，玉门关以西称西域，居延以北为匈奴领地，1973年在甘肃省金塔县金关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二片残纸，因该遗址出土有西汉纪年简，结合该遗址地处汉与匈奴战线上而被报道为西汉纸。
  根据历史记载：西汉与匈奴之间长达165年之久战争不断，使金关至居延全线沿额济纳河流域构筑军事烽燧，至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请和，汉元帝以王昭君嫁之，从此边境平靖。呼韩邪曾请汉朝罢撤沿线戍卒，群臣多有附议，郎中侯应曾陈述十点理由主张保留边燧，汉元帝赞赏侯应深谋远虑，即下令“勿议罢边事”。1942年劳干、石璋如在额济纳河沿岸烽燧发掘一片有字残纸，劳干考证为公元109至110年之物，该纸现存台湾。1930至1931年及1972至1976年在居延发掘到一万多枚汉简，其中纪年简近千枚，最晚至东汉安帝永初四年（110年）。说明西汉与匈奴战争结束后，居延一线烽燧仍为军民来往住宿之地，在这里同时遗留下西汉简与蔡伦以后的纸是很自然的，不能孤立地以其中一处遗址同时发现西汉简与东汉纸而将残纸断代为西汉之物。
  出土的大量居延汉简中，有些是记载屯戍活动中开支，各种衣、食、生活用品的价格清单，包括河内笔，却唯独没有纸，说明残纸不是屯戍时期之遗物。
  （三）敦煌马圈湾烽燧残纸
  1979年在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残纸5件8片，同时出土简牍1200多枚与生活遗物300多件，以同时出土西汉纪年简与该燧在王莽时停止军事屯戍活动的理由而报道为西汉纸。
  马圈湾在汉与西域交通线即丝绸之路上，据近代历史学家王国维、贺昌群等考证，该线上的汉代烽燧被后代作为邮亭。驿马与商旅交通投宿于亭燧，也会遗弃后代生活废品，残纸出土时均已揉皱，并与畜类堆积一起，被污染成土粪色，所以马圈湾残纸也不能仅以用于军事时期留下的西汉纪年简作为断代依据，因为纸发明之后的商旅过客已不会再留下纪年简，却有可能丢下揉皱的纸与留下马匹的粪便。
  （四）放马滩地图残纸
  1986年夏天在天水市党川乡放马滩一座无年代文字标志的古墓，在棺内发掘一片残纸，约为现在的其名片三分之一大小，轮廓内的不规则碎片上，有黑色曲线，绘法类似地图。该墓主已骨架无存，葬式不明；据报道该残纸位于死者胸部，墓内已积水受潮，棺内尚有残朽之木梳、木篦各一件也已漂流至死者胸、腹部位置，因该墓与秦代墓群相距约10余米，及以棺椁之间有陶瓮、陶壶、漆耳杯等3件随葬品形制，而被断代为西汉墓。
  后来经过分析认为，棺内尸体衣物等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及纤维等均已因渗漏而受长期缓慢化学变化而消失，仅存木质梳蓖残余，而同一环境条件之棺内由纤维素构成之纸片，何以只有数量变化而留下残片，显然不符合自然科学规律。该残纸未经分析鉴定，墓的断代又是与较远的陕西、湖北等地西汉墓类似而断定为西汉墓，所以此残纸还不能科学断代为蔡伦之前的植物纤维纸。
  （五）悬泉置书信残纸
  1990年秋开始发掘的甘肃省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15000余枚汉代简牍与约30张残纸，已经报刊发表的一张书信残纸残存29字，见彩图4。此纸最初于1992年1月6日《文汇报》报道为“西汉纸”，以后在《中国书法》1992年2期报道改称为新莽时期麻纸。此纸出土于有西汉纪年简的地层，而经书学家对照其书法是由隶转楷字体，应为东汉末至魏晋时期所书写；又对照我国历代书信礼仪用语的时代特征，此信末尾书“恐惶恐白”也属于魏晋时期所流行。
  据报道该遗址为古代驿站，历经两汉魏晋时期，延续近400年。虽然出土残纸尚未经取样分析鉴定，但从已发表之书信残纸时代特征来看，该遗址是魏晋时期遗物，打破定为两汉时期地层的判断，出土残纸不应因与汉简同在而定为蔡伦之前。
  综上所述，从西安沿河西走廊至敦煌是汉代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沿线建有军事邮驿设施；敦煌又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历代商旅、僧人、使者、兵士络绎不绝，使沿线遗址废弃的从西汉简帛与制品至蔡伦造纸之后的纸张同时出土不足为奇；虽然已多次被报道为西汉纸，但均存在科学证据不足之处。其次，各次出土的类纸物或残纸均为麻纤维，不能否定蔡伦发明树皮纸具有更高技术水平的历史记载。在蔡伦之前的历史文献中只有使用与制造简牍，而未有造纸的记载；如果当时民间有利用麻絮下脚料经过槌打作为纺织以外的杂用，也并未引起社会的重视。只有蔡伦发明了可以取代简帛的书写纸才得到社会的承认与赞扬。
  参考文献
  （1）吕作燮：蔡伦发明造纸社会原因的探讨，《纸史研究》，4辑，1987.12（2）毛乃琅：蔡伦的才华和发明造纸的基点，《纸史研究》，1辑，1985.12
  （3）吕作燮：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历史考察，《纸史研究》，8辑，1990.12
  （4）李钟凯：构皮纸史话，《纸史研究》，5辑，1988.12
  （5）荣元恺：纸药—发明造纸术中决定性的关键，《纸史研究》，6辑，1989.10
  （6）洋县文物事业管委会、蔡伦学术研究会编《蔡伦研究》，2期，1986
  （7）陈启新、李新国：出土类纸物非蔡伦发明以前之纸，《国际纸史协会（IPH）1990年年会论文集》

参考文献 （1）吕作燮：蔡伦发明造纸社会原因的探讨，《纸史研究》，4辑，1987.12（2）毛乃琅：蔡伦的才华和发明造纸的基点，《纸史研究》，1辑，1985.12 （3）吕作燮：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历史考察，《纸史研究》，8辑，1990.12 （4）李钟凯：构皮纸史话，《纸史研究》，5辑，1988.12 （5）荣元恺：纸药—发明造纸术中决定性的关键，《纸史研究》，6辑，1989.10 （6）洋县文物事业管委会、蔡伦学术研究会编《蔡伦研究》，2期，1986 （7）陈启新、李新国：出土类纸物非蔡伦发明以前之纸，《国际纸史协会（IPH）1990年年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