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这里所说的“竹木”，是指作为古人记事材料的竹板、木板之类，当时人们称之为“札”“简”等。
  在文字产生之前，古人除采取结绳记事的方法之外，逐步发展为在竹、木上刻契记事。即便是有了文字以后，老百姓因不会写字，或识字不多，也还是常常使用刻契之法。后来，古人在使用竹、木上有了发展，由原来刻道口变为刻文字了。
  竹、木要经过一番整治，才能变成记事材料。新竹有汁，极易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烘干，书写后不生蠹虫，这段工序叫做杀青。王充在《论衡·量知篇》中记述了整治的过程：“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拆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这就是说，原竹、原木要经过截剖、烘干等工序，方可使用和贮藏。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竹简、木牍的使用规格也有所不同。据王国维考证，战国时代的简，最长的二尺四寸，短的亦有一尺二、八寸的。两汉时，最长的二尺以上，也有一尺五、一尺、五寸的。简上的文字多少也不等，少则几个字，多则十几个、二十几个字，最多的还有四十个字的。
  整治后的竹片、木片，分别称为“竹简”、“木牍”，但二者亦统称“简”。其用途有以下数种：
  （1）著书立说。以竹为简，合数简穿联为“策”，策也写作“册”，这就是“简策”。据清代有的学者考证说，长简写经典，短简写传记、
  杂书。用竹简写的书，又称“竹书”。《晋书·束皙传》载：“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穿连竹简的，一般使用麻绳，有的也使用皮绳（韦编）、丝绳（丝编），故历史上有“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记载。
  （2）书写法律条文。有的朝代，书写法律条文的竹简最长，可
  达到三尺。因为法律条文写在竹简上，便称为“竹刑”（古刑书）。《左传》载：“郑驷〓杀邓析，而用其竹刑”。
  （3）书写文书。古人用竹简写的信件，称为“简书”。《诗·小雅·出车》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左传》上说：“简书，戒命也。邻国有急，以简书相告，则奔命救之”。
  （4）书写策书。策书，皇帝命令的一种，多用于封土授爵，任免三公。蔡邕《猶断》介绍说：“汉天子正号曰皇帝，..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策书，“策者，简也。..以命诸候王三公”。
  （5）制作符节。符节，古代朝廷用作凭证的信物。符用竹、木或金属制作，上书文字，剖而为二，双方各执其一，使用时以两片相合为验。
  （6）载事记功。古代用狭长的竹简作笏，天子至士都执笏，有事书于上，以备朝会时使用。用竹简记事，称为“简记”。《周礼·王制》载：“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有时也使用木版，写了字的“版”称为“牍”。如果是一尺见方的牍，就称为“方”。《礼记》上说：“百名（字）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字）书于方”。
  （7）制作版图、纹饰。古人常常制作木版，用于写录物品名目和户口。这样的版牍称为“籍”或“簿”。也用来画地图，称之为“版图”古人常用“版图”代表国家的领土范围。
  （8，）供儿童习字。古时候，人们还要制作一些小竹片，用白墡（白土）涂染，供儿童学习写字，这种竹片叫做“竹籥”。《说文解字》在释此字时说：“籥，书僮竹〓也。”段玉裁作注说：“盖以白增染之，可拭去再书者”。
  古时作书，以书刀刻简札，制作书刀者称为“筑氏”。如果在竹木板上写错了字，就用小刀刮去，这叫做“削”。去掉无用之字也用书刀处理，称为“删”。《汉书·律历志》云：“故删其伪辞，取正义著于篇”。
  纸发明之前，在中国使用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书写材料是竹木简，《尚书》中有“维殷先人，有典有册”之语；郭沫若曾认为“殷代除甲骨文之外，一定还有简书”，不过“这些竹、木简所编纂成的典册，在地下埋藏了三千多年，恐怕不可能再见到了”。
  从古籍记载与出土实物证明，简牍盛行于春秋至东汉。《左传》记载公元前六世纪鄯国大夫郑析作竹刑（将刑法写在竹简上）。近代出土这一时期的一批简牍，其中有：
  1930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河的居延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一万余枚木简，1937年后又陆续出土两万余枚；前者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为《居延汉简甲乙编》。其中有公元97年所写者，与蔡伦发明纸之时间相近。居延木简中有李斯的《仓颉篇》，另有“仓颉作书，以教后诣”之句，说明传说中的仓颉作字，在西汉就有，不是后人伪传的。
  1953年在长沙仰天湖楚墓出土43根竹简，为战国遗物。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内发现《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残简（图2-5）。《孙膑兵法》竹简整理出232枚，共6000多字，《孙子兵法》竹简已整理出105枚，13篇，都记载有文字。同年在甘肃武威出土了医药简牍。
  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西汉文帝时竹简312枚。次年又在三号墓出土一批竹简木牍，其中包括医药简200枚。
  从出土的实物看，周代春秋时期均用竹简，汉代则开始盛行木简。居延木简中有“河内笔”的记载，即汉代河内之地善制笔，且远销于边郡。汉代之笔多用兔毫。
  《后汉书·邓后纪》中记载邓后说过：“先公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孙。”说明其父邓训时教育他们使用的书写材料仍为简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