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明代以前，云南的书是卷轴形式。1956年，在云南大理凤仪镇北汤天法藏寺发现了佛教经书300余册，这些纸质与中原或敦煌出土的经书有明显的不同，这些经卷都可以看做是当时的书。明代以后，书的形式成为折叠形式。云南刊刻了大批的折叠式书籍，这些书很多是用云南当地的手工纸书写的。据笔者所见，绝大多数明、清时期的云南书籍主要是用与鹤庆白绵纸完全相同的纸，很少见用竹纸的书籍，这说明当时白绵纸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云南的各少数民族中，白族借用汉字，古代有“汉字白读”的所谓“白文”，回族在宗教事务中用阿拉伯文，日常生活中则用汉文；纳西族在宗教事务中用东巴文；彝族用彝文；傣族用傣文及巴利文。这些是大家熟知的。值得注意的是云南的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字及其使用手工纸的情况。
  傈僳族在古代没有自己的文字，清余庆远《维西见闻录》谈到傈僳族“刻木为契”。到19世纪后有了三种语音符号，一种是外国传教士拟写的，它是拉丁大写字母及其变体形号。另一种也是外国传教士拟写的，它是苗文字母形式的语音符号。第三种则是维西县农民汪忍波创造的，这是一种音节符号，约有500多字。汪忍波也是云南最后一个自创文字的人。这几种符号都有自己的书籍，据笔者观察，主要是用白绵纸书写。50年代，政府又拟定了新的拉丁字母的新文字，并出版报纸和各种书籍。
  景颇族在古代也没有文字。19世纪末，传教士约翰逊夫妇在我国边疆的滇缅交界的景颇族地区传教时，创制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景颇族（景颇支）文字。这套文字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一直流行于中缅边界的景颇族地区，并大量使用云南其它地方买来的手工纸来书写。建国后，政府对这套文字进行了改革，出版了许多景颇文书刊。
  云南的瑶族则借用汉字，表达自已的语言，称为“汉字瑶读”，也有自己的一些书籍。晚清张自明《马关县志》说瑶人“有书父子自相传习，看其行列笔划似为汉人所著，但流传既久，转抄讹谬，字体文义殊难索解，彼复实而秘之，不轻示人，愈不可纠正矣”。在云南各瑶族地区则普遍将用汉字书写的文献、唱本、道经称为“瑶书”。这种汉字瑶读的“瑶书”在云南各博物馆都有收藏。
  普米族有文字，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七说西番（指普米族）“有缅字经，以叶书之”。道光《云南通志》卷一八四说：“西番，以贝叶写西方经。”现在我们在各博物馆见到写在纸上的普米族文字，是本民族自创的还是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字，不见有人谈到。但不管怎样说，在近代以后，普米族确实也使用手工纸了。
  云南的苗族也以手工纸为书写材料。19世纪末，外国传教士在云南苗族地区设立教堂，并创造了两种不完备的拼音文字，为一部分苗族所接受，用于书写。并且贵州的苗族在清代也学会了造纸法，如晚清贵州《南笼府志·续志》说：“按纸产北乡，以构皮（桑皮）制成者为白纸，以竹及稻草制成者为草纸，业此者以该乡苗民出品甚佳，销及邻境，亦吾邑特产中之一大宗货品也。”这些手工纸一部分传入了云南。
  我们在博物馆还看到一种云南布依族的经书，这是一种既有符号也有象形图画的文字。民族调查表明布依族有造纸业，笔者曾在贵州兴义天生桥（清代为云南地界）见到一个晚清时布依族遗留下来的的造纸作坊，当地人说，过去布依族用构皮造纸，工序是：浸泡 —加石灰 —舂捣 —蒸煮 —抄纸 —烘干。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布依族经书可能就是本民族自己生产的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