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第十七章 中国造纸和印刷技术在欧美的传播
| 内容出处： |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图书 |
| 唯一号： | 110120020230001267 |
| 颗粒名称： | 第十七章 中国造纸和印刷技术在欧美的传播 |
| 分类号： | F426.83 |
| 页数： | 42 |
| 页码： | 577-618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中国造纸术分两阶段传入欧洲：12～13世纪经阿拉伯人传入，18～19世纪因原料不足再次引入。中国印刷术传入欧洲较晚，在造纸业基础上发展，分为木雕版技术和金属活字研制两个阶段，金属活字在欧洲迅速普及。本书首次提出中国造纸、印刷术在欧洲传播的“二阶段论”概念，并分四节详述。 |
| 关键词： | 造纸技术 印刷技术 传播 |
内容
中国与欧洲各处旧大陆的东西两端。古代中、欧之间的直接交往虽有地理上的障碍，但并非不可逾越。各地区、各民族之间不时通过各种渠道相互联系和交流。就中、欧之间的商品与技术交流而言，有时是通过中间地带如波斯帝国和后来的阿拉伯帝国的媒介进行的；有时则由双方人员直接进行；也有时是中间媒介和直接交往并举。交流除大部分经由陆路外，时而也经由海路。
中国造纸术在欧洲的传播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12～13世纪，阿拉伯人将从中国学到的唐代麻纸技术首先于12世纪传入西南欧的西班牙，再于13世纪传入南欧的意大利，此后由这两个国家将造纸术传入欧洲其他国家，最后通过欧洲传入美洲及大洋洲。第二阶段为18～19世纪，此时欧洲早已有了本土造纸技术，而且经历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但因造纸原料单一，造麻纸用的破布供应不足，同时又不能造大幅麻纸，于是又从中国引入造皮纸、竹纸及造大幅纸技术，可称为中国造纸术的再传入阶段。
中国印刷术传入欧洲较晚，必须等那里有了造纸业之后。传入时间虽然都在蒙元，但在欧洲的发展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300～1425）为木雕版技术阶段，意大利和德国可能是较早发展这一技术的国家，再由此逐步扩散到其他国家。纸牌和宗教圣像画是最早的印刷品。因此时中、欧陆上交通畅达，传播的渠道较多，从中国沿陆路直接传入欧洲的可能性较大。第二阶段（1425～1450）是欧洲人在继续以雕版技术印书的同时，采用中国活字技术试制木活字用以印书，同时又是研制金属活字的阶段。此阶段与前一阶段相交错和衔接，但持续时间不长。金属活字于1450年在德国试验成功，印出了第一批金属活字版读物。由于活字特别适于欧洲文字特点，很快活字印刷就在欧洲发展成为主要印刷形式，木雕版则主要为早期活字版配插图。美洲和大洋洲的活字技术是通过欧洲国家传入的。关于造纸和印刷技术在欧洲的传播，以前已有人作过研究，但主要限于第一阶段，我们除对第一阶段的传播补充史料和论述外，还对造纸、印刷在第二阶段的传播作试探性研究。中国造纸、印刷术在欧洲传播的“二阶段论”概念，是本书首次提出的新概念，以下分四节予以论述。
第一节 中国造纸术在欧洲传播的第一阶段
一 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造纸
中、欧之间虽然距离遥远，但双方的直接和间接交往由来已久。汉代史学家班固《前汉书》（100）卷九十六《西域传》提到犂轩的魔术家（“幻人”）曾“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中外专家都认为犂轩或黎轩、犂、大秦泛指罗马帝国及其属地地。《后汉书》（450）卷一百一十八《西域传》提到东汉都护班超（32～102）出使西域时到达条支（今伊拉克），再派甘英（44～109在世）西行出使大秦，因遇地中海风浪被阻。罗马著作家普利尼（GaiusPliniusSecun-dus，23～79）《博物志》（HistoriaNaturalis，73）谈到塞里斯人（Serias）会生产丝，“后织成文绮，贩运至罗马”①。塞里斯指中国，导源于Ser，即“丝”字音译，转义为“丝绸之国”。中国丝绸在陆上经波斯、海上经印度转运到罗马帝国，罗马人试图绕开中间商而与中国直接贸易，这是促进中欧交通的经济动因。
《后汉书·西域传》更载：“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②。大秦王安敦指罗马皇帝安敦尼阿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us，121～180）。这可能是罗马商人假借其皇帝名义，途经越南来中国贸易。晋人稽含《南方草木状》（304）卷二又称，晋武帝太康五年（284）罗马商人将从越南买的三万张用沉香树（Aquilaria agalocha）树皮纤维造的纸献给晋帝。这是罗马人接触纸的最早记载，他们有可能将一部分纸带回欧洲。
欧洲引进造纸术是在文艺复兴前夕。在这以前，中世纪欧洲主要以羊皮及莎草片为书写材料。自从阿拉伯世界造纸后，将其输出到欧洲，欧洲人才用上纸。随着阿拉伯纸的输入，欧洲人通过阿拉伯人的媒介引入造纸术。早期接触纸和造纸术的欧洲国家是西班牙，因其一度受阿拉伯哈里发统治。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750～1258）创建人阿卜·阿拔斯于公元750年夺取政权后，下令将前政权倭马亚王朝（661～750）的宗室贵族斩尽杀绝，只有前朝王子阿布德拉赫曼（‘-Rahmnibnuāiyah，788）带人逃到北非避难，后又去西Abdalā-M‘w731～班牙，756年与当地人在夸达尔圭维尔河（Quadalguivir River）战役中取得胜利后，在西班牙境内建立独立统治，定都于科尔多瓦（Cordoba），西方史称为“后倭马亚王朝”（756～1036）。9～10世纪，至拉赫曼三世（‘Abd-al-Rahmānal-Nāsir，891～961）任哈里发（929～961）时起，后倭马亚王朝势力强盛，将西班牙置于穆斯林的强有力的统治之下，且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摩洛哥的一部分，将首都科尔多瓦建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中心之一。
纸在西班牙境内的出现，不迟于10世纪，圣多明各城（Santo Domingo）发现的10世纪手写本，是迄今西班牙境内所存最早的纸本文物，纸由亚麻纤维所造，又施以淀粉糊，与阿拉伯纸类似。圣吉罗斯（SanGilos）修道院发现的1129年纸写本，其用纸可能由摩洛哥输入。后倭马亚王朝后因用纸量剧增，1150年在西班牙西南盛产亚麻的萨迪瓦（Xātiva）建起境内最早的纸场③。纸场由阿拉伯人（当时欧洲称为摩尔人Moors）经营，造纸技术由埃及经摩洛哥传入。旅居西班牙的阿拉伯地理学家艾德里西（‘Abu‘Abdul
ahal-Idrisi，1099～1166）1154年于《异国风土记》（Kitāb-nuzhat al-mustak-fi ikhtirāk al-afāk）中谈到西班牙萨迪瓦城时写道：“该城制造文明世界其他地方无与伦比的纸，输往东西各国”④。1031年以后，后倭马王朝在西班牙的统治衰弱并分裂，而西班牙人也开展收复失地的斗争，1035年在拉米罗（RamiroI，1035～1063在位）领导下获得独立。独立后的西班牙于1157年在西北部的维达隆（Vidalon）建立起纸场，由西班牙人经营①。
11～12世纪时，阿拉伯纸除由大马士革经拜占廷（今土耳其境内）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转运到欧洲外，还由北非的埃及、摩洛哥经地中海的意大利西西里（Sicily）岛输入欧洲。造纸术可能就是经上述第二条海路经西西里传入意大利的。从12世纪起写成的几份古老的文书至今仍有保存。例如西西里国王罗杰一世（RogerⅠ，orRogerGuiscard，1031～1101）的一张诏书，是1109年用拉丁文和阿拉伯文写在色纸上的。热那亚（Genoa）档案馆所藏纸写本中，有属于1154年者。但这些早期纪年文书用纸并不能证明是当地所造，而是从阿拉伯地区运来的。由于纸价较贵，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Ⅱ1194～1250）于1221年下令禁止用纸书写官方文件，以抵制阿拉伯纸的倾销，但用纸量并未因，此减少，整个13世纪内叙利亚大马士革纸源源不断流入意大利。
1276年终于在蒙地法诺（Montefano）建起了第一家意大利纸场，生产麻纸②。蒙地法诺为古地名，即今意大利中部马尔凯区（Marche）的法布里亚诺（Fabriano）城。后来这里的纸场在造纸技术上有改进，例如1282年生产水纹纸，压水印的金属辊上带有简单的十字架和圆形图案，是欧洲生产水纹纸之始③。这种纸为欧洲其他纸场所仿制。1293年在文化城市波伦亚（Bologna）兴建了新的纸场。意大利的造纸业发展很快，纸产地也逐步增加，14世纪时该国已成为欧洲用纸的供应地。虽然他们的技术最初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但后来居上，在产量上已超过西班牙和大马士革，并大量出口。自1221年意大利颁布禁止用纸写官方文件的诏令之后，不到百年，这个国家便成为纸的出口大国。
法国与西班牙接壤，因此法国的造纸术显然是从西班牙引进的。过去一度认为法国第一
家纸场于1189年建于法国南方靠近地中海的埃罗（Hérault）省洛代夫（Lodeve）城，正好处于与西班牙交界之处。后来发现这种说法不确，是由于对文献记载的误译造成的④。实际上这时法国用纸仍靠阿拉伯人在大马士革和西班牙经营的纸场供应。
1348年在巴黎东南特鲁瓦（Troyes）附近建立的纸场，可能是法国最早的产纸区，纸场位于圣朱利安（Saint-Julien）。此时法国处于卡佩（Capetien）王朝（987～1328）的国王路易九世（LouisⅨ，1214～1270）的统治之下。他在位期间（1226～1270）进行一系列改革，发展经济并加强王权统治。1348～1388年间，在埃松（Essones）、圣皮埃尔（Saint-Pierre）、圣克劳德（Saint-Cloud）和特瓦勒（Toiles）等地又增建纸场⑤，这样法国不仅国内供纸充分，而且还向德国出口。
二 德国的造纸
地处中欧的德国，早在1228年即已用纸，但直到14世纪后半叶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用的还是外国纸，南方要靠从意大利输入，莱因河地区由法国进口。这种情况德国人虽要尽速改变，但苦于无法掌握有关造纸技术。这时，纽伦堡（Nürnberg）商人斯特罗姆（UlmanStromer，1328～1407）在意大利看到了那里的造纸生产情况，便决定冒险在德国投资兴办这样一个纸场。
纽伦堡德国国立博物馆藏有两页由斯特罗姆在14世纪写的日记体裁的手稿，用古体德文写成，题为PüchlvonmeinGelslechtundvonAbenteur，叙述其家世和冒险的经历。这是欧洲现存有关造纸技术的最早的文献，同时详细描述了德国第一家纸场的兴办经过，此处有加以介绍之必要。1390年，斯特罗姆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区（Lombardia）的商埠米兰（Milano）附近遇到几名懂造纸技术的匠人，他们是弗朗切斯·马尔基亚（FranciscusdeMarchia）及其第马库斯（Marcus），还有其徒弟及随从巴塞洛缪斯（Bartholomeus）。斯特罗姆说服他们离开伦巴第，随他来德国纽伦堡造纸。建场前，他雇一德国人奥布塞尔（ClosenObsser）为工头和监工。
为了了解欧洲中世纪工场主雇工情况，今将斯特罗姆日记翻译于下：
克劳森·奥布塞尔答应对我鸟尔曼·斯特罗姆效忠，并发誓对我和我的继承人忠诚老实。他将是我在纸场中的监工，使我不受损害，终生不为我和我的继承人以外的任何人造纸，不以任何方式教别人造纸。此宣誓发生于耶稣纪元1390年圣劳伦斯节（SantLorenzenTagorSaintLawrence'sDay）过后的一个星期日，在我的房间里进行晚祈祷之时，有我的儿子约尔格（J?rg）当时在场①②。此后斯特罗姆1390年又要求在他纸场中作工的其他德国工人作出同样的宣誓。他在日记中说：
在圣劳伦斯节过后一天，约尔格·台尔曼（J?rgTyrmann）向圣灵（Saints）发誓，他将实际帮助我开发[纸场]，而在今后十年内他将只为我和我的继承人造纸。未经我允许，不得传授给任何人。十年以后，他可以为自己造纸，但不得为任何其他人造，他此后可以教为他造纸的人，但不得教其他人，终生如此③④。以上是对本国人而言，但对有熟练技能的意大利造纸工，斯特罗姆采取了更严格的防范措施。他将他们带到名为康拉德（Conradus）的市长面前，以斯特罗姆的家属亲戚作为见证人作了公证。日记中对与意大利工人的契约记载如下：
耶稣纪元1390年，弗朗切斯·马尔基亚及其弟马库斯以及其仆巴塞洛缪斯已效忠于乌尔曼·斯特罗姆，并向圣灵宣誓，他们要永远忠顺并不将造纸秘密泄露给诺曼第（Normandy）山这边全德国土地上的任何人。
在办完上述手续后，1390年斯特罗姆便在纽伦堡城西门外佩格尼茨河（PegnitzRiver）流经的地方建起了纸场。舂捣麻料用垂直升降的杵臼，每一水车带动18个杵杆。所产的纸上有字母“S”的水印标志，代表场主Stromer。日记还提到，因场主只考虑自身权益，引起意大利工人怠工。于是1391年8月12日斯特罗姆将马尔基亚兄弟私自关押于塔楼中以示惩罚。1392年场主又雇用本国的木匠齐默尔曼（ErhartZymerman），宣誓效忠后，让他修理纸场内的杵杆和抄纸的纸槽，平日作其他木工活或砑光纸张，而其妻则对原料破麻布作筛选分类或将湿纸挂起来干燥，并在打包前统计纸的数量。在该场开工过程中，斯特罗姆雇用的德国工人从意大利伦巴第人那里学会了全套造纸技术。斯特罗姆本人在1390～1394年间经营纸场时，获得巨大利润，后来成为纽伦堡议会议员，转入政界。1394年他将纸场租给约尔格·台尔曼，而他本人于1407年逝世。
纽伦堡由于产纸闻名，不久也成为德国新兴的印刷业中心。纽伦堡造纸法很快就被德国其他工场主得到，因而其他地方也相继建起纸场，如克姆尼茨（Chemnitz，1398）、拉文斯堡（Ravensburg，1402）和奥格斯堡（Augsburg，1407）的纸场，成了斯特罗姆的竞争对手。此后在斯特拉斯堡（Stras
berg，1415）、吕贝克（Lübeck，1420）、瓦尔滕费尔斯（Wartenfels，1460）及肯普滕（Kempten，1468）等地也成了产纸的地方。至16世纪末，德国纸场达190家之多，已于境内遍地开花①。这些纸场成为德国印刷业发展的有力后盾。1493年，纽伦堡人谢德尔（HartmannSchedel）用拉丁文编写并出版了《方舆便览》（LiberChroni-carum），描写各地的历史风光，含645幅雕版插图。因刊于纽伦堡，又称《纽伦堡方志》（NürnbergChronicle），其中有纽伦堡城图，图的右下角即为斯特罗姆的纸场示意图（图17-1）。这是欧洲文献中最早的一幅描写纸场的木版图。
由于各地纸场纷纷建立，造纸已不再是什么秘密，甚至成为诗人和画家的创作题材，这正反映图17-11390年斯特罗姆在纽伦堡城郊兴建的中国发明的造纸技术在德国传播的广泛程度。纸场（右下角），取自Hartmann1568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城（FrankfurtamSchedel:LiberChronicarum（1493）Main）用哥特体（GotischeSchreift）古体德文出版了一本带插图的书，题为《对具有各种贵贱、僧俗身份和不同技能、手艺与行业的世人百态之真实描述》（Eygentliche Beschreibung aller St?nde auff Erden，hoher und niedriger geistlicher，und weltlicher，aller Künsten，Handwercken und H?ndeln）。这个书名很长，或许可以简练地将其译为《百职图咏》。此书1588年于纽伦堡再版，1574年出拉丁文版。1960年于莱比钖据初版重印，简称《百职书》（DasSt?ndebuch），共134页。书中有114幅木刻图，描写不同行业的人物形象，由画家阿曼（JostAmann，1539～1591）绘制，每幅图又由纽伦堡皮匠出身的诗人汉斯·萨克斯（HansSachs，1494～1576）配诗一首，因而我们将此书简称为《百职图咏》。该书第18幅图便是描写纸工，现将萨克斯为纸工图所配的诗译成汉文如下：
破布携入纸场中，激水转动水车忙。
切扯破布为碎片，纸料遇水成纸浆。
[抄工荡帘捞湿纸]，速将湿纸毡上放。
压榨除去多余水，挂起干燥待包装。
造出雪白平滑纸，人人爱用不夸张①。
阿曼在图（图17-2）中所绘出的两个人，一为正在纸槽旁向纸浆中荡帘捞纸的抄纸工，他每抄出一张湿纸，便将其放在案板上与纸同样大小的吸水毛毡上，湿纸上再放另一毛毡将下一张湿纸如此放上。一张纸放一层毡或毛布，如此层层堆齐，插图右下角绘出已堆起的湿纸。湿纸应当压榨去水，然后再干燥。捞纸工背后画的正是压榨器，上下有厚木板，旋转螺杆将两板间湿纸压紧，水由四周流出。图中另一人为童工或徒工，其任务是在抄纸工捞出湿纸后，逐张在上面铺毡或布，以保证师傅不停地抄纸。其另一任务是在湿纸堆到一定厚度时进行压榨去水。从此人抬纸行走的方向看，手中抬的应当是已压好的纸，正送去干燥。
图的左上角画着捣碎纸料的水碓，由流水冲击水轮转动，再经转动装置将旋转运动变为上下直线运动，使碓杆碓头上下舂捣纸料。这种转动装置也是中国发明的，如王桢《农书》（1313）中所描述的那样，后在文艺复兴时传入欧洲。因画面小，驱动水碓的水车没有表现出来。用螺旋压榨器（螺杆为铁制）压湿纸，比中国先进，中国一般用杠杆装置借石头重力压纸，这是因为螺旋装置是欧洲发明的，17世纪传入中国。德国诗人正是根据画面所绘而以诗句解说的，因此可以断定是先作画后配诗的。诗画结合反映出当时欧洲纸工劳动的真实状态，此图是现存出版物中最早的造纸工艺图，甚至比中国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1637）还要早69年。
三 荷兰、瑞士、波兰、俄国、英国和北欧国家的造纸
与德国接壤的荷兰，从14世纪就用进口的纸，海牙（Hague）档案馆所藏最早的纸本文书，年代为1346年。直到1586年在著名城市鹿特丹以南的多德雷赫特（Dordrecht）才建起第一个纸场，显然其技术和设备是通过德国引进的。荷兰人对造纸术的贡献是1680年发明了打浆机，称为“荷兰打浆机”（Holander beater）。与拥有丰富水力资源的德国不同，荷兰是风车之国。荷兰人发现用他们的风车很难带动德国的水碓，于是试图研制比水碓所需动力更少的装置，用它还能比古法更有效地将破布粉碎成适于造纸的纤维。经纸工的世代努力，荷兰机终于制成，它是集体劳动结晶，现下还找不出具体发明人。
荷兰机为椭圆形木槽，槽中间靠近槽边处放一可旋转的硬木辊，辊上带有30个铁制刀片，称为飞刀辊。槽底与辊之间有石制或金属制的“山”字形斜坡，称为“山形部”（backfal），上面带有固定不动的铁刀片，称为底刀，底刀对准飞刀，二者之间保持适当距离。贴近飞刀辊而面向槽中间空间处装一隔板，使浆料在槽内循环流动。飞刀辊旋转时，通过飞刀与底刀的机械作用使纸料被切成纤维状。当湿纸料沿飞刀辊转动时，便翻过斜坡的山形部，因重力作用，顺斜坡流到槽的一端，经隔板再回流到槽的另一端，如此循环，反复被刀切碎（图17-
3）。飞刀辊可用荷兰风车驱动其旋转，而且用此机器无需对破布作预处理。1682年，德国化学家贝歇尔（Johann Joachim Becher，1635～1682）于其《愚蠢的智者和聪明的愚人》（N?rrische Weisheit und wiese Narrheit）一书中报道了他在荷兰的旅行见闻：
我在荷兰塞恩达姆（Serndamm）附近的一家纸场中又看到一种新的技术，在这里不使用联排水碓打浆，而是通过一个辊子在很短时间内并且毫不费力地将破布不停地粉碎成纸浆。这种东西或许值得人们给予进一步的密切注意。①
贝歇尔这里所说荷兰塞恩达姆附近纸场打浆用的“辊子”（Waltze），实际上就是刚发明不久的Hol
ander（荷兰打浆机），因飞刀辊不停地旋转，才引起贝歇尔的注意。果然，荷兰打浆机后来传遍各地并几经改进，在全世界通用300多年。
在通行德语的瑞士，15世纪中叶前还需进口纸，但1433年在巴塞尔（Basel）建立了纸场，像德国的纽伦堡一样，这里也是个印刷中心。德国南边的奥地利，1498年于维也纳设场造纸。地处欧洲中部的德国，还是将造纸术传向东欧的中介，波兰境内的克拉科夫（Crakow）1491年有了第一家纸场，接着威尔诺（Wilno）及华沙分别于1522及1534年建场。俄国虽然较早就接触到纸，但最早的纸坊是1576年在莫斯科建立的，时值俄罗斯帝国第一个沙皇伊凡雷帝（BacилъeBич ИBaн Ⅳ，Гpoзный，1530～1584）在位期间，建厂时可能延请了德国的技工。
英国因与欧洲大陆有一海之隔，造纸时间晚于欧陆一些国家，但1309年已用纸书写材料，可能从西班牙进口。1476年起，在德国科隆学印刷术的英国印刷技术家考克斯顿（WiliamCoxton，约1420～1491）用欧洲大陆纸印书。英国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发展印刷术之后，才有了自己的造纸业。最先的纸厂是由伦敦的布商约翰·泰特（JohnTate，？～1507）在伦敦以北的哈福德（Hertford）建立的。他的纸由著名出版者沃德（WynkyndeWorde）用来印刷书籍。1496年他在所出版的书中说，该书是用泰特所造的纸所印。泰特纸厂的纸带有水印，形状是两个圆圈套一个八角星，很像是车轮。同样类型的纸还被沃德于1498年用来印《黄金传说》（GoldenLegend）。没有证据显示在1494年之前存在此纸厂，因而其始建时间当为1495年①。此后在1557年芬德福德（FenDertford）城也出现了纸厂。英国造纸业像德国一样发展很快，至17世纪末英国已有百多家纸厂。北欧国家因地理位置关系，造纸时间甚至比英国还晚，例如瑞典1573年在克利潘（Klippan）建立最早的纸厂，丹麦于1635年始行造纸，而挪威最早的纸厂1690年建于首都奥斯陆（Oslo），到17世纪时，欧洲各主要国家都有了自己的造纸业。
四 北美和大洋洲造纸之始
16世纪时，在美洲新大陆除用羊皮和树皮等古老材料书写外，纸要靠从欧洲进口。西班牙人移居墨西哥后，最先在美洲建立纸厂，1580年1月17日用西班牙文写的《关于新西班牙的库尔乌安坎人的叙述》（RelacióndelpueblodeCulhuancándestaNuevaEspana）中提到在墨西哥（西班牙人最初称为“新西班牙”）库尔乌安坎建立最早的纸厂。这可能是指1575年6月8日签署的皇家契约中规定租给穆农（HernánSánchezdeMu?ón）和科尔内霍（JuanCornejo）一片土地“利用他们在当地找到的原料在新西班牙造纸”②。这两个造纸者租的村子，位于墨西哥城东南的埃什特雷拉山（Estrel
aHill）山脚下，因而墨西哥造纸始于1575年。
美国在独立前，已于1690年在东海岸宾夕法尼亚州费城（Philadelphia）附近的杰曼顿由德国移民威廉·利特豪斯（Wiliam Littenhouse，1644～1708）建立了第一家手工造纸厂。杰曼顿英文名Germantown意思是“德人镇”，是1683～1684年形成的德国人移民居住区，在费城东北，至今原名未改。
最早谈到这个纸厂的文献是弗雷姆（Richard Frame）所写的《宾夕法尼亚概况；叙述在该省所经历的、有趣的和愿意发现的一切。作为对英国人民致良好意愿的表示》（A short de-scription of Pennsylvania，or are lation of what things are known，enjoyed and like to be discoved
in that said province.Presented as a token of good will to the people of England），此书于1692年由布雷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出版。书中印有一首长诗，因篇幅关系此处不便全译，诗中说，杰曼顿镇至少有一英里长，住着德国人和荷兰人，他们多从事织麻布，而这里还是麻的产地。他们还以破麻布造出很好的纸，织布与造纸相得益彰，靠近杰曼顿建起了纸厂①。
1710及1729年在宾夕法尼亚又建起了另两家纸厂。18世纪时在新泽西、麻省、缅因、弗吉尼亚、康涅迪格、纽约、马里兰、北卡、特拉华、肯塔基等州都有了纸厂。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作为美国最早的造纸和印刷中心，受到大科学家兼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的推动。他在费城印刷的书所用的纸，都是在纸厂专门订造的，纸上带有王冠图案及“B-F”字母的水印，B.F.当然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北美洲的加拿大最初从美国和欧洲进口纸，1803年在魁北克的圣安德鲁斯（Saint An-dreus，Quebec）由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福尔斯（Newton Lawer Fal
s）参加，建起了境内第一个纸厂，由韦尔（WalterWare）经营。所造的纸用于印刷《蒙特利尔公报》（Montreal Gazette）。1819年，霍兰（R. A. Hol
and）在靠近哈里法克斯的贝德福德盆地（Bedford Basinnear Halifax）的一个村子里建立加拿大的第二个手工造纸厂②。至于说到大洋洲，第一家纸厂是1868年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Melbourne）附近建立的③。
到19世纪时，中国造纸术已传遍世界五洲列国，走完了它在世界传播的千年旅程。回顾这段历史，造纸术最初从中国传到中亚、西亚及北非的阿拉伯世界，再由此传到欧美各国及大洋洲，使世界各国都能分享这一发明成果，促进了人类发明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归功于751年怛逻斯战役中中国战俘的技术传授。这些身穿士兵军装的中国纸工虽未留下其姓名，但使中国技术发明远传西方世界，他们是中西技术交流史中的无名英雄，功垂千古。
五 中国与欧洲造纸技术的比较
据1588年法兰克福出版的阿曼的造纸图及所配诗句，1662年纽伦堡出版的伯克勒尔（GeorgAndreaeB?ckler）的《新的舞台机器》（Theatrum machinarum novum）（图17-4），1693年巴黎出版的安贝尔迪（J.Imberdis）的《纸或造纸技术》（Papyrus sive ars conficiendae papyri）插图（图17-5）以及其他文献，从中可以了解欧洲早期造纸概况。欧洲各国麻纸制造工艺和所用设备可概述如下：对原料破布收购进厂后，要先进行选择、归类，洗净后切短，加水发酵，再以石灰水蒸煮，纸料放布袋内用河水漂洗。洗后以杵臼或水碓捣料，纸料捣碎后放入纸槽，加水配成纸浆。纸槽为筒状或椭圆形木桶，很像酒桶，齐腰高，置于地面上。
抄纸帘最初可能用中国的竹帘或马尾帘，因欧洲不产竹，后来便以铜丝编成帘面，固定于帘框上。这种纸帘幅面较小，不能弯曲，通常由一人抄纸。湿纸抄出滤水后，转移到厚羊毛布上，另一人将另一毛布铺在湿纸上，如此一张纸、一层布摞在一起，用螺旋压榨板压去水份。再将毛布取出，将纸吊在杆子上晾干。如造书写纸，还需将纸放在施胶槽中逐张以动物胶水荡过，压去多余胶水，再逐张吊起晾干。用欧式纸帘抄纸，纸的表面凹凸不平，写字时通常用玛瑙或光滑细石逐张砑光①。
如果将欧洲传统手工造纸技术与本书第五、第六章所述中国造纸技术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双方在造纸原理和总的操作程序上是相同的，但在每个工序中的操作和所用工具设备又有所不同，这正体现了经常所说的所谓技术上的遗传和变异现象。这是由于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变迁造成的，当造纸术在欧洲生根并被欧化之后，形成西方的技术风格和传统，与中国本土上的技术差异越益明显。另一方面，欧洲人从阿拉伯人学到的实际上是唐代北方麻纸技术，而在他们掌握这一技术的时代（12～13世纪）适值中国宋元时期，此时麻纸生产在中国已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皮纸和竹纸生产，总体技术已超过唐代水平。欧洲人没有及时吸取宋以后新的技术成果，而是在唐代并非先进的北方麻纸技术基础上发展造纸业，而麻纸与皮纸、竹纸制造工艺是不同的。一方面，中国在宋元、明清时造纸技术获得空前发展，另一方面欧洲继续走唐代麻纸的老路，甚至到16～17世纪时还未摆脱这一技术路线，结果中、欧双方技术差距拉大。我们认为欧洲在造纸术发展路线方面走了一段弯路，以至他们在16～17世纪时还比不上11世纪中国宋代的技术水平。
对同一时期欧洲和中国生产的纸不妨作一技术对比。1960～1980年代，笔者在国内外曾系统检验了16～17世纪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国、荷兰、瑞士、英国等国和中国明清时生产的数百件古纸标本，发现有明显的技术差异。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中国造纸技术比欧洲先进，因为中国在原料选择、制造工艺及设备上有更合理的部分，发展造纸的技术路线更正确。欧洲单一发展麻纸生产，首先在原料供应上受到局限，不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一旦破布短缺，纸厂就会陷入困境。欧洲人不用中国可弯曲的纸帘抄纸，而是用铜丝编成不可弯曲的固定型纸模抄纸，从技术上看是倒退之举，因为这种金属帘滤水速度过快，只能抄出厚重的纸，难以抄薄纸，而且所抄之纸凹凸不平。用欧式帘还只能抄小幅纸，抄大幅纸时湿纸不易从帘面脱离，且易破。
由于欧洲人不将植物粘液或“纸药”放入纸浆中，抄出湿纸后要垫上厚羊毛布，压榨后要逐层取下，增多了附加工序。而将压榨后的半干纸吊起晾干，是笨重操作，干后纸易变形，还要逐张砑光，不用中国的烘干器烘纸，也是失策。由此可见，欧洲传统手工纸生产中操作程序繁杂，存在着对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浪费，所造的纸不但幅面小，而且质地欠佳。此外，中、欧施胶操作方法也大不相同，中国在成纸前将胶水及分散剂放入纸浆中实行集约施胶，每抄一张纸已完成施胶目的，手续简便。欧洲是在成纸后，将其在施胶槽逐张施胶、再压榨、吊干，手续繁复。相比之下，中国宋元以后造纸工艺简练，劳动生产率高，生产周期短，成本又低，但欧洲人用螺旋压榨板比中国杠杆装置先进，而17世纪出现的荷兰打浆机又比水碓优越。不过这两项技术并未能抵消欧洲造纸工艺总体上的一些不尽人意之处。
不可否认，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在自然科学方面领先，但18世纪以前其工农业某些生产部门尤其造纸业并未改变其中世纪面目。进步是有的，但缺乏足以改变传统工艺程序的革新。17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主要表现在纺织、动力、机械制造业方面，还未涉及到造纸业。中国与欧洲造纸技术上的岐异，除因所用原料及制造工艺的不同所致之外，也与双方文化背景不同有关。中国人用柔软的毛笔在纸上写字、作画，小大由之，大纸、小纸都要生产。中国墨本身含胶，书写纸通常不必施胶。欧洲人写字、作画用的笔及创作材料都不同，写字用硬笔书小字，不能写成汉文那样斗大的字，用不上大幅纸，但其墨水不含胶，书写纸通常要施胶。以硬笔写字，用不平滑的纸亦可，且习惯双面写字，要求纸厚重些，而以中国北方麻纸技术借欧式纸帘抄造的纸也通常厚重而不平滑。
中国人从一开始用纸就习惯单面书写，此习惯又影响到印刷，也是单面印字，再对折成
一书页，因此通常用薄纸，而用细竹帘抄成的纸较薄而平滑。但造厚纸易，而造薄纸难。欧洲早期画家不习惯以纸作画，盛行以麻布作油画，布幅可长可短。待18世纪欧洲画坛流行以纸创作水彩画、版画和室内装饰画时，才需要大幅纸，而纸工又造不出来，只好将小幅纸粘连起来，无疑接缝的出现有损作品的完整性。西方科学虽已相当发达，却无助于解决纸工遇到的具体技术问题。从18世纪起，欧洲人真正意识到他们在造纸方面仍赶不上中国，遂决心重新引进先前还未学到的技术。这就导致中国造纸术在欧洲的第二阶段的传播。
第二节 中国造纸术在欧洲传播的第二阶段
一 18世纪法国和美国如何引进中国技术
18世纪以后，随着欧洲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和印刷业的发展，社会上耗纸量与日俱增，由于单一生产麻纸，使原料破布的供应严重短缺，各国纸厂普遍面临原料危机，许多厂家纷纷倒闭，威胁着造纸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殃及印刷业。人们在探索是否可找到代替破布的其他造纸原料，纸厂也在设法抄造大幅平滑纸，以满足市场上不断增长的需要，并在相互竞争中推出新产品。因原料和工艺问题引起的纸价上扬局面得不到控制，为降低成本，除改换原料外，还要改革现有工艺。改善造纸现状是当时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一致关切的问题，就在这时欧洲人将目光投向造纸业经久不衰的中国。中国之所以被引起注意，也还由于18世纪欧洲大陆掀起的“中国热”正在势头之上。
有心人开始查阅有关中国的著作和中国书的译文，询问访华归来的旅行者或访问侨居欧洲的中国人，以期获得造纸技术信息。有关中国著作中及在华耶稣会士发回的通讯中，不少地方谈到中国造纸，尤其巴黎刊行的《中华帝国通志》（4卷，1735）①、《海外耶稣会士书信集》（34卷，1702～1776）②和《北京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纪要》（16卷，1776～1814）③等书，成为获得中国知识的宝库。例如《中华帝国通志》卷二引宋人苏易简（958～996）《文房四谱》（986）卷三《纸谱》，介绍中国以不同原料造纸时说：
苏易简《纸谱》云：蜀纸以麻为之，唐高宗敕命以大麻作高级纸以写密令。福建以嫩竹造纸，北方以桑皮造纸，浙江以稻麦杆造纸，江南以树皮造皮纸，更有罗纹纸，湖北造者名楮纸④。
欧洲读者读后，立刻会联想产生用其他原料造纸的念头。从中国获得技术信息的最典型人物，是1774～1776年任法国财政大臣的经济学家杜尔阁（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他在任利摩日（Limoges）州州长期间（1761～1774）读过有关中国作品，对中国造纸已有初步了解。为发展法国造纸业，这位州长率先采取措施引进中国技术。正好1754（清乾隆十九年）北京二青年高类思（1733～1780）和杨德望（1734～1787）赴法留学，在高等学校修读自然科学，学成归国之际，1765年杜尔阁来巴黎与他们会面，面交52项有关中国问题，希他们返华后帮助解决①，其中几项与造纸有关，如①中国编制抄纸帘的材料和技术，希望提供实物样品，以便仿制；②造纸所用各种原料种类，希望得到这些原料的实物标本及用诸种原料所造的各种纸样，以便试制；③中国如何抄造8×12尺大幅纸，如何荡帘入槽，又如何将湿纸从帘上揭下而不致破裂；④希望得到300～400张适于铜版版画印刷的6×4尺幅面的皮纸纸样，以便仿制。
杜尔阁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当时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急切要解决的，他们把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果然没有失望。1766年高类思、杨德望回到中国后，就利用离法前路易十五（Louis XV, leBien-Aime，1710～1774）国王赠给的年金1200里弗尔（livres），购买杜尔阁所希望得到的中，国纸帘、各种造纸原料标本及纸样，连同技术说明材料，通过商船寄运到法国，使该国首先获益。
为使读者了解杜尔阁向高、杨二青年所提问题的具体内容，我们选某一部分翻译于下：
（31）要造一张纸，需用一种将纸浆摊开成型的纸模，即抄纸帘。中国人不像欧洲那样用黄铜粗丝编成帘面，而用从藤条抽出的纤维（按：应当是用细竹丝）编帘。据说以这种方法抄纸，可使纸面更加平滑。希望得到一个中号的抄纸帘。
（34）……我们想得到二三里弗尔（livres，相当1～1.5公斤）各种各样的造纸原料。要将其用槌打碎，放入罐中，而且要加以干燥。包装后要附加正确的标签。所寄各种原料的量要足以保证用它试制各种纸之用。至于竹料，请寄来原物和制浆时各阶段的样品。
（35）请附寄用诸种原料制成的各种纸的样品。
（36）我们造纸时，将纸浆摊在纸模上以成型，然后将湿纸转移到布上以吸收其水份。在欧洲使用称为法兰绒（flanchet）的厚羊毛布来达到这一目的。中国很少用这种毛布，那么将湿纸从帘上取下后放在什么材料上呢，是绢布还是棉布，还是用其他某种材料的布，希望得到一枚制上等纸所用的这种新布（按：中国从不用任何布垫湿纸，而是将湿纸直接层层摞起）。
（38）请详细说明造长一丈二尺、宽八尺大幅纸的工艺方法，如何在纸槽中荡帘，使纸浆分布于帘上，又如何从槽中提起纸帘。如何将帘翻转过来使湿纸不发生卷曲，并将其摊放于布上，又如何将这样大幅纸揭下来、再将其摊开而不发生破裂，最好加以详细说明。
（39）希望二位寄来一百或二百张长六尺、宽四尺的最好的纸。如果这种纸适于铜版印刷，我们有意试制。我们只要皮纸，不要竹纸，最好寄来三百至四百张皮纸。纸放在包装箱内时，不要折叠，尽可能按原样平放①。
法国人在18世纪向中国学习造纸技术这一事实，甚至还成为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札克（HonorédeBalzac，1799～1850）作品中的创作题材。他的小说《破灭的幻想》（LesIllusionsPerdues）发表于1843年，但反映的事件发生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初。小说中主人公大卫·赛夏（DavidSéchard）是造纸技术家，有两项奋斗目标：一是试用其他植物原料造纸，以代替日益昂贵的破布，或以其他原料与破布混合制浆，以降低麻纸生产成本；二是试验将胶料配入纸浆中，代替成纸后逐张施胶。这正是欧洲造纸业普遍面临的两个问题，但在中国早已解决。大卫阅读有关中国作品后，以中国纸为模仿对象，在中国技术思想影响下以草类、芦苇为原料从事造纸试验，又试用浆内施胶技术，终于成功，后遭奸商暗算而放弃其发明专利，使他科学研究的幻想破灭。
对大卫产生影响的中国著作，据笔者考证，包括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1637）②。但侵吞大卫研究成果的法国厂商，用其方法“造出一种廉价的纸，和中国纸品质差不多，书的重量和厚度可以减去一半以上”③。巴尔札克写道：
自从有了大卫·赛夏的发明，法国造纸业好比一个巨大的身躯补足了营养。因为采用破布以外的原料，法国造的纸比欧洲任何国家都便宜④。
当然，这个大卫不一定实有其人，但法国和欧洲现实生活中这类人肯定是有的。
如果说杜尔阁代表引进中国造纸技术的西方政界人物，那么富兰克林（1706～1790）可说是号召西方采用中国技术的科学界人物。1788年6月20日，曾任驻法大使（1776～1783）的美国开国元老和科学家富兰克林在费城向相当于美国科学院的美国哲学会（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会议上宣读一篇论文，题为《论中国人造大幅单面平滑纸的方法》。论文于1793年发表于《美国哲学会会报》上。这篇论文郑重表达了18世纪的欧美人在造纸技术方面要向中国人重新学习的普遍愿望。文内首先讲欧洲通用的造纸方法，并批评这种方法手续繁杂，重复无谓的劳动，浪费工料与工时。与此相比，中国人的方法显得极其简便而有效。他接着介绍中国造大幅平滑纸的方法。
我们将其所述概括于下：将纸浆放在大纸槽中，以大幅竹帘抄纸，帘床系以绳，绳的另一端固定在天花板上，此即“吊帘”，为的是荡重帘时操作省力，而由两名纸工协调荡帘。如欲施胶，则将施胶剂直接配入纸浆中，抄出之纸便具同样效果。待帘面多余水从竹帘空隙流出后，再由二人将湿纸用刷子刷在光滑的烘墙上烘干，不必再逐张砑光，纸已单面平滑。富兰克林写道：
中国人便这样制成了大幅平滑的施胶纸，从而省去了欧洲人所用的很多操作手续⑤。
他说，中国人用简练的工艺所造的纸长4.5、宽1.5埃尔。埃尔（el
）为英国古尺名，1埃尔＝45英寸＝114.3厘米＝3.43华尺，换算后上述中国纸为5.14×1.71米。虽然所述若干细节不全准确，但介绍造大幅平滑施胶纸的原理是正确的，这就为欧美纸工拓宽了思路。富兰克林这篇论文旨在希望人们摆脱欧洲传统技术影响，“按中国人的方式造大幅单面平滑施胶纸”，正体现他的远见卓识。
二 18～19世纪传入欧洲的十项中国造纸技术
18世纪末，清乾隆年由中国画师所手绘的造竹纸全套工艺过程的工笔设色组画，由在京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elBenoist，1715～1774）寄往巴黎，可能是应法国方面的要求。蒋友仁是前述留法的高、杨二青年的拉丁文老师，参与圆明园的建筑设计，受乾隆帝赏识。他寄回的造竹纸系列图共24幅，有宫廷画师画风，因其兼具艺术和技术双重价值，欧洲人不断临摹，彩色摹本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及德国莱比钖书籍博物馆（Buch-museumLeipzig）等处，法、美等国还有19世纪中期摹本①。1815年巴黎出版的《中国艺术、技术与文化，图说》②，公布了其中13幅造纸图。
编者说，画稿是在华法国耶稣会士请中国人画的，送巴黎后制成铜版。但我们发现画面被西洋人润色，很可能经改绘后制版（图6-22，6-23）。这些铜版画为此后其他有关造纸著作所转引，前述富兰克林的论文中所附插图，即引自中国画稿的法国铜版画。可以想像到这套组画传播开来之后，定会在欧美产生很大影响。1952年，贝内代罗（Adolf Benedelo1886～1964）于德文版《十八世纪中国造纸图说》③中公布了全套图的黑白照片。后来笔者应德，国友人委托，对莱比钖藏本（27×32公分）从造纸技术角度作了专题研究①。此组画最重要的几点是向欧洲人展示了抄纸竹帘的形制及用法、湿纸人工干燥技术、植物粘液的使用等。当时我们没有看到画稿上汉文解说词，但德文解说中有Koteng-Pflanze一词，当是指植物粘液或纸药，而Koteng可能是“膏藤”之音译。由于纸浆中加纸药，才能保证抄出皮纸、竹纸后，直接摞起，压榨后易于揭下，从而免去用毛布垫纸的欧洲工序。纸药还能帮助纤维在槽内悬浮而不产生絮聚现象。这是欧洲人过去未曾掌握的一项重要技术。
前述《天工开物》早在18世纪就传到巴黎，藏于皇家文库，1840年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
儒莲（StanislasJulien，1799～1873）将其中造纸章译成法文，刊于《科学院院报》第十卷②1856年又于《东方及法属阿尔及利亚评论》上发表《竹纸制造》一文③，至此中国传统造纸技，术原著内容已译成欧洲人能看懂的法文。如果说18世纪时高、杨两位北京人向杜尔阁提供的技术资料只供内部使用，则儒莲提供的中国权威著作的译文已公开发表于法国科学院刊物中，任何人都可阅读。《天工开物》为西方人提供的技术信息是：①除破布外，还可以楮、桑、芙蓉皮、稻草、竹类造纸，废纸亦可回槽再生；②以不同原料混合制浆造纸的原料配比，如60％楮皮及40％竹，70％皮、竹及30％稻草。按需要调整配比，制出质地与价格不同的纸；③制造皮纸、竹纸的工艺技术与设备，尤其可弯曲的竹帘形制、编制及使用；④通用的具有光滑烘面的强制烘纸装置；⑤以杨桃藤（Actinidiachinensis）植物粘液配入纸浆中作为纸药的重要技术措施。欧洲人在18世纪得到的有关中国技术的零散信息，至此以系统形式出现，而且《天工开物》中的插图在技术上是准确的。
第六章第二节已指出，清康熙年（1662～1722）中国不只用竹帘，同时还用铜网抄纸。而且对铜帘予以改革，研制出“圆筒侧理纸”，纸呈长丈余的筒形。这是按下述三项技术构思实现的：①圆筒形铜网抄纸器的设计；②用筒形抄纸器旋转抄纸；③以两个反方向旋转的圆筒对湿纸压榨去水。乾隆年间（1782）再次仿制于浙江。由此可知，中国人在18世纪时最先提出后来西方所谓的revolving endless wirecloth（无端环状旋转式纸帘）抄纸的技术构想，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标志近代世界造纸技术革命的18～19世纪两种类型的造纸机结构原理，都与中国上述技术构思相吻合，但比中国晚了一个世纪。这也说明为什么圆筒侧理纸很像近代西洋机制纸的原因。圆筒侧理纸曾批量生产，进御后又由皇帝尝赐群臣，相互间以诗唱合，且有不少流入民间，可以说朝野上下众人皆知。这种纸不会不引起在华耶稣会士和商人的注意，并通过各种渠道介绍到欧洲。与此同时，中国以不滤水的材料将大纸帘间隔成几段，从而用一帘一次抄出几张纸的技术以及以白色矿物粉与胶水刷于纸表实行表面涂布的技术，都传入欧洲。
综上所述，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期间通过各种渠道欧洲从中国引进的造纸技术和技术思想，归纳起来至少有下列十项：①造纸原料多元化，即用破布以外的木本韧皮纤维、竹类茎杆纤维、草本植物纤维造纸；②制造各种皮纸、竹纸、草纸的技术；③以破布与皮料、竹类、草本及故纸等不同原料，按一定配比混合制浆造纸；④以可弯曲的大纸帘抄大幅纸，代替欧洲以不可弯曲的小纸帘抄小幅纸的传统技法；⑤将植物粘液或纸药配入纸浆中，以保证纤维均匀悬浮于浆内和将湿纸直接摞起揭而不裂的技术，代替以大量厚羊毛布垫湿纸的笨拙方法；⑥将胶料配入纸浆中实行纸内施胶，代替成纸后逐张表面施胶；⑦以具有光滑烘面的人工强制烘干器烘纸、借以使纸具有平滑表面；代替将纸吊起自然晾干法；⑧圆筒形铜网抄纸器的设计、使筒形抄纸器旋转抄纸的构思和以旋转滚筒压榨脱水的设计原理；⑨以不滤水材料将大抄纸帘帘面间隔成几段，一次抄出几张纸的技术，代替以一帘一次只抄一张纸的作法；⑩以白色矿物粉与胶水混合剂刷于纸表的表面涂布技术和以白色矿物粉的水悬浮液加入纸浆制成填料纸的技术。以上十项中国技术都是17世纪以前欧洲所缺乏的，引进后要涉及对欧洲传统造纸生产中所用原料、制造工艺、基本设备方面的改变和革新，换言之，使其脱离中世纪技术面目并对原有造纸技术路线作新的调整。法国、德国和英国在这方面走在其他国家前面。
欧洲人首先在造纸原料方面按多元化思想作了许多试验。法国首先从中国引种楮树，以期造楮皮纸，接着美国也仿此事例，然因气候及土壤条件不同，楮树在这两个国家长势不佳。与此同时，法国科学家盖塔尔（Jean Etienne Guettard，1715～1786）和德国植物学家谢弗（Jacob Christian Sch?fer，1718～1790）等人都作过巴尔札克小说中主人公大卫·赛夏类似的工作。盖塔尔发表过《对各种造纸原料的考察》和《对可能用作造纸的原料的研究》①等论文。尤其访问过亚洲的谢弗，1765～1772年发表6卷本著作，题为《不全用破布，而以破布掺入少量其他填加物制造同样纸的实验和实验样品》，该书卷二（1765）介绍以破布与大麻、树皮、稻草等中国所用原料纤维混合制浆造纸的实验，并附以这些混料纸的纸样②。（图17-7）
1800年，库普斯（MatthiasKoops）在伦敦试验以木材、稻草造纸，并以所造草纸印自己所著有关书史的作品③，次年该书再版时又印以再生纸，即《天工开物》所描述的以废纸回槽重新抄造的纸，此人于1800～1801年得到制草纸、再生纸和木浆纸的三项专利。至1856年，英人戴维斯（Charles Thomas Davis）于《纸的制造》（The Manufacture of Paper）一书中已能列举950种可能供作造纸的原料。接着1857～1860年英国人劳特利奇（Thomas Routledge）以生长于西班牙和北非的禾本科野生植物针茅草（Stip tenacisims）造纸成功，用以印刷《伦敦图片报》（Ilustrated London News）。法国从法属阿尔及利亚获得此草后，也忙于作造纸的试验。
1875年，劳特利奇又以竹为原料试制竹纸，并以其印刷自己著作的《作为造纸原料的竹》①的小册子。因英国不产竹，所用竹材需由印度供应。第二年（1876），荷兰阿纳姆（Arnhem）城用荷兰文出版同样书名的书（Bamboe en Ampas als Grondstaffen voor Papierberei-ding），也是印以竹纸。这些事例都证明欧洲人学习中国人利用破布以外的其他植物原料造纸，或以破布与其他原料混合制浆造纸取得成功，使18世纪以来的原料危机获得缓解。这是中国对欧洲近代造纸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随着造纸原料的改变，欧洲于18世纪中叶开始用从中国引进的可弯曲的竹帘抄纸器抄纸，以代替过去的固定型纸模。法国人将这种中国式抄纸器称为typedevélin，这种类型抄纸器由竹帘和支撑竹帘的帘床（框架）两部分组成，二者可分可合，故称活动帘床。正如富兰克林所说，它具有三个优点：①可以制成大幅纸；②抄出的湿纸易于脱离帘面；③所造的纸表面较平滑。如果将竹帘用不滤水材料分割成几段，还可一次抄出几张纸，这是欧洲人以前不曾想象到的。1826年英国肯特郡沃特曼（James Whatman）造纸厂在欧洲首次用这种中国技术一次抄出八张作信纸用的纸。
三 中国造纸技术的再传入和欧洲造纸的近代化
中国抄纸竹帘的可弯曲性体现一种先进的造纸思维方式，因而有极大发展前途，是通向近代造纸机的必要阶梯。美国著名纸史家亨特说：“今天的大[机器]造纸工业，是根据两千年前最初的东方（中国）竹帘纸模建造的②。”
这个论点正确而公允，但需要加以解说，才能使更多的读者了解其含义。如前所述，欧洲18世纪面临的造纸问题是原料单一，工艺过程繁琐，抄纸设备陈旧，不能造大幅平滑纸。在解决原料问题后，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简化工艺程序和对竹帘抄纸器的改革。具有工业革命背景的欧洲人这时认识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实现造纸过程的机械化和近代化，以赶上其他已实现这两化的工业部门。因为在手工生产方式下用再好的竹帘抄纸，成纸的长宽度总要受到限制，欧洲人在中国技术和设备的启发下思路大开，想要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造出无限长的纸，这就导致近代造纸机的发明。
第一个作出这种尝试的是法国人罗伯特（Nicolas-Louis Robert，1765～1828）。他曾受雇于迪多（Francois Didot，1730～1804）在埃松（Essonnes）经营的法国最重要的纸厂，在厂主支持下1797年作了用机器造纸的试验，后来终于制成功两张大纸。1798年11月8日，罗伯特申请发明专利。他在申请书中写道：
几年来我受雇于法国一家主要的纸厂，一直梦想简化造纸操作程序，用最低的成本制造幅面特别大的纸，而且不用任何工人，只用机器方式操作。通过努力工作、经验积累，并付出可观的代价，我取得成功，所制成的机器实现了我的预想。这种机器能减少工时与成本，且能制成长12～15米的大张纸，……。总之，我在埃松工厂主、公民迪多的厂家所建造的机器，业已启动①。
法国政府部门迅速承认了罗伯特的发明，允许其拥有15年专利权，且奖以3000法郎以制造更大的机器。根据罗伯特在原始材料中的描述，他的机器是将一长的竹帘两头接起，形成类似坦克履带那样的无端长椭圆形抄纸帘，由两个转轮驱动，使其沿水平方向在纸槽上移动。浆料桶中的纸浆通过导流装置均匀流到帘面，纤维留在帘上，水从帘面空隙流入纸槽中。湿纸层经包有毛毡的滚筒压榨，便可以脱离纸帘，再吊起晾干。纸帘抄出一张纸后，移动至一端时，再像坦克履带那样转动到下方，再由另一端重新转动于上方抄纸，沿着长椭圆形轨迹循环转动。这就是近代第一台长网（长帘）造纸机（图17-8），它的结构相当简单。罗伯特说“甚至小孩子都能操纵这台机器”。
因法国大革命爆发而引起的社会动荡，造纸机没有能取得进展，罗伯特又将专利权转给迪多。迪多请其姻亲英国工厂主甘布尔（John Gamble）措筹资金用罗伯特的图纸重造机器。甘布尔发现伦敦文具商富德里尼尔（Henry Fourdrinier，1766～1854）兄弟有意投资，又建议请机械师唐金（Bryan Donkin，1768～1855）按罗伯特的发明制造机器。制成后，1803年获英国专利。次年唐金又加以改进，这种长网造纸机便称为“富德里尼尔”（Fourdrinier），与原文具商富德里尼尔同名。法国的发明现在却打上了英国的烙印。由于富德里尼尔兄弟申请的专利中没有提出，如其他厂家仿制时要支付技术转让费，结果各厂家纷纷仿制。英国的造纸机每台售价低至715～1040镑，致使投资六万英镑的富氏兄弟蒙受相当可观的经济损失。这种造纸机经改进后，将竹帘易以铜网，增加了伏辊、压辊及蒸气烘辊、卷纸辊，机器越来越庞大和复杂，形成从纸浆到成品纸的连续一条龙作业（图17-10），至19世纪中叶时欧洲建立起纸的大机器生产，实现了造纸生产的近代化过程。
长帘机投产后，英国人迪金森（JohnDickinson，1782～1869）于1809年又制造出与罗伯特纸机在成纸方式上不同的另一类型的造纸机。其主要部件为圆筒形框架包以一层铜网，使抄纸帘呈圆筒形，放在浆槽内旋转抄纸，由筒内形成的真空吸水，这就是单筒圆网造纸机。后来圆网机又被改进。这两种类型的造纸机都可制造无限长度的纸。
自从长网机、圆网机相继问世与投产后，彻底解决了欧洲传统工艺的改造问题，工业革命又促使机制纸生产获得迅速发展。以木材及其他植物原料为处理对象的化学制浆法的发明，又使机制纸的发展如虎填翼。欧洲造纸之所以能实现近代化，有赖于原料的拓宽和造纸机的发明，归根到底有赖于下列六项原理（或思想）的运用：①原料多元化；②以可弯曲的纸帘抄大幅纸的思想；③以圆筒形纸模在浆内旋转抄纸；④以旋转圆辊对湿纸压榨去水；⑤以热源对湿纸强制干燥；⑥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造纸。
此处第②～⑥项与造纸机发明有直接关系，而第②～⑤项是造纸机关键部件设计的思想基础。例如罗伯特长网机的关键是将可弯曲的竹帘制成无端环状，圆筒形纸模是迪金森圆网A.浆槽B.环形纸帘C.定边板D.压榨辊E.移动式毡布F.伏辊G.压辊H.卷纸辊机的心脏。没有以热源对湿纸强制干燥的设想，就设计不出烘辊。旋转圆辊在造纸中的运用具有重大意义，否则谈不上压辊、伏辊、烘辊和卷纸辊的安装，也就达不到连续流水作业的结果。而可弯曲的竹帘、圆筒形纸模、旋转圆辊和强制烘干器的运用，都是中国纸工在欧洲人之前使用过的，且与此有关的信息或实物已于18世纪传入欧洲。
将17世纪以前的欧洲传统造纸各技术要素加以分解后，我们注意到几乎没有一项能与近代技术接轨（仅17世纪出现的打浆机一项例外），相反，起源于中国并从中国传入欧洲的前述十项技术要素内有一半以上却能与近代技术挂上钩，并直接转化为近代技术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对欧洲近代造纸发展所作出的第二大贡献。只有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造纸是欧洲人最先想到与作到的。但如果他们不掌握此思想得以落实的前述几项技术要素，也只是梦想而已。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制成的圆筒侧理纸设备，无疑是长网机和圆网机的先驱，但近代造纸机毕竟发明于欧洲，而不是中国。这是因为18～19世纪之际的欧洲具备了实行机器生产的各种条件，而中国缺少这些条件。尽管如此，18～19世纪中国造纸技术和技术思想的再传入，在欧洲从手工纸生产向近代机器大生产转变的过渡时期内起了重要的技术接轨作用。没有来自中国的技术和技术思想，欧洲造纸机是不会凭空制造出来的①。
第三节 中国雕版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
一 雕版印刷在欧洲传播的历史背景
12～13世纪时，欧洲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等通过阿拉伯引进了中国造纸术而建立起纸厂，但没有同时引进印刷技术，各种读物仍靠手抄。14～15世纪以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科学文教和基督教的发展，对读物的需要量迅速增加，手抄本的供应显然满足不了需求，因而刺激了印刷术的发展，而印刷业的兴起又反过来促进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繁荣以及整个社会的进步。当建起造纸业的欧洲需要印刷技术时，中国元、明两代正处于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全面发展的阶段，而这时又是中、欧直接接触空前活跃之际，欧洲人有可能从中国得到技术借鉴。技术的传播总是通过印刷品的输出和人员思想交流进行的，只要得到中国印刷品的样本和有关印刷的知识，欧洲技术家经过摸索就能如法仿制，正如他们得到中国有关火药和磁学的知识后，能如法仿制出火炮和指南针一样。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欧洲人从各种渠道可得到中国印刷技术信息。
在讨论欧洲印刷起源之前，有必要谈谈他们获得中国印刷技术信息的渠道和机会。与欧洲邻近的蒙古伊利汗国（1260～1353），早在1294年就在波斯大不里士用中国雕版印刷技术印发了纸钞。伊利汗国合赞汗时的宰相拉施特丁1311年在《史集》中不但记录了这次发行纸钞的经过，而且还描述了中国雕版印刷技术的细节。濒临地中海的埃及境内，1300～1350年间出版了阿拉伯文的伊斯兰教经典。欧洲大陆与伊利汗国相毗邻，和马穆鲁克王朝时的埃及隔海相望，擅长海上贸易而往来在这一地区的欧洲人得到印刷技术信息并不困难。13世纪以后，由于蒙古大军的西征重新打通了亚欧陆上通道，为双方技术交流和人员往来创造了条件。从北京到罗马或巴黎之间的通道畅行无阻，中国与欧洲有了直接往来。
17世纪的突厥族史家和花刺子模统治者阿布尔·加兹·巴哈杜尔汗（Abu'lGhaziBa-hadurKhan，1603～1664）于其所著《蒙古史》中追记这条中西陆上通道时写道：“在成吉思汗统治下，伊朗和突厥之间的所有国家都享有这样一种和平局面，以至人们头上顶着金盘从日出之地至日落之地旅行，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危害①。”
这条贯通亚欧二洲的陆上通道之所以安全，因为它在蒙元帝国控制之下，沿途设驿站，有驻军把守。
中国与欧洲双方使者、商人、传教士、学者、工匠和游客沿此道相互访问。例如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Ⅳ，1243～1254）派柏朗嘉宾（Jean Plano de Carpini，1182～1252）出使蒙古。此使者为意大利人，1228年任日耳曼大主教，1230年任西班牙大主教，奉使时已年逾六旬。同行者有波兰教士本笃（Benedict）和奥地利商人，他们先至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蒙古钦察汗国都城萨莱（Sarai）谒见拔都汗，再由此东行持教皇玺书于1246年至蒙古定宗贵由大汗驻地和林。1247年返回法，国里昂后，用拉丁文写了《东方见闻简报》（Libellus Historicus），对中国作了介绍。书中指出中国人精于工艺，其技巧世界无比，而且有自己的文字，其史书详载其祖先的历史②。书中说中国有类似《圣经》的经书，当指儒释典籍的印本。
与此同时，法国国王路易九世（1214～1270）遣法国方济各会士罗柏鲁（Guillaume de Rubrouck，1215～1270）东行，1253年到和林，受蒙哥汗召见，1255年返回巴黎述职。他写的游记题为《威廉·罗柏鲁兄弟1253年出访东方游记》（Itinerarium fratris Wilhelmi de Rubruk de ordine fratrum minorum，anno gratiae MCCL Ⅲ ad partes Orientales），简称《东游记》（Itinerar-iumad Orientales）。书中介绍元代印行的纸钞时写道：
中国（Cathay）通常的货币是由长宽各有一掌（3×4英寸＝7.5×10厘米）的棉纸作成，纸面上印刷有类似蒙哥汗御玺上那样的文字数行。他们用画工的小毛刷（毛笔）写字，一个[汉]字由若干笔划构成③。
此处所说的货币用的“棉纸”，当为桑皮纸。罗柏鲁是最早指出中国用印刷技术发行纸币的欧洲人。他在出使中国时也使用过这种特殊印刷品，当然也有可能接触其他雕版印刷品。罗柏鲁在和林还遇到日耳曼人、俄罗斯人、法国人、英国人、匈牙利人和阿拉伯人，其中包括来自巴黎的金银匠布西耶（GuilaumeBuchier），正在为大汗制造金银器皿①。这里还有通晓数种语言的英国人巴兹尔（Basil）等。罗柏鲁的《东游记》内容相当丰富而翔实，是《马可波罗游记》出现前欧洲人对中国情况的最全面介绍。他返回巴黎后，与正在那里的英国著名人物罗哲·培根（RogerBacon，1214～1294）会面，培根从交谈中得到不少有关中国的科学信息，并读了《东游记》。培根还在其《大论》（OpusMajus，1267）中谈到罗柏鲁②。
元世祖（1260～1294）忽必烈在位时，北京是北方印刷中心，除出版各种书籍外，还印发纸钞。就在这时，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哥罗·波罗（NicoloPolo）及马飞·波罗（MaffeoPolo）兄弟来华，受忽必烈召见，大汗令二人与朝廷使者至欧洲，转交给罗马教皇的书信。1271年他们完成使命后，再度来华，同时带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同行，1275年到北京。忽必烈再次召见他们，发现马可波罗聪明伶俐，命留宫中，，后委以各种重任，在华凡十七年。后波罗一家三人奉命护送阔阔真公主出嫁到伊利汗国，1292年自福建泉州乘船至波斯。他们完成使命后，于1296年返回故乡威尼斯。马可波罗1299年将旅行见闻写成游记，全面介绍中国情况，赞扬这个亚洲大国的富饶和物质文明，使欧洲人一新耳目。《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产生广泛影响，其中也谈到北京有印钞厂，以桑皮纸印成纸钞在全国通行，用久毁损还可更换新币③。这必引起欧洲人的兴趣。当欧洲人于13世纪东来的同时，中国人也沿相反方向前往欧洲。北京的蒙古统治者经常遣使者、官员、学者去钦察汗国所属的俄罗斯。例如《元史》卷三《宪宗纪》载1253年宪宗蒙哥“遣必阇别儿哥括斡罗思（俄罗斯）户口”。俄国史也说1257年蒙古军官到俄罗斯境内的梁赞（Pязaнъ）、苏兹塔尔（Cyздaлъ）及穆洛姆（MypoM）等地计民户口，设官收税。1259年，蒙古军官别儿哥（Бepгaй）及哥撒奇克（Кocaчик）率眷属及部下多人至沃尔赫夫（BaлхoB）计民户口④。统计户口通常将居民情况填写在事先印好的户籍表格内，再装订成户籍册。因人口时时变动，调查户口要经常进行。这使俄罗斯人在13世纪常常看到来自北京的印刷品。《元史》卷二十七《英宗纪》更载，1320年，“斡罗思等内附，赐钞万四千贯，遣还其部”，可见俄罗斯境内当时通行大汗发行的纸钞。13～14世纪时中国人还到达西欧一些国家，有史可查的是巴琐马（RabbanBarSauma，1225～1293）及其弟子马忽思（Marcos，1244～1317）的西欧之行。巴琐马1225年生于北京，其父名昔班（Siban），为维吾尔族景教徒。巴琐马自幼为僧，后认识生于东胜州（今内蒙托克托）的马忽思，马忽思拜巴琐马为师，1275～1276年二人从北京出发结伴西行，目的是去耶路撒冷圣地求法⑤。他们经今新疆向西行，1280年到巴格达。还未及去耶路撒冷，巴琐马便被景教宗长任命为总视察，马忽思成了巴格达教区主教。1285年伊利汗国阿鲁浑汗派马忽思出使罗马。1287年再派巴琐马重访罗马，顺访意大利热那亚及法国巴黎，受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ⅣleBel，1268～1314）接见，参观巴黎大学等处，再赴波尔多城，会见访问法国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Ⅰ1239～1307）。1288年巴琐马回罗马，向教皇尼古拉四世（NicholasⅣ，1288～1292）递交国书，后，返回巴格达。他用波斯文写了一部游记，19世纪译成叙利亚文和法文，20世纪译成英文。美国学者萨顿（GeorgeSarton，1887～1956）认为巴琐马是最早到过西欧的中国人，还说：“有趣的是，在巴琐马首次横跨中国和中亚的旅行中，基本上沿着与马可波罗同样的路线，只不过是方向相反而已，事实上他们可能在路上相遇”（①。13世纪几乎同一时间内，中国人巴琐马从北京到罗马，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又从威尼斯到北京，二人都有游记传世，真是历史巧合。作为在北京出生的维吾尔人巴琐马，自幼便接触印本书，懂得祖国印刷技术，而他赴欧洲也经过其祖籍新疆的印刷中心。如果西方有人问起中国的书籍是怎样印刷出来的，他会乐于介绍的。通过以上所述可以看到，13～14世纪起欧洲人已对中国雕版印刷和印刷品有所了解，甚至接触过这类实物，他们有可能直接或间接获得这方面的技术信息，从而进一步利用这一技术发明。
二 欧洲早期雕版印刷
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GiovannidaMonteCorvino1247～1328）甚至在北京用中国印刷技术出版宗教读物，在教友中散发。1289年他受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与另一会友皮斯托亚（NicholasdaPistoia）及威尼斯商人鲁卡龙戈（PietrodaLucalonga）从罗马启程，经波斯至印度，皮斯托亚逝世后，其余二人于1293年至福建泉州，
1294年到北京。向元成宗（1295～1307）呈上教皇玺书，得准在北京居住。基督教在元代称“也里可温”（蒙古语Erkeun），受统治者庇护而得以发展。
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5月18日，十年（1306）2月，孟高维诺从北京向罗马教皇当局发去两封信，报告十多年来在华传教经过②。这两封信的拉丁文原件今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从信中得知，孟高维诺初到北京时受基督教另一教派景教徒（Nestorians）的排斥，使他不能印刷天主教读物。后来传教工作有进展，1298及1305年在北京建起两所教堂，发展教徒6000人，又将《新约全书》及《圣咏》译成蒙文，根据《圣经》中故事绘制出一些宗教画，画面下附有拉丁文、图西克文和波斯文简短说明。卡特认为孟高维诺为文化不高的教徒提供的上图下文式的宗教画是印刷品。他说：“在当时中国，把任何重要作品付之印刷，已经成为很自然的事。”他还指出在孟高维诺印宗教画后50年，欧洲也出现了类似出版物，“这恐怕并非偶然的巧合”③。就是说，欧洲人将孟高维诺在中国使用的方法用到欧洲。
我们认为卡特的上述意见是正确的，因为孟高维诺发展的教徒以及与他共事的中国人会建议用印刷方法把宗教品公之于众。如果用人工手绘几千份图像，在元代是不可想像的愚蠢之举。他刊印宗教画的地点在北京，可能在教堂之内，由中国人任刻印工作。刊印时间在建立教堂之际，即1298～1307年。宗教画上的图西克文（Tursic）不会是突厥文，而是回鹘文体考蒙文或八思巴体蒙文，因当时也里可温教徒多是蒙古人①。孟高维诺印宗教画显然是仿照佛教徒以前宣传教义的作法，因为唐、五代僧人早已这样作了。但他在北京却完成了西方人从未作过的创举，因为在他以前没有任何欧洲人借印刷技术出版过读物。
然而当北京出版的印有拉丁文的基督教画携入欧洲后，就会成为仿制的对象，从而实现了中国雕版技术在欧洲的传播。传递这些印刷品和印刷知识的主要欧洲传教士和商人，可能在孟高维诺等人在华期间往来于中、欧之间，也可能是原在华停留而在元末社会动荡时撤回欧洲的。据文献所记及考古发掘，1250～1368年间在华的欧洲传教士和商人为数不少，他们是将中国的印刷品和有关印刷技术传入欧洲的重要媒介。13～14世纪欧洲人所知道的中国印刷品，除纸币、印本读物外，还有娱乐用的纸牌。纸牌是在蒙古军西征时传入欧洲的。
李约瑟认为，13～15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发明涌入欧洲，采取“成串传播”（transmision in clusters）的方式，即有一连串重要发明集中于一个时期从中国同时传入欧洲。12～13世纪时传入欧洲的，有中国的磁罗盘、造纸术、独轮车和船尾舵。13～14世纪时传入欧洲的，有中国的火药术、机械钟、弧形拱桥、纺丝机，还有雕版印刷，接踵而至的是活字印刷②。在探讨欧洲印刷术起源时，必须考虑到它与其他中国发明成串传播到欧洲的这一历史事实，而不是一个孤立的技术传播事件。因之1350～1450年间，欧洲开始发展印刷技术便不是突如其来的事，而是由于中国一连串技术发明涌入欧洲的必然结果。归根到底是由于从中国至中亚、西亚以至欧洲之间的陆上通道在蒙元帝国及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这些蒙古统治者控制之下，中西交通、经济与技术交流和人员往来空前活跃，才为技术传播大开方便之门。当然，传播路线不一定完全经由陆路，通常是陆海兼程。不管采取什么路线，都必须经过中亚、西亚这些由蒙古人统治的中间地区，这些地区是受北京的元朝皇帝节制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中间地区，已先于欧洲发展了雕版印刷，成为向欧洲扩散这一技术的桥头堡。
我们知道，欧洲早期印刷术是严格按中国的技术模式发展的，首先经历雕版印刷阶段，其次再由此过渡到活字印刷阶段，但过渡期比中国短。欧洲早期雕版印刷品主要是纸牌和宗教画，以满足其世俗娱乐和宗教信仰方面的需要，德国和意大利看来是较早生产印刷品的国家，两种印刷品大约都出现于1400年前后半个世纪之内，即1350～1450年之间。根据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Augsburg）和中西部城市纽伦堡保留下来的古代市政记录，在1420、1433、1435及1438年记事中多次提到“纸牌制造者”。然而当时纸牌用各种方法制成，其中包括在纸上描绘、捺印和木版印刷等。显然木板印刷成本较低，是更为通用的制造方法③。现存最早的纸牌有些是印刷的，其年代难以确定。但有一条史料年代明确，即1441年意大利威尼斯市政当局发布的一项命令，其中说：
鉴于在威尼斯以外各地制造大量的印制纸牌和彩绘图像，结果使原供威尼斯使用的制造纸牌与印刷图像的技术和秘密法趋于衰败。对这种恶劣情况必须设法补救，……特规定从今以后，所有印刷或绘在布或纸上的上述出品，即祭坛背后的绘画、图像、纸牌……都不准携入或输入本城①。
上述史料说明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曾是印刷纸牌和宗教画的中心，因受到别处产品争夺本地市场的威胁，为保护本地业主的利益，威尼斯市政当局下令自1441年起禁止进口这类印刷品。此举也许是针对德国产品的倾销，因为据同期德国乌尔姆（Ulm）城的记载，该处将印刷的大量纸牌装入桶中运到西西里和意大利。17世纪意大利作者札尼（ValereZani，1621？～1696）写道：
我在巴黎时，一位在巴勒斯坦的法国教士特雷桑神甫（Abbé Tressan，1618～1684）给我看一副中国纸牌，告诉我有一位威尼斯人第一个把纸牌由中国传入威尼斯，并说该城是欧洲最先知有纸牌的地方②。
从中国与意大利之间在元代的相互频繁人员往来情况观之，札尼的说法是有根据的。纸牌正如整个印刷技术那样，在蒙元时期可能通过多种渠道传入欧洲，不能排除从中国直接传入意大利的可能性。从工艺角度观之，早期印刷纸牌的欧洲工匠，很可能还同时印刷宗教画，就像意大利人孟高维诺1298～1307年在北京所作的那样，根据《圣经》中的故事画出若干幅图画并加注简短文句，然后刻成木雕版印在纸上。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特别精于此道，印行宗教画的孟高维诺在北京的第一个助手阿诺德就是德国科隆人，这一点就能说明问题。意大利是罗马教皇的所在地，又是文艺复兴的策源地，由于对外贸易发达，在元代时与中国交往密切，最先引进印刷术是很自然的。而德国地处中欧，同其他欧洲国家比，距意大利较近，而德国造纸业又相当发达。现存最早的有年代可查的欧洲木雕版宗教画，是1423年印刷的圣克里斯托夫（St.Christoph）及耶稣画像（图17-11）。此图是在德国奥格斯堡一修道院图书馆内发现的，当时贴在一手写本封面内，现藏于英国曼彻斯特市赖兰兹图书馆（The RylandsLi-braryinManchester）①。画面上刻有圣克里斯托夫背着手捧十字架的年幼耶稣渡水，画面下刻有两行韵语，意思是：
无论何时见圣像，
均可免遭死亡灾②。
这颇像中国佛教印刷品的经咒那样。值得注意的是，画面左下角还有从中国引入的水车。
1400～1450年间，在德国、意大利、荷兰及今比利时境内的弗兰德（Flanders）等地盛行木版印刷。这期间列日（Liege）城的德国神甫欣斯贝格（Jean de Hinsberg，1419～1455）及其姊妹在贝萨尼（Bethany）修道院的财产目录中列有“印刷书画用的工具一个”及“印刷图像用的版本九个及其他印刷用的石板十四个”（Novem printe lignee ad imprimendas ymagines cum quatuordecim alis lapideis printis）③，明确说用版本印刷图像。
欧洲的早期印刷品大多是宗教画，画像显得较为粗放，有时印好后在画面上填以颜色。图面下附有文字，或将文字安排在画面中间。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等处藏有很多这类印刷品，多未刊出印刷年代、地点和刻印者姓名，但从版面形制、刻工刀法及画工粗劣以及其他因素观之，可以判断是属于早期产物。其中最有名的雕版印刷品是德国刊印的《往生之道》（ArsMoriendi），用圣像及《圣经》文句介绍安乐地离开人世的方法，原作者及刻印者不明，但可断为1450年间之物，现藏于不列颠图书馆，共24张图像，装订成一册。比此稍早时印的还有《默示录》（Apocalypse），也是宗教画，年代大约为1425年（图17-12）。而《穷人的圣经》（BibliaPauperum）也属于这类早期印刷品。至15世纪末，图文并茂的木版印刷品继续出现，同时也有全是文字而无图的印本。
与此同时，大众所需的非宗教读物也以雕版印成，特别是4世纪时罗马人多纳特斯（AeliusDonatus，320～370）所编的《拉丁文语法》（ArsGrammatica）在各学校中广泛用作教材，拥有大量读者。先前人们都靠手抄利用这个小册子，在木版印刷发展后，便以此法提供很多印本，后来便将这类书称为《多纳特斯》（Donatusor Donate）。
三 欧美学者论中国雕版印刷对欧洲的影响
欧洲早期雕版印刷物在形制和制造工艺方面，与中国宋、元雕版印本很相似，这是值得注意的。据美国印刷技术专家和印刷史家德文尼（Theodore Law de Vinne，1828～1914）的研究，欧洲早期印刷工也是先将画稿和文字用笔写绘于纸上，将纸上墨迹用米浆固定于木板上，再顺着板材的纹理面向自己的方向下刀刻之。同时每块木版刻出两页，将纸铺在蘸有墨汁的版面上，以刷子擦拭。印刷完毕后，再沿每一印张的中线向内折成单张，将纸上无字迹的那面折在里头①。最后，将折好的各印张装订成册，因而具有中国印本书的外表。欧洲语中的folio最初就指这种对折本。因而，欧洲早期木版书完全是模仿中国印本书的刻版、刷印和装订等各套工艺程序而生产出来的。
其实，德文尼以前的欧洲学者已注意到这一点，而且认为欧洲印刷术是从中国传入的。早在1546年，意大利史家焦维奥（Paolo Givio，1483～1552，拉丁文名为Paulus Jovius）在威尼斯出版的《当代史》（Historia sui temporis）一书中写道：
广州的印刷工（typographos artifices）用与我们相同的方法，将包括历史和仪礼书在内的书籍印刷在长幅对开纸上，再朝里折成长方书叶。教皇列奥（Leo X Gio-vanni de Madici，1475～1521）好意让我看过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和一头象是葡萄牙，国王（JohnⅢ，Don Manuel，1495～1521）作为礼物送给教皇的。由此可以使我们很容易相信，早在葡萄牙人到印度之前，对文化（Littera）有无比帮助的类似技术（artisexempla）就通过西徐亚和莫斯科公国传到我们欧洲①。
焦维奥上述说法可理解为，元代时，离华取道中亚和俄罗斯而返回欧洲的旅行者将中国
印刷术传到欧洲，这是印刷术西传的一种可能渠道。英国东方学家柯曾（Robert Curzon，1810～1873）1860年发表的《中国与欧洲印刷史》一文内指出，欧洲与中国雕版印刷物在各方面
完全相同后写道：
我们必须认为欧洲木版书的印刷过程肯定是根据某些早期旅行者从中国带回去的中国古书样本模仿的，不过这些旅行者的姓名没有流传到现在②。
中国宋、元时除以木板刻书以外，还以铜板刻书，而纸钞也时而以铜板刷印，如本书第
九章第一节所述。欧洲也是如此，1430年间德国始行铜板刻书，较早的凹版画为过去柏林保留下来的刻于1446年的《鞭挞图》。后来意大利弗罗伦萨的金工菲尼圭拉（Tommaso di Anto-nio Finiguerra，1426～1464）在晚年更发展铜板腐蚀刻版法。通过以上所述，中国雕版技术对欧洲的明显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卡特因而作出结论说：在欧洲雕版印刷的肇端中，中国的影响其实为最后的决定性因素③。
第四节 中国活字技术对欧洲的影响
一 受中国影响的欧洲早期木活字
欧洲木版印刷技术是从中国传入的，这在中外基本上已取得共识。然而欧洲活字技术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受中国影响，并非很多人都清楚，有关论著也较少触及，因而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从印刷技术史总的发展规律看，有了木版印刷的实践之后，迟早总要向活字印刷的方向发展，中外皆然。对欧洲人来说，活字印刷特别适合于他们的拼音文字系统，因此在兴起木版印刷之后，很快就转向活字印刷。与具有数万个表意文字的汉文相反，欧洲人用二三十个字母就足以拼成所有的词和文句。而且与汉文的方块字形相反，欧洲文字圆转之处较多，如a，e，od，p，q，g等，刻木版时不易下刀，欧洲刻工刻字时反而比中国人费力，汉字虽笔画较多，但，圆转之处较少。欧洲人既然掌握了木版印刷技术，他们在中西交通畅达的元代，不会对已存在几百年的中国活字一无所知，来华的欧洲人总会将中国有关活字技术信息带回去，从而对欧洲的印刷工产生影响。宋、元之际和元初是中国发展泥活字、木活字和各种金属活字的时期，这正是在华的欧洲人最感兴趣的新奇事物。中国活字技术对欧洲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木活字的使用方面，木活字是欧洲最早出现的活字形式。16世纪瑞士苏黎世大学神学教授兼东方学家特奥多尔·布赫曼（Theodor Buchmann，1500～1564）于1548年发表的作品中，认为欧洲活字最初以木材制成。他写道：“[在欧洲]最初人们将文字刻在全页大的版木上。但用这种方法相当费工，而且制作费用较高，于是人们便作出木制活字，将其逐个拼连起来制版”①。
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记载。毫无疑问，欧洲早期的木活字肯定要用元代人王祯于1313年在《农书》中所描述的方法，别无他途，也就是说，要重复中国人早已实践过的方法。操德语的布赫曼的姓Buchmann常被希腊化，人们也称他为特奥多尔·比布利安德（TheodorBibliander），因此西方文献中的TheodorBuchmann与TheodorBibliander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人。他的活动时期上距欧洲最初使用活字印书只有一百年左右，他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反映了欧洲早期印刷工试制活字的摸索时期模仿中国活字技术的实际情况。
德国、意大利和荷兰（尼德兰，Nederland）这些木版印刷发展的国家，最有可能从事木活字的试制。前引英国东方学家柯曾就曾经报道说，意大利医生兼印刷家卡斯塔尔迪（PamfiloCastaldi，1398～1490）曾于1426年在威尼斯用大号木活字印刷过一些大型对折本，据说仍保存于费尔特雷（Feltre）档案馆中②。卡斯塔尔迪1398年生于威尼斯西北的费尔特雷，曾被认为欧洲活字技术发明人，为此1868年在伦巴第（Lombardia）城还为他建立铜像。
1300年的回鹘文木活字于1907在敦煌发现，这揭示了活字技术由中国内地传到新疆吐鲁番地区，再由此向西传播的路线，显然，欧洲早期木活字技术受中国的影响。法国印刷史家古斯曼（Pierre Gusman）因而认为中国活字技术在蒙元时经两个渠道传入欧洲：一是与维吾尔人有接触、后来住在荷兰的亚美尼亚人在卡斯特尔迪活动时将活字术传入欧洲；二是谷腾堡在布拉格居住时，学会了经中亚、俄罗斯陆上通道传入欧洲的这种技术③。但主张欧洲经历过木活字试验阶段和受中国活字影响的观点，在欧洲受到非难，因为如果此说被接受，有些人坚持的欧洲活字技术为“独立发明”之说便无法成立。
应当说，提出中国影响说的人，有的论据确有失周之处，如说卡斯特尔迪看到本乡人马可波罗带回的中国书后，从事活字印刷，或说谷腾堡的妻子恩尼尔（Ennel Gutenberg）出身于威尼斯的孔塔里尼（Contarini）家族，她见过带回威尼斯的中国印本书，使丈夫受到启发等等。事实上，1296年马可波罗本人不一定带回中国书，倒是其他意大利商人有可能这样作，而谷腾堡从事活字实验时，早已与其妻解除婚约。
但欧洲活字术受中国影响说，在原则上是正确而可以成立的。早期欧洲印刷者作活字实验时严格保密，不必追究难以找到的细节，要从技术发展自身规律中，从当时中、欧频繁交往的总的历史背景中来看问题。对欧洲人来说，掌握木版刻印技术后，激发他们作活字实验的最直接的外因就是中国早已有之的活字技术思想和制泥活字、木活字、金属活字的技术实践以及有关实物样本。中国没有西方那种行会制度，蒙元时期是对外开放和印刷知识普及时期，任何来华的欧洲商人可在各城市买到印本书、雕版和活字，并问到它们的制造方法，将其带回欧洲。在细节上如何模仿，要靠欧洲印刷工自己摸索。
有人否认中国对欧洲活字技术产生的影响，甚至不承认卡斯特尔迪和谷腾堡时代的欧洲人作过木活字试验。他们声称，借近代精密设备和工具制造小号西方文木活字的模拟实验均告失败①。这显然是暗示，用木活字印西文书是不可能的。但这些作者却没有告诉读者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先辈们早已用较大号木活字印出了书。例如1440年荷兰哈勒姆（Haarlem）城就出版了大号活字本《多纳德斯》（Donatus）即《拉丁文文法》和《幼学启蒙》（hornbook），很可能是木活字本②。因此荷兰也自称是最早出现活字印刷的欧洲国家。欧洲人模仿中国木活字技术印书的历史事实，是不容否定的。主张欧洲活字技术不受外来影响而独立发明之说的人，倒应该提供证据了。
现在该谈到差不多与意大利人卡斯特尔迪同时在世的约翰·谷腾堡③（JohannesGuten-berg，1397～1468）。他生于雕版印刷较发展的德国，其故乡美因茨（Mainz）在莱因河与美因河汇流之处，其父弗里罗·根斯弗莱施（FrieloGensfleisch）在本城造币厂工作，母亲埃尔泽·谷腾堡（ElseGutenberg）为娘家最后一根独苗。按当时习俗，为防其娘家断后，小约翰取母姓，而另一兄弟则从父姓。可能因受父亲从事金属制币工作的影响，约翰·谷腾堡年幼时在本城习金匠（Goldschmied）手艺，1434～1444年离家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谋生，与当地人安德烈·德里策恩（AndreaeDritzen）、安东·海尔曼（AntonHeilmann）等人合伙磨宝石及制镜等，由谷腾堡提供制镜新技术，其余人出资本。
从1439年斯特拉斯堡市政档案中得知，1438年安德烈·德里策恩死后，其弟约翰及克劳斯（Klaus）受亡兄委托，要求谷腾堡将技术秘法教给他们，遭到拒绝，遂至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提出的一个证据是谷腾堡为“印刷之事”（SachefürdenDruck）向某锻冶工支付100基尔德（Gulden）金币，证词中还有“活字”（Type）及“工具”之类的词，结果谷腾堡胜诉。这说明他此时突然改行，用自己的钱秘密从事活字印刷试验，必是受到某种外来因素的激发。
谷腾堡用各种材料作活字，有可能首先制木活字。制拉丁文木活字在原理上毫无问题，作成像汉文那样型号的西文木活字（42点或36点），可以排版印书。如印字数较多的书，又使其不致过厚，字号就要缩小。在板木上刻出小号反体字也并不难，但从板木上锯开活字时难以下锯，锯下的木活字又没有足够强度。因此不能像某些后人那样否定早期欧洲人包括谷腾堡等人曾试用过木活字的可能性，只是因为制小号木活字时遇到因西文语文特点而带来的困难，才放弃木活字，而改用金属材料制活字。
二 谷腾堡的金属活字技术及其贡献
谷腾堡1434～1444年在斯特拉斯堡时所作的试验，看来没有取得满意的结果，财务上又面临困难，无法持续作下去。因此1444年他返回故乡美因茨，筹措到资金后继续作活字试验，1447～1448年间基本解决了金属活字铸造和印刷所面临的技术问题。为了将活字技术进入实用阶段，1450～1455年谷腾堡与美因茨金匠出身的富商富斯特（JohannFust，1400～1466）合作，按双方合约，富斯特支付总数为2226基尔德金币投资贷款并提供印刷材料和工人，谷腾堡以技术、设备、器具等为抵押。五年有效期所得利益由双方均分，期满后谷腾堡以本利（年息六分）偿还贷款。
他得到资金后，工作进展顺利，很快就铸出较大号（相当于24point）金属活字，并用于刊印多纳德斯的《拉丁文文法》。版面仍遵循先前木雕版形制，一块版含两页，但每纸双面印刷，每页27行。他之所以没有像欧洲过去那样作单面印刷，再对折成单页，是为了节约用纸量。美因茨城后来发现年代为1451年的原装帐簿，其中贴有印在羊皮板上的上述27行《多纳德斯》，这证明谷腾堡的金属活字技术在1450年已处于实用阶段。
谷腾堡1450年印刷用的活字字体与后来印《36行圣经》（36LineBible）的活字相同，属于哥特体（GotischeSchrift）粗体字，后来这种字体在德国一直流行到二次大战期间。谷腾堡创制的这种活字字体，无疑直接脱胎于德国早期木雕版印刷字体，归根到底是模仿更早期的手抄本字体。1454年谷腾堡刊印了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Ⅴ，1477～1455）颁发的赦罪符或赎罪券（Indulgence）。信徒买到此券后，通过忏悔、苦修等活动，罪罚可由教会免除。此券今藏于不列颠图书馆，每页31行字，说明活字字体开始变小。1455年再刊印42行赎罪券，实物现藏于纽约摩根图书馆。此时活字字体又缩小到相当今20点（point）活字。字型逐步缩小，说明刻字、铸字技术在短期内有迅速突破。
1455年，谷腾堡取得其技术生涯中最大的成就，他用较小号金属活字出版《42行圣经》（42Line Bible）。这是他与富斯特合约中规定要印刷的主要出版物，此经以麻纸及羊皮板两种 材料刊印210部，其中纸本180部，羊皮本30部，由300头羊提供。印本横宽12英寸、纵 长16英寸（30.5×40.6厘米），每一印张含两页，第1～9页有40行字，第10页41行，其 余各页均42行，故称《42行圣经》，共1282页，641印张。原文为拉丁文，活字为哥特体粗体字，字号相当今20point，以黑墨印刷。卷首第一个字母没有印出，而是留出比一般字更大 的方形空白，以朱墨手绘出艺术字。纸本印出后，分上下两册装订。
1760年，此本首先在巴黎红衣主教马札兰（JulesMazarin，1602～1661）于1642年建立 的马札兰图书馆中发现，过去一度称为“马札兰圣经”，现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谷腾堡1455年所印《42行圣经》（图17-13）后来大部分遗佚，目前世界各国保留下来的只有20多部，其中美国收藏有9部。此宗教书印刷及装订都很优美，每个印张四边及两页之间的边栏都装饰花草图案，这些花边由木板刻成。在木雕版版框内植以金属活字，实际上这是集雕版与活字版于一身的印刷珍本①。印刷《42行圣经》这一年正是谷腾堡与富斯特合约期满之时，但他无力偿还巨额贷款。富斯特便向美因茨法院起诉，法院判决将谷腾堡印刷厂中所有工具、设备、活字及其他材料均归富斯特所有。富斯特1455年11月6日起拥有这个工厂后，原来在谷腾堡手下的熟练技工也移入富斯特的工厂中，其中包括谷腾堡的重要助手舍弗（Peter Sch?ffer，1425～1502）。舍弗也是德国人，毕业于巴黎大学，擅长书法，谷腾堡活字字体可能出于此人之手。舍弗后来成为富斯特的女婿和继承人。
谷腾堡与富斯特分手后，又得到医生胡梅里（Conrad Humery）的资助，于1456年在美因茨城郊另建新的印刷厂，重新装备原有设备及工具，原在他手下、后去富斯特印刷厂的某些熟练技工又回到这里，其中包括普菲斯特（AlbrechPfister，fl.1400～1465），成为新的重要骨干。同一年出版了供墙上贴挂用的单张《1457年年历》。1459年左右出版“36行圣经”1460年再出版大众教科书《教堂课读》（Catholicon），这是包括拉丁文文法和神学辞典的大众，读物，全书一大册，748页。
同时美因茨的另一家由富斯特经营的印刷厂，在舍弗的帮助下继续生产，而且在铸字、印刷方面有新的改进与创新。1457年8月14日他们出版对折本《圣诗篇》（Psalter）（图17-14），供教堂作弥撒时用。这部书在欧洲首次用朱黑二色印刷，又首次在书中刊出印刷者姓名、出版年月日及地点，同时还第一次出现印刷技术家所用的商标或徽章（emblem），徽章由舍弗设计及雕刻的。这部大字（20及24行）豪华活字本于1458年、1459年及以后多次重印。1459年富斯特与舍弗刊行主教杜兰蒂（Duranti，1237～1295）的《神职规范》（Rationale divinarum officiorum）1460年刊行教皇克勒蒙五世（Clement Ⅴ，1305～1314）著《律令大全》（Constitu-tion），是两方首，次出版的法律书。1462年再刊对折本《48行圣经》（48LineBible），虽亦一版两页，与谷腾堡《42行圣经》类似，但在活字铸造上有改进，一是字号更小，二是字体有罗马字风格，或可说是“圆状哥特体”细体字，便利阅读。
就在1462年，美因茨发生动乱，死伤很多人，大火殃及富斯特印刷厂，将其毁于一旦，印刷工人向外地逃难。美因茨印刷工乘船纷纷到达斯特拉斯堡、科隆、班贝格（Bamberg）和纽伦堡这些产纸的地区，他们在动乱时从与业主签订的契约中解脱出来，流落各地重操旧业，从而将处于严格保密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扩散到德国其他城市。动乱过后，富斯特和舍弗在废墟中又重建工厂，先后出版150种印刷物。谷腾堡的工厂因资金不足，经营不景气。但德国其他地方的印刷业却迅速发展，而后来活字技术又传到欧洲其他国家，欧洲因之进入活字印刷的普及时代。
欧洲木活字出现后，一度与木版并存，但从木版印刷过渡到以金属活字为主的印刷，无疑要直接归功于谷腾堡的技术活动。他的贡献在于：（1）在欧洲引进中国雕版印刷术之后，他使中国最先发明的活字印刷成为欧洲的主要印刷方式；（2）他通过一系列实验而于1450年研制成适合于西方拼音文字的金属活字印刷工艺；（3）他用这套工艺最早在欧洲印刷出以“42行圣经”为代表的经典印刷品；（4）他培养出掌握活字技术的熟练印刷工，后来他们又将这一技术扩散到德国其他城市和欧洲各国。这些活动使欧洲印刷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对印刷术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谷腾堡是欧洲活字印刷技术的奠基人，对他的上述贡献应予充分肯定。
他所研制出的技术工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环节：（1）活字材料的选择和制造；（2）印刷设备的选择；（3）印刷用墨的研制。谷腾堡鉴于制小号西文木活字有困难，最终选用金属材料。据佛罗伦萨的雷波里印刷所（RipoliPress）所藏15世纪末记账簿所示，所用的金属有钢铁、铜、黄铜、铅、钖、锑及铁线等①，与后世所用材料大致相同。但谷腾堡用作铸活字的主要材料是含锑的铅与钖的合金，加入锑可提高活字硬度，又易于成型。黄铜为中国特产，这种铜锌合金可以作铸型，谷腾堡时代所用黄铜是从中国进口的。钢铁材料是排活字版框时用的。铁线的使用使我们想起元代人王祯《农书》中所说：“近世（13世纪）又铸钖作字，以铁条（铁线）贯之作行，嵌于盔（板框）内，界行印书。”
就是说，中国人在谷腾堡以前一百多年铸钖活字时，在字身铸出一个小洞，排版时将金属活字逐个以铁线通过小洞连贯起来，以防其摇动。铁线的妙用即在于此。值得注意的是，1468年在德国科隆由谷腾堡的弟子策尔（Ulrich Zell，fl.1440～1505）出版的《怡情少女颂》（Liber de laudibus ac festus gloriosae virginis）书中，有一页在当初排版时出现技术事故，正文中间排空处横放一个活字被印了出来（图17-15）。此活字周围空白，或只印出不完全的字迹。怎样出现这一事故暂且不作分析，我们却由此可以清楚看到谷腾堡时代金属活字的形状。谷腾堡的金属活字正如早先的中国钖活字那样，在字身一端留有一个小洞，我们认为这正是穿铁线用的，其妙用已如前述。中、欧金属活字在形制上竟如此一致，难道只是偶然巧合，而无技术影响吗？
关于活字铸造，美国印刷史家奥斯瓦尔德（JohnClydeOswald）认为，谷腾堡及其同时代人无疑用父型、母型（凸凹型）原理作成铸模，像后来的活字那样，当然是手工操作。以细砂或粘土为母型，而父型多以木作成②。先刻出木字，捺印于粘土中，取出木字，将熔化铅锡水浇入粘土模中，取出修整后即成铅活字。这同中国铸钖活字的工艺也是一样的。当然，后
来铸造方法有所改进。谷腾堡在舍弗帮助下还创制西文活字的印刷字体，即前述哥特体粗体字。他1450年所制活字字体较大，相当今24点或汉文七号字的四倍。1455年又铸出20点或汉文二号字（五号字的二倍）活字，用这种活字7000个，印刷《42行圣经》。
欧洲木版印刷初期因印刷品篇幅较小，版框上用刷子擦拭即可印刷，随着印刷品篇幅增加，用此法印欧洲产的厚麻纸时，字迹常常不清，因而改用压印法，即用压榨葡萄或湿纸时所用的立式压榨器。谷腾堡就用这种压榨器印书，此物为木制，底部座台上固定已排好字的活字版版框，上面的压印板借一铁制螺旋杆控制，可上可下。螺杆下部有拉杆，以人力推动拉杆，调整压印板所施加的压力。先用羊皮包以羊毛的软垫蘸墨，将墨刷在活字版上，再铺上纸，推动螺杆拉杆，通过压印板压力便印出字迹。因此这种装置便成为最早的印刷机，此印刷机为中国所无，是欧洲的产物。金属活字版印刷遇到的另一问题是着色剂的选择，实践证明，用雕版印刷所通行的墨汁不易附着于版面上，因金属硬滑难以吸墨。谷腾堡选用油墨为着色剂，将亚麻仁油煮沸，冷却后呈暗黑色，再加入少量蒸馏松树脂所得到松节油精（terebene）和碳黑，搅匀后放置数月即成适用油墨。谷腾堡用上述工艺一小时可印20多张，一天印300张左右。
三 欧洲金属活字印刷发展的中国背景
如前所述，谷腾堡以前及同时代其他欧洲人也作过活字实验，但他的工艺最为完善与成功，因而享有盛名。应当说他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完成这一突破的。从当时世界史视野观之，谷腾堡金属活字技术在他那时代是最好的，但不是最早的，因为在他以前中国和朝鲜已有了金属活字印刷实践。17世纪英国博学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5～1626）在《新工具》（Novumorganum，1620）中高度评价了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这些发明的重大意义，但却将其称为“来源不明的”发明。这就是说，在培根看来，谷腾堡以前还应有个发明活字技术包括金属活字技术的某个地方，虽然培根对谷腾堡的名字是相当熟悉的。
这倒底是什么地方呢？培根同时代人，具有海外长途旅行经历、视野更开阔的西班牙人胡安·冈萨雷斯·门多萨（Juan Genzalez de Mondoza，1540～1620）1585年在罗马首次用西班牙文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志》（Historia del gran regho de China）一书中，将欧洲印刷术（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的来源地明确告诉了他的欧洲读者。此书早在1588年已译成英文，可惜，培根没有读过这部著作，否则他就会知道他所说的那些发明都来自旧大陆另一端的中国。
门多萨是16世纪兼通中西情况的专家，今将他书中有关段落翻译如下：
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欧洲印刷术的发明始于1458年，由德国人谷腾堡所完成；据说第一台用以印刷的设备是在美因茨城制造的。从那以后，德国人康拉德（Conrad Sweynheim）将同样的发明带到了意大利，其所印刷的第一部书是圣奥斯丁（Saint Augustine or 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写的题为《上帝之城》（Decivitate Dei）的书，这是许多作者都同意的。然而中国人确信印刷术首先在他们的国家开始，他们将发明人尊为圣贤。显然，在中国人应用印刷术许多年之后，才经罗斯（Russia）和莫斯科公国（Moscovia，实指蒙古钦察汗国）传到德国，这是肯定的，而且可能经过陆路传来的。而某些商人经红海从阿拉伯费利克斯（Felix）来到中国，可能带回某些书籍。这样，就为谷腾堡这位在历史上被当作发明者的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看来很明显，印刷术这项发明是中国人传给我们的，他们的确对此当之无愧。更令人信服的是，今天还可看到德国开始发明前五百年中国人所印刷的许多书籍。我本人就有一本，我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印度群岛也见过另外一些中国书。埃拉达（Herrad or Martin de Rada，1533～1578）及其同伴从中国回到菲律宾时，带回他们在福州（Ancheo）城买的许多不同内容的印本书，这些书在中国不同地方印刷，其中大多数印于湖广省（Ochian，ieHou-quang）①。
那些不愿承认欧洲印刷受中国影响的西方作者，需要认真读读距今400多年前他们的先辈门多萨写的这部有关中国的早期著作。门多萨明确指出印刷术的发源地是中国，在欧洲印刷开始前几百年，中国就印书了。我们认为他所说的印刷术包括木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因为中国木版印刷至少早于欧洲750年，而活字印刷早于欧洲400年。门多萨又指出欧洲印刷术是通过陆路兼海路从中国传入的，而且为谷腾堡的活字技术研究提供了最初的基础。本节前已论述了欧洲雕版技术是从中国传入的，已无任何疑义。问题在于欧洲活字印刷是没有外来影响的独立发明，还是受到中国影响，仍要进一步讨论。
近代印刷无疑是从活字印刷发展起来的，这是事实；但活字印刷是在木版印刷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也是事实。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和技术继承关系。现代某些西方印刷史作者，将木版印刷与活字印刷割裂并对立起来，说它们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异，拒不承认中国活字技术对15世纪欧洲早期实验者的影响。他们只强调木版与活字版之间的差异而否定二者有共性，却忘记了木版印刷是所有印刷方式之本，木版印刷与活字印刷差异只在制版方式上不同，其余都是一致的。没有木版印刷的实践，不可能凭空出现活字印刷；不掌握木版印刷技术的人，也不可能作活字印刷试验。这两条技术规律适用于一切早期发展印刷的国家，亚洲如此，欧洲也不可能例外。
其次，非金属活字是最早的活字，金属活字是从非金属活字演变而来，二者的差异只在选材及制法方面，印刷原理是一致的。木活字又与木雕版有直系血缘关系，金属活字是泥活字和木活字的改进形式。只强调金属活字与非金属活字的差异、看不到它们之间有共性和技术遗传关系的人，一方面承认金属印刷机是从木制印刷机演变而来，另方面又否定金属活字是从木活字演变而来。他们利用双重标准研究印刷史，恐有欠客观。
事实上，中国早在欧洲之前很久就有了泥活字、木活字和金属活字的印刷实践，这些实践对欧洲的直接影响表现在：欧洲早期的木活字、金属活字在形制与制法上与中国有关活字极其相似。门多萨说中国为谷腾堡的活字技术研究奠定基础，这是千真万确的。中国发展活字领先于欧洲的那段时间间隔，足以能将活字信息陆海兼程地传到欧洲了。研制含锑的铅钖合金活字，是一种新事物，但原则上只能看成是对中国钖活字、朝鲜铜活字在化学成分上的一种改进。还不能认为是整个金属活字技术的一项发明，因为金属活字作为一项新事物是最先在中国出现的，接着在朝鲜获得发展。详见第十章第三节及第十五章第二节，此外不再重述。如果说谷腾堡有所发明，也只能说是在整个金属活字印刷史完成的局部发明，对此，我们并不想否定，而是给予充分肯定。
谷腾堡的贡献在于，他对中国传统活字印刷技术在活字化学成分、压印方式和着色剂使用这三个环节上作了重大改进，并创造性地将来源于不同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中国技术运用于基督教世界，在中、欧文化与技术交流史中立下新功。他不愧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活字技术作出改进的技术革新家和欧洲金属活字技术的奠基人。对中国而言，他之所以是革新家，因为在他以前中国已有了金属活字铸造、刷印和着墨的实践，但他作得比中国印刷工更好，他的工艺更适合于欧洲特点。对欧洲而言，他之所以是奠基人，因为在他以前没有任何欧洲人像他那样如此成功地研制了一套金属活字技术。他对中国和欧洲都作出了贡献。
评价谷腾堡时，必须从世界史的视野把他的历史位置摆正，不能把视野只局限于欧洲范围内，因为欧洲毕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把谷腾堡说成是整个活字印刷技术或整个金属活字技术的发明家，不但于理不合，亦与史实相违。如前所述，谷腾堡以前及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亚洲人和欧洲人也作了活字试验，尤其在木活字和金属活字印刷方面已取得成果，他们为他的铅活字试验开了路。对这些人的工作不能抹杀，要知道木活字、钖活和铜活字也是活字，没有作这些活字的实践，很难突然跳跃到铅活字。
还有人说欧洲人从中国得到的只是印刷的思想暗示或学到印刷术思想，但印刷方法是欧洲人自己搞出来的，并说“思想不是发明”（an idea is not an invention）①。这种说法难以服人。没有思想指引的实践是盲目实践，决不可能作出发明。所谓发明，是自觉运用某种思想在实践中作出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如果欧洲人对中国印刷方法一无所知，为什么他们早期的木版与活字形制以及制版、刷印、装订方式与中国那样相似？为什么他们的早期木版与活字版书一反传统而具有中国书的面孔？这分明是仿制，即按照已有方法或模式重复制造。被模仿的对象当然来自中国，而非欧洲自身，因为古罗马为他们留下的遗产只有印章、徽章和印花板，而没有活字技术思想和活字印刷品。当古罗马帝国解体，欧洲处于黑暗时代时，正是中国印刷文化光芒四射之际。到目前为止，西方史家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活字印刷是欧洲自身传统的产物，又无法否定先于欧洲的中国文化圈内活字（包括金属活字）印刷的客观存在，同时也举不出驳倒欧洲木版和活字技术受中国影响的反证，又不得不承认早期欧洲木版及活版具有中国同类印本书的面孔。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从中国寻找技术遗传基因吧。
四 活字印刷在欧美各国的发展
谷腾堡的金属活字技术在美因茨城成功地用于印书后，很快就扩散到德国其他城市和欧洲各国。1458年，他的助手普菲斯特（Albrechtpfister，fl.1400～1465）将此技术传到班贝格（Bamberg）城，并在那里印书，同一年他的另一合作者门特林（JohannMentelin，1410～1478）在斯特拉斯堡设立印刷厂，1466年出版德文《圣经》。1466年，谷腾堡的弟子策尔（UlrichZel
，fl.1430～1508）在科隆开业，40年内出版200种书。与门特林同时在斯特拉斯堡印书的还有埃格施泰因（HeinrichEggestein，？～1483）。1470年在奥格斯堡，普夫兰茨曼（JodocusPflanzmann）出版了插图本德文《圣经》，当然插图以木版刻成，同一年科隆的赫内南（ArnoldderHoernen）出版的书中首次加印页数及扉页（titlepage）。
1473年科贝格尔（AntonKoberger，？～1513）在纽伦堡设印刷厂，经营非常成功，雇工百人，印书达236种，又在瑞士巴塞尔和法国里昂设立分厂。其最著名的出版物为1513年刊行的《纽伦堡编年史》（NurnbergChronicle），共596页，内有1809幅木版插图、人物像和地图，以645块木版刻成，是德国活字版与木雕版的代表作。原来在谷腾堡工厂中工作的德国人鲁佩尔（BertholdRuppel），1468年在瑞士巴塞尔开始经营印刷业。1465年，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市郊的斯比阿科（Subiaco）村，由先前富斯特和舍弗雇用的斯韦因海姆（ConradSweyen-heim）和潘纳尔兹（ArnoldPannartz）二人建立意大利第一家活字印刷厂，两年间出版了《多纳德斯》、西塞罗（MarcusTuliusCicero，公元前106～前43）的《讲演集》及宗教文学著作二三种。所需活字、印刷器和油墨是用马车从德国运来的。1467年将工厂移至罗马，五年间刊行大量文学著作。1469年威尼斯出现了印刷厂，后来在佛罗伦萨、米兰等地也有了印刷厂。
法国国王查理七世（CharlesⅦ，1403～1468）听说谷腾堡研究成活字技术后，1458年特派造币局长让松（NicholasJenson，1420～1480）前往美因茨习得密法。让松在富斯特和舍弗经营的工厂内停留多年，掌握了活字技术。返国后赶上国王逝世，其子路易十一世即王位，对新技术并无多大兴趣，让松一怒之下离开故国，1470年前往威尼斯开始其印刷生涯，用优美的罗马体活字先后出版150种书。他的出走，使法国发展活字印刷推迟了好几年。1470年，法国不得不用高薪从瑞士巴塞尔请来克兰茨（MartinCranz）、格林（UlrichGehring）和弗里堡格（MichaelFriburger）三名德国人在巴黎建立了法国最初的活字印刷所，他们应索邦（Sor-bonne）大学教授菲谢（GuilaumeFichet）及加甘（RobertGaguin）之请，定居于巴黎。至1474年，法国印刷业迅速发展，1476年最早的法文版《法兰西编年史》（Croniques de France）在邦欧姆（Bonhomme）印刷所出版。1475年，西班牙最初的印刷者帕尔马特（Lambert Palmart）在巴伦西亚（Valencia）从事印刷，先后出版15种书。1473～1474年赫西（Hesse）在布达佩斯特设印刷厂，是匈牙利第一个印刷厂。在荷兰，曼西昂（Colard Mansion）于1475年在布鲁日（Bruges，今比利时境内）建立了印刷厂。二年后（1477）范得米尔（Vander Meer）和耶曼泽恩（Yemantszoen）二人于德尔夫特（Delft）出版《旧约全书》。
英国最早的印刷家是学者和纺织品商人卡克斯顿（Wiliam Caxton，1422～1491）。他曾将中世纪爱情小说《特罗伊的曲折史》从拉丁文译成英文（The recuyel
of the histoyes ofTroye），在去荷兰布鲁日经商时认识印刷家曼西昂，并在其印刷厂学得活字技术。1475年与曼西昂合作将此译本出版。这是用英文出版的第一部书。1476年卡克斯顿返回英国，于伦敦西敏寺（Westminster）建立英国第一家印刷厂，次年出版教皇的《赎罪券》，图17-17。1477年出版用英文写的《哲人格言及教导》（The dictes and sayings of the philosophers）。字体为哥特体粗体字，他印行30多种书。
北欧丹麦第一个印刷厂是斯内尔（Snell）在欧登塞（Odense）城于1482年建立的。葡萄牙的印刷厂是托雷达纳（Toledana）于1489年在里斯本设立的。欧洲国家中俄国活字印刷厂建立较晚，是费多罗夫（Fedorov）及姆斯季斯拉韦茨（Mstislavetz）奉伊凡四世之命于莫斯科建立的，四年间出版三册书，便逃到波兰，印刷所遭破坏，1589年再建新厂。从1450年谷腾堡活字技术研究成功之后，到1500年不到半个世纪内印刷厂已遍及欧洲各国，总共约达250家，出书2.5万种。每种以印刷300部计，则全欧洲在这段时间内出版600万部①。
美洲新大陆第一家印刷厂是西班人胡安·帕布洛斯（Juan Pablos）于1539年在墨西哥城建立的，新大陆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帕布洛斯1540年出版的西班牙传教会所编的天主教义之类的书，现藏于美国西班牙学会（Hispanic Society）。美国最早的印刷厂是1638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设立的，此厂内所需工具及活字为格洛弗（Jesse Glover）牧师为供哈佛学会（哈佛大学前身）的使用而从英国运来的，同行者还有英国印刷工斯蒂芬·戴（Stephen Day，1594～1668）及格洛弗全家，但船行至来美途中的大西洋上，格洛弗病死，斯蒂芬·戴按死者计划于剑桥建厂。此印刷厂最初出版物是1639年刊行的《自由人的誓约》（Freeman's Oath）及历书。1640年出版美国版的《圣诗篇》（Bay Psalm Book），刻字与印刷较为粗拙，所用印书机仍是老式螺旋压印机，但斯蒂芬·戴是美国最早的印刷工。然而这时的美国还没有造纸业，印刷用纸要靠进口。1690年在宾夕法尼亚州有了造纸业后，印刷业才有发展基础。北美洲加拿大拥有印刷厂时已迟到18世纪，印刷工来自美国和法国，至此活字印刷技术已遍及欧美。我们这节之所以要谈到谷腾堡完成其活字试验时所处的时代，因为这是中国印刷术在欧洲传播和进一步发展时期的一个高潮，而在谷腾堡时代我们仍能看到中国的技术影响。谷腾堡以后至近代机器印刷工业到来之前，欧美各国的印刷仍处于手工生产阶段，虽有若干改进，并未脱离原有工艺模式，实际上是谷腾堡技术的延续，因此，对这一过渡时期各国早期印刷发展概况作了简介。
中国造纸术在欧洲的传播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12～13世纪，阿拉伯人将从中国学到的唐代麻纸技术首先于12世纪传入西南欧的西班牙，再于13世纪传入南欧的意大利，此后由这两个国家将造纸术传入欧洲其他国家，最后通过欧洲传入美洲及大洋洲。第二阶段为18～19世纪，此时欧洲早已有了本土造纸技术，而且经历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但因造纸原料单一，造麻纸用的破布供应不足，同时又不能造大幅麻纸，于是又从中国引入造皮纸、竹纸及造大幅纸技术，可称为中国造纸术的再传入阶段。
中国印刷术传入欧洲较晚，必须等那里有了造纸业之后。传入时间虽然都在蒙元，但在欧洲的发展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300～1425）为木雕版技术阶段，意大利和德国可能是较早发展这一技术的国家，再由此逐步扩散到其他国家。纸牌和宗教圣像画是最早的印刷品。因此时中、欧陆上交通畅达，传播的渠道较多，从中国沿陆路直接传入欧洲的可能性较大。第二阶段（1425～1450）是欧洲人在继续以雕版技术印书的同时，采用中国活字技术试制木活字用以印书，同时又是研制金属活字的阶段。此阶段与前一阶段相交错和衔接，但持续时间不长。金属活字于1450年在德国试验成功，印出了第一批金属活字版读物。由于活字特别适于欧洲文字特点，很快活字印刷就在欧洲发展成为主要印刷形式，木雕版则主要为早期活字版配插图。美洲和大洋洲的活字技术是通过欧洲国家传入的。关于造纸和印刷技术在欧洲的传播，以前已有人作过研究，但主要限于第一阶段，我们除对第一阶段的传播补充史料和论述外，还对造纸、印刷在第二阶段的传播作试探性研究。中国造纸、印刷术在欧洲传播的“二阶段论”概念，是本书首次提出的新概念，以下分四节予以论述。
第一节 中国造纸术在欧洲传播的第一阶段
一 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造纸
中、欧之间虽然距离遥远，但双方的直接和间接交往由来已久。汉代史学家班固《前汉书》（100）卷九十六《西域传》提到犂轩的魔术家（“幻人”）曾“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中外专家都认为犂轩或黎轩、犂、大秦泛指罗马帝国及其属地地。《后汉书》（450）卷一百一十八《西域传》提到东汉都护班超（32～102）出使西域时到达条支（今伊拉克），再派甘英（44～109在世）西行出使大秦，因遇地中海风浪被阻。罗马著作家普利尼（GaiusPliniusSecun-dus，23～79）《博物志》（HistoriaNaturalis，73）谈到塞里斯人（Serias）会生产丝，“后织成文绮，贩运至罗马”①。塞里斯指中国，导源于Ser，即“丝”字音译，转义为“丝绸之国”。中国丝绸在陆上经波斯、海上经印度转运到罗马帝国，罗马人试图绕开中间商而与中国直接贸易，这是促进中欧交通的经济动因。
《后汉书·西域传》更载：“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②。大秦王安敦指罗马皇帝安敦尼阿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us，121～180）。这可能是罗马商人假借其皇帝名义，途经越南来中国贸易。晋人稽含《南方草木状》（304）卷二又称，晋武帝太康五年（284）罗马商人将从越南买的三万张用沉香树（Aquilaria agalocha）树皮纤维造的纸献给晋帝。这是罗马人接触纸的最早记载，他们有可能将一部分纸带回欧洲。
欧洲引进造纸术是在文艺复兴前夕。在这以前，中世纪欧洲主要以羊皮及莎草片为书写材料。自从阿拉伯世界造纸后，将其输出到欧洲，欧洲人才用上纸。随着阿拉伯纸的输入，欧洲人通过阿拉伯人的媒介引入造纸术。早期接触纸和造纸术的欧洲国家是西班牙，因其一度受阿拉伯哈里发统治。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750～1258）创建人阿卜·阿拔斯于公元750年夺取政权后，下令将前政权倭马亚王朝（661～750）的宗室贵族斩尽杀绝，只有前朝王子阿布德拉赫曼（‘-Rahmnibnuāiyah，788）带人逃到北非避难，后又去西Abdalā-M‘w731～班牙，756年与当地人在夸达尔圭维尔河（Quadalguivir River）战役中取得胜利后，在西班牙境内建立独立统治，定都于科尔多瓦（Cordoba），西方史称为“后倭马亚王朝”（756～1036）。9～10世纪，至拉赫曼三世（‘Abd-al-Rahmānal-Nāsir，891～961）任哈里发（929～961）时起，后倭马亚王朝势力强盛，将西班牙置于穆斯林的强有力的统治之下，且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摩洛哥的一部分，将首都科尔多瓦建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中心之一。
纸在西班牙境内的出现，不迟于10世纪，圣多明各城（Santo Domingo）发现的10世纪手写本，是迄今西班牙境内所存最早的纸本文物，纸由亚麻纤维所造，又施以淀粉糊，与阿拉伯纸类似。圣吉罗斯（SanGilos）修道院发现的1129年纸写本，其用纸可能由摩洛哥输入。后倭马亚王朝后因用纸量剧增，1150年在西班牙西南盛产亚麻的萨迪瓦（Xātiva）建起境内最早的纸场③。纸场由阿拉伯人（当时欧洲称为摩尔人Moors）经营，造纸技术由埃及经摩洛哥传入。旅居西班牙的阿拉伯地理学家艾德里西（‘Abu‘Abdul
ahal-Idrisi，1099～1166）1154年于《异国风土记》（Kitāb-nuzhat al-mustak-fi ikhtirāk al-afāk）中谈到西班牙萨迪瓦城时写道：“该城制造文明世界其他地方无与伦比的纸，输往东西各国”④。1031年以后，后倭马王朝在西班牙的统治衰弱并分裂，而西班牙人也开展收复失地的斗争，1035年在拉米罗（RamiroI，1035～1063在位）领导下获得独立。独立后的西班牙于1157年在西北部的维达隆（Vidalon）建立起纸场，由西班牙人经营①。
11～12世纪时，阿拉伯纸除由大马士革经拜占廷（今土耳其境内）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转运到欧洲外，还由北非的埃及、摩洛哥经地中海的意大利西西里（Sicily）岛输入欧洲。造纸术可能就是经上述第二条海路经西西里传入意大利的。从12世纪起写成的几份古老的文书至今仍有保存。例如西西里国王罗杰一世（RogerⅠ，orRogerGuiscard，1031～1101）的一张诏书，是1109年用拉丁文和阿拉伯文写在色纸上的。热那亚（Genoa）档案馆所藏纸写本中，有属于1154年者。但这些早期纪年文书用纸并不能证明是当地所造，而是从阿拉伯地区运来的。由于纸价较贵，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Ⅱ1194～1250）于1221年下令禁止用纸书写官方文件，以抵制阿拉伯纸的倾销，但用纸量并未因，此减少，整个13世纪内叙利亚大马士革纸源源不断流入意大利。
1276年终于在蒙地法诺（Montefano）建起了第一家意大利纸场，生产麻纸②。蒙地法诺为古地名，即今意大利中部马尔凯区（Marche）的法布里亚诺（Fabriano）城。后来这里的纸场在造纸技术上有改进，例如1282年生产水纹纸，压水印的金属辊上带有简单的十字架和圆形图案，是欧洲生产水纹纸之始③。这种纸为欧洲其他纸场所仿制。1293年在文化城市波伦亚（Bologna）兴建了新的纸场。意大利的造纸业发展很快，纸产地也逐步增加，14世纪时该国已成为欧洲用纸的供应地。虽然他们的技术最初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但后来居上，在产量上已超过西班牙和大马士革，并大量出口。自1221年意大利颁布禁止用纸写官方文件的诏令之后，不到百年，这个国家便成为纸的出口大国。
法国与西班牙接壤，因此法国的造纸术显然是从西班牙引进的。过去一度认为法国第一
家纸场于1189年建于法国南方靠近地中海的埃罗（Hérault）省洛代夫（Lodeve）城，正好处于与西班牙交界之处。后来发现这种说法不确，是由于对文献记载的误译造成的④。实际上这时法国用纸仍靠阿拉伯人在大马士革和西班牙经营的纸场供应。
1348年在巴黎东南特鲁瓦（Troyes）附近建立的纸场，可能是法国最早的产纸区，纸场位于圣朱利安（Saint-Julien）。此时法国处于卡佩（Capetien）王朝（987～1328）的国王路易九世（LouisⅨ，1214～1270）的统治之下。他在位期间（1226～1270）进行一系列改革，发展经济并加强王权统治。1348～1388年间，在埃松（Essones）、圣皮埃尔（Saint-Pierre）、圣克劳德（Saint-Cloud）和特瓦勒（Toiles）等地又增建纸场⑤，这样法国不仅国内供纸充分，而且还向德国出口。
二 德国的造纸
地处中欧的德国，早在1228年即已用纸，但直到14世纪后半叶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用的还是外国纸，南方要靠从意大利输入，莱因河地区由法国进口。这种情况德国人虽要尽速改变，但苦于无法掌握有关造纸技术。这时，纽伦堡（Nürnberg）商人斯特罗姆（UlmanStromer，1328～1407）在意大利看到了那里的造纸生产情况，便决定冒险在德国投资兴办这样一个纸场。
纽伦堡德国国立博物馆藏有两页由斯特罗姆在14世纪写的日记体裁的手稿，用古体德文写成，题为PüchlvonmeinGelslechtundvonAbenteur，叙述其家世和冒险的经历。这是欧洲现存有关造纸技术的最早的文献，同时详细描述了德国第一家纸场的兴办经过，此处有加以介绍之必要。1390年，斯特罗姆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区（Lombardia）的商埠米兰（Milano）附近遇到几名懂造纸技术的匠人，他们是弗朗切斯·马尔基亚（FranciscusdeMarchia）及其第马库斯（Marcus），还有其徒弟及随从巴塞洛缪斯（Bartholomeus）。斯特罗姆说服他们离开伦巴第，随他来德国纽伦堡造纸。建场前，他雇一德国人奥布塞尔（ClosenObsser）为工头和监工。
为了了解欧洲中世纪工场主雇工情况，今将斯特罗姆日记翻译于下：
克劳森·奥布塞尔答应对我鸟尔曼·斯特罗姆效忠，并发誓对我和我的继承人忠诚老实。他将是我在纸场中的监工，使我不受损害，终生不为我和我的继承人以外的任何人造纸，不以任何方式教别人造纸。此宣誓发生于耶稣纪元1390年圣劳伦斯节（SantLorenzenTagorSaintLawrence'sDay）过后的一个星期日，在我的房间里进行晚祈祷之时，有我的儿子约尔格（J?rg）当时在场①②。此后斯特罗姆1390年又要求在他纸场中作工的其他德国工人作出同样的宣誓。他在日记中说：
在圣劳伦斯节过后一天，约尔格·台尔曼（J?rgTyrmann）向圣灵（Saints）发誓，他将实际帮助我开发[纸场]，而在今后十年内他将只为我和我的继承人造纸。未经我允许，不得传授给任何人。十年以后，他可以为自己造纸，但不得为任何其他人造，他此后可以教为他造纸的人，但不得教其他人，终生如此③④。以上是对本国人而言，但对有熟练技能的意大利造纸工，斯特罗姆采取了更严格的防范措施。他将他们带到名为康拉德（Conradus）的市长面前，以斯特罗姆的家属亲戚作为见证人作了公证。日记中对与意大利工人的契约记载如下：
耶稣纪元1390年，弗朗切斯·马尔基亚及其弟马库斯以及其仆巴塞洛缪斯已效忠于乌尔曼·斯特罗姆，并向圣灵宣誓，他们要永远忠顺并不将造纸秘密泄露给诺曼第（Normandy）山这边全德国土地上的任何人。
在办完上述手续后，1390年斯特罗姆便在纽伦堡城西门外佩格尼茨河（PegnitzRiver）流经的地方建起了纸场。舂捣麻料用垂直升降的杵臼，每一水车带动18个杵杆。所产的纸上有字母“S”的水印标志，代表场主Stromer。日记还提到，因场主只考虑自身权益，引起意大利工人怠工。于是1391年8月12日斯特罗姆将马尔基亚兄弟私自关押于塔楼中以示惩罚。1392年场主又雇用本国的木匠齐默尔曼（ErhartZymerman），宣誓效忠后，让他修理纸场内的杵杆和抄纸的纸槽，平日作其他木工活或砑光纸张，而其妻则对原料破麻布作筛选分类或将湿纸挂起来干燥，并在打包前统计纸的数量。在该场开工过程中，斯特罗姆雇用的德国工人从意大利伦巴第人那里学会了全套造纸技术。斯特罗姆本人在1390～1394年间经营纸场时，获得巨大利润，后来成为纽伦堡议会议员，转入政界。1394年他将纸场租给约尔格·台尔曼，而他本人于1407年逝世。
纽伦堡由于产纸闻名，不久也成为德国新兴的印刷业中心。纽伦堡造纸法很快就被德国其他工场主得到，因而其他地方也相继建起纸场，如克姆尼茨（Chemnitz，1398）、拉文斯堡（Ravensburg，1402）和奥格斯堡（Augsburg，1407）的纸场，成了斯特罗姆的竞争对手。此后在斯特拉斯堡（Stras
berg，1415）、吕贝克（Lübeck，1420）、瓦尔滕费尔斯（Wartenfels，1460）及肯普滕（Kempten，1468）等地也成了产纸的地方。至16世纪末，德国纸场达190家之多，已于境内遍地开花①。这些纸场成为德国印刷业发展的有力后盾。1493年，纽伦堡人谢德尔（HartmannSchedel）用拉丁文编写并出版了《方舆便览》（LiberChroni-carum），描写各地的历史风光，含645幅雕版插图。因刊于纽伦堡，又称《纽伦堡方志》（NürnbergChronicle），其中有纽伦堡城图，图的右下角即为斯特罗姆的纸场示意图（图17-1）。这是欧洲文献中最早的一幅描写纸场的木版图。
由于各地纸场纷纷建立，造纸已不再是什么秘密，甚至成为诗人和画家的创作题材，这正反映图17-11390年斯特罗姆在纽伦堡城郊兴建的中国发明的造纸技术在德国传播的广泛程度。纸场（右下角），取自Hartmann1568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城（FrankfurtamSchedel:LiberChronicarum（1493）Main）用哥特体（GotischeSchreift）古体德文出版了一本带插图的书，题为《对具有各种贵贱、僧俗身份和不同技能、手艺与行业的世人百态之真实描述》（Eygentliche Beschreibung aller St?nde auff Erden，hoher und niedriger geistlicher，und weltlicher，aller Künsten，Handwercken und H?ndeln）。这个书名很长，或许可以简练地将其译为《百职图咏》。此书1588年于纽伦堡再版，1574年出拉丁文版。1960年于莱比钖据初版重印，简称《百职书》（DasSt?ndebuch），共134页。书中有114幅木刻图，描写不同行业的人物形象，由画家阿曼（JostAmann，1539～1591）绘制，每幅图又由纽伦堡皮匠出身的诗人汉斯·萨克斯（HansSachs，1494～1576）配诗一首，因而我们将此书简称为《百职图咏》。该书第18幅图便是描写纸工，现将萨克斯为纸工图所配的诗译成汉文如下：
破布携入纸场中，激水转动水车忙。
切扯破布为碎片，纸料遇水成纸浆。
[抄工荡帘捞湿纸]，速将湿纸毡上放。
压榨除去多余水，挂起干燥待包装。
造出雪白平滑纸，人人爱用不夸张①。
阿曼在图（图17-2）中所绘出的两个人，一为正在纸槽旁向纸浆中荡帘捞纸的抄纸工，他每抄出一张湿纸，便将其放在案板上与纸同样大小的吸水毛毡上，湿纸上再放另一毛毡将下一张湿纸如此放上。一张纸放一层毡或毛布，如此层层堆齐，插图右下角绘出已堆起的湿纸。湿纸应当压榨去水，然后再干燥。捞纸工背后画的正是压榨器，上下有厚木板，旋转螺杆将两板间湿纸压紧，水由四周流出。图中另一人为童工或徒工，其任务是在抄纸工捞出湿纸后，逐张在上面铺毡或布，以保证师傅不停地抄纸。其另一任务是在湿纸堆到一定厚度时进行压榨去水。从此人抬纸行走的方向看，手中抬的应当是已压好的纸，正送去干燥。
图的左上角画着捣碎纸料的水碓，由流水冲击水轮转动，再经转动装置将旋转运动变为上下直线运动，使碓杆碓头上下舂捣纸料。这种转动装置也是中国发明的，如王桢《农书》（1313）中所描述的那样，后在文艺复兴时传入欧洲。因画面小，驱动水碓的水车没有表现出来。用螺旋压榨器（螺杆为铁制）压湿纸，比中国先进，中国一般用杠杆装置借石头重力压纸，这是因为螺旋装置是欧洲发明的，17世纪传入中国。德国诗人正是根据画面所绘而以诗句解说的，因此可以断定是先作画后配诗的。诗画结合反映出当时欧洲纸工劳动的真实状态，此图是现存出版物中最早的造纸工艺图，甚至比中国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1637）还要早69年。
三 荷兰、瑞士、波兰、俄国、英国和北欧国家的造纸
与德国接壤的荷兰，从14世纪就用进口的纸，海牙（Hague）档案馆所藏最早的纸本文书，年代为1346年。直到1586年在著名城市鹿特丹以南的多德雷赫特（Dordrecht）才建起第一个纸场，显然其技术和设备是通过德国引进的。荷兰人对造纸术的贡献是1680年发明了打浆机，称为“荷兰打浆机”（Holander beater）。与拥有丰富水力资源的德国不同，荷兰是风车之国。荷兰人发现用他们的风车很难带动德国的水碓，于是试图研制比水碓所需动力更少的装置，用它还能比古法更有效地将破布粉碎成适于造纸的纤维。经纸工的世代努力，荷兰机终于制成，它是集体劳动结晶，现下还找不出具体发明人。
荷兰机为椭圆形木槽，槽中间靠近槽边处放一可旋转的硬木辊，辊上带有30个铁制刀片，称为飞刀辊。槽底与辊之间有石制或金属制的“山”字形斜坡，称为“山形部”（backfal），上面带有固定不动的铁刀片，称为底刀，底刀对准飞刀，二者之间保持适当距离。贴近飞刀辊而面向槽中间空间处装一隔板，使浆料在槽内循环流动。飞刀辊旋转时，通过飞刀与底刀的机械作用使纸料被切成纤维状。当湿纸料沿飞刀辊转动时，便翻过斜坡的山形部，因重力作用，顺斜坡流到槽的一端，经隔板再回流到槽的另一端，如此循环，反复被刀切碎（图17-
3）。飞刀辊可用荷兰风车驱动其旋转，而且用此机器无需对破布作预处理。1682年，德国化学家贝歇尔（Johann Joachim Becher，1635～1682）于其《愚蠢的智者和聪明的愚人》（N?rrische Weisheit und wiese Narrheit）一书中报道了他在荷兰的旅行见闻：
我在荷兰塞恩达姆（Serndamm）附近的一家纸场中又看到一种新的技术，在这里不使用联排水碓打浆，而是通过一个辊子在很短时间内并且毫不费力地将破布不停地粉碎成纸浆。这种东西或许值得人们给予进一步的密切注意。①
贝歇尔这里所说荷兰塞恩达姆附近纸场打浆用的“辊子”（Waltze），实际上就是刚发明不久的Hol
ander（荷兰打浆机），因飞刀辊不停地旋转，才引起贝歇尔的注意。果然，荷兰打浆机后来传遍各地并几经改进，在全世界通用300多年。
在通行德语的瑞士，15世纪中叶前还需进口纸，但1433年在巴塞尔（Basel）建立了纸场，像德国的纽伦堡一样，这里也是个印刷中心。德国南边的奥地利，1498年于维也纳设场造纸。地处欧洲中部的德国，还是将造纸术传向东欧的中介，波兰境内的克拉科夫（Crakow）1491年有了第一家纸场，接着威尔诺（Wilno）及华沙分别于1522及1534年建场。俄国虽然较早就接触到纸，但最早的纸坊是1576年在莫斯科建立的，时值俄罗斯帝国第一个沙皇伊凡雷帝（BacилъeBич ИBaн Ⅳ，Гpoзный，1530～1584）在位期间，建厂时可能延请了德国的技工。
英国因与欧洲大陆有一海之隔，造纸时间晚于欧陆一些国家，但1309年已用纸书写材料，可能从西班牙进口。1476年起，在德国科隆学印刷术的英国印刷技术家考克斯顿（WiliamCoxton，约1420～1491）用欧洲大陆纸印书。英国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发展印刷术之后，才有了自己的造纸业。最先的纸厂是由伦敦的布商约翰·泰特（JohnTate，？～1507）在伦敦以北的哈福德（Hertford）建立的。他的纸由著名出版者沃德（WynkyndeWorde）用来印刷书籍。1496年他在所出版的书中说，该书是用泰特所造的纸所印。泰特纸厂的纸带有水印，形状是两个圆圈套一个八角星，很像是车轮。同样类型的纸还被沃德于1498年用来印《黄金传说》（GoldenLegend）。没有证据显示在1494年之前存在此纸厂，因而其始建时间当为1495年①。此后在1557年芬德福德（FenDertford）城也出现了纸厂。英国造纸业像德国一样发展很快，至17世纪末英国已有百多家纸厂。北欧国家因地理位置关系，造纸时间甚至比英国还晚，例如瑞典1573年在克利潘（Klippan）建立最早的纸厂，丹麦于1635年始行造纸，而挪威最早的纸厂1690年建于首都奥斯陆（Oslo），到17世纪时，欧洲各主要国家都有了自己的造纸业。
四 北美和大洋洲造纸之始
16世纪时，在美洲新大陆除用羊皮和树皮等古老材料书写外，纸要靠从欧洲进口。西班牙人移居墨西哥后，最先在美洲建立纸厂，1580年1月17日用西班牙文写的《关于新西班牙的库尔乌安坎人的叙述》（RelacióndelpueblodeCulhuancándestaNuevaEspana）中提到在墨西哥（西班牙人最初称为“新西班牙”）库尔乌安坎建立最早的纸厂。这可能是指1575年6月8日签署的皇家契约中规定租给穆农（HernánSánchezdeMu?ón）和科尔内霍（JuanCornejo）一片土地“利用他们在当地找到的原料在新西班牙造纸”②。这两个造纸者租的村子，位于墨西哥城东南的埃什特雷拉山（Estrel
aHill）山脚下，因而墨西哥造纸始于1575年。
美国在独立前，已于1690年在东海岸宾夕法尼亚州费城（Philadelphia）附近的杰曼顿由德国移民威廉·利特豪斯（Wiliam Littenhouse，1644～1708）建立了第一家手工造纸厂。杰曼顿英文名Germantown意思是“德人镇”，是1683～1684年形成的德国人移民居住区，在费城东北，至今原名未改。
最早谈到这个纸厂的文献是弗雷姆（Richard Frame）所写的《宾夕法尼亚概况；叙述在该省所经历的、有趣的和愿意发现的一切。作为对英国人民致良好意愿的表示》（A short de-scription of Pennsylvania，or are lation of what things are known，enjoyed and like to be discoved
in that said province.Presented as a token of good will to the people of England），此书于1692年由布雷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出版。书中印有一首长诗，因篇幅关系此处不便全译，诗中说，杰曼顿镇至少有一英里长，住着德国人和荷兰人，他们多从事织麻布，而这里还是麻的产地。他们还以破麻布造出很好的纸，织布与造纸相得益彰，靠近杰曼顿建起了纸厂①。
1710及1729年在宾夕法尼亚又建起了另两家纸厂。18世纪时在新泽西、麻省、缅因、弗吉尼亚、康涅迪格、纽约、马里兰、北卡、特拉华、肯塔基等州都有了纸厂。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作为美国最早的造纸和印刷中心，受到大科学家兼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的推动。他在费城印刷的书所用的纸，都是在纸厂专门订造的，纸上带有王冠图案及“B-F”字母的水印，B.F.当然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北美洲的加拿大最初从美国和欧洲进口纸，1803年在魁北克的圣安德鲁斯（Saint An-dreus，Quebec）由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福尔斯（Newton Lawer Fal
s）参加，建起了境内第一个纸厂，由韦尔（WalterWare）经营。所造的纸用于印刷《蒙特利尔公报》（Montreal Gazette）。1819年，霍兰（R. A. Hol
and）在靠近哈里法克斯的贝德福德盆地（Bedford Basinnear Halifax）的一个村子里建立加拿大的第二个手工造纸厂②。至于说到大洋洲，第一家纸厂是1868年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Melbourne）附近建立的③。
到19世纪时，中国造纸术已传遍世界五洲列国，走完了它在世界传播的千年旅程。回顾这段历史，造纸术最初从中国传到中亚、西亚及北非的阿拉伯世界，再由此传到欧美各国及大洋洲，使世界各国都能分享这一发明成果，促进了人类发明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归功于751年怛逻斯战役中中国战俘的技术传授。这些身穿士兵军装的中国纸工虽未留下其姓名，但使中国技术发明远传西方世界，他们是中西技术交流史中的无名英雄，功垂千古。
五 中国与欧洲造纸技术的比较
据1588年法兰克福出版的阿曼的造纸图及所配诗句，1662年纽伦堡出版的伯克勒尔（GeorgAndreaeB?ckler）的《新的舞台机器》（Theatrum machinarum novum）（图17-4），1693年巴黎出版的安贝尔迪（J.Imberdis）的《纸或造纸技术》（Papyrus sive ars conficiendae papyri）插图（图17-5）以及其他文献，从中可以了解欧洲早期造纸概况。欧洲各国麻纸制造工艺和所用设备可概述如下：对原料破布收购进厂后，要先进行选择、归类，洗净后切短，加水发酵，再以石灰水蒸煮，纸料放布袋内用河水漂洗。洗后以杵臼或水碓捣料，纸料捣碎后放入纸槽，加水配成纸浆。纸槽为筒状或椭圆形木桶，很像酒桶，齐腰高，置于地面上。
抄纸帘最初可能用中国的竹帘或马尾帘，因欧洲不产竹，后来便以铜丝编成帘面，固定于帘框上。这种纸帘幅面较小，不能弯曲，通常由一人抄纸。湿纸抄出滤水后，转移到厚羊毛布上，另一人将另一毛布铺在湿纸上，如此一张纸、一层布摞在一起，用螺旋压榨板压去水份。再将毛布取出，将纸吊在杆子上晾干。如造书写纸，还需将纸放在施胶槽中逐张以动物胶水荡过，压去多余胶水，再逐张吊起晾干。用欧式纸帘抄纸，纸的表面凹凸不平，写字时通常用玛瑙或光滑细石逐张砑光①。
如果将欧洲传统手工造纸技术与本书第五、第六章所述中国造纸技术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双方在造纸原理和总的操作程序上是相同的，但在每个工序中的操作和所用工具设备又有所不同，这正体现了经常所说的所谓技术上的遗传和变异现象。这是由于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变迁造成的，当造纸术在欧洲生根并被欧化之后，形成西方的技术风格和传统，与中国本土上的技术差异越益明显。另一方面，欧洲人从阿拉伯人学到的实际上是唐代北方麻纸技术，而在他们掌握这一技术的时代（12～13世纪）适值中国宋元时期，此时麻纸生产在中国已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皮纸和竹纸生产，总体技术已超过唐代水平。欧洲人没有及时吸取宋以后新的技术成果，而是在唐代并非先进的北方麻纸技术基础上发展造纸业，而麻纸与皮纸、竹纸制造工艺是不同的。一方面，中国在宋元、明清时造纸技术获得空前发展，另一方面欧洲继续走唐代麻纸的老路，甚至到16～17世纪时还未摆脱这一技术路线，结果中、欧双方技术差距拉大。我们认为欧洲在造纸术发展路线方面走了一段弯路，以至他们在16～17世纪时还比不上11世纪中国宋代的技术水平。
对同一时期欧洲和中国生产的纸不妨作一技术对比。1960～1980年代，笔者在国内外曾系统检验了16～17世纪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国、荷兰、瑞士、英国等国和中国明清时生产的数百件古纸标本，发现有明显的技术差异。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中国造纸技术比欧洲先进，因为中国在原料选择、制造工艺及设备上有更合理的部分，发展造纸的技术路线更正确。欧洲单一发展麻纸生产，首先在原料供应上受到局限，不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一旦破布短缺，纸厂就会陷入困境。欧洲人不用中国可弯曲的纸帘抄纸，而是用铜丝编成不可弯曲的固定型纸模抄纸，从技术上看是倒退之举，因为这种金属帘滤水速度过快，只能抄出厚重的纸，难以抄薄纸，而且所抄之纸凹凸不平。用欧式帘还只能抄小幅纸，抄大幅纸时湿纸不易从帘面脱离，且易破。
由于欧洲人不将植物粘液或“纸药”放入纸浆中，抄出湿纸后要垫上厚羊毛布，压榨后要逐层取下，增多了附加工序。而将压榨后的半干纸吊起晾干，是笨重操作，干后纸易变形，还要逐张砑光，不用中国的烘干器烘纸，也是失策。由此可见，欧洲传统手工纸生产中操作程序繁杂，存在着对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浪费，所造的纸不但幅面小，而且质地欠佳。此外，中、欧施胶操作方法也大不相同，中国在成纸前将胶水及分散剂放入纸浆中实行集约施胶，每抄一张纸已完成施胶目的，手续简便。欧洲是在成纸后，将其在施胶槽逐张施胶、再压榨、吊干，手续繁复。相比之下，中国宋元以后造纸工艺简练，劳动生产率高，生产周期短，成本又低，但欧洲人用螺旋压榨板比中国杠杆装置先进，而17世纪出现的荷兰打浆机又比水碓优越。不过这两项技术并未能抵消欧洲造纸工艺总体上的一些不尽人意之处。
不可否认，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在自然科学方面领先，但18世纪以前其工农业某些生产部门尤其造纸业并未改变其中世纪面目。进步是有的，但缺乏足以改变传统工艺程序的革新。17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主要表现在纺织、动力、机械制造业方面，还未涉及到造纸业。中国与欧洲造纸技术上的岐异，除因所用原料及制造工艺的不同所致之外，也与双方文化背景不同有关。中国人用柔软的毛笔在纸上写字、作画，小大由之，大纸、小纸都要生产。中国墨本身含胶，书写纸通常不必施胶。欧洲人写字、作画用的笔及创作材料都不同，写字用硬笔书小字，不能写成汉文那样斗大的字，用不上大幅纸，但其墨水不含胶，书写纸通常要施胶。以硬笔写字，用不平滑的纸亦可，且习惯双面写字，要求纸厚重些，而以中国北方麻纸技术借欧式纸帘抄造的纸也通常厚重而不平滑。
中国人从一开始用纸就习惯单面书写，此习惯又影响到印刷，也是单面印字，再对折成
一书页，因此通常用薄纸，而用细竹帘抄成的纸较薄而平滑。但造厚纸易，而造薄纸难。欧洲早期画家不习惯以纸作画，盛行以麻布作油画，布幅可长可短。待18世纪欧洲画坛流行以纸创作水彩画、版画和室内装饰画时，才需要大幅纸，而纸工又造不出来，只好将小幅纸粘连起来，无疑接缝的出现有损作品的完整性。西方科学虽已相当发达，却无助于解决纸工遇到的具体技术问题。从18世纪起，欧洲人真正意识到他们在造纸方面仍赶不上中国，遂决心重新引进先前还未学到的技术。这就导致中国造纸术在欧洲的第二阶段的传播。
第二节 中国造纸术在欧洲传播的第二阶段
一 18世纪法国和美国如何引进中国技术
18世纪以后，随着欧洲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和印刷业的发展，社会上耗纸量与日俱增，由于单一生产麻纸，使原料破布的供应严重短缺，各国纸厂普遍面临原料危机，许多厂家纷纷倒闭，威胁着造纸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殃及印刷业。人们在探索是否可找到代替破布的其他造纸原料，纸厂也在设法抄造大幅平滑纸，以满足市场上不断增长的需要，并在相互竞争中推出新产品。因原料和工艺问题引起的纸价上扬局面得不到控制，为降低成本，除改换原料外，还要改革现有工艺。改善造纸现状是当时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一致关切的问题，就在这时欧洲人将目光投向造纸业经久不衰的中国。中国之所以被引起注意，也还由于18世纪欧洲大陆掀起的“中国热”正在势头之上。
有心人开始查阅有关中国的著作和中国书的译文，询问访华归来的旅行者或访问侨居欧洲的中国人，以期获得造纸技术信息。有关中国著作中及在华耶稣会士发回的通讯中，不少地方谈到中国造纸，尤其巴黎刊行的《中华帝国通志》（4卷，1735）①、《海外耶稣会士书信集》（34卷，1702～1776）②和《北京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纪要》（16卷，1776～1814）③等书，成为获得中国知识的宝库。例如《中华帝国通志》卷二引宋人苏易简（958～996）《文房四谱》（986）卷三《纸谱》，介绍中国以不同原料造纸时说：
苏易简《纸谱》云：蜀纸以麻为之，唐高宗敕命以大麻作高级纸以写密令。福建以嫩竹造纸，北方以桑皮造纸，浙江以稻麦杆造纸，江南以树皮造皮纸，更有罗纹纸，湖北造者名楮纸④。
欧洲读者读后，立刻会联想产生用其他原料造纸的念头。从中国获得技术信息的最典型人物，是1774～1776年任法国财政大臣的经济学家杜尔阁（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他在任利摩日（Limoges）州州长期间（1761～1774）读过有关中国作品，对中国造纸已有初步了解。为发展法国造纸业，这位州长率先采取措施引进中国技术。正好1754（清乾隆十九年）北京二青年高类思（1733～1780）和杨德望（1734～1787）赴法留学，在高等学校修读自然科学，学成归国之际，1765年杜尔阁来巴黎与他们会面，面交52项有关中国问题，希他们返华后帮助解决①，其中几项与造纸有关，如①中国编制抄纸帘的材料和技术，希望提供实物样品，以便仿制；②造纸所用各种原料种类，希望得到这些原料的实物标本及用诸种原料所造的各种纸样，以便试制；③中国如何抄造8×12尺大幅纸，如何荡帘入槽，又如何将湿纸从帘上揭下而不致破裂；④希望得到300～400张适于铜版版画印刷的6×4尺幅面的皮纸纸样，以便仿制。
杜尔阁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当时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急切要解决的，他们把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果然没有失望。1766年高类思、杨德望回到中国后，就利用离法前路易十五（Louis XV, leBien-Aime，1710～1774）国王赠给的年金1200里弗尔（livres），购买杜尔阁所希望得到的中，国纸帘、各种造纸原料标本及纸样，连同技术说明材料，通过商船寄运到法国，使该国首先获益。
为使读者了解杜尔阁向高、杨二青年所提问题的具体内容，我们选某一部分翻译于下：
（31）要造一张纸，需用一种将纸浆摊开成型的纸模，即抄纸帘。中国人不像欧洲那样用黄铜粗丝编成帘面，而用从藤条抽出的纤维（按：应当是用细竹丝）编帘。据说以这种方法抄纸，可使纸面更加平滑。希望得到一个中号的抄纸帘。
（34）……我们想得到二三里弗尔（livres，相当1～1.5公斤）各种各样的造纸原料。要将其用槌打碎，放入罐中，而且要加以干燥。包装后要附加正确的标签。所寄各种原料的量要足以保证用它试制各种纸之用。至于竹料，请寄来原物和制浆时各阶段的样品。
（35）请附寄用诸种原料制成的各种纸的样品。
（36）我们造纸时，将纸浆摊在纸模上以成型，然后将湿纸转移到布上以吸收其水份。在欧洲使用称为法兰绒（flanchet）的厚羊毛布来达到这一目的。中国很少用这种毛布，那么将湿纸从帘上取下后放在什么材料上呢，是绢布还是棉布，还是用其他某种材料的布，希望得到一枚制上等纸所用的这种新布（按：中国从不用任何布垫湿纸，而是将湿纸直接层层摞起）。
（38）请详细说明造长一丈二尺、宽八尺大幅纸的工艺方法，如何在纸槽中荡帘，使纸浆分布于帘上，又如何从槽中提起纸帘。如何将帘翻转过来使湿纸不发生卷曲，并将其摊放于布上，又如何将这样大幅纸揭下来、再将其摊开而不发生破裂，最好加以详细说明。
（39）希望二位寄来一百或二百张长六尺、宽四尺的最好的纸。如果这种纸适于铜版印刷，我们有意试制。我们只要皮纸，不要竹纸，最好寄来三百至四百张皮纸。纸放在包装箱内时，不要折叠，尽可能按原样平放①。
法国人在18世纪向中国学习造纸技术这一事实，甚至还成为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札克（HonorédeBalzac，1799～1850）作品中的创作题材。他的小说《破灭的幻想》（LesIllusionsPerdues）发表于1843年，但反映的事件发生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初。小说中主人公大卫·赛夏（DavidSéchard）是造纸技术家，有两项奋斗目标：一是试用其他植物原料造纸，以代替日益昂贵的破布，或以其他原料与破布混合制浆，以降低麻纸生产成本；二是试验将胶料配入纸浆中，代替成纸后逐张施胶。这正是欧洲造纸业普遍面临的两个问题，但在中国早已解决。大卫阅读有关中国作品后，以中国纸为模仿对象，在中国技术思想影响下以草类、芦苇为原料从事造纸试验，又试用浆内施胶技术，终于成功，后遭奸商暗算而放弃其发明专利，使他科学研究的幻想破灭。
对大卫产生影响的中国著作，据笔者考证，包括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1637）②。但侵吞大卫研究成果的法国厂商，用其方法“造出一种廉价的纸，和中国纸品质差不多，书的重量和厚度可以减去一半以上”③。巴尔札克写道：
自从有了大卫·赛夏的发明，法国造纸业好比一个巨大的身躯补足了营养。因为采用破布以外的原料，法国造的纸比欧洲任何国家都便宜④。
当然，这个大卫不一定实有其人，但法国和欧洲现实生活中这类人肯定是有的。
如果说杜尔阁代表引进中国造纸技术的西方政界人物，那么富兰克林（1706～1790）可说是号召西方采用中国技术的科学界人物。1788年6月20日，曾任驻法大使（1776～1783）的美国开国元老和科学家富兰克林在费城向相当于美国科学院的美国哲学会（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会议上宣读一篇论文，题为《论中国人造大幅单面平滑纸的方法》。论文于1793年发表于《美国哲学会会报》上。这篇论文郑重表达了18世纪的欧美人在造纸技术方面要向中国人重新学习的普遍愿望。文内首先讲欧洲通用的造纸方法，并批评这种方法手续繁杂，重复无谓的劳动，浪费工料与工时。与此相比，中国人的方法显得极其简便而有效。他接着介绍中国造大幅平滑纸的方法。
我们将其所述概括于下：将纸浆放在大纸槽中，以大幅竹帘抄纸，帘床系以绳，绳的另一端固定在天花板上，此即“吊帘”，为的是荡重帘时操作省力，而由两名纸工协调荡帘。如欲施胶，则将施胶剂直接配入纸浆中，抄出之纸便具同样效果。待帘面多余水从竹帘空隙流出后，再由二人将湿纸用刷子刷在光滑的烘墙上烘干，不必再逐张砑光，纸已单面平滑。富兰克林写道：
中国人便这样制成了大幅平滑的施胶纸，从而省去了欧洲人所用的很多操作手续⑤。
他说，中国人用简练的工艺所造的纸长4.5、宽1.5埃尔。埃尔（el
）为英国古尺名，1埃尔＝45英寸＝114.3厘米＝3.43华尺，换算后上述中国纸为5.14×1.71米。虽然所述若干细节不全准确，但介绍造大幅平滑施胶纸的原理是正确的，这就为欧美纸工拓宽了思路。富兰克林这篇论文旨在希望人们摆脱欧洲传统技术影响，“按中国人的方式造大幅单面平滑施胶纸”，正体现他的远见卓识。
二 18～19世纪传入欧洲的十项中国造纸技术
18世纪末，清乾隆年由中国画师所手绘的造竹纸全套工艺过程的工笔设色组画，由在京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elBenoist，1715～1774）寄往巴黎，可能是应法国方面的要求。蒋友仁是前述留法的高、杨二青年的拉丁文老师，参与圆明园的建筑设计，受乾隆帝赏识。他寄回的造竹纸系列图共24幅，有宫廷画师画风，因其兼具艺术和技术双重价值，欧洲人不断临摹，彩色摹本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及德国莱比钖书籍博物馆（Buch-museumLeipzig）等处，法、美等国还有19世纪中期摹本①。1815年巴黎出版的《中国艺术、技术与文化，图说》②，公布了其中13幅造纸图。
编者说，画稿是在华法国耶稣会士请中国人画的，送巴黎后制成铜版。但我们发现画面被西洋人润色，很可能经改绘后制版（图6-22，6-23）。这些铜版画为此后其他有关造纸著作所转引，前述富兰克林的论文中所附插图，即引自中国画稿的法国铜版画。可以想像到这套组画传播开来之后，定会在欧美产生很大影响。1952年，贝内代罗（Adolf Benedelo1886～1964）于德文版《十八世纪中国造纸图说》③中公布了全套图的黑白照片。后来笔者应德，国友人委托，对莱比钖藏本（27×32公分）从造纸技术角度作了专题研究①。此组画最重要的几点是向欧洲人展示了抄纸竹帘的形制及用法、湿纸人工干燥技术、植物粘液的使用等。当时我们没有看到画稿上汉文解说词，但德文解说中有Koteng-Pflanze一词，当是指植物粘液或纸药，而Koteng可能是“膏藤”之音译。由于纸浆中加纸药，才能保证抄出皮纸、竹纸后，直接摞起，压榨后易于揭下，从而免去用毛布垫纸的欧洲工序。纸药还能帮助纤维在槽内悬浮而不产生絮聚现象。这是欧洲人过去未曾掌握的一项重要技术。
前述《天工开物》早在18世纪就传到巴黎，藏于皇家文库，1840年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
儒莲（StanislasJulien，1799～1873）将其中造纸章译成法文，刊于《科学院院报》第十卷②1856年又于《东方及法属阿尔及利亚评论》上发表《竹纸制造》一文③，至此中国传统造纸技，术原著内容已译成欧洲人能看懂的法文。如果说18世纪时高、杨两位北京人向杜尔阁提供的技术资料只供内部使用，则儒莲提供的中国权威著作的译文已公开发表于法国科学院刊物中，任何人都可阅读。《天工开物》为西方人提供的技术信息是：①除破布外，还可以楮、桑、芙蓉皮、稻草、竹类造纸，废纸亦可回槽再生；②以不同原料混合制浆造纸的原料配比，如60％楮皮及40％竹，70％皮、竹及30％稻草。按需要调整配比，制出质地与价格不同的纸；③制造皮纸、竹纸的工艺技术与设备，尤其可弯曲的竹帘形制、编制及使用；④通用的具有光滑烘面的强制烘纸装置；⑤以杨桃藤（Actinidiachinensis）植物粘液配入纸浆中作为纸药的重要技术措施。欧洲人在18世纪得到的有关中国技术的零散信息，至此以系统形式出现，而且《天工开物》中的插图在技术上是准确的。
第六章第二节已指出，清康熙年（1662～1722）中国不只用竹帘，同时还用铜网抄纸。而且对铜帘予以改革，研制出“圆筒侧理纸”，纸呈长丈余的筒形。这是按下述三项技术构思实现的：①圆筒形铜网抄纸器的设计；②用筒形抄纸器旋转抄纸；③以两个反方向旋转的圆筒对湿纸压榨去水。乾隆年间（1782）再次仿制于浙江。由此可知，中国人在18世纪时最先提出后来西方所谓的revolving endless wirecloth（无端环状旋转式纸帘）抄纸的技术构想，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标志近代世界造纸技术革命的18～19世纪两种类型的造纸机结构原理，都与中国上述技术构思相吻合，但比中国晚了一个世纪。这也说明为什么圆筒侧理纸很像近代西洋机制纸的原因。圆筒侧理纸曾批量生产，进御后又由皇帝尝赐群臣，相互间以诗唱合，且有不少流入民间，可以说朝野上下众人皆知。这种纸不会不引起在华耶稣会士和商人的注意，并通过各种渠道介绍到欧洲。与此同时，中国以不滤水的材料将大纸帘间隔成几段，从而用一帘一次抄出几张纸的技术以及以白色矿物粉与胶水刷于纸表实行表面涂布的技术，都传入欧洲。
综上所述，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期间通过各种渠道欧洲从中国引进的造纸技术和技术思想，归纳起来至少有下列十项：①造纸原料多元化，即用破布以外的木本韧皮纤维、竹类茎杆纤维、草本植物纤维造纸；②制造各种皮纸、竹纸、草纸的技术；③以破布与皮料、竹类、草本及故纸等不同原料，按一定配比混合制浆造纸；④以可弯曲的大纸帘抄大幅纸，代替欧洲以不可弯曲的小纸帘抄小幅纸的传统技法；⑤将植物粘液或纸药配入纸浆中，以保证纤维均匀悬浮于浆内和将湿纸直接摞起揭而不裂的技术，代替以大量厚羊毛布垫湿纸的笨拙方法；⑥将胶料配入纸浆中实行纸内施胶，代替成纸后逐张表面施胶；⑦以具有光滑烘面的人工强制烘干器烘纸、借以使纸具有平滑表面；代替将纸吊起自然晾干法；⑧圆筒形铜网抄纸器的设计、使筒形抄纸器旋转抄纸的构思和以旋转滚筒压榨脱水的设计原理；⑨以不滤水材料将大抄纸帘帘面间隔成几段，一次抄出几张纸的技术，代替以一帘一次只抄一张纸的作法；⑩以白色矿物粉与胶水混合剂刷于纸表的表面涂布技术和以白色矿物粉的水悬浮液加入纸浆制成填料纸的技术。以上十项中国技术都是17世纪以前欧洲所缺乏的，引进后要涉及对欧洲传统造纸生产中所用原料、制造工艺、基本设备方面的改变和革新，换言之，使其脱离中世纪技术面目并对原有造纸技术路线作新的调整。法国、德国和英国在这方面走在其他国家前面。
欧洲人首先在造纸原料方面按多元化思想作了许多试验。法国首先从中国引种楮树，以期造楮皮纸，接着美国也仿此事例，然因气候及土壤条件不同，楮树在这两个国家长势不佳。与此同时，法国科学家盖塔尔（Jean Etienne Guettard，1715～1786）和德国植物学家谢弗（Jacob Christian Sch?fer，1718～1790）等人都作过巴尔札克小说中主人公大卫·赛夏类似的工作。盖塔尔发表过《对各种造纸原料的考察》和《对可能用作造纸的原料的研究》①等论文。尤其访问过亚洲的谢弗，1765～1772年发表6卷本著作，题为《不全用破布，而以破布掺入少量其他填加物制造同样纸的实验和实验样品》，该书卷二（1765）介绍以破布与大麻、树皮、稻草等中国所用原料纤维混合制浆造纸的实验，并附以这些混料纸的纸样②。（图17-7）
1800年，库普斯（MatthiasKoops）在伦敦试验以木材、稻草造纸，并以所造草纸印自己所著有关书史的作品③，次年该书再版时又印以再生纸，即《天工开物》所描述的以废纸回槽重新抄造的纸，此人于1800～1801年得到制草纸、再生纸和木浆纸的三项专利。至1856年，英人戴维斯（Charles Thomas Davis）于《纸的制造》（The Manufacture of Paper）一书中已能列举950种可能供作造纸的原料。接着1857～1860年英国人劳特利奇（Thomas Routledge）以生长于西班牙和北非的禾本科野生植物针茅草（Stip tenacisims）造纸成功，用以印刷《伦敦图片报》（Ilustrated London News）。法国从法属阿尔及利亚获得此草后，也忙于作造纸的试验。
1875年，劳特利奇又以竹为原料试制竹纸，并以其印刷自己著作的《作为造纸原料的竹》①的小册子。因英国不产竹，所用竹材需由印度供应。第二年（1876），荷兰阿纳姆（Arnhem）城用荷兰文出版同样书名的书（Bamboe en Ampas als Grondstaffen voor Papierberei-ding），也是印以竹纸。这些事例都证明欧洲人学习中国人利用破布以外的其他植物原料造纸，或以破布与其他原料混合制浆造纸取得成功，使18世纪以来的原料危机获得缓解。这是中国对欧洲近代造纸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随着造纸原料的改变，欧洲于18世纪中叶开始用从中国引进的可弯曲的竹帘抄纸器抄纸，以代替过去的固定型纸模。法国人将这种中国式抄纸器称为typedevélin，这种类型抄纸器由竹帘和支撑竹帘的帘床（框架）两部分组成，二者可分可合，故称活动帘床。正如富兰克林所说，它具有三个优点：①可以制成大幅纸；②抄出的湿纸易于脱离帘面；③所造的纸表面较平滑。如果将竹帘用不滤水材料分割成几段，还可一次抄出几张纸，这是欧洲人以前不曾想象到的。1826年英国肯特郡沃特曼（James Whatman）造纸厂在欧洲首次用这种中国技术一次抄出八张作信纸用的纸。
三 中国造纸技术的再传入和欧洲造纸的近代化
中国抄纸竹帘的可弯曲性体现一种先进的造纸思维方式，因而有极大发展前途，是通向近代造纸机的必要阶梯。美国著名纸史家亨特说：“今天的大[机器]造纸工业，是根据两千年前最初的东方（中国）竹帘纸模建造的②。”
这个论点正确而公允，但需要加以解说，才能使更多的读者了解其含义。如前所述，欧洲18世纪面临的造纸问题是原料单一，工艺过程繁琐，抄纸设备陈旧，不能造大幅平滑纸。在解决原料问题后，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简化工艺程序和对竹帘抄纸器的改革。具有工业革命背景的欧洲人这时认识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实现造纸过程的机械化和近代化，以赶上其他已实现这两化的工业部门。因为在手工生产方式下用再好的竹帘抄纸，成纸的长宽度总要受到限制，欧洲人在中国技术和设备的启发下思路大开，想要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造出无限长的纸，这就导致近代造纸机的发明。
第一个作出这种尝试的是法国人罗伯特（Nicolas-Louis Robert，1765～1828）。他曾受雇于迪多（Francois Didot，1730～1804）在埃松（Essonnes）经营的法国最重要的纸厂，在厂主支持下1797年作了用机器造纸的试验，后来终于制成功两张大纸。1798年11月8日，罗伯特申请发明专利。他在申请书中写道：
几年来我受雇于法国一家主要的纸厂，一直梦想简化造纸操作程序，用最低的成本制造幅面特别大的纸，而且不用任何工人，只用机器方式操作。通过努力工作、经验积累，并付出可观的代价，我取得成功，所制成的机器实现了我的预想。这种机器能减少工时与成本，且能制成长12～15米的大张纸，……。总之，我在埃松工厂主、公民迪多的厂家所建造的机器，业已启动①。
法国政府部门迅速承认了罗伯特的发明，允许其拥有15年专利权，且奖以3000法郎以制造更大的机器。根据罗伯特在原始材料中的描述，他的机器是将一长的竹帘两头接起，形成类似坦克履带那样的无端长椭圆形抄纸帘，由两个转轮驱动，使其沿水平方向在纸槽上移动。浆料桶中的纸浆通过导流装置均匀流到帘面，纤维留在帘上，水从帘面空隙流入纸槽中。湿纸层经包有毛毡的滚筒压榨，便可以脱离纸帘，再吊起晾干。纸帘抄出一张纸后，移动至一端时，再像坦克履带那样转动到下方，再由另一端重新转动于上方抄纸，沿着长椭圆形轨迹循环转动。这就是近代第一台长网（长帘）造纸机（图17-8），它的结构相当简单。罗伯特说“甚至小孩子都能操纵这台机器”。
因法国大革命爆发而引起的社会动荡，造纸机没有能取得进展，罗伯特又将专利权转给迪多。迪多请其姻亲英国工厂主甘布尔（John Gamble）措筹资金用罗伯特的图纸重造机器。甘布尔发现伦敦文具商富德里尼尔（Henry Fourdrinier，1766～1854）兄弟有意投资，又建议请机械师唐金（Bryan Donkin，1768～1855）按罗伯特的发明制造机器。制成后，1803年获英国专利。次年唐金又加以改进，这种长网造纸机便称为“富德里尼尔”（Fourdrinier），与原文具商富德里尼尔同名。法国的发明现在却打上了英国的烙印。由于富德里尼尔兄弟申请的专利中没有提出，如其他厂家仿制时要支付技术转让费，结果各厂家纷纷仿制。英国的造纸机每台售价低至715～1040镑，致使投资六万英镑的富氏兄弟蒙受相当可观的经济损失。这种造纸机经改进后，将竹帘易以铜网，增加了伏辊、压辊及蒸气烘辊、卷纸辊，机器越来越庞大和复杂，形成从纸浆到成品纸的连续一条龙作业（图17-10），至19世纪中叶时欧洲建立起纸的大机器生产，实现了造纸生产的近代化过程。
长帘机投产后，英国人迪金森（JohnDickinson，1782～1869）于1809年又制造出与罗伯特纸机在成纸方式上不同的另一类型的造纸机。其主要部件为圆筒形框架包以一层铜网，使抄纸帘呈圆筒形，放在浆槽内旋转抄纸，由筒内形成的真空吸水，这就是单筒圆网造纸机。后来圆网机又被改进。这两种类型的造纸机都可制造无限长度的纸。
自从长网机、圆网机相继问世与投产后，彻底解决了欧洲传统工艺的改造问题，工业革命又促使机制纸生产获得迅速发展。以木材及其他植物原料为处理对象的化学制浆法的发明，又使机制纸的发展如虎填翼。欧洲造纸之所以能实现近代化，有赖于原料的拓宽和造纸机的发明，归根到底有赖于下列六项原理（或思想）的运用：①原料多元化；②以可弯曲的纸帘抄大幅纸的思想；③以圆筒形纸模在浆内旋转抄纸；④以旋转圆辊对湿纸压榨去水；⑤以热源对湿纸强制干燥；⑥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造纸。
此处第②～⑥项与造纸机发明有直接关系，而第②～⑤项是造纸机关键部件设计的思想基础。例如罗伯特长网机的关键是将可弯曲的竹帘制成无端环状，圆筒形纸模是迪金森圆网A.浆槽B.环形纸帘C.定边板D.压榨辊E.移动式毡布F.伏辊G.压辊H.卷纸辊机的心脏。没有以热源对湿纸强制干燥的设想，就设计不出烘辊。旋转圆辊在造纸中的运用具有重大意义，否则谈不上压辊、伏辊、烘辊和卷纸辊的安装，也就达不到连续流水作业的结果。而可弯曲的竹帘、圆筒形纸模、旋转圆辊和强制烘干器的运用，都是中国纸工在欧洲人之前使用过的，且与此有关的信息或实物已于18世纪传入欧洲。
将17世纪以前的欧洲传统造纸各技术要素加以分解后，我们注意到几乎没有一项能与近代技术接轨（仅17世纪出现的打浆机一项例外），相反，起源于中国并从中国传入欧洲的前述十项技术要素内有一半以上却能与近代技术挂上钩，并直接转化为近代技术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对欧洲近代造纸发展所作出的第二大贡献。只有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造纸是欧洲人最先想到与作到的。但如果他们不掌握此思想得以落实的前述几项技术要素，也只是梦想而已。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制成的圆筒侧理纸设备，无疑是长网机和圆网机的先驱，但近代造纸机毕竟发明于欧洲，而不是中国。这是因为18～19世纪之际的欧洲具备了实行机器生产的各种条件，而中国缺少这些条件。尽管如此，18～19世纪中国造纸技术和技术思想的再传入，在欧洲从手工纸生产向近代机器大生产转变的过渡时期内起了重要的技术接轨作用。没有来自中国的技术和技术思想，欧洲造纸机是不会凭空制造出来的①。
第三节 中国雕版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
一 雕版印刷在欧洲传播的历史背景
12～13世纪时，欧洲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等通过阿拉伯引进了中国造纸术而建立起纸厂，但没有同时引进印刷技术，各种读物仍靠手抄。14～15世纪以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科学文教和基督教的发展，对读物的需要量迅速增加，手抄本的供应显然满足不了需求，因而刺激了印刷术的发展，而印刷业的兴起又反过来促进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繁荣以及整个社会的进步。当建起造纸业的欧洲需要印刷技术时，中国元、明两代正处于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全面发展的阶段，而这时又是中、欧直接接触空前活跃之际，欧洲人有可能从中国得到技术借鉴。技术的传播总是通过印刷品的输出和人员思想交流进行的，只要得到中国印刷品的样本和有关印刷的知识，欧洲技术家经过摸索就能如法仿制，正如他们得到中国有关火药和磁学的知识后，能如法仿制出火炮和指南针一样。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欧洲人从各种渠道可得到中国印刷技术信息。
在讨论欧洲印刷起源之前，有必要谈谈他们获得中国印刷技术信息的渠道和机会。与欧洲邻近的蒙古伊利汗国（1260～1353），早在1294年就在波斯大不里士用中国雕版印刷技术印发了纸钞。伊利汗国合赞汗时的宰相拉施特丁1311年在《史集》中不但记录了这次发行纸钞的经过，而且还描述了中国雕版印刷技术的细节。濒临地中海的埃及境内，1300～1350年间出版了阿拉伯文的伊斯兰教经典。欧洲大陆与伊利汗国相毗邻，和马穆鲁克王朝时的埃及隔海相望，擅长海上贸易而往来在这一地区的欧洲人得到印刷技术信息并不困难。13世纪以后，由于蒙古大军的西征重新打通了亚欧陆上通道，为双方技术交流和人员往来创造了条件。从北京到罗马或巴黎之间的通道畅行无阻，中国与欧洲有了直接往来。
17世纪的突厥族史家和花刺子模统治者阿布尔·加兹·巴哈杜尔汗（Abu'lGhaziBa-hadurKhan，1603～1664）于其所著《蒙古史》中追记这条中西陆上通道时写道：“在成吉思汗统治下，伊朗和突厥之间的所有国家都享有这样一种和平局面，以至人们头上顶着金盘从日出之地至日落之地旅行，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危害①。”
这条贯通亚欧二洲的陆上通道之所以安全，因为它在蒙元帝国控制之下，沿途设驿站，有驻军把守。
中国与欧洲双方使者、商人、传教士、学者、工匠和游客沿此道相互访问。例如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Ⅳ，1243～1254）派柏朗嘉宾（Jean Plano de Carpini，1182～1252）出使蒙古。此使者为意大利人，1228年任日耳曼大主教，1230年任西班牙大主教，奉使时已年逾六旬。同行者有波兰教士本笃（Benedict）和奥地利商人，他们先至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蒙古钦察汗国都城萨莱（Sarai）谒见拔都汗，再由此东行持教皇玺书于1246年至蒙古定宗贵由大汗驻地和林。1247年返回法，国里昂后，用拉丁文写了《东方见闻简报》（Libellus Historicus），对中国作了介绍。书中指出中国人精于工艺，其技巧世界无比，而且有自己的文字，其史书详载其祖先的历史②。书中说中国有类似《圣经》的经书，当指儒释典籍的印本。
与此同时，法国国王路易九世（1214～1270）遣法国方济各会士罗柏鲁（Guillaume de Rubrouck，1215～1270）东行，1253年到和林，受蒙哥汗召见，1255年返回巴黎述职。他写的游记题为《威廉·罗柏鲁兄弟1253年出访东方游记》（Itinerarium fratris Wilhelmi de Rubruk de ordine fratrum minorum，anno gratiae MCCL Ⅲ ad partes Orientales），简称《东游记》（Itinerar-iumad Orientales）。书中介绍元代印行的纸钞时写道：
中国（Cathay）通常的货币是由长宽各有一掌（3×4英寸＝7.5×10厘米）的棉纸作成，纸面上印刷有类似蒙哥汗御玺上那样的文字数行。他们用画工的小毛刷（毛笔）写字，一个[汉]字由若干笔划构成③。
此处所说的货币用的“棉纸”，当为桑皮纸。罗柏鲁是最早指出中国用印刷技术发行纸币的欧洲人。他在出使中国时也使用过这种特殊印刷品，当然也有可能接触其他雕版印刷品。罗柏鲁在和林还遇到日耳曼人、俄罗斯人、法国人、英国人、匈牙利人和阿拉伯人，其中包括来自巴黎的金银匠布西耶（GuilaumeBuchier），正在为大汗制造金银器皿①。这里还有通晓数种语言的英国人巴兹尔（Basil）等。罗柏鲁的《东游记》内容相当丰富而翔实，是《马可波罗游记》出现前欧洲人对中国情况的最全面介绍。他返回巴黎后，与正在那里的英国著名人物罗哲·培根（RogerBacon，1214～1294）会面，培根从交谈中得到不少有关中国的科学信息，并读了《东游记》。培根还在其《大论》（OpusMajus，1267）中谈到罗柏鲁②。
元世祖（1260～1294）忽必烈在位时，北京是北方印刷中心，除出版各种书籍外，还印发纸钞。就在这时，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哥罗·波罗（NicoloPolo）及马飞·波罗（MaffeoPolo）兄弟来华，受忽必烈召见，大汗令二人与朝廷使者至欧洲，转交给罗马教皇的书信。1271年他们完成使命后，再度来华，同时带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同行，1275年到北京。忽必烈再次召见他们，发现马可波罗聪明伶俐，命留宫中，，后委以各种重任，在华凡十七年。后波罗一家三人奉命护送阔阔真公主出嫁到伊利汗国，1292年自福建泉州乘船至波斯。他们完成使命后，于1296年返回故乡威尼斯。马可波罗1299年将旅行见闻写成游记，全面介绍中国情况，赞扬这个亚洲大国的富饶和物质文明，使欧洲人一新耳目。《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产生广泛影响，其中也谈到北京有印钞厂，以桑皮纸印成纸钞在全国通行，用久毁损还可更换新币③。这必引起欧洲人的兴趣。当欧洲人于13世纪东来的同时，中国人也沿相反方向前往欧洲。北京的蒙古统治者经常遣使者、官员、学者去钦察汗国所属的俄罗斯。例如《元史》卷三《宪宗纪》载1253年宪宗蒙哥“遣必阇别儿哥括斡罗思（俄罗斯）户口”。俄国史也说1257年蒙古军官到俄罗斯境内的梁赞（Pязaнъ）、苏兹塔尔（Cyздaлъ）及穆洛姆（MypoM）等地计民户口，设官收税。1259年，蒙古军官别儿哥（Бepгaй）及哥撒奇克（Кocaчик）率眷属及部下多人至沃尔赫夫（BaлхoB）计民户口④。统计户口通常将居民情况填写在事先印好的户籍表格内，再装订成户籍册。因人口时时变动，调查户口要经常进行。这使俄罗斯人在13世纪常常看到来自北京的印刷品。《元史》卷二十七《英宗纪》更载，1320年，“斡罗思等内附，赐钞万四千贯，遣还其部”，可见俄罗斯境内当时通行大汗发行的纸钞。13～14世纪时中国人还到达西欧一些国家，有史可查的是巴琐马（RabbanBarSauma，1225～1293）及其弟子马忽思（Marcos，1244～1317）的西欧之行。巴琐马1225年生于北京，其父名昔班（Siban），为维吾尔族景教徒。巴琐马自幼为僧，后认识生于东胜州（今内蒙托克托）的马忽思，马忽思拜巴琐马为师，1275～1276年二人从北京出发结伴西行，目的是去耶路撒冷圣地求法⑤。他们经今新疆向西行，1280年到巴格达。还未及去耶路撒冷，巴琐马便被景教宗长任命为总视察，马忽思成了巴格达教区主教。1285年伊利汗国阿鲁浑汗派马忽思出使罗马。1287年再派巴琐马重访罗马，顺访意大利热那亚及法国巴黎，受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ⅣleBel，1268～1314）接见，参观巴黎大学等处，再赴波尔多城，会见访问法国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Ⅰ1239～1307）。1288年巴琐马回罗马，向教皇尼古拉四世（NicholasⅣ，1288～1292）递交国书，后，返回巴格达。他用波斯文写了一部游记，19世纪译成叙利亚文和法文，20世纪译成英文。美国学者萨顿（GeorgeSarton，1887～1956）认为巴琐马是最早到过西欧的中国人，还说：“有趣的是，在巴琐马首次横跨中国和中亚的旅行中，基本上沿着与马可波罗同样的路线，只不过是方向相反而已，事实上他们可能在路上相遇”（①。13世纪几乎同一时间内，中国人巴琐马从北京到罗马，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又从威尼斯到北京，二人都有游记传世，真是历史巧合。作为在北京出生的维吾尔人巴琐马，自幼便接触印本书，懂得祖国印刷技术，而他赴欧洲也经过其祖籍新疆的印刷中心。如果西方有人问起中国的书籍是怎样印刷出来的，他会乐于介绍的。通过以上所述可以看到，13～14世纪起欧洲人已对中国雕版印刷和印刷品有所了解，甚至接触过这类实物，他们有可能直接或间接获得这方面的技术信息，从而进一步利用这一技术发明。
二 欧洲早期雕版印刷
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GiovannidaMonteCorvino1247～1328）甚至在北京用中国印刷技术出版宗教读物，在教友中散发。1289年他受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与另一会友皮斯托亚（NicholasdaPistoia）及威尼斯商人鲁卡龙戈（PietrodaLucalonga）从罗马启程，经波斯至印度，皮斯托亚逝世后，其余二人于1293年至福建泉州，
1294年到北京。向元成宗（1295～1307）呈上教皇玺书，得准在北京居住。基督教在元代称“也里可温”（蒙古语Erkeun），受统治者庇护而得以发展。
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5月18日，十年（1306）2月，孟高维诺从北京向罗马教皇当局发去两封信，报告十多年来在华传教经过②。这两封信的拉丁文原件今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从信中得知，孟高维诺初到北京时受基督教另一教派景教徒（Nestorians）的排斥，使他不能印刷天主教读物。后来传教工作有进展，1298及1305年在北京建起两所教堂，发展教徒6000人，又将《新约全书》及《圣咏》译成蒙文，根据《圣经》中故事绘制出一些宗教画，画面下附有拉丁文、图西克文和波斯文简短说明。卡特认为孟高维诺为文化不高的教徒提供的上图下文式的宗教画是印刷品。他说：“在当时中国，把任何重要作品付之印刷，已经成为很自然的事。”他还指出在孟高维诺印宗教画后50年，欧洲也出现了类似出版物，“这恐怕并非偶然的巧合”③。就是说，欧洲人将孟高维诺在中国使用的方法用到欧洲。
我们认为卡特的上述意见是正确的，因为孟高维诺发展的教徒以及与他共事的中国人会建议用印刷方法把宗教品公之于众。如果用人工手绘几千份图像，在元代是不可想像的愚蠢之举。他刊印宗教画的地点在北京，可能在教堂之内，由中国人任刻印工作。刊印时间在建立教堂之际，即1298～1307年。宗教画上的图西克文（Tursic）不会是突厥文，而是回鹘文体考蒙文或八思巴体蒙文，因当时也里可温教徒多是蒙古人①。孟高维诺印宗教画显然是仿照佛教徒以前宣传教义的作法，因为唐、五代僧人早已这样作了。但他在北京却完成了西方人从未作过的创举，因为在他以前没有任何欧洲人借印刷技术出版过读物。
然而当北京出版的印有拉丁文的基督教画携入欧洲后，就会成为仿制的对象，从而实现了中国雕版技术在欧洲的传播。传递这些印刷品和印刷知识的主要欧洲传教士和商人，可能在孟高维诺等人在华期间往来于中、欧之间，也可能是原在华停留而在元末社会动荡时撤回欧洲的。据文献所记及考古发掘，1250～1368年间在华的欧洲传教士和商人为数不少，他们是将中国的印刷品和有关印刷技术传入欧洲的重要媒介。13～14世纪欧洲人所知道的中国印刷品，除纸币、印本读物外，还有娱乐用的纸牌。纸牌是在蒙古军西征时传入欧洲的。
李约瑟认为，13～15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发明涌入欧洲，采取“成串传播”（transmision in clusters）的方式，即有一连串重要发明集中于一个时期从中国同时传入欧洲。12～13世纪时传入欧洲的，有中国的磁罗盘、造纸术、独轮车和船尾舵。13～14世纪时传入欧洲的，有中国的火药术、机械钟、弧形拱桥、纺丝机，还有雕版印刷，接踵而至的是活字印刷②。在探讨欧洲印刷术起源时，必须考虑到它与其他中国发明成串传播到欧洲的这一历史事实，而不是一个孤立的技术传播事件。因之1350～1450年间，欧洲开始发展印刷技术便不是突如其来的事，而是由于中国一连串技术发明涌入欧洲的必然结果。归根到底是由于从中国至中亚、西亚以至欧洲之间的陆上通道在蒙元帝国及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这些蒙古统治者控制之下，中西交通、经济与技术交流和人员往来空前活跃，才为技术传播大开方便之门。当然，传播路线不一定完全经由陆路，通常是陆海兼程。不管采取什么路线，都必须经过中亚、西亚这些由蒙古人统治的中间地区，这些地区是受北京的元朝皇帝节制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中间地区，已先于欧洲发展了雕版印刷，成为向欧洲扩散这一技术的桥头堡。
我们知道，欧洲早期印刷术是严格按中国的技术模式发展的，首先经历雕版印刷阶段，其次再由此过渡到活字印刷阶段，但过渡期比中国短。欧洲早期雕版印刷品主要是纸牌和宗教画，以满足其世俗娱乐和宗教信仰方面的需要，德国和意大利看来是较早生产印刷品的国家，两种印刷品大约都出现于1400年前后半个世纪之内，即1350～1450年之间。根据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Augsburg）和中西部城市纽伦堡保留下来的古代市政记录，在1420、1433、1435及1438年记事中多次提到“纸牌制造者”。然而当时纸牌用各种方法制成，其中包括在纸上描绘、捺印和木版印刷等。显然木板印刷成本较低，是更为通用的制造方法③。现存最早的纸牌有些是印刷的，其年代难以确定。但有一条史料年代明确，即1441年意大利威尼斯市政当局发布的一项命令，其中说：
鉴于在威尼斯以外各地制造大量的印制纸牌和彩绘图像，结果使原供威尼斯使用的制造纸牌与印刷图像的技术和秘密法趋于衰败。对这种恶劣情况必须设法补救，……特规定从今以后，所有印刷或绘在布或纸上的上述出品，即祭坛背后的绘画、图像、纸牌……都不准携入或输入本城①。
上述史料说明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曾是印刷纸牌和宗教画的中心，因受到别处产品争夺本地市场的威胁，为保护本地业主的利益，威尼斯市政当局下令自1441年起禁止进口这类印刷品。此举也许是针对德国产品的倾销，因为据同期德国乌尔姆（Ulm）城的记载，该处将印刷的大量纸牌装入桶中运到西西里和意大利。17世纪意大利作者札尼（ValereZani，1621？～1696）写道：
我在巴黎时，一位在巴勒斯坦的法国教士特雷桑神甫（Abbé Tressan，1618～1684）给我看一副中国纸牌，告诉我有一位威尼斯人第一个把纸牌由中国传入威尼斯，并说该城是欧洲最先知有纸牌的地方②。
从中国与意大利之间在元代的相互频繁人员往来情况观之，札尼的说法是有根据的。纸牌正如整个印刷技术那样，在蒙元时期可能通过多种渠道传入欧洲，不能排除从中国直接传入意大利的可能性。从工艺角度观之，早期印刷纸牌的欧洲工匠，很可能还同时印刷宗教画，就像意大利人孟高维诺1298～1307年在北京所作的那样，根据《圣经》中的故事画出若干幅图画并加注简短文句，然后刻成木雕版印在纸上。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特别精于此道，印行宗教画的孟高维诺在北京的第一个助手阿诺德就是德国科隆人，这一点就能说明问题。意大利是罗马教皇的所在地，又是文艺复兴的策源地，由于对外贸易发达，在元代时与中国交往密切，最先引进印刷术是很自然的。而德国地处中欧，同其他欧洲国家比，距意大利较近，而德国造纸业又相当发达。现存最早的有年代可查的欧洲木雕版宗教画，是1423年印刷的圣克里斯托夫（St.Christoph）及耶稣画像（图17-11）。此图是在德国奥格斯堡一修道院图书馆内发现的，当时贴在一手写本封面内，现藏于英国曼彻斯特市赖兰兹图书馆（The RylandsLi-braryinManchester）①。画面上刻有圣克里斯托夫背着手捧十字架的年幼耶稣渡水，画面下刻有两行韵语，意思是：
无论何时见圣像，
均可免遭死亡灾②。
这颇像中国佛教印刷品的经咒那样。值得注意的是，画面左下角还有从中国引入的水车。
1400～1450年间，在德国、意大利、荷兰及今比利时境内的弗兰德（Flanders）等地盛行木版印刷。这期间列日（Liege）城的德国神甫欣斯贝格（Jean de Hinsberg，1419～1455）及其姊妹在贝萨尼（Bethany）修道院的财产目录中列有“印刷书画用的工具一个”及“印刷图像用的版本九个及其他印刷用的石板十四个”（Novem printe lignee ad imprimendas ymagines cum quatuordecim alis lapideis printis）③，明确说用版本印刷图像。
欧洲的早期印刷品大多是宗教画，画像显得较为粗放，有时印好后在画面上填以颜色。图面下附有文字，或将文字安排在画面中间。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等处藏有很多这类印刷品，多未刊出印刷年代、地点和刻印者姓名，但从版面形制、刻工刀法及画工粗劣以及其他因素观之，可以判断是属于早期产物。其中最有名的雕版印刷品是德国刊印的《往生之道》（ArsMoriendi），用圣像及《圣经》文句介绍安乐地离开人世的方法，原作者及刻印者不明，但可断为1450年间之物，现藏于不列颠图书馆，共24张图像，装订成一册。比此稍早时印的还有《默示录》（Apocalypse），也是宗教画，年代大约为1425年（图17-12）。而《穷人的圣经》（BibliaPauperum）也属于这类早期印刷品。至15世纪末，图文并茂的木版印刷品继续出现，同时也有全是文字而无图的印本。
与此同时，大众所需的非宗教读物也以雕版印成，特别是4世纪时罗马人多纳特斯（AeliusDonatus，320～370）所编的《拉丁文语法》（ArsGrammatica）在各学校中广泛用作教材，拥有大量读者。先前人们都靠手抄利用这个小册子，在木版印刷发展后，便以此法提供很多印本，后来便将这类书称为《多纳特斯》（Donatusor Donate）。
三 欧美学者论中国雕版印刷对欧洲的影响
欧洲早期雕版印刷物在形制和制造工艺方面，与中国宋、元雕版印本很相似，这是值得注意的。据美国印刷技术专家和印刷史家德文尼（Theodore Law de Vinne，1828～1914）的研究，欧洲早期印刷工也是先将画稿和文字用笔写绘于纸上，将纸上墨迹用米浆固定于木板上，再顺着板材的纹理面向自己的方向下刀刻之。同时每块木版刻出两页，将纸铺在蘸有墨汁的版面上，以刷子擦拭。印刷完毕后，再沿每一印张的中线向内折成单张，将纸上无字迹的那面折在里头①。最后，将折好的各印张装订成册，因而具有中国印本书的外表。欧洲语中的folio最初就指这种对折本。因而，欧洲早期木版书完全是模仿中国印本书的刻版、刷印和装订等各套工艺程序而生产出来的。
其实，德文尼以前的欧洲学者已注意到这一点，而且认为欧洲印刷术是从中国传入的。早在1546年，意大利史家焦维奥（Paolo Givio，1483～1552，拉丁文名为Paulus Jovius）在威尼斯出版的《当代史》（Historia sui temporis）一书中写道：
广州的印刷工（typographos artifices）用与我们相同的方法，将包括历史和仪礼书在内的书籍印刷在长幅对开纸上，再朝里折成长方书叶。教皇列奥（Leo X Gio-vanni de Madici，1475～1521）好意让我看过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和一头象是葡萄牙，国王（JohnⅢ，Don Manuel，1495～1521）作为礼物送给教皇的。由此可以使我们很容易相信，早在葡萄牙人到印度之前，对文化（Littera）有无比帮助的类似技术（artisexempla）就通过西徐亚和莫斯科公国传到我们欧洲①。
焦维奥上述说法可理解为，元代时，离华取道中亚和俄罗斯而返回欧洲的旅行者将中国
印刷术传到欧洲，这是印刷术西传的一种可能渠道。英国东方学家柯曾（Robert Curzon，1810～1873）1860年发表的《中国与欧洲印刷史》一文内指出，欧洲与中国雕版印刷物在各方面
完全相同后写道：
我们必须认为欧洲木版书的印刷过程肯定是根据某些早期旅行者从中国带回去的中国古书样本模仿的，不过这些旅行者的姓名没有流传到现在②。
中国宋、元时除以木板刻书以外，还以铜板刻书，而纸钞也时而以铜板刷印，如本书第
九章第一节所述。欧洲也是如此，1430年间德国始行铜板刻书，较早的凹版画为过去柏林保留下来的刻于1446年的《鞭挞图》。后来意大利弗罗伦萨的金工菲尼圭拉（Tommaso di Anto-nio Finiguerra，1426～1464）在晚年更发展铜板腐蚀刻版法。通过以上所述，中国雕版技术对欧洲的明显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卡特因而作出结论说：在欧洲雕版印刷的肇端中，中国的影响其实为最后的决定性因素③。
第四节 中国活字技术对欧洲的影响
一 受中国影响的欧洲早期木活字
欧洲木版印刷技术是从中国传入的，这在中外基本上已取得共识。然而欧洲活字技术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受中国影响，并非很多人都清楚，有关论著也较少触及，因而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从印刷技术史总的发展规律看，有了木版印刷的实践之后，迟早总要向活字印刷的方向发展，中外皆然。对欧洲人来说，活字印刷特别适合于他们的拼音文字系统，因此在兴起木版印刷之后，很快就转向活字印刷。与具有数万个表意文字的汉文相反，欧洲人用二三十个字母就足以拼成所有的词和文句。而且与汉文的方块字形相反，欧洲文字圆转之处较多，如a，e，od，p，q，g等，刻木版时不易下刀，欧洲刻工刻字时反而比中国人费力，汉字虽笔画较多，但，圆转之处较少。欧洲人既然掌握了木版印刷技术，他们在中西交通畅达的元代，不会对已存在几百年的中国活字一无所知，来华的欧洲人总会将中国有关活字技术信息带回去，从而对欧洲的印刷工产生影响。宋、元之际和元初是中国发展泥活字、木活字和各种金属活字的时期，这正是在华的欧洲人最感兴趣的新奇事物。中国活字技术对欧洲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木活字的使用方面，木活字是欧洲最早出现的活字形式。16世纪瑞士苏黎世大学神学教授兼东方学家特奥多尔·布赫曼（Theodor Buchmann，1500～1564）于1548年发表的作品中，认为欧洲活字最初以木材制成。他写道：“[在欧洲]最初人们将文字刻在全页大的版木上。但用这种方法相当费工，而且制作费用较高，于是人们便作出木制活字，将其逐个拼连起来制版”①。
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记载。毫无疑问，欧洲早期的木活字肯定要用元代人王祯于1313年在《农书》中所描述的方法，别无他途，也就是说，要重复中国人早已实践过的方法。操德语的布赫曼的姓Buchmann常被希腊化，人们也称他为特奥多尔·比布利安德（TheodorBibliander），因此西方文献中的TheodorBuchmann与TheodorBibliander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人。他的活动时期上距欧洲最初使用活字印书只有一百年左右，他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反映了欧洲早期印刷工试制活字的摸索时期模仿中国活字技术的实际情况。
德国、意大利和荷兰（尼德兰，Nederland）这些木版印刷发展的国家，最有可能从事木活字的试制。前引英国东方学家柯曾就曾经报道说，意大利医生兼印刷家卡斯塔尔迪（PamfiloCastaldi，1398～1490）曾于1426年在威尼斯用大号木活字印刷过一些大型对折本，据说仍保存于费尔特雷（Feltre）档案馆中②。卡斯塔尔迪1398年生于威尼斯西北的费尔特雷，曾被认为欧洲活字技术发明人，为此1868年在伦巴第（Lombardia）城还为他建立铜像。
1300年的回鹘文木活字于1907在敦煌发现，这揭示了活字技术由中国内地传到新疆吐鲁番地区，再由此向西传播的路线，显然，欧洲早期木活字技术受中国的影响。法国印刷史家古斯曼（Pierre Gusman）因而认为中国活字技术在蒙元时经两个渠道传入欧洲：一是与维吾尔人有接触、后来住在荷兰的亚美尼亚人在卡斯特尔迪活动时将活字术传入欧洲；二是谷腾堡在布拉格居住时，学会了经中亚、俄罗斯陆上通道传入欧洲的这种技术③。但主张欧洲经历过木活字试验阶段和受中国活字影响的观点，在欧洲受到非难，因为如果此说被接受，有些人坚持的欧洲活字技术为“独立发明”之说便无法成立。
应当说，提出中国影响说的人，有的论据确有失周之处，如说卡斯特尔迪看到本乡人马可波罗带回的中国书后，从事活字印刷，或说谷腾堡的妻子恩尼尔（Ennel Gutenberg）出身于威尼斯的孔塔里尼（Contarini）家族，她见过带回威尼斯的中国印本书，使丈夫受到启发等等。事实上，1296年马可波罗本人不一定带回中国书，倒是其他意大利商人有可能这样作，而谷腾堡从事活字实验时，早已与其妻解除婚约。
但欧洲活字术受中国影响说，在原则上是正确而可以成立的。早期欧洲印刷者作活字实验时严格保密，不必追究难以找到的细节，要从技术发展自身规律中，从当时中、欧频繁交往的总的历史背景中来看问题。对欧洲人来说，掌握木版刻印技术后，激发他们作活字实验的最直接的外因就是中国早已有之的活字技术思想和制泥活字、木活字、金属活字的技术实践以及有关实物样本。中国没有西方那种行会制度，蒙元时期是对外开放和印刷知识普及时期，任何来华的欧洲商人可在各城市买到印本书、雕版和活字，并问到它们的制造方法，将其带回欧洲。在细节上如何模仿，要靠欧洲印刷工自己摸索。
有人否认中国对欧洲活字技术产生的影响，甚至不承认卡斯特尔迪和谷腾堡时代的欧洲人作过木活字试验。他们声称，借近代精密设备和工具制造小号西方文木活字的模拟实验均告失败①。这显然是暗示，用木活字印西文书是不可能的。但这些作者却没有告诉读者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先辈们早已用较大号木活字印出了书。例如1440年荷兰哈勒姆（Haarlem）城就出版了大号活字本《多纳德斯》（Donatus）即《拉丁文文法》和《幼学启蒙》（hornbook），很可能是木活字本②。因此荷兰也自称是最早出现活字印刷的欧洲国家。欧洲人模仿中国木活字技术印书的历史事实，是不容否定的。主张欧洲活字技术不受外来影响而独立发明之说的人，倒应该提供证据了。
现在该谈到差不多与意大利人卡斯特尔迪同时在世的约翰·谷腾堡③（JohannesGuten-berg，1397～1468）。他生于雕版印刷较发展的德国，其故乡美因茨（Mainz）在莱因河与美因河汇流之处，其父弗里罗·根斯弗莱施（FrieloGensfleisch）在本城造币厂工作，母亲埃尔泽·谷腾堡（ElseGutenberg）为娘家最后一根独苗。按当时习俗，为防其娘家断后，小约翰取母姓，而另一兄弟则从父姓。可能因受父亲从事金属制币工作的影响，约翰·谷腾堡年幼时在本城习金匠（Goldschmied）手艺，1434～1444年离家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谋生，与当地人安德烈·德里策恩（AndreaeDritzen）、安东·海尔曼（AntonHeilmann）等人合伙磨宝石及制镜等，由谷腾堡提供制镜新技术，其余人出资本。
从1439年斯特拉斯堡市政档案中得知，1438年安德烈·德里策恩死后，其弟约翰及克劳斯（Klaus）受亡兄委托，要求谷腾堡将技术秘法教给他们，遭到拒绝，遂至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提出的一个证据是谷腾堡为“印刷之事”（SachefürdenDruck）向某锻冶工支付100基尔德（Gulden）金币，证词中还有“活字”（Type）及“工具”之类的词，结果谷腾堡胜诉。这说明他此时突然改行，用自己的钱秘密从事活字印刷试验，必是受到某种外来因素的激发。
谷腾堡用各种材料作活字，有可能首先制木活字。制拉丁文木活字在原理上毫无问题，作成像汉文那样型号的西文木活字（42点或36点），可以排版印书。如印字数较多的书，又使其不致过厚，字号就要缩小。在板木上刻出小号反体字也并不难，但从板木上锯开活字时难以下锯，锯下的木活字又没有足够强度。因此不能像某些后人那样否定早期欧洲人包括谷腾堡等人曾试用过木活字的可能性，只是因为制小号木活字时遇到因西文语文特点而带来的困难，才放弃木活字，而改用金属材料制活字。
二 谷腾堡的金属活字技术及其贡献
谷腾堡1434～1444年在斯特拉斯堡时所作的试验，看来没有取得满意的结果，财务上又面临困难，无法持续作下去。因此1444年他返回故乡美因茨，筹措到资金后继续作活字试验，1447～1448年间基本解决了金属活字铸造和印刷所面临的技术问题。为了将活字技术进入实用阶段，1450～1455年谷腾堡与美因茨金匠出身的富商富斯特（JohannFust，1400～1466）合作，按双方合约，富斯特支付总数为2226基尔德金币投资贷款并提供印刷材料和工人，谷腾堡以技术、设备、器具等为抵押。五年有效期所得利益由双方均分，期满后谷腾堡以本利（年息六分）偿还贷款。
他得到资金后，工作进展顺利，很快就铸出较大号（相当于24point）金属活字，并用于刊印多纳德斯的《拉丁文文法》。版面仍遵循先前木雕版形制，一块版含两页，但每纸双面印刷，每页27行。他之所以没有像欧洲过去那样作单面印刷，再对折成单页，是为了节约用纸量。美因茨城后来发现年代为1451年的原装帐簿，其中贴有印在羊皮板上的上述27行《多纳德斯》，这证明谷腾堡的金属活字技术在1450年已处于实用阶段。
谷腾堡1450年印刷用的活字字体与后来印《36行圣经》（36LineBible）的活字相同，属于哥特体（GotischeSchrift）粗体字，后来这种字体在德国一直流行到二次大战期间。谷腾堡创制的这种活字字体，无疑直接脱胎于德国早期木雕版印刷字体，归根到底是模仿更早期的手抄本字体。1454年谷腾堡刊印了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Ⅴ，1477～1455）颁发的赦罪符或赎罪券（Indulgence）。信徒买到此券后，通过忏悔、苦修等活动，罪罚可由教会免除。此券今藏于不列颠图书馆，每页31行字，说明活字字体开始变小。1455年再刊印42行赎罪券，实物现藏于纽约摩根图书馆。此时活字字体又缩小到相当今20点（point）活字。字型逐步缩小，说明刻字、铸字技术在短期内有迅速突破。
1455年，谷腾堡取得其技术生涯中最大的成就，他用较小号金属活字出版《42行圣经》（42Line Bible）。这是他与富斯特合约中规定要印刷的主要出版物，此经以麻纸及羊皮板两种 材料刊印210部，其中纸本180部，羊皮本30部，由300头羊提供。印本横宽12英寸、纵 长16英寸（30.5×40.6厘米），每一印张含两页，第1～9页有40行字，第10页41行，其 余各页均42行，故称《42行圣经》，共1282页，641印张。原文为拉丁文，活字为哥特体粗体字，字号相当今20point，以黑墨印刷。卷首第一个字母没有印出，而是留出比一般字更大 的方形空白，以朱墨手绘出艺术字。纸本印出后，分上下两册装订。
1760年，此本首先在巴黎红衣主教马札兰（JulesMazarin，1602～1661）于1642年建立 的马札兰图书馆中发现，过去一度称为“马札兰圣经”，现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谷腾堡1455年所印《42行圣经》（图17-13）后来大部分遗佚，目前世界各国保留下来的只有20多部，其中美国收藏有9部。此宗教书印刷及装订都很优美，每个印张四边及两页之间的边栏都装饰花草图案，这些花边由木板刻成。在木雕版版框内植以金属活字，实际上这是集雕版与活字版于一身的印刷珍本①。印刷《42行圣经》这一年正是谷腾堡与富斯特合约期满之时，但他无力偿还巨额贷款。富斯特便向美因茨法院起诉，法院判决将谷腾堡印刷厂中所有工具、设备、活字及其他材料均归富斯特所有。富斯特1455年11月6日起拥有这个工厂后，原来在谷腾堡手下的熟练技工也移入富斯特的工厂中，其中包括谷腾堡的重要助手舍弗（Peter Sch?ffer，1425～1502）。舍弗也是德国人，毕业于巴黎大学，擅长书法，谷腾堡活字字体可能出于此人之手。舍弗后来成为富斯特的女婿和继承人。
谷腾堡与富斯特分手后，又得到医生胡梅里（Conrad Humery）的资助，于1456年在美因茨城郊另建新的印刷厂，重新装备原有设备及工具，原在他手下、后去富斯特印刷厂的某些熟练技工又回到这里，其中包括普菲斯特（AlbrechPfister，fl.1400～1465），成为新的重要骨干。同一年出版了供墙上贴挂用的单张《1457年年历》。1459年左右出版“36行圣经”1460年再出版大众教科书《教堂课读》（Catholicon），这是包括拉丁文文法和神学辞典的大众，读物，全书一大册，748页。
同时美因茨的另一家由富斯特经营的印刷厂，在舍弗的帮助下继续生产，而且在铸字、印刷方面有新的改进与创新。1457年8月14日他们出版对折本《圣诗篇》（Psalter）（图17-14），供教堂作弥撒时用。这部书在欧洲首次用朱黑二色印刷，又首次在书中刊出印刷者姓名、出版年月日及地点，同时还第一次出现印刷技术家所用的商标或徽章（emblem），徽章由舍弗设计及雕刻的。这部大字（20及24行）豪华活字本于1458年、1459年及以后多次重印。1459年富斯特与舍弗刊行主教杜兰蒂（Duranti，1237～1295）的《神职规范》（Rationale divinarum officiorum）1460年刊行教皇克勒蒙五世（Clement Ⅴ，1305～1314）著《律令大全》（Constitu-tion），是两方首，次出版的法律书。1462年再刊对折本《48行圣经》（48LineBible），虽亦一版两页，与谷腾堡《42行圣经》类似，但在活字铸造上有改进，一是字号更小，二是字体有罗马字风格，或可说是“圆状哥特体”细体字，便利阅读。
就在1462年，美因茨发生动乱，死伤很多人，大火殃及富斯特印刷厂，将其毁于一旦，印刷工人向外地逃难。美因茨印刷工乘船纷纷到达斯特拉斯堡、科隆、班贝格（Bamberg）和纽伦堡这些产纸的地区，他们在动乱时从与业主签订的契约中解脱出来，流落各地重操旧业，从而将处于严格保密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扩散到德国其他城市。动乱过后，富斯特和舍弗在废墟中又重建工厂，先后出版150种印刷物。谷腾堡的工厂因资金不足，经营不景气。但德国其他地方的印刷业却迅速发展，而后来活字技术又传到欧洲其他国家，欧洲因之进入活字印刷的普及时代。
欧洲木活字出现后，一度与木版并存，但从木版印刷过渡到以金属活字为主的印刷，无疑要直接归功于谷腾堡的技术活动。他的贡献在于：（1）在欧洲引进中国雕版印刷术之后，他使中国最先发明的活字印刷成为欧洲的主要印刷方式；（2）他通过一系列实验而于1450年研制成适合于西方拼音文字的金属活字印刷工艺；（3）他用这套工艺最早在欧洲印刷出以“42行圣经”为代表的经典印刷品；（4）他培养出掌握活字技术的熟练印刷工，后来他们又将这一技术扩散到德国其他城市和欧洲各国。这些活动使欧洲印刷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对印刷术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谷腾堡是欧洲活字印刷技术的奠基人，对他的上述贡献应予充分肯定。
他所研制出的技术工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环节：（1）活字材料的选择和制造；（2）印刷设备的选择；（3）印刷用墨的研制。谷腾堡鉴于制小号西文木活字有困难，最终选用金属材料。据佛罗伦萨的雷波里印刷所（RipoliPress）所藏15世纪末记账簿所示，所用的金属有钢铁、铜、黄铜、铅、钖、锑及铁线等①，与后世所用材料大致相同。但谷腾堡用作铸活字的主要材料是含锑的铅与钖的合金，加入锑可提高活字硬度，又易于成型。黄铜为中国特产，这种铜锌合金可以作铸型，谷腾堡时代所用黄铜是从中国进口的。钢铁材料是排活字版框时用的。铁线的使用使我们想起元代人王祯《农书》中所说：“近世（13世纪）又铸钖作字，以铁条（铁线）贯之作行，嵌于盔（板框）内，界行印书。”
就是说，中国人在谷腾堡以前一百多年铸钖活字时，在字身铸出一个小洞，排版时将金属活字逐个以铁线通过小洞连贯起来，以防其摇动。铁线的妙用即在于此。值得注意的是，1468年在德国科隆由谷腾堡的弟子策尔（Ulrich Zell，fl.1440～1505）出版的《怡情少女颂》（Liber de laudibus ac festus gloriosae virginis）书中，有一页在当初排版时出现技术事故，正文中间排空处横放一个活字被印了出来（图17-15）。此活字周围空白，或只印出不完全的字迹。怎样出现这一事故暂且不作分析，我们却由此可以清楚看到谷腾堡时代金属活字的形状。谷腾堡的金属活字正如早先的中国钖活字那样，在字身一端留有一个小洞，我们认为这正是穿铁线用的，其妙用已如前述。中、欧金属活字在形制上竟如此一致，难道只是偶然巧合，而无技术影响吗？
关于活字铸造，美国印刷史家奥斯瓦尔德（JohnClydeOswald）认为，谷腾堡及其同时代人无疑用父型、母型（凸凹型）原理作成铸模，像后来的活字那样，当然是手工操作。以细砂或粘土为母型，而父型多以木作成②。先刻出木字，捺印于粘土中，取出木字，将熔化铅锡水浇入粘土模中，取出修整后即成铅活字。这同中国铸钖活字的工艺也是一样的。当然，后
来铸造方法有所改进。谷腾堡在舍弗帮助下还创制西文活字的印刷字体，即前述哥特体粗体字。他1450年所制活字字体较大，相当今24点或汉文七号字的四倍。1455年又铸出20点或汉文二号字（五号字的二倍）活字，用这种活字7000个，印刷《42行圣经》。
欧洲木版印刷初期因印刷品篇幅较小，版框上用刷子擦拭即可印刷，随着印刷品篇幅增加，用此法印欧洲产的厚麻纸时，字迹常常不清，因而改用压印法，即用压榨葡萄或湿纸时所用的立式压榨器。谷腾堡就用这种压榨器印书，此物为木制，底部座台上固定已排好字的活字版版框，上面的压印板借一铁制螺旋杆控制，可上可下。螺杆下部有拉杆，以人力推动拉杆，调整压印板所施加的压力。先用羊皮包以羊毛的软垫蘸墨，将墨刷在活字版上，再铺上纸，推动螺杆拉杆，通过压印板压力便印出字迹。因此这种装置便成为最早的印刷机，此印刷机为中国所无，是欧洲的产物。金属活字版印刷遇到的另一问题是着色剂的选择，实践证明，用雕版印刷所通行的墨汁不易附着于版面上，因金属硬滑难以吸墨。谷腾堡选用油墨为着色剂，将亚麻仁油煮沸，冷却后呈暗黑色，再加入少量蒸馏松树脂所得到松节油精（terebene）和碳黑，搅匀后放置数月即成适用油墨。谷腾堡用上述工艺一小时可印20多张，一天印300张左右。
三 欧洲金属活字印刷发展的中国背景
如前所述，谷腾堡以前及同时代其他欧洲人也作过活字实验，但他的工艺最为完善与成功，因而享有盛名。应当说他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完成这一突破的。从当时世界史视野观之，谷腾堡金属活字技术在他那时代是最好的，但不是最早的，因为在他以前中国和朝鲜已有了金属活字印刷实践。17世纪英国博学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5～1626）在《新工具》（Novumorganum，1620）中高度评价了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这些发明的重大意义，但却将其称为“来源不明的”发明。这就是说，在培根看来，谷腾堡以前还应有个发明活字技术包括金属活字技术的某个地方，虽然培根对谷腾堡的名字是相当熟悉的。
这倒底是什么地方呢？培根同时代人，具有海外长途旅行经历、视野更开阔的西班牙人胡安·冈萨雷斯·门多萨（Juan Genzalez de Mondoza，1540～1620）1585年在罗马首次用西班牙文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志》（Historia del gran regho de China）一书中，将欧洲印刷术（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的来源地明确告诉了他的欧洲读者。此书早在1588年已译成英文，可惜，培根没有读过这部著作，否则他就会知道他所说的那些发明都来自旧大陆另一端的中国。
门多萨是16世纪兼通中西情况的专家，今将他书中有关段落翻译如下：
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欧洲印刷术的发明始于1458年，由德国人谷腾堡所完成；据说第一台用以印刷的设备是在美因茨城制造的。从那以后，德国人康拉德（Conrad Sweynheim）将同样的发明带到了意大利，其所印刷的第一部书是圣奥斯丁（Saint Augustine or 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写的题为《上帝之城》（Decivitate Dei）的书，这是许多作者都同意的。然而中国人确信印刷术首先在他们的国家开始，他们将发明人尊为圣贤。显然，在中国人应用印刷术许多年之后，才经罗斯（Russia）和莫斯科公国（Moscovia，实指蒙古钦察汗国）传到德国，这是肯定的，而且可能经过陆路传来的。而某些商人经红海从阿拉伯费利克斯（Felix）来到中国，可能带回某些书籍。这样，就为谷腾堡这位在历史上被当作发明者的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看来很明显，印刷术这项发明是中国人传给我们的，他们的确对此当之无愧。更令人信服的是，今天还可看到德国开始发明前五百年中国人所印刷的许多书籍。我本人就有一本，我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印度群岛也见过另外一些中国书。埃拉达（Herrad or Martin de Rada，1533～1578）及其同伴从中国回到菲律宾时，带回他们在福州（Ancheo）城买的许多不同内容的印本书，这些书在中国不同地方印刷，其中大多数印于湖广省（Ochian，ieHou-quang）①。
那些不愿承认欧洲印刷受中国影响的西方作者，需要认真读读距今400多年前他们的先辈门多萨写的这部有关中国的早期著作。门多萨明确指出印刷术的发源地是中国，在欧洲印刷开始前几百年，中国就印书了。我们认为他所说的印刷术包括木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因为中国木版印刷至少早于欧洲750年，而活字印刷早于欧洲400年。门多萨又指出欧洲印刷术是通过陆路兼海路从中国传入的，而且为谷腾堡的活字技术研究提供了最初的基础。本节前已论述了欧洲雕版技术是从中国传入的，已无任何疑义。问题在于欧洲活字印刷是没有外来影响的独立发明，还是受到中国影响，仍要进一步讨论。
近代印刷无疑是从活字印刷发展起来的，这是事实；但活字印刷是在木版印刷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也是事实。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和技术继承关系。现代某些西方印刷史作者，将木版印刷与活字印刷割裂并对立起来，说它们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异，拒不承认中国活字技术对15世纪欧洲早期实验者的影响。他们只强调木版与活字版之间的差异而否定二者有共性，却忘记了木版印刷是所有印刷方式之本，木版印刷与活字印刷差异只在制版方式上不同，其余都是一致的。没有木版印刷的实践，不可能凭空出现活字印刷；不掌握木版印刷技术的人，也不可能作活字印刷试验。这两条技术规律适用于一切早期发展印刷的国家，亚洲如此，欧洲也不可能例外。
其次，非金属活字是最早的活字，金属活字是从非金属活字演变而来，二者的差异只在选材及制法方面，印刷原理是一致的。木活字又与木雕版有直系血缘关系，金属活字是泥活字和木活字的改进形式。只强调金属活字与非金属活字的差异、看不到它们之间有共性和技术遗传关系的人，一方面承认金属印刷机是从木制印刷机演变而来，另方面又否定金属活字是从木活字演变而来。他们利用双重标准研究印刷史，恐有欠客观。
事实上，中国早在欧洲之前很久就有了泥活字、木活字和金属活字的印刷实践，这些实践对欧洲的直接影响表现在：欧洲早期的木活字、金属活字在形制与制法上与中国有关活字极其相似。门多萨说中国为谷腾堡的活字技术研究奠定基础，这是千真万确的。中国发展活字领先于欧洲的那段时间间隔，足以能将活字信息陆海兼程地传到欧洲了。研制含锑的铅钖合金活字，是一种新事物，但原则上只能看成是对中国钖活字、朝鲜铜活字在化学成分上的一种改进。还不能认为是整个金属活字技术的一项发明，因为金属活字作为一项新事物是最先在中国出现的，接着在朝鲜获得发展。详见第十章第三节及第十五章第二节，此外不再重述。如果说谷腾堡有所发明，也只能说是在整个金属活字印刷史完成的局部发明，对此，我们并不想否定，而是给予充分肯定。
谷腾堡的贡献在于，他对中国传统活字印刷技术在活字化学成分、压印方式和着色剂使用这三个环节上作了重大改进，并创造性地将来源于不同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中国技术运用于基督教世界，在中、欧文化与技术交流史中立下新功。他不愧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活字技术作出改进的技术革新家和欧洲金属活字技术的奠基人。对中国而言，他之所以是革新家，因为在他以前中国已有了金属活字铸造、刷印和着墨的实践，但他作得比中国印刷工更好，他的工艺更适合于欧洲特点。对欧洲而言，他之所以是奠基人，因为在他以前没有任何欧洲人像他那样如此成功地研制了一套金属活字技术。他对中国和欧洲都作出了贡献。
评价谷腾堡时，必须从世界史的视野把他的历史位置摆正，不能把视野只局限于欧洲范围内，因为欧洲毕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把谷腾堡说成是整个活字印刷技术或整个金属活字技术的发明家，不但于理不合，亦与史实相违。如前所述，谷腾堡以前及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亚洲人和欧洲人也作了活字试验，尤其在木活字和金属活字印刷方面已取得成果，他们为他的铅活字试验开了路。对这些人的工作不能抹杀，要知道木活字、钖活和铜活字也是活字，没有作这些活字的实践，很难突然跳跃到铅活字。
还有人说欧洲人从中国得到的只是印刷的思想暗示或学到印刷术思想，但印刷方法是欧洲人自己搞出来的，并说“思想不是发明”（an idea is not an invention）①。这种说法难以服人。没有思想指引的实践是盲目实践，决不可能作出发明。所谓发明，是自觉运用某种思想在实践中作出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如果欧洲人对中国印刷方法一无所知，为什么他们早期的木版与活字形制以及制版、刷印、装订方式与中国那样相似？为什么他们的早期木版与活字版书一反传统而具有中国书的面孔？这分明是仿制，即按照已有方法或模式重复制造。被模仿的对象当然来自中国，而非欧洲自身，因为古罗马为他们留下的遗产只有印章、徽章和印花板，而没有活字技术思想和活字印刷品。当古罗马帝国解体，欧洲处于黑暗时代时，正是中国印刷文化光芒四射之际。到目前为止，西方史家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活字印刷是欧洲自身传统的产物，又无法否定先于欧洲的中国文化圈内活字（包括金属活字）印刷的客观存在，同时也举不出驳倒欧洲木版和活字技术受中国影响的反证，又不得不承认早期欧洲木版及活版具有中国同类印本书的面孔。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从中国寻找技术遗传基因吧。
四 活字印刷在欧美各国的发展
谷腾堡的金属活字技术在美因茨城成功地用于印书后，很快就扩散到德国其他城市和欧洲各国。1458年，他的助手普菲斯特（Albrechtpfister，fl.1400～1465）将此技术传到班贝格（Bamberg）城，并在那里印书，同一年他的另一合作者门特林（JohannMentelin，1410～1478）在斯特拉斯堡设立印刷厂，1466年出版德文《圣经》。1466年，谷腾堡的弟子策尔（UlrichZel
，fl.1430～1508）在科隆开业，40年内出版200种书。与门特林同时在斯特拉斯堡印书的还有埃格施泰因（HeinrichEggestein，？～1483）。1470年在奥格斯堡，普夫兰茨曼（JodocusPflanzmann）出版了插图本德文《圣经》，当然插图以木版刻成，同一年科隆的赫内南（ArnoldderHoernen）出版的书中首次加印页数及扉页（titlepage）。
1473年科贝格尔（AntonKoberger，？～1513）在纽伦堡设印刷厂，经营非常成功，雇工百人，印书达236种，又在瑞士巴塞尔和法国里昂设立分厂。其最著名的出版物为1513年刊行的《纽伦堡编年史》（NurnbergChronicle），共596页，内有1809幅木版插图、人物像和地图，以645块木版刻成，是德国活字版与木雕版的代表作。原来在谷腾堡工厂中工作的德国人鲁佩尔（BertholdRuppel），1468年在瑞士巴塞尔开始经营印刷业。1465年，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市郊的斯比阿科（Subiaco）村，由先前富斯特和舍弗雇用的斯韦因海姆（ConradSweyen-heim）和潘纳尔兹（ArnoldPannartz）二人建立意大利第一家活字印刷厂，两年间出版了《多纳德斯》、西塞罗（MarcusTuliusCicero，公元前106～前43）的《讲演集》及宗教文学著作二三种。所需活字、印刷器和油墨是用马车从德国运来的。1467年将工厂移至罗马，五年间刊行大量文学著作。1469年威尼斯出现了印刷厂，后来在佛罗伦萨、米兰等地也有了印刷厂。
法国国王查理七世（CharlesⅦ，1403～1468）听说谷腾堡研究成活字技术后，1458年特派造币局长让松（NicholasJenson，1420～1480）前往美因茨习得密法。让松在富斯特和舍弗经营的工厂内停留多年，掌握了活字技术。返国后赶上国王逝世，其子路易十一世即王位，对新技术并无多大兴趣，让松一怒之下离开故国，1470年前往威尼斯开始其印刷生涯，用优美的罗马体活字先后出版150种书。他的出走，使法国发展活字印刷推迟了好几年。1470年，法国不得不用高薪从瑞士巴塞尔请来克兰茨（MartinCranz）、格林（UlrichGehring）和弗里堡格（MichaelFriburger）三名德国人在巴黎建立了法国最初的活字印刷所，他们应索邦（Sor-bonne）大学教授菲谢（GuilaumeFichet）及加甘（RobertGaguin）之请，定居于巴黎。至1474年，法国印刷业迅速发展，1476年最早的法文版《法兰西编年史》（Croniques de France）在邦欧姆（Bonhomme）印刷所出版。1475年，西班牙最初的印刷者帕尔马特（Lambert Palmart）在巴伦西亚（Valencia）从事印刷，先后出版15种书。1473～1474年赫西（Hesse）在布达佩斯特设印刷厂，是匈牙利第一个印刷厂。在荷兰，曼西昂（Colard Mansion）于1475年在布鲁日（Bruges，今比利时境内）建立了印刷厂。二年后（1477）范得米尔（Vander Meer）和耶曼泽恩（Yemantszoen）二人于德尔夫特（Delft）出版《旧约全书》。
英国最早的印刷家是学者和纺织品商人卡克斯顿（Wiliam Caxton，1422～1491）。他曾将中世纪爱情小说《特罗伊的曲折史》从拉丁文译成英文（The recuyel
of the histoyes ofTroye），在去荷兰布鲁日经商时认识印刷家曼西昂，并在其印刷厂学得活字技术。1475年与曼西昂合作将此译本出版。这是用英文出版的第一部书。1476年卡克斯顿返回英国，于伦敦西敏寺（Westminster）建立英国第一家印刷厂，次年出版教皇的《赎罪券》，图17-17。1477年出版用英文写的《哲人格言及教导》（The dictes and sayings of the philosophers）。字体为哥特体粗体字，他印行30多种书。
北欧丹麦第一个印刷厂是斯内尔（Snell）在欧登塞（Odense）城于1482年建立的。葡萄牙的印刷厂是托雷达纳（Toledana）于1489年在里斯本设立的。欧洲国家中俄国活字印刷厂建立较晚，是费多罗夫（Fedorov）及姆斯季斯拉韦茨（Mstislavetz）奉伊凡四世之命于莫斯科建立的，四年间出版三册书，便逃到波兰，印刷所遭破坏，1589年再建新厂。从1450年谷腾堡活字技术研究成功之后，到1500年不到半个世纪内印刷厂已遍及欧洲各国，总共约达250家，出书2.5万种。每种以印刷300部计，则全欧洲在这段时间内出版600万部①。
美洲新大陆第一家印刷厂是西班人胡安·帕布洛斯（Juan Pablos）于1539年在墨西哥城建立的，新大陆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帕布洛斯1540年出版的西班牙传教会所编的天主教义之类的书，现藏于美国西班牙学会（Hispanic Society）。美国最早的印刷厂是1638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设立的，此厂内所需工具及活字为格洛弗（Jesse Glover）牧师为供哈佛学会（哈佛大学前身）的使用而从英国运来的，同行者还有英国印刷工斯蒂芬·戴（Stephen Day，1594～1668）及格洛弗全家，但船行至来美途中的大西洋上，格洛弗病死，斯蒂芬·戴按死者计划于剑桥建厂。此印刷厂最初出版物是1639年刊行的《自由人的誓约》（Freeman's Oath）及历书。1640年出版美国版的《圣诗篇》（Bay Psalm Book），刻字与印刷较为粗拙，所用印书机仍是老式螺旋压印机，但斯蒂芬·戴是美国最早的印刷工。然而这时的美国还没有造纸业，印刷用纸要靠进口。1690年在宾夕法尼亚州有了造纸业后，印刷业才有发展基础。北美洲加拿大拥有印刷厂时已迟到18世纪，印刷工来自美国和法国，至此活字印刷技术已遍及欧美。我们这节之所以要谈到谷腾堡完成其活字试验时所处的时代，因为这是中国印刷术在欧洲传播和进一步发展时期的一个高潮，而在谷腾堡时代我们仍能看到中国的技术影响。谷腾堡以后至近代机器印刷工业到来之前，欧美各国的印刷仍处于手工生产阶段，虽有若干改进，并未脱离原有工艺模式，实际上是谷腾堡技术的延续，因此，对这一过渡时期各国早期印刷发展概况作了简介。
附注
①Sir Henry Yule，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being a co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1866），rev. ed. by HenriCordier，vol. 1，p.196～200（London:Hakluyt Society Pubs，1913）
②刘宋·范晔，《后汉书》卷一百一十八，《西域传》，廿五史本二册，第2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③AndréBlum，Les origines dupapier.Revue Historique，1932，vol.1 70，p. 435；On the origin of paper，translated by H. M. Lydenberg，pp. 24 et seq.（New York: Bowker，1934）.
④Reinhart Dozy et Jan de Goeji（tr.），Description de l'Afriqueetde l'Espagne par Idrisi，Préface（Leiden: Bril，1866）.
①André Blum，On the origin of paper，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H. M. Lydenberg，pp.28～29（New York:Bowker，1934）.
②Thomas F. Carter，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2nd ed……revisld by L. C. Goodrich，pp.100～101（New York，1955）.
③Dard Hunter，Papermaking；The history and technigne of an ancient craft，2nd ed.，p.474（NewYork:Dover，1978）.
④Dard Hunter，op.cit.，pp.473，475.
⑤André Blum，On the origin of paper，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Les origines du papier，1932）by H. M. Lydenberg，pp.32～33（New York，1934）.
①DardHunter，Papermaking，op.cit.，pp.232～235.
②Wilhelm Sanderman，Die Kulturgeschichte des Papiers，pp.80～82（Berlin-Heidelberg，Springer-Verlag，1988）.
③Dard Hunter，Papermaking，op.cit.pp.232～235.
④Wilhelm Sanderman，Die Kulturgeschichte des Papiers，pp.80～82（Berlin-Heidelberg，Springer-Verlag，1988）.
①Wilhelm Sandermann，Die Kulturgeschichte des Papiers，p.83（Berlin-Heidelberg:Springer-Verlag，1988）.
①Hans Sachs und Jost Amann，Eygentliche Beschreibung aller St?nde auff Erden，hoher und niedriger，geistlicher und weltlicher，aller Künsten，Handwercken und H?ndeln，Bild 18（Frankfurta/M，1568）；Das Stāndebuch，114 Holzschnitten von Jost Amann，mit Reimen von Hans Sachs（Leipzig，1960）；Jost Amann's Kartenspielbuch （Den Haag:Couvreur，1975）；Atrue description of all trades，with six of the illustrations by Jost Amann（New York:Brooklyn，1930）；Dard Hunter:op.cit.，p.171（NewYork，1978）.
①Wilhelm Sanderman，Die Kulturgeschichte des Papiers，p.104（Berlin-Heidelberg，Springer-Verlag，1988）.
①Dard Hunter，op.cit.，pp.115～116.
②D. Hunter；op. cit.，p.479.
①Horatio G.Jones，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Ritenhouse paper mil，the first created in America，1690，Pe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1896，vol. 20，no.3，p. 315～333（Philadelphia）.
②D. Hunter；Papermaking；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2nd. ed.，p.526～539（New York:Dover，1978）.
③Ibid.，p.568.
①Dard Hunter，Papermaking.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2nd rev.ed.，chap.7，p.170f（New York:Dover，1978）.
①JeanBaptisteduHalde（réd.），Description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physiquedel'EmpiredelaChineetdelaTartarieChinois，4vols（Paris，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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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GabrielBretier，OudartFeudixdeBrequineyetSylvestedeSacy（réd.），Mémoiresconcernantl'histoire，lessciences，lesarts，lesmoeurs，lesusagesetcdesChinois，parmissionairesdePékin，16vols（Paris，1776～1814）.
④J.B.duHalde（réd.），Dupapier，del'encre，despinceaux，del'imprémerieetdelareliuredeslivresdelaChine.Descrip-tiondel'EmpiredelaChine，tome2，pp.237～251（Paris，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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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ne Robert Jacques Turgot，Oeuvres complètes de Turgot，éd. de Gustave Sc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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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潘吉星，巴尔札克笔下的天工开物，《大自然探索》（成都），1992，卷11，3期，第121～125页。
③HonorédeBalzac，Lesilusionsperdues（1843），p.111～112（Moscou:EditionenLanguesEtrangées，1952）.
④Ibid.，p.673.
⑤BenjaminFranklin，DescriptionoftheprocestobeobservedinmakinglargeshetsofpaperintheChinesemaner，withonesmothsurface.Transactionsofthe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Philadelphia），1793，p.8～10.
①SybilleGirmond，chinesischeBilderalbumzurPapierherstellung.HistorischeundstilistischeEntwickelungderIllust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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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Arts，métieresetculturedelaChine，réprésentédansunesuitedegravuresexécutéesd'āprèsparlesdessinsoriginauxdePékin，accompagnésdesexplicationsdonnéesparlesmissionairesfrancoisetétrangers（Paris，1815）.
③AdolfBenedello，ChinesischePapiermachereiim18.JahrhundertinWortundBild（FrankfurtamMain，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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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StanislasJulien（tr.），Fabricationdupapierdebambou.Revuedel'Orientetdel'Algerie（Paris），1856，vol.11，p.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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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D.Hunter，Papermakling.Thehistoryandtechniqueofanancientcraft，p.132（NewYork，1978）.
①D.Hunter，op.cit.，p.341.
①潘吉星，从造纸史看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接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1996，1期，第7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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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Christopher Dawson（ed.），The Mongol Mision，pp.171～172（London & New York:Shed & Ward，1955）.
①GeorgeSarton，IntroductiontotheHistoryofScience，vol.2pt.2，pp.1068～1069（Baltimore:Williams&WilkinsCo.，1931）.
②ArtherChristopherMoule，ChristiansinChinabeforetheyear1550，ch.7（London，1930）；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193～199，第203～2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引用时对译文作了少许改动。
③T.F.Carter著，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139页（北京，1957）。
①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②JosephNedhamScienceandChina'sinfluenceontheworld，in:B.Dawson（ed），TheLagacyofChina（Oxford，1964）；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第262～263页（沈阳，1986）
③庄司浅水，世界印刷文化史年表，第32頁（東京：ブツクドム社，1936）.
①ThomasF.Carter著、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第161，165～166页，注18，19（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②参阅前引Carter的书，汉译本166页，注21。引用时对译文作了改动。
①John Clyde Oswald，Ahistory of printing.Its developmentt hrough 500 years.chap. 24（New York，1928）；玉城肇译，《西洋印刷文化史》，第365頁（東京：鲇书房，1943）。
②参阅ThomasF.Carter，前引汉译本，第175页，译文为引者新译。
③JohnC.Oswald著、玉城肇译，西洋印刷文化史，第365页（東京：鮎書房，1943）。
①Theodore Law de Vine，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pp.119～120，203（New York，F.Hart，1876）
①PaulusJovius，Historiasuitemperis（1546），vol.1，p.161（Venezia，1558）；ThomasF.Carter，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2nded.revisedbyL.CaringtonGodrich，p.159，164～165，note4（NewYork:Ronald，1955）.有些译文笔者直接译自拉丁文原文。
②RobertCurzon，ThehistoryofprintinginChinaandEurope.PhilobiblonSociety（London）Miscelanies，1860，vol.6，pt.1，p.23.
③T.F.Carter著、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影响（1925），第1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①JohnC.Oswald，Ahistoryofprinting.Itsdevelopmentthrough500years，chap.22（NewYork，1928）；才スワルド著、玉城肇译，西洋印刷文化史，第333～334页（东京：鲇书房，1943）。
②RobertCurzon，AshortacountoflibrariesofItaly.MiscelaniesofPhilobiblonSociety（London），1854，vol.1，pp.6；HenryYule:ThebokofSirMarcoPolotheVenetian，concerningthekingdomandmarvelsoftheEast，3rded.revisedbyHenriCordier，vol.1，pp.138～140（London:Muray，1903）.
③PiereGusman，Legravuresurboisetd'eparguesurmetal，pp.37～38（Paris，1916）.
①Cf.TalbotBainesRed，AhistoryoftheoldEnglishletterfoundries（London，1887）.
②庄司浅水，世界印刷文化史年表，第35页（东京：ブツクドム社，1936）。
③关于谷堡其合者的事，参.Мрсуяо，оаyтнep（oкa1933）MurtrieThebok腾及作迹见B.ПокрквИгГeбгМcB，；cM，.Thestoryofprintingandbokmaking（NewYork1937）；A.Rupel:JohanesGutenberg.SeinLeberundseinWerk（Berlin，1939）.谷腾堡生年有1394，1397，1398，1399及1，400年等不同说法，笔者取1397年说。
①John Clyde Oswald，A history of printing.Its development through 500 years，ch. 2（New York，1928）；才スワルド著、玉城肇译，西洋印刷文化史，第14～24页（东京：鲇书房，1943）。
①John Clyde Oswald，A history of printing.Its development through 500 years，ch.22（Yew York）：才スワル著、玉城肇译，西洋印刷文化史，第335～336页（东京：鲇书房，1943）。
②JohnOswald，Ibid.
图17-15 1468年在科隆出版的《怡情少女颂》中排空处卧着的一个活字形象，取自Oswald的书
①JeanGenzalesdeMondoza，ThehistoryofthegreatandmightykingdomofChinaandthesituationthereof.TranslatedbyRobertParkein1588，ed.SirGeorgeT.Staunton，vol.Ⅰ，p.131～134（London:TheHakluytSociety，1853）.
①D.C.McMutrie，Thebok；Thestoryofprintingandbokmaking（1937），3rdrev.ed.，p.123（Oxford，1943）.
①庄司浅水，世界印刷文化史年表，第63页（东京，1936）。
知识出处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本书利用最新考古发掘资料，对出土文物的检验、传统工艺的调查研究和中外文献的考证，系统论述中国造纸及印刷技术的起源发展以及外传的历史，从而揭示出中国“四大发明”中两项发明的系统历史。全书共三编十七章，内容深入浅出，资料翔实，别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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