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日本是仅居中国之后最早发展印刷技术的国家，甚至比朝鲜半岛还要早四个世纪。大化革新（646）后，日本社会和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至奈良朝（710～794）达到全盛时期，在各方面极力模仿中国，凡中国所拥有的都想及时引入。这要归功于奈良朝具有相对安定和繁荣的社会环境。如第九章第二节所述，唐代女皇武则天（690～705）笃信佛教，下令雕印佛经并在全国兴建大云寺之际，日本称德女皇（764～770）也信佛，下令雕印佛经并在全国兴建国分寺，可谓无独有偶。女皇讳野姬（718～770），圣武天皇次女，母为光明皇后，天平十年（738）立为皇太子，749年受父皇禅让而即皇位，即孝谦天皇（749～758）。天平宝字二年（758）又让位于淳仁天皇（758～764），自称孝谦上皇，剃发为尼，拜僧道镜为国师。时外戚藤原仲麻吕（706～764）为太政大臣，见上皇宠信道镜而对己疏远，天平宝字八年（764）九月发兵反叛。上皇大怒，夺其官位，并发兵平息叛乱。同年，上皇废除淳仁，自己复位为女皇，史称称德天皇，故孝谦、称德为同一人。叛乱初起时来势很猛，上皇乃发弘愿，如能平叛，愿造百万佛塔，每塔置佛经一卷。
  因叛乱不得人心，旬日内即惨败。765年正月初一日，女皇为祝贺平叛胜利及重祚皇位，改年号为神护景云，任命国师道镜为太政大臣（宰相）。自此即进行造塔、刻经工作，各作百万枚，佛经选用《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根本》、《自心印》、《相轮》及《六度》四个陀罗尼经咒。陀罗尼日语称卜ラ二（torani），即梵文dhārani之音译，意即咒。再将经咒置于小木塔内，分置十大寺供奉，作为镇国之宝，后称百万塔陀罗尼。藤原继绳（727～796）《续日本纪》（794）卷三十《宝龟元年（神护景云四年，770）夏四月》条云：
  初天皇八年（764）乱平，乃发弘愿，令造三重小塔一百万基，各高四寸五分，基径三寸五分。露盘之下各置《根本》、《恋心》（即《自心印》）、《相轮》、《六度》等陀罗尼，至是功毕，分置诸寺，赐供事官人以下、仕丁以上一百五十七人爵，各有差。
  奈良《东大寺要录》卷四《诸院章》云：东西小塔院：神护景云元年（767）造东西小塔堂，实忠和尚所建也。天平宝字八年（764）甲辰秋九月一日，孝谦天皇造一百万小塔，分配十大寺，各笼《无垢净光陀罗尼》摺本。
  “摺本”是日本古代专用技术术语，读作すりほん（surihon），すり即印刷，“摺本”相当汉文“印本”。《东大寺要录》明确说十大寺供奉的陀罗尼是印本。这种不作读物而供寺院供奉的印刷品，古称“摺写供养”（作供奉的印本），以有别于“书写供养”（供奉的写本）。读日本古书时，宜理解其习惯用语含义，不能按汉文字面意思去理解。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密宗典籍，共一卷，长安元年（701）沙门弥陀山及法藏奉武则天女皇之命译出并出版，版框高5.4厘米，作卷轴装，置于舍利塔中作镇国、护国之宝。武周刊本印刷量相当大，在中国各地流行，而且很快就传到新罗和日本。日本金泽市龙渊寺旧藏唐天宝三年（744）石刻拓本，内有《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的《大功德聚陀罗尼》及《六度陀罗尼》，题款为“天宝三载岁次甲申二月十五日建”①。正仓院所藏天平九年（737）、十年（738）文书中都提到此经，说明唐代的“陀罗尼热”迅即烧到奈良朝的日本。我们认为传到日本的是武周刻本。《兴福寺流记》引天平宝字年（757～764）旧记称，天平二年（730）孝谦的母后光明皇后早就发愿造五重小塔，置《无垢净光经》于其中②。这当然是仿照中国的作法。正仓院文书中曾载天平宝字七年（763）五月十六日由义神师（道镜）奏准将此经自东大寺中取出③，此事发生于雕印前不久，说明东大寺藏有武周印本。女皇发愿造塔印经可能据道镜的建议，而其皇母光明皇后三十年前已有造塔置《陀罗尼》之先例，尽管数量不多。
  将百万卷陀罗尼印本（图15-15）装入塔中是奈良朝印刷的一大盛举。此工程由太政大臣道镜主持，之所以用雕版印刷，因为要提供百万份陀罗尼经，只有借机械复制方法才能在短期内完成，以便与造塔工程同步进行。《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篇幅不大，选其中四经咒，文字更少，一块印板即可刻成一咒，这样也可加快进度。所用底本与传入新罗的为同一系统，都是武周刻本。笔者将韩国发现的印本与奈良朝印本对比后，发现二者经文、异体字、版式等相一致，也说明日本是据武周印本翻刻的，而韩国出土本是武周原刊本。
  日本刻经是用唐代传入的技术，还是当地首创的技术，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是采用从唐代传入的技术①。秃氏祐祥（1879～1960）也指出：“从奈良至平安时代与中国大陆交通之盛行及中国文化予我国显著影响的事实观之，此陀罗尼之印刷决非我国独创的事业，不过是模仿中国早已实行的作法而已”②。秃氏还指出传授印刷技术的是754年渡日的中国高僧鉴真（687～763）一行人。据日本古书《三国传记》所述，鉴真在日主持印刷三部律典，虽所述并非原始记载，但鉴真一行传授印刷术可能性不可否定。鉴真未到日本前，在长安、洛阳居住十年之久，已掌握了建筑、雕塑、医药、造纸及印刷等技术，其随行弟子法进、法载、义静、昙静等二十多人必有懂印刷者。鉴真与称德女皇及道镜有十多年时间可供往来。鉴真及其弟子是道镜主持印刷的技术顾问，应是自然的事。
  《百万塔陀罗尼》在日本因属初次雕印，刀法不够纯熟，每行字有歪斜不齐者，以致一度误认为活字本。印纸亦不佳，皆麻纸及楮纸染以黄蘖。每经咒纸幅不一，《根本陀罗尼》直高1.8寸，横长1.84尺（5.4×55.2厘米），印38行字。《相轮》1.8寸×1.42尺（5.4×42.6厘米），每纸21行。《自心印》1.8寸×1.82尺（5.4×54.6厘米），每纸29行。《六度》1.8寸×1.52尺（5.4厘米），13行。每纸直高都是5.4厘米，横长则不等。每经咒皆一纸印成，行数、字数不等，每纸少则74字，多至200字，每行5字。《根本陀罗尼》字数最多，正文190字，加“无垢净光经·根本陀罗尼”十字，共200字。四经咒只刻四版即可，因印数大，要将每经刻成几版付印才能加快进度。
  现能看到两种刻版，出于同一刻工之手。两套印版要刻八块板，每版需要印12.5万张，共印百万份。据《延喜式》（927）载，纸屋院纸1.2×2.2尺（36×66厘米），则需要这样的纸11.4万张。所用纸粗厚，帘条纹粗0.9～1.6毫米，当由萱茎（沼茅）或竹条编成的纸帘抄出。因年久，现已由黄色变为茶褐色。放经的小木塔高13. 5厘米，底径10. 5厘米，分三重、七重及十三重塔数种，塔上九轮以蔷薇科樱木（Prunuspseudo-cerasus）制成，塔身露盘由松柏科桧木（Juniperuschinensis）制成。塔的露台中有一空洞，内置一枚经咒。制雕版的版材可能用的是樱木。
  天平宝字八年（764）起经六年至神护景云四年（770）四月，雕印完毕，女皇同年驾崩，光仁天皇即位，将该年改为宝龟元年。后世人称该版陀罗尼为宝龟版恐不确切，因光仁天皇即位前已完工，故应称为神护景云版或神护版。各寺供奉的陀罗尼印本后因战乱，散迭殆尽，只奈良法隆寺残存四万枚①，较多的是三重木塔中的《自心印陀罗尼》，《六度》最少。经咒未印年款及题记，人们不知其文物价值，19世纪明治年只用10日元即可得一枚陀罗尼，因而不少流入民间及海外。当不列颠博物馆将《自心印》展出后，经鉴定为当时最早的印刷品时，才引起日本重视，列为国宝。现各地共有万枚。此经印成后，日本遣唐使、学问僧可能携入中国以礼物相赠，然今已不知去向。此陀罗尼是木雕版，还是铜版或活字版，一度有意见分岐，甚至有人怀疑不是印刷品②。
  1965年日本印刷学会关西支部（大阪）专家研究后，确认为木版印刷品。学会会员井上清一郎依原样新刻成木版，可印12.5万份③。1960年前，百万塔陀罗尼本确是最早印刷品。称德女皇花五年七个月发动约31.6万人从事这一工作，砍伐大片林木，耗费许多纸墨，毕竟完成印刷史中的壮举。将印纸连起，估计有495公里长，比从东京到大阪或长安到洛阳的距离还要长得多④。称德几乎耗去国家大半资财刊印百万枚陀罗尼，但经咒为梵文汉字音译，没有可读性和社会效益。如果用这些资财刊印其他佛经，效益也许会好些。因而我们看到就在刊印经咒的同时（710～772），又从事手抄《一切经》的工作，费1102.5万张纸才抄出21部。
  木宫泰彦认为“自从神护景云四年（770）装入百万塔中的《无垢净光陀罗尼》刻版以来，直到平安朝（794～1184）中叶约278年之间，日本的刻版事业完全处于中断状态，没有任何可供考证的文献和遗物”①。情况或许如此，但我们觉得雕版印刷作为技术新事物一旦扎根日本，总不会枯萎二百多年。所谓“中断”，可理解为刊印经咒那种劳民伤财之举不会重演，平安朝前二百年内受大众欢迎的书还会出版，尽管数量不大。问题是平安末期皇室政权衰微，康平局面结束，由于长期内战，使该朝典籍毁于兵火战乱。986年由于僧奝（diao）然从北宋带回《开宝藏》刊本，从此印书事业有了新的转机。饱尝战乱苦难的日本大众需要从宗教中获得精神解脱。因而日本印刷再度复兴，印刷品多为佛经，自属意料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