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日本印刷之始
  日本是仅居中国之后最早发展印刷技术的国家，甚至比朝鲜半岛还要早四个世纪。大化革新（646）后，日本社会和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至奈良朝（710～794）达到全盛时期，在各方面极力模仿中国，凡中国所拥有的都想及时引入。这要归功于奈良朝具有相对安定和繁荣的社会环境。如第九章第二节所述，唐代女皇武则天（690～705）笃信佛教，下令雕印佛经并在全国兴建大云寺之际，日本称德女皇（764～770）也信佛，下令雕印佛经并在全国兴建国分寺，可谓无独有偶。女皇讳野姬（718～770），圣武天皇次女，母为光明皇后，天平十年（738）立为皇太子，749年受父皇禅让而即皇位，即孝谦天皇（749～758）。天平宝字二年（758）又让位于淳仁天皇（758～764），自称孝谦上皇，剃发为尼，拜僧道镜为国师。时外戚藤原仲麻吕（706～764）为太政大臣，见上皇宠信道镜而对己疏远，天平宝字八年（764）九月发兵反叛。上皇大怒，夺其官位，并发兵平息叛乱。同年，上皇废除淳仁，自己复位为女皇，史称称德天皇，故孝谦、称德为同一人。叛乱初起时来势很猛，上皇乃发弘愿，如能平
  叛，愿造百万佛塔，每塔置佛经一卷。
  因叛乱不得人心，旬日内即惨败。765年正月初一日，女皇为祝贺平叛胜利及重祚皇位，改年号为神护景云，任命国师道镜为太政大臣（宰相）。自此即进行造塔、刻经工作，各作百万枚，佛经选用《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根本》、《自心印》、《相轮》及《六度》四个陀罗尼经咒。陀罗尼日语称卜ラ二（torani），即梵文dhārani之音译，意即咒。再将经咒置于小木塔内，分置十大寺供奉，作为镇国之宝，后称百万塔陀罗尼。藤原继绳（727～796）《续日本纪》（794）卷三十《宝龟元年（神护景云四年，770）夏四月》条云：
  初天皇八年（764）乱平，乃发弘愿，令造三重小塔一百万基，各高四寸五分，基径三寸五分。露盘之下各置《根本》、《恋心》（即《自心印》）、《相轮》、《六度》等陀罗尼，至是功毕，分置诸寺，赐供事官人以下、仕丁以上一百五十七人爵，各有差。
  奈良《东大寺要录》卷四《诸院章》云：东西小塔院：神护景云元年（767）造东西小塔堂，实忠和尚所建也。天平宝字八年（764）甲辰秋九月一日，孝谦天皇造一百万小塔，分配十大寺，各笼《无垢净光陀罗尼》摺本。
  “摺本”是日本古代专用技术术语，读作すりほん（surihon），すり即印刷，“摺本”相当汉文“印本”。《东大寺要录》明确说十大寺供奉的陀罗尼是印本。这种不作读物而供寺院供奉的印刷品，古称“摺写供养”（作供奉的印本），以有别于“书写供养”（供奉的写本）。读日本古书时，宜理解其习惯用语含义，不能按汉文字面意思去理解。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密宗典籍，共一卷，长安元年（701）沙门弥陀山及法藏奉武则天女皇之命译出并出版，版框高5.4厘米，作卷轴装，置于舍利塔中作镇国、护国之宝。武周刊本印刷量相当大，在中国各地流行，而且很快就传到新罗和日本。日本金泽市龙渊寺旧藏唐天宝三年（744）石刻拓本，内有《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的《大功德聚陀罗尼》及《六度陀罗尼》，题款为“天宝三载岁次甲申二月十五日建”①。正仓院所藏天平九年（737）、十年（738）文书中都提到此经，说明唐代的“陀罗尼热”迅即烧到奈良朝的日本。我们认为传到日本的是武周刻本。《兴福寺流记》引天平宝字年（757～764）旧记称，天平二年（730）孝谦的母后光明皇后早就发愿造五重小塔，置《无垢净光经》于其中②。这当然是仿照中国的作法。正仓院文书中曾载天平宝字七年（763）五月十六日由义神师（道镜）奏准将此经自东大寺中取出③，此事发生于雕印前不久，说明东大寺藏有武周印本。女皇发愿造塔印经可能据道镜的建议，而其皇母光明皇后三十年前已有造塔置《陀罗尼》之先例，尽管数量不多。
  将百万卷陀罗尼印本（图15-15）装入塔中是奈良朝印刷的一大盛举。此工程由太政大臣道镜主持，之所以用雕版印刷，因为要提供百万份陀罗尼经，只有借机械复制方法才能在短期内完成，以便与造塔工程同步进行。《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篇幅不大，选其中四经咒，文字更少，一块印板即可刻成一咒，这样也可加快进度。所用底本与传入新罗的为同一系统，都是武周刻本。笔者将韩国发现的印本与奈良朝印本对比后，发现二者经文、异体字、版式等相一致，也说明日本是据武周印本翻刻的，而韩国出土本是武周原刊本。
  日本刻经是用唐代传入的技术，还是当地首创的技术，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是采用从唐代传入的技术①。秃氏祐祥（1879～1960）也指出：“从奈良至平安时代与中国大陆交通之盛行及中国文化予我国显著影响的事实观之，此陀罗尼之印刷决非我国独创的事业，不过是模仿中国早已实行的作法而已”②。秃氏还指出传授印刷技术的是754年渡日的中国高僧鉴真（687～763）一行人。据日本古书《三国传记》所述，鉴真在日主持印刷三部律典，虽所述并非原始记载，但鉴真一行传授印刷术可能性不可否定。鉴真未到日本前，在长安、洛阳居住十年之久，已掌握了建筑、雕塑、医药、造纸及印刷等技术，其随行弟子法进、法载、义静、昙静等二十多人必有懂印刷者。鉴真与称德女皇及道镜有十多年时间可供往来。鉴真及其弟子是道镜主持印刷的技术顾问，应是自然的事。
  《百万塔陀罗尼》在日本因属初次雕印，刀法不够纯熟，每行字有歪斜不齐者，以致一度误认为活字本。印纸亦不佳，皆麻纸及楮纸染以黄蘖。每经咒纸幅不一，《根本陀罗尼》直高1.8寸，横长1.84尺（5.4×55.2厘米），印38行字。《相轮》1.8寸×1.42尺（5.4×42.6厘米），每纸21行。《自心印》1.8寸×1.82尺（5.4×54.6厘米），每纸29行。《六度》1.8寸×1.52尺（5.4厘米），13行。每纸直高都是5.4厘米，横长则不等。每经咒皆一纸印成，行数、字数不等，每纸少则74字，多至200字，每行5字。《根本陀罗尼》字数最多，正文190字，加“无垢净光经·根本陀罗尼”十字，共200字。四经咒只刻四版即可，因印数大，要将每经刻成几版付印才能加快进度。
  现能看到两种刻版，出于同一刻工之手。两套印版要刻八块板，每版需要印12.5万张，共印百万份。据《延喜式》（927）载，纸屋院纸1.2×2.2尺（36×66厘米），则需要这样的纸11.4万张。所用纸粗厚，帘条纹粗0.9～1.6毫米，当由萱茎（沼茅）或竹条编成的纸帘抄出。因年久，现已由黄色变为茶褐色。放经的小木塔高13. 5厘米，底径10. 5厘米，分三重、七重及十三重塔数种，塔上九轮以蔷薇科樱木（Prunuspseudo-cerasus）制成，塔身露盘由松柏科桧木（Juniperuschinensis）制成。塔的露台中有一空洞，内置一枚经咒。制雕版的版材可能用的是樱木。
  天平宝字八年（764）起经六年至神护景云四年（770）四月，雕印完毕，女皇同年驾崩，光仁天皇即位，将该年改为宝龟元年。后世人称该版陀罗尼为宝龟版恐不确切，因光仁天皇即位前已完工，故应称为神护景云版或神护版。各寺供奉的陀罗尼印本后因战乱，散迭殆尽，只奈良法隆寺残存四万枚①，较多的是三重木塔中的《自心印陀罗尼》，《六度》最少。经咒未印年款及题记，人们不知其文物价值，19世纪明治年只用10日元即可得一枚陀罗尼，因而不少流入民间及海外。当不列颠博物馆将《自心印》展出后，经鉴定为当时最早的印刷品时，才引起日本重视，列为国宝。现各地共有万枚。此经印成后，日本遣唐使、学问僧可能携入中国以礼物相赠，然今已不知去向。此陀罗尼是木雕版，还是铜版或活字版，一度有意见分岐，甚至有人怀疑不是印刷品②。
  1965年日本印刷学会关西支部（大阪）专家研究后，确认为木版印刷品。学会会员井上清一郎依原样新刻成木版，可印12.5万份③。1960年前，百万塔陀罗尼本确是最早印刷品。称德女皇花五年七个月发动约31.6万人从事这一工作，砍伐大片林木，耗费许多纸墨，毕竟完成印刷史中的壮举。将印纸连起，估计有495公里长，比从东京到大阪或长安到洛阳的距离还要长得多④。称德几乎耗去国家大半资财刊印百万枚陀罗尼，但经咒为梵文汉字音译，没有可读性和社会效益。如果用这些资财刊印其他佛经，效益也许会好些。因而我们看到就在刊印经咒的同时（710～772），又从事手抄《一切经》的工作，费1102.5万张纸才抄出21部。
  木宫泰彦认为“自从神护景云四年（770）装入百万塔中的《无垢净光陀罗尼》刻版以来，直到平安朝（794～1184）中叶约278年之间，日本的刻版事业完全处于中断状态，没有任何可供考证的文献和遗物”①。情况或许如此，但我们觉得雕版印刷作为技术新事物一旦扎根日本，总不会枯萎二百多年。所谓“中断”，可理解为刊印经咒那种劳民伤财之举不会重演，平安朝前二百年内受大众欢迎的书还会出版，尽管数量不大。问题是平安末期皇室政权衰微，康平局面结束，由于长期内战，使该朝典籍毁于兵火战乱。986年由于僧奝（diao）然从北宋带回《开宝藏》刊本，从此印书事业有了新的转机。饱尝战乱苦难的日本大众需要从宗教中获得精神解脱。因而日本印刷再度复兴，印刷品多为佛经，自属意料中事。
  二 平安朝、鎌仓和室町时代的雕版印刷
  奝然（951？～1016）俗姓藤原氏，出身名贵，但不喜利禄，遂剃发为僧，天录年（970～992）以来萌发入宋五台山佛教圣地巡礼求法之念。据其弟子成算《成算法师记》等书所述，983年奝然率成算等五六人乘宋商陈仁爽、宋仁满之船于浙江靠岸，至扬州开元寺、洛阳白马寺、山西五台山等名刹巡礼②。又赴汴京（今河南开封）晋见宋太宗，986年再搭宋商郑仁德船归日本，带回宋太宗所赐《开宝藏》及十六罗汉像等。《宋史》卷四百九十一《日本传》称：
  雍熙元年（984）日本国僧〓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令》、《王年代记》各一卷。奝然衣绿，自云姓藤原氏，父为真连，真连其国五品官也。奝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云，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太宗召见奝然，存抚之甚厚，赐紫衣，馆于太平兴国寺。..其国多有中国典籍，奝然之来，复得《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皆金缕红罗褾，水晶为轴。《孝经》即郑氏注者，越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奝然复求诣五台[山]，许之，令所过续食。又求印本《大藏经》，诏亦给之。二年（985），[郑]仁德还，〓然遗其弟子喜因奉表来谢③）。奝然向宋太宗所献《职员令》，应是飞鸟朝（593～710）朝臣藤原不比等（659～760）奉敕于701年撰成的《大宝律令·职员令》。太宗因其献中国少见的汉儒郑玄（127～200）注《孝经》及唐太宗皇子越王李贞著《孝经新义》残卷而喜，遂应其请，赐《大藏经》一部。据1072年入宋僧成寻（1011～1081）《参天五台山记》熙宁六年（1073）三月廿三日条载：“[御]赐《大藏》一藏及新译注二百八十六卷，现在日本法成寺藏内”，可见984～1073年九十年间，奝然带回的宋刊藏经及其他人带回的新译注佛经286卷仍在京都法成寺保存并发挥作用。当时僧人曾云集此寺抄录或校订佛经。北宋精刊本《开宝藏》的东渐，对日本刊印佛经给予很大的激发并提供善本。此后刊经之事史不绝书，虽尚未翻刻全藏，但零散的印本如雨后春笋。
  木宫泰彦引平安朝后期公卿日记及文集开列了1009～1169年出版单本佛经的一览表。在这160年间所刊佛经达8601部、2058卷，多由公卿及皇室出版。如藤原道长（967～1027）日记《御堂关白记》称，宽弘六年（1009）十二月十四日出版《法华经》千部。《小右记》称长和二年（1041）十月十七日刊行《法华经》千部。《台记》载仁和四年（1154）六月八日，藤原赖长为祈求白河上皇脑病痊愈，刻印《药师经》千卷。《兵范记》载喜应元年（1169）白河上皇为皇子修冥福，雕印《法华经》千部、《无量义经》、《观音贤经》、《阿弥陀经》及《般若心经》各350部，一年内即刊印2400份佛经①。以上是在平安京（今京都）刻印的。
  至于南都（今奈良），也继续刊印佛经。1088年藤原氏氏寺南都兴福寺刊印法相宗的《成唯识论》十卷，卷尾有下列题款：
  兴福伽蓝（寺）学众诸德，为兴隆佛法，利乐有情，各加随分财力，课工人镂《唯识论》一部十卷模。宽治二年（1088）三月廿六日毕功。愿以此功德回向诸群类，往生内院（净土），闻法信解，证唯识性，速成佛道。模工僧观增②。此刻本原藏奈良东大寺尊胜寺，今移入奈良国立博物馆。这部佛经的出版揭开了后来“春日版”的序幕。元永二年（1119）南都又雕印唐代法相宗僧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是对《成唯识论》的注疏本，此刊本板木现存兴福寺北圆堂。经卷卷尾题记云：
  山堦之寺，法相之徒，往年（1088）结构镂《论》模。然《疏》阙而有恨，半珠得而无足。爰去天永中庚寅之年（1110）学众佥议令刻，义灯送三载之岁，毕七轴之功。同四年癸巳（1113）更俾雕《疏》模，于时僧祗之财为法竭矣。至于元永中己亥（1119）经七年营方了。模板四百余枚，镂匠八九许辈，如雇天工，神又妙也。..模工僧延观。
  文内“天永”、“元永”为鸟羽天皇时的年号，《论》指《成唯识论》，《疏》为《成唯识论述记》。上段话大意是，山堦之寺（奈良兴福寺）法相宗徒1088年曾刊印《成唯识论》，因无注疏本，是以为憾。1110年僧众聚议再刊注疏本，由义灯用三年断续刻成9卷。1113年起继续刻版，因财力不足，进展缓慢。至1119年才刻完（共20卷），用刻板400余块，有刻工八九人参与。最后由刻工僧延观总其成。此人即前刻《成唯识论》者。有几个日本古代术语要说明，日本将印板称“形木”或模板，刻工称“模工”，印本称“摺本”，而将印刷称为“摺写”或“摺”，雕刻称“雕镂”或“镂”，因之刻工亦称“镂匠”。读日本古书时，宜掌握这些术语含义。
  上述1119年刻印的《成唯识论》为卷子本，共40纸，每纸纵八寸九分、横一尺七寸（26.7×51厘米），版面高八寸一分（24.3厘米），每版40行，行21字，刻以写经体字。因财力不足，每版双面刻字。春日版还包括兴福寺僧晴秀1150年刻印的《大乘法苑义林》7卷、沙门永尊之1173年刊《法华摄释》4卷等。与此对应的是延历寺系统刊印的天台宗佛经三部60卷。大治年（1123～1131）成书的《二中历》卷三称，印本有《摩诃止观》10卷、《文句》10卷等。除此，在高野山有1096年刊《法华经》、1165年刊《般若心经》等，这些经通称“高野版”。高野山因而成为平安朝京都、奈良以外另一印刷地点。刊本多为中国汉文原典重刊本，日本人作品只有《往生要集》（1168年刊）一书。此书属净土宗，题记云：《往生要集》者，一代圣教之肝心，九品往生之目也。流布之虽多，摺写之本惟少。仍雕文字于形木，整句偈于贯花。..时仁安三年（1168）六月十九日雕刻毕①。
  高野山出版的密宗佛经有《六字神咒王经》，刊于1120年。平安朝所刊佛经有两种，一是摺写供养本，供奉于寺院作许愿用；二是实用本，供诵读用。实用本社会效益大，推动了印刷业的发展。
  平安朝之后是鎌仓时代（1184～1333），此时国家实权落入征夷大将军源赖朝（1147～1199）及其后继者手中。源氏在鎌仓（今神奈川县鎌仓市）经营的政权改称“幕府”，行使政府职能，天皇已形同虚设。封建武士集团的幕府专政此后持续近700年，但这种局面未能阻止印刷业发展。1202年在南都奈良再次开版法相宗的《成唯识论》，刊记为“为春日四所之神恩，敬雕《唯识》十轴之论模”，因此时南都刊本佛经题记都赞颂春日明神之威德，而且除源氏家寺兴福寺外，春日神社也刊经，后来将这类刻本称为“春日版”。最初刊本作卷轴装，刻写经体字，很快易为“折本”，即经折装。1213年刊《瑜伽师地论》，1222年刊《因明正理门论》，都与法相宗有关。春日版佛经较多，愿主多是僧人和源氏家族，模工也是僧人，僧人刻版因而形成传统，这是与中国不同的。所据底本仍是宋《开宝藏》中的本子。
  鎌仓时代时，宋代佛教禅宗和儒家理学传入日本。宋代理学家兼涉禅学，而宋僧又多治“外典”（儒学），是儒学与佛学在理论上相互渗透的结果。日本入宋的学问僧和留学生受这种影响，便将这新的学风带回国，很快在宗教界产生反响，因此一些寺院除刊印佛经外，也兼刊儒典，形成印刷史中的新动向。佛僧刊儒典开始时有点羞答答的，不肯具姓名。如“陋巷子”以宋刊本为底本1247年印《论语集注》10卷，据说是日本出版儒典之滥觞。此后1322年僧素庆也据宋本翻刻《古文尚书孔子传》13卷，可作为僧人刊儒典之范例。平安朝纪伊国（今和歌山县）高野山刊佛经的传统，一直持续到鎌仓时代，如1253年刊《三教指归》，今存高野山正智院。高野版多与密宗有关，以厚纸两面印字②，装订多为“粘叶装”，类似中国的蝶装，因双面有字，翻阅时更便。
  鎌仓时代战乱不已，从足利尊（1305～1358）任征夷大将军时又进入另一时代。至其后继者足利义满（1358～1408）建幕府于京都室町，称室町幕府或足利幕府，历史上将足利幕府统治时期称为室町时代（1336～1408）。中经经南北朝（1336～1392）对立，至足利义满时南北统一，经济一度回升，又与明保持经济与文化交流，印刷再度发展。此时禅宗已扩及到京畿，以京都南禅寺、天龙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这五寺为中心形成禅宗各派根据地，称“五山”，效法中国“五山十刹”的名法。1337～1427年间五寺出版很多佛经及杂书，包括儒典诗文、医学方面宋版书的翻刻本，五山僧也刊自己写的书，形成五山印刷文化。战乱时，五山成为一块文化乐土，所刊书通称“五山版”，达数百种。此时所刊诗文集有1325年刊的《寒山诗集》，1359年刊《诗法源流》。值得注意的是正平十九年（1364）僧道祐印《论语集解》（图15-16），称正平版《论语》。此本今存南宗寺。鎌仓时代因幕府将军支持，曾有开雕《大藏经》计划，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但据中国传来的福州版藏经出版了五部大乘经，共200卷，皆传世。
  当中国元末社会动乱之际（13世纪后半），不少闽、浙刻工东渡，将宋元高度发达的印刷技术直接传到日本。福建刻工俞良甫、陈孟荣、陈伯寿等人①1367年到日本，在京都参加五山版刻书工作，甚至自行开业。其中俞良甫（1340～1400在世）福建莆田人，寓居京都嵯峨，协助天龙寺刻书，也自行刻书，如1370年刊《月江和尚语录》，1371～1374年刊《李善注文选》60卷，1372年刊《碧山堂集》，1374年刊
  《白云诗集》。1384年再刻北宋僧契嵩《传法正宗纪》（图15-17）。此书叙述禅宗历史，卷尾题记云：“福建兴化路莆田县仁德里人俞良甫，于日本嵯峨寓居。凭自己财物置板流行。岁次甲子（1384）孟夏月日谨题。”
  1387年俞良甫又出版《新刊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集》，1395年刊《般若心经流》及《昌黎文集》等书。其他中国刻工也在日本刻了不少书。他们的到来为五山印刷文化带来生机，打上中国的烙印，使五山版与其他日本版书更具独特风格。首先，五山版有相当多的非宗教书，扭转过去一味
  刊佛经的印刷格局，丰富印刷品内容。其次，日本印书多写经体字，字体各异，而五山版仿宋版字体，印刷字体划一。书的版面也沿宋元版版式，装订取“袋缀本”形式，相当中国的线装。五山版刻印方式对后来日本印刷产生很大影响。室町时代以前的日本手抄或出版的汉文古书，像古代中国书一样都是无标点本。
  日本年青人读时需由师傅指导加句点、注音，也就是施加训点。所谓“训点”指在汉字旁加片假名注音和句点，并在汉字间加假名表示语法关系，以便阅读。最早的训点本或和点本出现于应永五年（1398）约斋居士道俭出版的《法华经》中，书内附嘉庆元年（1307）的跋语：
  《法华经》倭点者，盖为本国僧俗男女至于灶妇、贩夫通汉音者而所设也。……又倭字俗谓之假名字，经曰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是约斋居士不坏假名而谈实相，所以流通倭点者欤。若复有人于不执卷，常诵是经，则居士拾财镂板厥功也不虚矣①。
  但室町时代这类训点本只是个别事例，多数刊本仍是无标点本，从17世纪以来日本出版的汉籍中才出现更多的训点本。
  三 活字印刷之始
  室町末期幕府与皇室间及幕府军方内部间为争权而交战达十年（1467～1477），京都附近成了战场，各寺院以及文物、典籍、书版多遭摧毁。日本进入群雄割据达百多年的战国时代（1467～1568）。此时印刷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最后武将织田信长（1537～1582）在混战中取胜，得以据京都号令列岛。他死后，部将丰臣秀吉（1537～1598）成为继承者，1590年统一全国。史称织田及丰臣的幕府统治期间为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0）。因织田在琵琶湖旁建安土城为根据地和丰臣晚年居桃山城（原伏见城）而得名。这个时代出现了活字印刷，活字技术首先于1590年来自欧洲，此时意大利耶稣会士范礼安（字立山，AlexandreValignani，1538～1606）自澳门来日本，日本史书称他为伴天连。他在九州登陆，随带西洋活字印刷机、西文活字和铸字、印刷工若干人前来，时值丰臣秀吉掌权。范礼安在九州的天草、加津佐及长崎办的神学校或教会，以活字印西文及日文书，称为吉利支丹版，吉利支丹是Christian（基督教徒）之音译。所印的书不少，后因禁教令下，传本稀见。当时活字技术掌握在意大利教士等少数人手中，未在社会上流传，对日本印刷未产生太大影响。
  对日本有影响的是从朝鲜传入的东亚传统活字技术。军阀丰臣秀吉1586年成为太政大臣后，元录元年壬辰（1592）发生侵朝战争，因受到中、朝联军奋力抵抗而以失败告终。但日军在朝鲜看到活字印书，遂将活字版书、数以万计的铜活字、铸字工带回日本，次年（1593）以活字刊印《古文孝经》一卷。但当局还不知道范礼安此时已在九州岛悄悄用西洋活字机印吉利支丹异教书籍。当时的后阳成天皇（1586～1610）好文学，急思以朝鲜传来的活版技术印书，前述《古文孝经》即天皇下令刊行的，故称敕版。1597年又以活字印《锦繍段》，题记曰：“兹悉取载籍文字，镂一字于一梓，基布诸一板。印一纸，才改基布，则渠禄亦莫不适用。此规模顷出朝鲜，传达天听（天皇），乃依彼样使工模写（印刷）焉。”
  1597年还出版活字本《劝学文》，题记亦曰：“命工每一梓镂一字，基布之一板印之。此法出朝鲜，甚无不便。因兹模写此书。庆长二年（1597）八月下澣”（图15-18）。
  这段话可译成如下现代汉语：
  “命刻字工在每一木活字块上刻一字，再将各活字植于一板上，然后印刷。这种方法来自朝鲜，甚为方便，因而用来印此书。庆长二年八月下旬。”
  在此之后，1599年又刊行活字本《日本书纪·神代纪》、《职原钞》及《四书》。1603年再刊《五妃曲》、《阴虚本病》。因以上书皆为后阳成天皇敕命出版，故称“庆长敕版”。每部书发行量约200，都是木活字本，传世者有《日本书纪》及《劝学文》等①。
  四 江户时代印刷术的大发展
  丰臣秀吉1598年死后，其近臣分裂，经过校量，最后武人派首领德川家康（1542～1616）取胜，1603年任右大臣及征夷大将军，遂在其据点江户城（今东京）建幕府，史称德川幕府执政时期为江户时代（1603～1868）。德川家康执政时注重儒学尤其朱子学，使之成为官学。为发展文教事业，设国家图书馆红叶山文库，庆长四年（1599）德川家康于伏见城建学校，刻木活字十馀万，用以刊《孔子家语》等书，八年内出版木活字本8种80册，称“伏见版”，其中包括吉田兼好（1283～1350）用日文假名写的《徒然草》（1336）。前述庆长敕版活字本实际上也受到德川家康的支持，他对发展活字技术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在世时1603～1616年还以铜活字印书，如1607年山城守直江兼续（1560～1619）于京都要法寺以铜活字刊《五臣注文选》，世称直江版，今传世。而1608年以后数年间京都嵯峨的素封家角仓素庵及本阿弥光悦曾刊行《伊势物语》（901）（图15-19）等20多种日文书，多用草书平假名活字印出，称为嵯峨本或角仓本。《伊势物语》是平安朝成书的著名古典文学作品，此活字本还有雕版插图。假名活字很像中国回鹘文活字，木活字块上将若干草体平假名字母连刻在一起，在日本是创举。所用印纸为染色云母纸。1605年德川家康将幕府大将军位让与其子德川秀忠（1579～1632）后，自己退居骏府（今静冈）视政。1615年他于骏府令林罗山等主持铸铜活字，出版《大藏一览》125部，1616年再刊日本著名的《群书治要》（1306）60部，也称骏河版。此时使用大小铜活字十余万个（图15-20）。
  江户时代与前代不同，出版佛经不再是印刷的主流，但刊刻《一切经》或《大藏经》的巨大工程此处不能不提。自镰仓时代起日本僧众即有此宿愿，虽世代努力一直没有如愿。江户时代已拥有足够实力从事大规模印刷，而且中国、朝鲜不同版本藏经皆已传入，可资借鉴。宽永十四年（1637）大僧正天海（1536～1643）受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兴（1604～1651）之蓝、黑三色印刷，卷三中的算盘珠印以朱色。但系统用红绘法印浮世绘是从奥村政信开始的。此后铃木春信于1764年在板木师金六帮助下对套色法加以改良，完成特殊的多色摺版技术，世称“锦绘”，实即中国的饾版或多色套印技术。此法一出现，震撼了浮世绘界。宽延年间（1748～1750）翻刻中国《芥子园画传》（1679）时，不得不想尽办法重现原作彩色画面，因而促进锦绘的出现，可见江户时代套印技术是在中国影响下产生的，而协助铃木春信的金六就可能是中国人。宽政三年（1791）出版的《古今名物类聚》中，48幅插图已出现红、蓝、紫、青、薄青及黄紫等多种颜色。浮世绘版画题材广泛，人物生动，皆工笔白描勾出，具有珍贵史料价值，受到各国读者喜爱，是日本印刷文化宝库中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