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日本从何时起自行造纸，要重新研讨。人们通常引《日本书纪》卷二十二《丰御食炊屋姬天皇纪》，认为于610年始行造纸。此天皇为一女皇，即推古天皇，593年即位后由圣德太子（574～622）摄政，圣德死后才亲政。《日本书纪》卷二十二称：“十八年（610）春三月，高丽王贡上僧昙征、法定。昙征知五经，且能作彩色及纸、墨，并造碾硙，盖造碾硙（wèi）始于是时欤”③。
  推古天皇十八年相当隋炀帝大业六年、高句丽婴阳王二十一年（610），将日本造纸起始时间定在这一年肯定为时过晚。
  近年来日本纸史家都认为日本在610前就已造纸④⑤，笔者亦深有同感。《日本书纪》只是说从高句丽来日本的僧人昙征兼通儒学，会造颜料和纸墨，并未说日本造纸始于此人，倒是认为“碾硙始于是时”。其实一般石碾、石磨在这以前日本已有之，此处所指或许是水磨。从昙征兼通儒释及技术的知识背景观之，他应是高句丽国王按日本要求遣来的中国人。日本从5～6世纪后继续网罗留在朝鲜半岛的汉人人材，尤其晋末至南北朝中国战乱时移居半岛去的汉人。因此，昙征、法定这批人与先前百济送往日本的王仁等不同，在日本属于“新渡汉人”。
  昙征来时正值圣德太子推行新政，大力发展经济、文化之际，其才能包括造纸、制墨等技术会得到充分发挥。圣德太子为发展造纸生产，令国内遍种楮树，是在昙征指导下进行的①。于是造纸地区扩及全国，不能否定昙征在促进日本造纸发展中的贡献。但种种迹象表明，推古朝以前日本早已造纸。《日本书纪·钦明天皇纪》载，钦明元年（540）下令在全国编制秦人、汉人等诸蕃归化人户籍。同书卷十二又称在这以前履中天皇四年（403）秋八月戊戍（二日）“始之于诸国置国史，记言事达四方之志”。大和朝廷编制户籍，在各国置史官修国史，要耗用大量纸，靠从中国和朝鲜半岛进口是满足不了需要的。可以说至迟在400～500年日本已造纸，这可能是时间下限。
  明确谈论日本造纸起始的早期作品是宽文八年（1668）出版的《枯杭集》（图15-11）。此书稀见，以古体日文写成，未署作者姓名，但必是通晓本国史籍的学者。《枯杭集》共6卷，其卷二写道：
  この国に昔时記私といふ人、すきはじめりなり。それより以前には木札にかきて文をつかはすなり、それより御札と申すにこの故事也②。
  我们将其译成相应汉文如下：“本国（日本国）昔时有称为记私之人者，始行造纸。此前以木札书文，故所谓“御札”者。即此典故也。”
  这条史料是日本纸史家关义城1972年在《关于我国最早的抄纸师》一文③内首先提到的，并指出除《枯杭集》外，《有马山名所记》（1672）、《人伦训蒙图汇》（1690）、《笔宝用文章》（1746）、《大宝和汉朗咏集》（1823）及《かな（假名）古状揃》（1772～1778）等书都载明记私是日本最初造纸的人，但均未对此人作进一步介绍。关义城认为“记私恐怕是在昙征来朝（610）以前渡来的造纸者，也许是移居日本的高丽人。我国学者今天还很少有人论及”。自关氏论文发表后至8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注意到此史料的重要性，频加引用，但至今仍未弄清记私为何许人也。认为《枯杭集》作者为什么将记私奉为纸祖，将成为今后的研究课题。
  我们讨论日本造纸起源时，自然也无法回避有关记私这条史料，愿陈管见以就教东瀛同道者。按记私日语发音为きし（Kishi），我们认为此即前引《古事记》卷中所载百济王派往日本向天皇献《论语》和《千字文》的和迩吉师（ねにきし，WaniKishi），记私、吉师为同一日语きし发音的不同汉字表音方式。实际上此人就是《日本书纪》卷十所述从百济来日本的五经博士王仁。王仁、和迩在日语中都读作ねに（Wani），为同一人，我们已证明他是中国汉人。他作为汉高祖刘邦后裔，在百济被视为最博学的人，日本也视之为奇才异能之士。因而吉师、记私是对王仁尊称。《枯杭集》所说“称为记私的人”实即王仁①。
  《古事记》之所以将王仁称为和迩吉师，因该书用类似“万叶假名”的文体写的，以汉字标和音，而《日本书纪》则以汉文写之，于是出现对汉人姓名用字上的差异。就是说，《枯杭集》作者认为王仁是在日本最初的造纸者。其所以不称和迩吉师而作记私，说明另有《古事记》以外的日本其他古史资料为据。这条重要史料将日本造纸起源从7世纪昙征渡日时代，追溯到更早的王仁、弓月君和阿知使主大批中国人从朝鲜半岛来日本定居后的时代，即4～5世纪。这种可能性极大。因此时相当中国晋一十六国，中国人用纸已有六七百年历史，王仁等早已习惯用纸书写，在日本因工作需要，见当地不产纸，就会组织从乐浪、带方来的汉人工匠生产麻纸。王仁、阿知使主集团属于汉氏，在河内（今大阪）经营的手工业中又增加造纸这一行。待弓月君的秦氏集团迁入山城（今京都）后，便营建农业和手工业基地。京都纸屋川是奈良时代（710～794）造纸中心，有可能继承秦氏之遗钵。当时生产规模可能不大，但足以满足需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5世纪初大和朝廷能在各国置史官修国史，因已有当地纸的供应。
  日本自行产纸后，很快就迎来了飞鸟时代（592～710）。此时因圣德太子摄政（592～622），日本造纸业获得发展。圣德笃信佛教，兼通儒术，公元609～616年以汉文著《法华经》、《维摩经》及《胜鬘经》的《三经义疏》，在国内兴建佛寺。610年中国高僧昙征来朝后，圣德令其指导在国内遍种楮树，因而继麻纸之后，楮皮纸生产的推广是飞鸟时代造纸的新标志。圣德推行的新政为此后继承者完成的“大化革新”开了路。他们与大唐帝国建立邦交，派众多留学生、学问僧入唐，全面引进中国科学文化。大化革新以孝德天皇（645～654）即位次年即大化二年（646）发布《改新之诏》为开端，以从中国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为这一运动的骨干。诏书中宣布废除贵族私有土地的部民制（农奴制），确立新土地制《班田收授法》，统一全国租税，建立中央官制，改革旧俗等。在此基础上又参考唐律颁布《近江令》、《飞鸟净御朝廷令》、《大宝律令》及《养老令》，使法律及典章制度完备，日本由此进入律令制封建社会。
  在实施新土地及税收制过程中，要作全国人口调查、户籍编制和土地丈量等，其结果要登记成册。中央及地方文书及儒释经典抄录要消耗大量纸张，因而除中央设纸屋院外，各地亦有纸坊。现存飞鸟时代纸本文物有奈良东大寺正仓院藏美浓（今本州岐阜县）、筑前（九州福冈县）和丰前（九州大分县）大宝二十年（702）户籍残册十种。1960～1963年正仓院纸本文物由专家系统检验，证明上述户籍纸为日本造，其中美浓户籍纸较好，可能是纸屋院分场所造，丰前纸比筑前纸好些，筑前户籍纸较粗放。这些纸都是楮皮纸，完全依中国方法抄造②。现存更早的文物是圣德太子的《法华经义疏》手稿（615），为黄色麻纸，产自中国③，为隋大业年（605～618）所造。说明日本还进口中国纸，因中国纸薄而柔韧，为圣德太子所喜欢。天武天皇（672～685）时又出现大规模用纸高潮。《日本书纪·天武纪》载，天武即位次年（673）下诏，“集书生始于川原寺写《一切经》”，以超度平息“壬申之乱”（672）而战死的将士亡魂，并以佛教安定民心。这部汉文写本《大藏经》计2500卷，用纸38.8万张①，估计要在川原寺附近加设纸场。
  685年天武天皇诏令诸国，家各作佛舍，置佛像及佛经以供奉。在各藩及545个寺院讲读有国家思想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势必耗用大量纸。与此同时私人写经数量也相当大，法隆寺藏《金刚场陀罗尼经》一卷即当年私人写经。此经写于朱鸟元年（686），写经僧宝林居河内（今大阪府），这里为汉人聚集区，因此宝林当为王仁、阿知使主的后裔。此经是日本现存有年款的最早写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