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日中关系简史
  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国，造纸和印刷也有千年以上历史。和纸是日本著名传统手工艺品之一，至今不衰。“日本”一词在中国史书中始见于五代后晋人刘昫（888～947）《旧唐书》（945）卷一百九十九上《日本传》，汉魏著作通称其为“倭国”。自从汉代发明纸后，中国与日本就有直接往来和文化交流，有时通过朝鲜半岛的媒介进行间接交往。《前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云：“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氏古朝鲜后，于其地置乐浪、玄菟、临屯及真番四郡，从此大批汉人来四郡定居，带去了汉文化和科学技术。公元207年汉安帝时，辽东太守公孙康又在乐浪郡南新置带方郡。汉魏时与倭国经朝鲜半岛直接交往更多。这些交往在中国史书中有明确记载。日本各地出土的中国文物也是汉魏时双方交往的历史见证。
  中国自晋、十六国以后战乱频仍，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新罗趁机占取乐浪、带方，接着这三国间又相互交战，岛上大量汉人便前往日本避难。万安亲王（788～830）《新撰姓氏录》（814）中《太秦公宿祢》（右京诸蕃）条载，来日本的“秦氏为秦始皇十三世孙..男融通王一称弓月君，应神天皇十四年（283）来朝，率百二十七县百姓归化，献金银、玉帛”。同书又称“仁德天皇时（313～399）秦氏流徙各地，天皇使人搜索鸠集，得九十二部一万八千七百六十人”。舍人亲王（676～735）《日本书纪》（720）卷十称，公元289年“倭汉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之党十七县民而来归焉”。此阿知使主传为汉灵帝曾孙，汉末率众迁居带方，后又从带方渡日。大批中国移民从朝鲜半岛离开时，必将许多纸写本书带到日本，甚至其中有原在浪乐、带方从事造纸的工匠。
  后来日本大和朝廷根据中国移民的祖先而将弓月君的后裔称为“秦人”，将阿知使主的后裔称为“汉人”。他们多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或在朝廷从事文书工作。《新撰姓氏录》列举京畿附近的山城（今京都）、大和（奈良）、摄津（大阪）等地氏族时，秦氏、汉氏占30％②。5～6世纪后，天皇听说还有些技艺出众的汉人仍留在百济，于是强迫百济将他们送交日本，这些人称为“新渡汉人”。大批中国人的东渡，带来了汉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儒学和佛教在日本兴起，汉文也成为日本通用的文字。移来的汉人与当地大和民族共同发展日本经济和文化，他们后来与大和民族融合。讨论日本造纸起源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如前所述，造纸术引入日本之前，首先以中国纸和纸本文书的传入为先导。太安万吕（664？～724）《古事记》（712）卷中记载说：“又科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者贡上，故受命以贡上人名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我们对此可译为：“应神天皇对百济国王说，你们那里如有贤人，希望献上。于是受命献来名为和迩吉师的人。他随带《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都由他贡进”①。
  此处所说和迩吉师实即百济五经博士王仁。《日本书纪》卷十说，公元285年“王仁来之，则太子莵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还说王仁来朝是因284年百济国献马使阿真岐的推荐。人们通常认为汉籍和儒学传入日本始于王仁献书，但将他当成朝鲜人，这种看法应纠正。据王仁自述，其“祖先为王鸾..原为汉高祖刘邦之后裔，至百济后始易姓”②
  因此他是在百济居住的中国汉人。而他非一人来日本，就像弓月君、阿知使主那样，结伴而，来的是一批人，包括有技能的中国人。王仁来后，成为皇太子的儒学老师，其所献《千字文》与梁人周嗣兴（约450～521）《千字文》有别，是汉魏人所著另一同名蒙学教本。王仁、弓月君、阿知使主等人中有中国皇室后裔、原乐浪及带方郡的官员、士人、僧人、医生、科学家和工匠等，他们的到来构成中国科学文化大规模直接输入日本的第一次高潮；对日本有深远影响。
  二 日本造纸之始
  日本从何时起自行造纸，要重新研讨。人们通常引《日本书纪》卷二十二《丰御食炊屋姬天皇纪》，认为于610年始行造纸。此天皇为一女皇，即推古天皇，593年即位后由圣德太子（574～622）摄政，圣德死后才亲政。《日本书纪》卷二十二称：“十八年（610）春三月，高丽王贡上僧昙征、法定。昙征知五经，且能作彩色及纸、墨，并造碾硙，盖造碾硙（wèi）始于是时欤”③。
  推古天皇十八年相当隋炀帝大业六年、高句丽婴阳王二十一年（610），将日本造纸起始时间定在这一年肯定为时过晚。
  近年来日本纸史家都认为日本在610前就已造纸④⑤，笔者亦深有同感。《日本书纪》只是说从高句丽来日本的僧人昙征兼通儒学，会造颜料和纸墨，并未说日本造纸始于此人，倒是认为“碾硙始于是时”。其实一般石碾、石磨在这以前日本已有之，此处所指或许是水磨。从昙征兼通儒释及技术的知识背景观之，他应是高句丽国王按日本要求遣来的中国人。日本从5～6世纪后继续网罗留在朝鲜半岛的汉人人材，尤其晋末至南北朝中国战乱时移居半岛去的汉人。因此，昙征、法定这批人与先前百济送往日本的王仁等不同，在日本属于“新渡汉人”。
  昙征来时正值圣德太子推行新政，大力发展经济、文化之际，其才能包括造纸、制墨等技术会得到充分发挥。圣德太子为发展造纸生产，令国内遍种楮树，是在昙征指导下进行的①。于是造纸地区扩及全国，不能否定昙征在促进日本造纸发展中的贡献。但种种迹象表明，推古朝以前日本早已造纸。《日本书纪·钦明天皇纪》载，钦明元年（540）下令在全国编制秦人、汉人等诸蕃归化人户籍。同书卷十二又称在这以前履中天皇四年（403）秋八月戊戍（二日）“始之于诸国置国史，记言事达四方之志”。大和朝廷编制户籍，在各国置史官修国史，要耗用大量纸，靠从中国和朝鲜半岛进口是满足不了需要的。可以说至迟在400～500年日本已造纸，这可能是时间下限。
  明确谈论日本造纸起始的早期作品是宽文八年（1668）出版的《枯杭集》（图15-11）。此书稀见，以古体日文写成，未署作者姓名，但必是通晓本国史籍的学者。《枯杭集》共6卷，其卷二写道：
  この国に昔时記私といふ人、すきはじめりなり。それより以前には木札にかきて文をつかはすなり、それより御札と申すにこの故事也②。
  我们将其译成相应汉文如下：“本国（日本国）昔时有称为记私之人者，始行造纸。此前以木札书文，故所谓“御札”者。即此典故也。”
  这条史料是日本纸史家关义城1972年在《关于我国最早的抄纸师》一文③内首先提到的，并指出除《枯杭集》外，《有马山名所记》（1672）、《人伦训蒙图汇》（1690）、《笔宝用文章》（1746）、《大宝和汉朗咏集》（1823）及《かな（假名）古状揃》（1772～1778）等书都载明记私是日本最初造纸的人，但均未对此人作进一步介绍。关义城认为“记私恐怕是在昙征来朝（610）以前渡来的造纸者，也许是移居日本的高丽人。我国学者今天还很少有人论及”。自关氏论文发表后至8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注意到此史料的重要性，频加引用，但至今仍未弄清记私为何许人也。认为《枯杭集》作者为什么将记私奉为纸祖，将成为今后的研究课题。
  我们讨论日本造纸起源时，自然也无法回避有关记私这条史料，愿陈管见以就教东瀛同道者。按记私日语发音为きし（Kishi），我们认为此即前引《古事记》卷中所载百济王派往日本向天皇献《论语》和《千字文》的和迩吉师（ねにきし，WaniKishi），记私、吉师为同一日语きし发音的不同汉字表音方式。实际上此人就是《日本书纪》卷十所述从百济来日本的五经博士王仁。王仁、和迩在日语中都读作ねに（Wani），为同一人，我们已证明他是中国汉人。他作为汉高祖刘邦后裔，在百济被视为最博学的人，日本也视之为奇才异能之士。因而吉师、记私是对王仁尊称。《枯杭集》所说“称为记私的人”实即王仁①。
  《古事记》之所以将王仁称为和迩吉师，因该书用类似“万叶假名”的文体写的，以汉字标和音，而《日本书纪》则以汉文写之，于是出现对汉人姓名用字上的差异。就是说，《枯杭集》作者认为王仁是在日本最初的造纸者。其所以不称和迩吉师而作记私，说明另有《古事记》以外的日本其他古史资料为据。这条重要史料将日本造纸起源从7世纪昙征渡日时代，追溯到更早的王仁、弓月君和阿知使主大批中国人从朝鲜半岛来日本定居后的时代，即4～5世纪。这种可能性极大。因此时相当中国晋一十六国，中国人用纸已有六七百年历史，王仁等早已习惯用纸书写，在日本因工作需要，见当地不产纸，就会组织从乐浪、带方来的汉人工匠生产麻纸。王仁、阿知使主集团属于汉氏，在河内（今大阪）经营的手工业中又增加造纸这一行。待弓月君的秦氏集团迁入山城（今京都）后，便营建农业和手工业基地。京都纸屋川是奈良时代（710～794）造纸中心，有可能继承秦氏之遗钵。当时生产规模可能不大，但足以满足需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5世纪初大和朝廷能在各国置史官修国史，因已有当地纸的供应。
  日本自行产纸后，很快就迎来了飞鸟时代（592～710）。此时因圣德太子摄政（592～622），日本造纸业获得发展。圣德笃信佛教，兼通儒术，公元609～616年以汉文著《法华经》、《维摩经》及《胜鬘经》的《三经义疏》，在国内兴建佛寺。610年中国高僧昙征来朝后，圣德令其指导在国内遍种楮树，因而继麻纸之后，楮皮纸生产的推广是飞鸟时代造纸的新标志。圣德推行的新政为此后继承者完成的“大化革新”开了路。他们与大唐帝国建立邦交，派众多留学生、学问僧入唐，全面引进中国科学文化。大化革新以孝德天皇（645～654）即位次年即大化二年（646）发布《改新之诏》为开端，以从中国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为这一运动的骨干。诏书中宣布废除贵族私有土地的部民制（农奴制），确立新土地制《班田收授法》，统一全国租税，建立中央官制，改革旧俗等。在此基础上又参考唐律颁布《近江令》、《飞鸟净御朝廷令》、《大宝律令》及《养老令》，使法律及典章制度完备，日本由此进入律令制封建社会。
  在实施新土地及税收制过程中，要作全国人口调查、户籍编制和土地丈量等，其结果要登记成册。中央及地方文书及儒释经典抄录要消耗大量纸张，因而除中央设纸屋院外，各地亦有纸坊。现存飞鸟时代纸本文物有奈良东大寺正仓院藏美浓（今本州岐阜县）、筑前（九州福冈县）和丰前（九州大分县）大宝二十年（702）户籍残册十种。1960～1963年正仓院纸本文物由专家系统检验，证明上述户籍纸为日本造，其中美浓户籍纸较好，可能是纸屋院分场所造，丰前纸比筑前纸好些，筑前户籍纸较粗放。这些纸都是楮皮纸，完全依中国方法抄造②。现存更早的文物是圣德太子的《法华经义疏》手稿（615），为黄色麻纸，产自中国③，为隋大业年（605～618）所造。说明日本还进口中国纸，因中国纸薄而柔韧，为圣德太子所喜欢。天武天皇（672～685）时又出现大规模用纸高潮。《日本书纪·天武纪》载，天武即位次年（673）下诏，“集书生始于川原寺写《一切经》”，以超度平息“壬申之乱”（672）而战死的将士亡魂，并以佛教安定民心。这部汉文写本《大藏经》计2500卷，用纸38.8万张①，估计要在川原寺附近加设纸场。
  685年天武天皇诏令诸国，家各作佛舍，置佛像及佛经以供奉。在各藩及545个寺院讲读有国家思想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势必耗用大量纸。与此同时私人写经数量也相当大，法隆寺藏《金刚场陀罗尼经》一卷即当年私人写经。此经写于朱鸟元年（686），写经僧宝林居河内（今大阪府），这里为汉人聚集区，因此宝林当为王仁、阿知使主的后裔。此经是日本现存有年款的最早写经。
  三 奈良朝日本的造纸技术
  飞鸟朝最后的天皇元明女皇于和铜三年（710）迁都于平城京（今奈良），从此进入奈良朝（710～794）。奈良朝是飞鸟朝的延续，大化革新硕果此时全面展现。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统治者又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使日本像西邻唐帝国一样处于太平盛世。文史巨著如汉诗《怀风藻》（752）、和歌《万叶集》、《古事记》、《风土记》（713）、《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等都出现于此时，佛教也获得大发展，同时在中央设大学寮、地方设国学，讲授儒家经典，教育事业也随之兴起，这都促进造纸业发展。正仓院藏727～780年纸本文物中大多数是写经，如天平宝字年间（757～765）的《奉写一切经所解》中说，写经5282卷，用纸10万余张、毛笔673管、墨338挺。710～772年间至少写《大藏经》21部，按最低每部以3500卷计，则21部合73500卷，每卷用纸150张，只此一项即用纸1102.5万张②，可见耗纸量之大。称德女皇764～770年雕印《百万塔陀罗尼》时耗纸11万多张。如果考虑到公私文书、文教及日常用量，则社会总耗纸量是惊人的。
  正仓院文书纸化验结果表明，原料为麻类、构皮、小构树皮及雁皮四种③。麻类主要是大麻（Cannabis sativa）及荨麻科薮苎麻（Boehmeria japohica），近于中国的大叶苧麻（Boehmeriagrandifolia）。麻纤维来自破布或生麻。构（Brousonetia papyrifera）为桑科构属，《古事记》称为加知（カジ）。同属的小构树（Brousohetia kazinoki）又名葡蟠，枝蔓生或攀援。中、日两国都生长这两种树。雁皮（Wikstroemia sikokiana）为瑞香科荛花属灌木，同属也分布于中国，日本古称为斐，所造的纸叫斐纸，因纸色如鸟卵，后又称鸟子纸或鸟之子纸（とりのこかみ，Tori-no-kokami）。日本早期纸以麻纸为主，平安时代（794～1184）以后楮纸和斐纸占主导地位。以瑞香科结香属的三桠（mitsumata）为原料造纸是1598年以后的事。中国也生长结香属，称为结香（Edgeworthia chrysantha），很早以来用于造纸。日本以雁皮造纸始于飞鸟时代，至奈良朝渐趋发展。
  根据奈良朝文书记载，向中央贡纸的地区有美浓（今岐阜）、武藏（今崎玉及东京）、越前（福井）、越中（富山）、丹后（京都府北部）、播磨（兵库）、纪伊（和歌山）、出云（茨城）、近江（滋贺）、美作（冈山）、上野（群马）、下野（栃木）、信浓（长野）、三河（爱知）、上总（千卟）、长门（山口），以上本州。还有四国的阿波（今德岛）等地。分布于北陆道（中部）、东海道（关东）、山阴道及山阳道（今中国地方）、南海道（四国）及今近畿地方。飞鸟及奈良朝颁布的律令都对中央所属图书寮下的造纸机构作了明文规定。从平安朝对这些律令的注释性著作可知造纸情况，如833年清原夏野为解释藤原不比等（661～720）《养老律令》（718）所写的《令义解》中，谈到图书寮所属纸屋院时写道：
  凡造纸，长功日截布一斤三两，舂二两，成纸百九十张。长功煮榖皮三斤五两，择一斤一两、截三斤五两，舂十三两，成纸百九十六张。..凡造纸者，调布大一斤、斐皮五两，造色纸三十张。榖皮、斐皮各一斤，造上纸各三十张。
  这里明确讲当时造纸原料为破麻布、楮皮及雁皮，纸幅面一般约2.1×1.2尺（66×36厘米）。似乎一斤三两（0.71公斤）麻布可造190张麻纸，三斤五两（2公斤）楮皮造196张楮纸，但从技术上判断，只用0.71公斤破布造不出190张纸，而切碎一斤三两布或捣碎二两麻用不到一天时间。因此上述或指长功（高级工）一日工作总量，非指原料与成品间关系，倒是最后一句所说一斤皮料造30张纸合乎实际。延喜五年（927）左大臣藤原忠平（880～947）解释律令的《延喜格式》或《延喜式》卷十五《职员令·图书寮式》中，谈到图书寮所属纸屋院每日生产能力是：（1）长功（四、五、六、七月）生产麻纸190张、麻皮纸175张、穀纸196张、斐纸190张、苦参纸196张；（2）中功（二、三、八、九月）日造麻布纸190张、麻皮纸150张、穀纸168张、斐纸148张、苦参纸168张；（3）短功（十、十一、十二、一月）造麻布纸150张、麻皮纸125张、穀纸140张、斐纸128张、苦参纸140张。
  长功、中功及短功是按技术熟练程度划分的三个等级的纸工，其生产定额、抄纸季节及待遇各有不同，短工在最冷的冬季生产，待遇最低。“麻皮纸”可能用沤麻后剥下的碎皮屑为原料。苦参纸由豆科苦参（Sophora flvescens）茎皮纤维所造，以苦参造纸是日本开辟的新原料。正仓院天平感宝元年（749）写《华严经料纸充装潢注文》还提到榆纸（にれかみ，Nirekami），榆（Ulmus davidiana var. japonica or Ulmus campestris var. laevis）为榆科落叶乔木，韧皮含植物粘液。因此“榆纸”可能指以榆皮粘液抄造的纸，或以其内皮与楮皮混合抄造的纸。
  《延喜式》卷十五《职员令》还指出，图书寮编制内置头一人“掌经籍、国书、修撰国史、内典、佛像、宫内礼拜、校书、装潢功程，给纸笔墨等事。助一人，小允一人，大属一人，小属一人，写书手二十人。造纸手四人，掌造杂纸”。纸屋院设于山城（今京都）北部的纸屋川，在图书寮西对面，距内廷很近。纸屋院是大同年（806～809）设立的中央官营纸场，但如前所述，这里以前便造纸。造纸手四人应指抄纸工，此外应有辅助工如蒸煮、捣料、晒纸、染纸，实际上纸屋院纸工应有几十人。而抄纸工又分为三个等级。《延喜式·图书寮式》还说明纸屋院产量、所用原料及设备：
  凡年料所造纸二万张，广二尺二寸、长一尺二寸。料纸麻小二千六百斤（一千
  五百六十斤榖皮、一千四百斤斐皮，并诸国所进）。藁五百囲（河内国所进）。绢一疋一丈（筛四口料）、纱一疋一丈七尺（敷漉箦料）、箦十枚（漉纸料长二尺四寸、广一尺四寸[者]八枚，漉例纸料。长二尺四寸、广一尺五寸[者]二枚，模本面背纸料）。调布五端四尺（纹纸料二端一丈，筛口料二丈，造纸手四人袍〓料二端一丈六尺）。砥一颗、锹二口、小刀六枚（四枚切麻料，各长一尺二寸，二枚切纸绮料，各长七寸）。木莲灰十六斛..其他漉纸槽四只（各长五尺二寸、深一尺六寸、底厚一寸三分）、洗麻槽、淋灰槽、臼、柜等，又乾[木]板六十枚（各长一丈二尺、广一尺三寸、厚二寸五分①。
  对上述记载要加以解释。“料纸”为书写纸，“麻小”即麻屑，为破碎的麻布。“囲”是日本汉字，意思是筐，“五百囲”即500筐。“箦”为抄纸器。“端”、“疋”是织物长度量词，“”是捣碎纸料的厚石板，“乾木板”60枚是晒纸用的。按日本度量衡制度，1尺＝10寸＝100分＝30厘米，1丈＝10尺＝300厘米＝0.3米，1端＝20尺，1匹＝40尺，1疋＝80尺。1斤＝16两＝600克＝0.6公斤，1两＝37.6克。1升＝10合＝1.8公升（liter）1斗＝10升＝18公升，1斛＝10斗＝180公升。由此可将上述数据由日制换算成公制，如纸屋，院纸幅为66×36厘米，每年用破布1560公斤、楮皮936公斤、雁皮840公斤。蒸煮原料用稻灰500筐、木莲（Monglietiafordiana）灰2880公升。
  抄纸器箦由木框架作成，长72厘米、宽42厘米，中间绷紧纱面，因而为固定型。纱面易堵塞且不持久，需经常换，故一年用纱97尺（29.1米）。但应指出，日本也用活动帘床抄纸，纸帘以竹条或禾本科萱（Numagaki）或沼茅（Moliniaja forponica）茎杆编成，草茎高60～100厘米，生于山中湿处，类似中国的萱草和芨芨草。抄纸槽为木制，长156厘米、高48厘米、底厚3.9厘米，未讲宽度，估计为85厘米，比中国纸槽浅些。湿纸经压榨去水，再放木板上晒干，板长360厘米（3.6米）、宽39厘米、厚7.5厘米，每板可晒5张纸，共用60块木板。《延喜式》说“年造二万张”，不可理解为总产量，从原料（破布1560公斤及皮料1776公斤）及纸工日抄纸能力推算，纸屋院年总产纸应为20～30万张之多。少数上等纸及加工纸上交天皇、皇室及国家重要文书之用。
  奈良时代除本色纸外，还造出深色纸及加工纸。前引《令义解》就提到造色纸，正仓院藏《东大寺献物帐》（756）三卷，两卷为白麻纸，一卷为绿麻纸。太宝二年（702）写《大宝赋役令》为蓝纸。和铜五年写本《大般若经》标明用黄穀纸，每纸25×53厘米。天平十三年（741），圣武天皇（724～748在位）以泥金于紫纸上写《金光明最胜王经》（27×50厘米），今存高野山龙山院。天平十六年（744）圣武再以泥银于绀纸（蓝纸）上写《华严经》。光明皇后（701～760）以红、蓝、黄三色纸写《杜家立成》一卷，每纸27×37厘米，共19纸。正仓院还藏有完整未用的五色纸百张，有红、黄、黄褐、蓝、绿等色。
  佛经写本多用黄纸，如宝龟三年（772）《奉写一切经所请用注文》称“用黄纸三十万四千二百六张”，一下子就耗去30多万张黄纸。天平宝字四年（752）《奉写一切经料纸墨纳帐》还说明用“黄染纸一万五千张，须岐染纸二万张”。正仓院文书所载染纸名目有70多种，分为各种色调，不胜枚举②。染红用染料为菊科红花（Carthamus tinctorius）。染蓝用大戟科山蓝（Mercurialia leiocarpa）。染黄用芸香料黄蘖（Phellodendron amamurense）皮，紫用紫草科紫草（Lithospermum of ficinale），染绿以蓝靛与禾本科青茅（Miscanthus tinctorius）汁相配。
  奈良朝还制造泥金银、冷金银色纸，日本称金银箔纸或箔打纸。正仓院文书中天平胜宝四年（752）写《经纸出纳帐》中载有浅绿金银薄（箔）纸、金薄敷青褐纸、敷金绿纸、金尘绿纸、银薄敷红纸、敷金缥纸、银尘红纸等十多品种。制造这些加工纸的技术显然来自唐代。染纸时以毛刷将染液涂于纸上，此外还有“吹染”，在纸上放树叶或各种形状的型纸，以吹雾器将染液以雾状吹在纸上，树叶或纸型遮盖处染液未喷上，色纸出现白色树叶或各种形状的文样，非常美观。这种纸叫“吹绘纸”，是日本发展的独特技术。正仓院文物中有30张吹绘纸，在色纸上出现各种白色花文及图案①。
  四 平安时代以后的日本造纸
  平安时代（794～1184）时，日本加工纸又有新的发展。《大和物语》（950）、《宇津保物语》（794）和女文学家清少纳言（970～1015在世）《枕草子》（约1000）都提到“香纸”或“香染纸”。此纸在抄造前，将桃金娘科丁香（Jambasa caryphyllus）浸汁放入纸浆，所成的纸有香味，许多妇女爱用这种纸。丁香因汁液呈浅黄色，薄染后香纸略呈黄褐色。平安朝出现的另外两种加工纸是“雲纸”（Kumogami）和“墨流”（Suminagashi）
  西本愿寺大谷光瑞（1876～1948）原藏《三十六人家集》用纸（图15-13），集加工纸之大成，现列为国宝。该书是祝贺白河法皇（1053～1129）六十大寿于天永三年（1112）完成的纪念品，包括皇亲贵戚藤原定实、藤原定信等人写的颂诗颂文，所用的纸多是雁皮纸，加工成各种色纸、打雲纸、飞雲纸、罗文纸、墨流纸、金银箔纸、云母纸等，都在平安京（今京都）加工制造的，代表当时最高技术水平①。墨流纸制于平安朝初期，将墨水或无患子（ムク口ジツフ，Sapindus mukurosi）黑汁与油调和，用毛笔蘸起，滴入水盆中，稍微吹一下，黑汁便在水面上扩散成波纹，将纸盖在水面上，波纹便显现于纸面。此技术后于1151年传入越前（今福井县武生町），至今未断，所用纸为鸟子纸（雁皮纸）。19世纪文人喜多村信节（1786～1838）《嬉游笑览》（1830）对墨流技术作了详细介绍。云纸又称打云纸、飞云纸，比墨流出现稍早些，多以雁皮纸为底料。当纸浆抄出湿纸层后，迅即在上面淋入染成蓝或紫色的纸浆，再持纸帘令其在湿纸层上流动，形成具有云状的纹理，颜色上浓下浅，此纸用于写诗或作扇面。打雲纸与唐代诗人温庭筠（约812～870）制的云蓝纸是一样的（见第四章第四节）。1112年《三十六人家集》中所用的罗文纸（Ramonshi）是表面有织物纹理的纸，与中国罗文纸形制与制法相同。现传世的藤原佐理书写的《古今和歌集》也书以罗文纸。
  雲母纸日语称“から纸”，から（kara）义为贝壳，意思是贝壳纸。这种纸来自唐代，又称“唐纸”，是以胡粉与云母纹用胶汁涂布在楮皮纸上的加工纸。胡粉即铅粉（whitelead），白色颜料。云母即白云母（muscovite）粉，有金属光泽。云母纸或贝壳纸表面有银光，日本常用作障子纸。障子是房屋内以木框糊以纸的拉门，障子纸又称襖纸。平安朝还有蜡纸，制法与中国蜡笺同。平安朝末期战乱频繁，纸屋院原料供应不足，常以旧纸回槽，因脱墨不佳，所造的纸呈浅黑色，叫“薄墨纸”或“宿纸”，“宿”有陈旧之意。当时日本人将宿纸当成纸屋纸的同义语，以讽刺纸屋院纸之变质，由此也反映出这个朝代的衰落。
  日本历代从中国进口的纸，称唐纸。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仍有遗存。《正仓院文书》卷二《写经勘纸解》载天平九年（739）用唐长麻纸百张，卷七《写经目录》载天平五年（733）写《法华经》、《最胜王经》、《大方等大集经》、《大品般若经》、《海龙王经》等，皆用唐纸。《大方等大集经》六帙（函）用唐短麻纸1187张，《大品般若经》四十帙用唐长麻纸640张，《海龙王经》四卷用唐色纸94张，《最胜王经》十卷用唐长麻纸93.5张②。因日本用“溜漉”（na-gashisu）法抄纸，还能造像唐纸那样的薄纸。另一方面，唐代时日本纸传入中国，得到好评，《新唐书》卷二百二十《日本传》称：“建中元年（780），使者真人兴能献百物，真人盖因官而氏者也。兴能善书，其纸似茧而译。”
  《册府元龟》（1013）卷997《外臣部·技术》称：“倭国以德宗建中初遣大使真人兴能，自明州路奉表献方物。风调甚高，善书翰，其本国纸似蚕茧而紧滑，人莫能名。”
  按天武天皇时（672～685）曾对皇族赐姓真人，但中国史书说真人“因官而氏”。不论怎样，这位日本使节是书法家，长于草书，他所带来的楮纸表面洁白光滑，纤维匀细，犹如蚕茧。日本作者牧墨仙《一宵话》（1810）卷一《唐纸》条载，“唐玄宗（712～755）得日本纸，分赐诸亲王，乃今檀纸之类也”。檀纸为厚楮纸，又称松皮纸。唐人李濬（约860～910在世）《松窗杂录》称，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幸宁王李宪（679～741）宅，李宪欲乘舆写内起居注，“上（玄宗）以八[体]书[于]日本国纸，为答辞甚谨”①。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入唐的日本留学僧圆载，与唐诗人陆龟蒙（约831～881）建立了友谊。公元877年圆载返国时陆龟蒙赋诗曰：“倭僧留海纸，山匠制云牀”②。“海纸”是圆载从日本带来的，离华前赠友人为纪念品。陆龟蒙收下海纸后送圆载启程时又赋诗曰：“九流三藏一时倾，万轴光凌渤澥声。从此遗篇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③。可惜，圆载从中国带回大量儒书、佛典于返国途中船遇海浪，于877年遇难。贞元廿一年（805）台州司马吴颛《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并序》载：“[上人]以贞元二十年（804）九月廿六日，臻于海郡，谒太守陆公，献金十五两、筑紫斐纸二百张、筑紫笔二管、筑紫墨四挺..以纸等九物达于庶使，返金于师”④。
  这是说日本留学僧最澄（767～822）入唐后，在台州向刺史陆淳献上筑紫（今北九州）产的斐纸（雁皮纸）、笔及墨等物，陆淳将日本纸等分赠当地官员，将金十五两上交京师。公元837年，日本真言宗僧人又将“美州（美浓，今冈山县）杂色笺二十卷、播州（今兵库县）二色薄纸二十二帖”，赠长安青龙寺⑤。唐宋时日本纸多次传入中国，宋人罗濬（1180～1245在世）《宝庆四明志》（1228）卷六称：“日本即倭国，地极东，近日所出。俗善造五色笺，中国所不逮也，多以写佛经。”
  明代方以智《通雅》（1666）卷三十二说“日本国出松皮纸”，可能指檀纸或陆奥纸，即中世纪较肥厚的楮皮纸，也可能指室町朝（1336～1573）发展起来的揉纸，将厚楮纸染成棕色后再揉皱，用作纸衣、纸袋或书皮。
  至江户朝（1603～1868）日本手漉和纸技术发展到历史上最高峰，此时麻纸已被皮纸取代。18世纪还出现有关专业著作，如木村青竹的《纸谱》（1777）、木崎攸轩（1712～1791？）的《纸漉大观》（1784）、国东治兵卫的《纸漉重宝记》（1798）及大藏永常（1768～1849？）的《纸漉必用》等，同时中国的《天工开物》（1637）也传到日本。寺岛良安（1673～1715在世）的《和汉三才图会》（1713）也简述了楮纸制造。《纸漉重宝记》（图15-14）介绍石州半纸技术，由画家丹羽桃溪（1762～1822）配以精美插图。《纸漉大观》讲肥前唐津（九州长崎、佐贺一带）造纸，也有插图。综合以上各书记载，日本有代表性的楮皮纸制造技术如下：
  冬至时十月进山砍楮条，扎成捆运回。将成捆楮条竖放在蒸桶内蒸煮。蒸煮后的楮条变软，剥下楮皮，打成束后挂在竿上二三天。将干皮捆放在水中沤之，并以脚踏。沤后将楮皮外层青表皮去掉，再捆好，放蒸煮桶内以草木灰水蒸煮，取出后在筐内用河水洗涤。皮料放在河边或山坡日晒，再在“纸砧”（kamikinuta）即石板上以硬木棒槌搥打碎。再将搥碎纸料放布袋内以河水冲洗，剔去有色杂质。此时纸料呈白绵絮状，加清水配成纸浆，倒入适当量黄蜀葵汁。黄蜀葵（卜口口ア才イ）为锦葵科植物（Hibiscusmanihot），取其根洗净后捣碎，以水浸出粘汁。日本最早记载黄蜀葵为粘液见于黑川道祐《雍州府志》（1684）卷七《土产门》，1.砍楮；2.清水蒸煮；3.剥皮；4.水浸；5.脱外层青表皮；6.草木灰水蒸煮后洗料；7.捶料；8.抄纸；9.晒纸实际上在这以前已用上了。除此，还用虎耳草（Hydrangeapanicalata）的圆锥绣球，称为鳔木，见《和汉三才图会》。更用木兰科南五味子（Radsurajaponica），又名黄连，见《纸漉大观》。纸浆配好，即举帘抄纸，压榨水后在木板上晒干。
  综上所述，楮皮纸制造工序即为：（1）砍楮条→（2）清水蒸煮→（3）剥楮皮→（4）沤制→（5）脱去外层青表皮→（6）草木灰水蒸煮→（7）水洗→（8）日晒→（9）捶纸料→（10）水洗→（11）配纸浆→（12）加粘液→（13）抄纸→（14）压榨→（15）晒纸→（16）揭纸→（17）整理。中国与此不同的是沤制时间长，脱胶较彻底，以杵臼、踏碓、水碓捣料，代替手打，以烘墙代替日晒，有时用草木灰水作第二次蒸煮。两国因工序及设备有异，中国纸较薄，纤维细，日本纸较厚，纤维较长，各有特点。日本最初的造纸术是从朝鲜半岛移居来的中国人传入的，基本上是汉魏时北方麻纸技术。加上早期用“溜漉”（tamezu）法固定型纸模抄纸，所造的纸因而厚重。奈良朝用“流漉”（hagashisu）法以活动型纸模抄纸，所造纸也如此，成为和纸特点。早期抄纸不用植物粘液，而在纸浆中加淀粉剂，用黄蜀葵是鎌仓时代（1184～1333）以后从中国引进的。
  日本虽产竹，但没有生产竹纸，明清时中国福建、浙江之竹纸出口日本，颇受欢迎，一度传入竹纸技术。江户朝本草学家佐藤成裕（1762～1848）《中陵漫录》（1826）卷二《纸制》写道：
  今仅述毛边纸之制法及其传承之经过。据云琉球人入福州后乃将其制法传来萨摩（今鹿儿岛）。成裕称亦于白河据其法制竹纸。原料以毛竹为佳，苦竹亦可。待荀生发叶之时截取之，去其上表皮，以槌捣之。作法，原料阴于，混石灰于其上，蒸煮，于石臼中捣细，入布袋内于流水中洗之，于帘上抄纸，火板烘干。特详记以上作法。
  日本江户时代确实在一些地方生产竹纸，类似薄叶纸，但因全国竹材资源有限，竹纸未得到较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