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1011～1251年间高丽雕版印刷技术积240年发展后，已达到很高水平，足可与同时代中国宋代相比，为后来的李朝（1392～1910）打下坚实基础。高丽末期在雕版技术取得成就后，又发展了活字技术，成就更大。高丽人肯定早就从中国知道活字技术，但因其雕版印刷长期居主导地位，直到高丽末期才将活字技术付诸实践。这方面史料首先于高宗时翰林学士李奎报替宰相崔瑀起草的《新序详定礼文跋》（1234）一文内。《跋》内称，本朝礼制初不备，仁宗（1125～1145）时始敕平章政事崔允仪等集古今礼制编成《详定古今礼》50卷，毅宗（1147～1170）时流行于世。但此书长期失修，崔忠献遂补辑成新本。高宗十九年（1232）受蒙古兵侵袭，迁都江华岛之际：“礼官遑遽，未得赍来，则几若已废，而有家藏一本得存焉。予（崔瑀）然后益谙先志，且幸其不失，遂用铸字印成二十八本（份），分付诸司藏之。凡有司者谨传之勿替，勿负予用志之疼勤也”③。
  对此，李圭景解释说：“铸字一名活字，其法之流来久矣。中原（中国）则布衣毕昇剏活版，即活字之谓也。我东则始自丽季。入于国朝（李朝），则太宗朝命铸铜字。”④可见崔瑀命工匠于江华岛新刊《详定古今礼》，是按毕昇思想以活字印成的。既说活字铸成，则当为金属活字。铸字时间有不同说法，或称1234年⑤，或称1227年，恐皆不妥。因李奎报起草《跋文》中称崔瑀为晋阳公，而崔瑀1234年始封晋阳侯⑥，几年后才进为公爵，因此铸字印书应在1242年前后。崔瑀《南明证道歌跋》称：“夫《南明证道歌》者，实禅门之枢要也。故后⑦学参禅之流莫不由斯而入，升堂覩奥矣。然其可闭塞不传乎？！于是募工重雕铸字本，以寿其传焉。时己亥九月上旬，中书令、晋阳公崔怡谨志”。
  说明崔瑀除铸印礼书外，还印过《南明证道歌》。后者刊于高宗二十六年己亥（1239）九月，此时已自称晋阳公了。但《高丽史》卷一百二十九《崔瑀传》载高宗二十九年（1242）封其为晋阳公，与崔瑀所述相差二年，当以其自述为准。然而这些刊本没有传世。
  现存高丽最早的金属活字本是1377年清州牧兴德寺僧刊行的该寺寺主白云和尚（法号景贤，1298 ～1374）据历代祖师语录编成的《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图15-6），全书上下二卷，只存下卷，线装，印以楮皮纸，版框24. 厘米，单叶11行，行19字，四周单边，白口。卷末题记为：“宣光七年丁巳七月日，清州牧外兴德寺铸字印施。缘化门人释璨、达湛，施主比丘尼妙德”。宣光七年为北元昭宗年号，相当明太祖洪武十年、高丽辛禑王三年（1377）。此本为兴德寺主景闲的弟子为纪念景闲逝世三周年时募资刊行的。最初于1887年由法国驻汉城公使德普兰西（Collin de Plancy）所得，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1996年1月，韩国清州古印刷博物馆曾据以影印再版。
  高丽朝末期以金属活字印书的另一史料是恭让王（1389 ～1392）时中进士的忠义君郑道传（1335～1395在世）的进言：“欲置书籍铺铸字，凡经史子书、诸诗文，以至医方、兵律，无不印出，俾有志于学者皆得读书，以免失时之叹”①。此进言是针对恭让王三年（1391）罢书籍店而发的，但《高丽史》卷七十七《百官志》随即载曰：“[恭让王]四年（1392）置书籍院，掌铸字、印书籍，有令丞”②。但此后不久恭让王即死去，实际上此书籍院很难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