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正如造纸术一样，朝鲜半岛的印刷术也是从中国传入的。在印刷技术传入之前，总以印刷品的传入为先导。1966年韩国庆州发现的雕版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说明中国唐初武则天称帝后期的印本佛经已传到新罗。庆州是新罗的京城，从668年起半岛是与唐关系密切的新罗的一统天下，两国以大同江为界，陆上接壤。新罗赴唐使节、留学生、僧人和来此访问的唐人都有可能将唐刊佛经及其他读物带到新罗。但此时新罗还没有自行刊印过书籍。刻书则始自高丽王朝①。朝鲜古志一度认为岭南道陕川郡海印寺藏八万块《大藏经》印版为新罗哀庄王（800～808在位）丁丑雕印，但此说早已引起怀疑，李圭景写道：
  海印寺八万《大藏经》板古志以为新罗哀庄王丁丑雕造者，盖讹传也。哀庄王为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庚辰（800）立，唐宪宗元和四年己丑（809）为宪德王（809～825）所弑，则其间无丁丑。且哀庄丙辰（806）禁新创佛寺，则似无开雕佛经之事②。
  李圭景还指出他祖父李德懋（1741～1793）曾到过海印寺，“寺僧所记曰，‘戊申年高丽国大藏都监奉敕雕造’。”显然不是新罗时代产物，详见李德懋《盎叶记》。从文献记载及实物遗存来看，半岛印刷始于统一后的高丽王朝（936～1392）前期刊印佛经。高丽创建者王建奉佛教为国教，历代高丽王都笃信佛法，高丽又与宋、辽有二百多年并存，与中国这两个并立的政权保持密切关系。宋代雕版印刷高度发达，大量宋版书涌入高丽境内，势必刺激东邻国家印刷业的兴起。宋、辽开雕《大藏经》后，刊本及时传入高丽，国王为发展本国佛教，首先刊行佛藏，这是很自然的。
  刊刻《大藏经》是佛教史中的盛举，宋《开宝藏》刊毕之时（983），值高丽成宗（982～997）王治（960～997）即位伊始，闻讯后即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遣韩蔺卿等使宋，并“遣僧如可赉表来觐，请《大藏经》，至是赐之。仍赐如可紫衣，令同归本国③。这是宋《开
  ”宝藏》最初传入高丽的经过。宋太宗淳化二年（991）高丽王王治再遣兵部尚书韩彦恭（940～1004）来宋，“彦恭表述[王]治意求印佛经。诏以藏经并御制《秘藏逍遥咏》、《莲华》、《心轮》赐之”。高丽史料④亦载“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韩]彦恭奏请《大藏经》，帝赐藏经480函，凡2500卷，又赐御制《秘藏逍遥咏》、《莲花》、《心轮》还”。
  可见宋太宗时，公元989年及991年两年内宋已赠送两套《开宝藏》，而且高丽王要《大藏经》的目的就是想在本国刻印。李朝史官郑麟趾（1395～1468）《高丽史》（1454）卷三称，高丽成宗十年（991）夏四月庚寅，兵部侍郎韩彦恭“还自宋，献《大藏经》。王迎入内殿，邀僧开读下教敕。..冬十月，..遣翰林学士白思柔如宋，谢赐经及御制”⑤。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高丽肃宗再遣礼宾卿崔元信入宋，“又进中布二千端，求佛经一藏。诏赐经，还布”①。这是流入高丽的第三套《开宝藏》。10世纪时高丽成宗得北宋新刻藏经后，需有一段时间酝酿才能开雕，但年仅三十八岁便去世，刻经心愿未遂。
  及穆宗（998～1009）即位，条件可能已具备。因为日本东京上野博物馆原藏穆宗十年（1007）高丽总持寺主弘哲刻印的《宝箧印陀罗尼经》，说明此时已有单独佛经刊行了。此经共一卷，卷轴装，版框5.4×10厘米，四周单边，每行9～10字，卷首有插图和如下题记：高丽国总持寺主真念广济大师释弘哲，敬造《宝箧印经》板印施普安佛塔中供养。时统和二十五年丁未岁记②。
  经的全名是《一切如来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文字及插图雕刻不够圆熟，显示为高丽早期印本特征。这是迄今发现的朝鲜半岛境内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从经文及版式观之，显然据中国吴越王（929～988）钱俶在杭州刻印的同名佛经为底本。此高丽刊本题记中年款统和二十五年（1007）为辽圣宗年号（图15-4），因当时高丽国王轮换行宋、辽年号。朝鲜半岛印刷至迟起于高丽穆宗之时，但穆宗未及大规模开雕藏经，便被权臣康兆（中国史中作康肇）弑死，年仅三十岁。
  继穆宗之后，显宗（1010～1031）王询（992～1031）嗣位，时辽属女真95人来高丽被杀，辽圣宗以康兆弑君及辽使被杀为由，统和二十八年（1010）率兵征高丽。康兆战败被斩，契丹兵进至西京（今平壤），显宗南逃。次年（1011）初，辽主攻京城（今开城），焚大庙、宫阙。显宗于南方避难时，与群臣发愿，若辽兵退，则誓刻《大藏经》。
  凑巧的是，显宗发愿刻经后，辽圣宗于统和二十九年（1011）正月班师回朝。显宗于二月还京城，从这年起开雕高丽版《大藏经》（图15-5），以宋《开宝藏》为蓝本。高丽朝高宗时翰林学士李奎报（1168～1241）追记显宗刻藏经时写道：“因考厥初草创之端，则昔显宗二年（1011）契丹大举来征。显祖南行避难，[契]丹兵屯松岳（开城）不退，于是乃与群臣发无上大愿，誓刻成大藏，然后丹兵自退”①。
  这段话明确说高丽开雕藏经始于显宗二年（1011）。虽然在这以前的穆宗时有可能刻藏，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刻成。
  显宗在位22年间已刻出大半，经德宗、靖宗至文宗（1047～1083）时才告完成。在这过程中辽《契丹藏》约于1160年刊毕，共597函，约6000卷。这使高丽又从辽得《契丹藏》，以便与宋藏对校，刊出余下部分。《辽史·高丽传》载辽道宗清宁八年（1062）高丽文宗王徽（1018～1083）遣使入辽，“十二月，以佛经一藏赐[王]徽”。《辽史·道宗纪》又载，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十二月庚寅，赐高丽佛经一藏”。这两部辽版藏传入高丽都在文宗在位期间，在这36年间刊出藏经后半部。文宗前的德宗在位只三年、靖宗在位12年，所刻藏经不多，因此高丽藏主要在显宗及文宗时刊刻的。
  藏经刊毕时间说法不一，有人说成于显宗时（11世纪）②，有的说文宗三十六年（1082）③，都未举出证据。我们认为当完工于宣宗四年（1087）年初，相当宋哲宗元祐二年。因《高丽史》卷十《宣宗世家》载，宣宗四年二月甲午（1087年3月18日）“王幸开国寺，庆成《大藏经》”庚子（5月23日），幸归法寺，庆成《大藏经》④。夏四月“”4。高丽正史明确指出1087年宣宗于二月及四月去开国寺及归法寺出席庆祝藏经刊成法会。因此从1101年至1087年经76年才完成这次大规模印刷工程，全藏约6000卷，板存于庆尚北道大邱的符仁寺。
  高丽藏经于宣宗四年（1087）刊毕后，王弟王煦（1057～1101）又发起刊行另一套藏经，史称“续藏”。王煦为文宗第四子，字义天，十一岁（1067）出家，拜师于灵通寺。“性聪慧嗜学，始业《华严经》，便通五教，旁涉儒术，莫不精识”⑤。十三岁（1069）被称为“祐世僧统”。王煦欲入宋求法，文宗不许。待文宗次子王远（1049～1094）即宣宗即位（1084），再数请入宋。宰臣、谏官考虑到他的安全和对辽关系，极言不可。王煦无奈，遂于宣宗二年、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四月偕弟子寿介私乘宋商林宁的船入宋。及至汴京，被引至垂拱殿觐见刚即位的宋哲宗。《宋史·高丽传》载元丰八年高丽王弟“僧统（即王煦）来朝，求问佛法，并献经、像”。可见王煦曾将高丽刻印的佛经、佛像献给宋哲宗，所献的或为高丽版藏经，或其一部分。
  宋哲宗对王煦给予礼遇，允于各地游方问法，“诏以主客员外杨杰为馆伴至吴中诸寺，皆迎饯如王臣”。他向中国高僧问法，还向杭州慧因寺捐银印佛经。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王煦返国，至礼成江受到王兄及王母欢迎，向宣宗献上自宋得到的释典及经书千卷，“又于兴王寺奏置教藏都监，购书于辽宋多至4000卷，悉皆刊行。”①肃宗六年（1101）卒，赠大觉国师。王煦入宋求法后，想于“还乡之日聚集古今诸家教乘，总为一藏，垂于万世”。他所主持的“教藏都监”，补刻新得自宋辽的释典及诸家教乘4000余卷，当刻印于宣宗二年至肃宗五年间（1085～1100）。由于他1101年去世，很可能未刻完②。此续藏内题“高丽国大兴王寺奉宣雕造”、“海东传教沙门义天（即王煦）校勘”。因宣宗、肃宗行辽年号，故此藏经年款署辽道宗大安（1085～1094）、寿昌（1095～1100）年号，正是宋哲宗在位时（1085～1100）。王煦在中朝文化交流史及朝鲜印刷史中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