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松赞干布作为吐蕃王朝的缔造者，是藏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他仰慕唐帝国当时发达的经济与文化，遣使向唐朝廷求婚，太宗亦正欲加强与吐蕃的关系，迅即允亲。贞观十五年（641）太宗以文成公主（？～680）相许，敕令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主婚，率大批人马和车队护送至黄河源。再由松赞干布领兵护送入藏，特为公主筑一唐式宫殿。藏文史料说，唐太宗以释迦佛像、珍宝、金玉、锦缎及佛经、史书、医药书、工艺技术、历算、建筑等大量书籍、谷物、蔬菜种子以及大批技师、工匠随同入藏①。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汉文化输入。松赞干布还派遣贵族子弟来长安国子监太学学习诗书，又请派来汉族文人学士帮助管理、整理官方文书档案。
  藏族地区有了文字以后，开始出现书面文献，但最初的文书档案及书写用纸仍靠内地供应。因运输艰辛，有时便以木简为书写材料，或纸、简并用。20世纪初，斯坦因等人在新疆南部若羌、于阗（今和田）等地发现了写有吐蕃文字的木简，字迹苍古，横写，为吐蕃趁“安史之乱”后占据唐陇右道时期（670～692及755～866）留下的遗物，与同时期古藏文手卷的字体风格大致相同。这些文物现藏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50年代以后，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多次在若羌县米兰故城城北发掘出同样木简，内容反映吐蕃军事、官制和农牧业等情况。因而吐蕃当地迫切需要自行产纸，这就要靠从唐输入造纸技术。
  太宗卒后，永徽元年（650）唐高宗即位，更加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为西海郡王，又应吐蕃之需将蚕种以及植桑养蚕、织丝、造酒、制造碾硙、造纸、制墨的大批技师、工匠连同有关生产工具一齐送往吐蕃，帮助当地发展工农业生产。《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云：“高宗嗣位（650）……[弄讚]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于太宗灵座之前。高宗嘉之，进封为宾王，赐杂绥三千段。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因而这里明确记载西藏地区造纸始自公元650年，由长安来的汉族工匠在今拉萨建立了第一批纸场。而制墨技术亦同时传入。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再以金城公主（？～739）嫁与吐蕃赞普墀德祖赞之孙，随带唐少府监、将作监所属各种工匠及图书等物，后又向唐请《毛诗》、《礼记》、《左氏传》及《文选》等书入吐蕃。这样吐蕃就可以用藏文整理其文化遗产，并通过吸收汉文化而发展本民族文化。例如藏医学奠基人宇妥·云丹贡布（708～775？）的《居希》约成书于公元750年，汉名《四部医典》，为藏医学奠定了完整的理论基础。他早年拜汉医东松嘎瓦为师，又赴山西五台山及印度研究医学。此书长期以纸写本行世，16世纪才有木刻本。藏传佛教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亦归功于藏族地区造纸业的兴起。
  毫无疑问，藏族地区最初所造的纸是麻纸，1901年在敦煌石室发现很多古体藏文写本佛经，年代为7～9世纪，即吐蕃据唐陇右道时期。1965年我们在检验这一时期的藏文写经时，也发现为麻纸，经于道泉鉴定，所检验的写经为藏人江令赞抄的《佛说无量寿经》，年代为8世纪。亦作卷轴装，藏文以硬笔横书。从纸的厚度、帘纹形制和外观来看，不是中原或西北所造，当为陇右藏族居住区所造，或可能即吐蕃造。这类纸较厚，具有特殊的硃砂掌色，纸背未打散的圆疙瘩也相当特殊，与西北原产麻纸有别。从墨迹观之，发现多处浓浅不匀，且有洇透现象，显然是以木笔或竹笔蘸当地配制的墨汁所写，与内地传统墨不同，因含胶量较少。上述敦煌石室所出古藏文写本，除藏北京图书馆外，还藏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和巴黎国立图书馆等处。自从当地造纸后，吐蕃各种文书档案及重要作品便可以纸书写，但遗留下来的写本目前仍以佛经居多。就写经纸而言，我们发现吐蕃纸与内地纸及回鹘地区所造的纸很容易区分开，虽然原料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