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从历史上看，党项族在唐初内迁至今陕甘宁一带后，就已用上了纸。他们聚居的地区，如陇右道东部的沙州（甘肃敦煌）和肃州（酒泉），在这以前就是西北产纸地，因此西夏建国后便有了造纸业，是很自然的。产纸地也有所扩大，除原有产地外，灵州（今宁夏宁武）和兴庆（宁夏银川）也可生产麻纸。西夏农牧业发达，河西、河外十三州及灵州“地饶五谷，尤宜稻麦”，而矿工、铁工、木工、石瓦工、纸工、印刷工、纺织工、陶瓷工和建筑工为数不少。
  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成书的《天盛律令》，列举官营工业作坊时，谈到纸工院和刻字司。但1132年刊行的《音同》跋中就指出“设刻字司，以蕃学士等为首，刻印颁行世间”②。而纸工院显然与刻字司一样，是在首府组建的最大的官营生产基地。这两个机构负责皇室及官府用纸的供应和各种著作的出版，有可能是在合并民间作坊的基础上组建的。1223～1225年刊行的《杂字》器用物部中列举纸有表纸、大纸、小纸、三抄、连抄、小抄、金纸、银纸及京纸等名目，包括不同幅面、厚度、档次的本色纸和加工纸。夏崇宗时（1086～1139）出版的《文海》中对纸的解释是“此者白净麻布、树皮等造纸也”。④除这两个官办生产机构外，不排除有民间纸坊，而有的寺院也从事印刷。
  根据对西夏写本及刊本用纸的调查研究，可以看出当地主要生产麻纸，造纸方法与中原相同，属于北方麻纸系统。由于缺少竹材，抄纸帘以芨芨草茎杆编成，偶有用粗竹条编之，因此帘条纹一般为0.15～2毫米。麻纸较厚，厚度一般为0.14～0.19毫米，表面不够平滑，除本色纸外，还有黄、蓝、红等色纸。但西夏也生产少量皮纸，如北京图书馆藏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元年、二年（北宋神宗熙宁三年、四年，1070～1071）的文书，经笔者检验即为西夏造皮纸。文书是用西夏文行书写的审判书（图12-10），涉及瓜州（今甘肃安西）官府审理的一宗民事案件。该文书用纸较薄，厚度为0.08～0.1毫米，粗帘条纹，呈浅灰色，打浆度不高，纸浆分布不匀，迎光看纸上透眼较多，但仍有足够强度①。
  大体说来，西夏所造的纸较厚者（厚度为0.15～0.2毫米）多为麻纸，较薄者（厚度在0.1毫米以下）多为皮纸。二者的帘条纹没有多大差别，用同一种纸帘抄造。麻纸表面不够平滑，纸上有少量未松解的麻纤维束，纸的颜色有白的，也有呈灰色的，但纸质坚韧。皮纸比麻纸表面平滑，但透眼较多，产量不大。由于当地造纸资源有限，而用纸量较大，用过的旧纸被回收，与新纸浆相配重抄的可能性是不应排除的。因旧纸的脱墨过程进行得不彻底，所造的纸颜色便呈浅灰。如夏仁宗天盛十三年（1161）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即以粗灰麻纸印刷，纸厚0.16～0.18毫米，粗帘条纹，纸面涩滞②，我们疑心使用了再生纸。有时还干脆用废旧的文书纸背面重作印刷之用。
  总的说，西夏境内各纸厂尤其纸工院的产纸量是很大的，这从1189年夏仁宗为纪念即位50年，一次就刊印《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的汉文、西夏文及藏文本共10万卷，就看得出来，因而当地产的纸，足以满足各界的需要。西夏可能是当时中国境内人均耗纸量最大的民族地区，所造的纸因用途及使用人身分的不同，质地上有高下之分，上层统治者用较好的本色纸和加工纸，群众用较次的廉价纸。从出土纸本文物观之，大多数纸制作都较为粗放，包括统治者下令刊经的印刷用纸，与宋纸不堪相比，我们偶而见到较好的西夏纸。虽然西夏纸工已掌握足够技术可以生产高级纸，但这些技术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主要原因是纸的需要量太大，纸工来不及精工细作，就得将纸交出使用，加上原料供应紧张，不得不以废纸回槽重抄。
  纸的生产促进了西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史载元昊在颁行西夏文后，设立蕃学，以蕃学进者，诸州多至数百人。1061年，夏毅宗遣使向宋上表，“求太宗御制草诗隶书石本，且进马50匹，求《九经》、《唐书》、《册府元龟》”，宋仁宗诏赐国子监版精刻《九经》，还所献马匹③1101年夏崇宗立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1144年夏仁宗“立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亲为训导”①。在校学生多至3000人，又仿宋制实行科举制，1161年设翰林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等为翰林学士，发展儒学、史学和文学。各种写本、刊本著作不断问世。
  西夏又从北宋引进大量汉文典籍，设译所组织人员将这些汉籍翻译过来，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党项族名儒斡道冲（1108？～1183）。斡道冲字宗圣，灵武人，通《五经》，掌西夏史官之职，译《论语郑注》，著《论语小议》等。1151年任蕃汉学教授，1171年擢至中书令，旋补国相。在他周围聚集大批党项族和汉族、藏族人材从事翻译和著述活动。西夏统治者都信佛教，以佛教为国教，在兴庆府、凉州、甘州和灵武等地兴建规模较大的寺院和大的佛塔，因而境内佛教兴盛。西夏多次遣人至宋购求佛经、儒家经典和史传，因而大量宋刊本湧入境内，1047年夏景宗将宋版大藏经珍藏于兴庆府新建的高台寺中，作为镇寺之宝。1072年夏毅宗再遣使入宋，进马匹以求大藏，宋神宗诏赐大藏经，退还其马。宋版大藏经运到西夏后，很快译成西夏文，促进了西夏佛教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