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党项族是古代羌人中较晚兴起的一支，南北朝末期（6世纪）分布在青海东南及黄河河曲一带，过游牧生活。唐初，扩展到四川松潘以西地区，以姓氏结为一些部落，互不统属，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较大的部落有拓跋氏、细封氏、费所氏等八部，而以拓跋氏为最强，与中原很早就有来往。贞观四年（630），唐于党项拓跋部地区设州或羁糜州。不久，党项各部为吐蕃所迫，请求内徙，唐政府将其迁移至今甘肃、宁夏及陕北一带，其中以地处夏州（今陕北及内蒙古杭锦族、乌审旗等地区）的平夏部最为强盛，其首领历任唐边州官吏。唐末（881～882），党项平夏部拓跋思恭（？～895）因助唐攻打黄巢领导的农民军而立功，被赐姓李，封为夏国公，并权知定难军节度使，治所设在夏州。
  五代时中原多事，党项势力逐步延伸，10世纪以后与北宋进行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促进其社会发展。李德明任首领时（1004～1032），与宋、辽和平相处，扩大贸易，却对甘州回鹘及吐番采取攻势，控制河西走廊。其子李元昊（1003～1048）执政时，辖区扩及今宁夏、甘肃全部及陕西、内蒙部分地区。1038年李元昊仿汉制称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因位于宋西北，史称西夏（1038～1227），与辽、金一道先后成为与宋鼎立的政权。西夏境内除党项族外，还有汉、吐蕃、回鹘和契丹等族，汉人从事农耕、工商，其余民族从事畜牧。1227年西夏亡于蒙古，共十主，历时190年③。西夏灭亡后，党项人流散各地，与当地各族融合。元代时蒙古语称西夏为唐古忒（Tangut）。
  李元昊是党项族历史中的杰出人物，即位后得到野利部野利仁荣（？～1042）的支持。此二人都通汉文化，他们一面吸收汉文化，一面又保留本民族传统。建立汉官制及党项官制两个并列的系统：汉官制仿唐宋，设中书省及枢密院等统治机构，由汉人任官吏；党项制设模宁令、宁令等机构，皆由党项人担任，而以野利仁荣兼任中书令及模宁令两个重要的最高行政长官。元昊再定兵制、礼仪、律令、礼乐等，典章制度渐趋完备①。
  他采取的另一重要措施是制订西夏文字，由宰相野利仁荣加以演绎，成十二卷，用以记录党项族使用的语言或翻译汉文典籍，称为蕃文。广运三年（1036）颁行，与汉文共同通行于境内。
  党项语或西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在语言学上更近于吐蕃语即藏语，但西夏文却像汉文那样属于表意文字类型，一字一音。西夏语言学者编纂的语文词典《音同》，收入西夏字6000余，实际上可能多于这个数目。西夏文字形方正，很像汉字，也分为篆、楷、行、草四种书体，字体结构仿照汉字由点（、）、横（一）、竖（丨）、撇（丿）、捺（〓）、折（〓）、折钩（〓）等组成，但笔画比汉字繁冗。这种西夏文从元以后不再通行。
  一 西夏的造纸与文化的发展
  从历史上看，党项族在唐初内迁至今陕甘宁一带后，就已用上了纸。他们聚居的地区，如陇右道东部的沙州（甘肃敦煌）和肃州（酒泉），在这以前就是西北产纸地，因此西夏建国后便有了造纸业，是很自然的。产纸地也有所扩大，除原有产地外，灵州（今宁夏宁武）和兴庆（宁夏银川）也可生产麻纸。西夏农牧业发达，河西、河外十三州及灵州“地饶五谷，尤宜稻麦”，而矿工、铁工、木工、石瓦工、纸工、印刷工、纺织工、陶瓷工和建筑工为数不少。
  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成书的《天盛律令》，列举官营工业作坊时，谈到纸工院和刻字司。但1132年刊行的《音同》跋中就指出“设刻字司，以蕃学士等为首，刻印颁行世间”②。而纸工院显然与刻字司一样，是在首府组建的最大的官营生产基地。这两个机构负责皇室及官府用纸的供应和各种著作的出版，有可能是在合并民间作坊的基础上组建的。1223～1225年刊行的《杂字》器用物部中列举纸有表纸、大纸、小纸、三抄、连抄、小抄、金纸、银纸及京纸等名目，包括不同幅面、厚度、档次的本色纸和加工纸。夏崇宗时（1086～1139）出版的《文海》中对纸的解释是“此者白净麻布、树皮等造纸也”。④除这两个官办生产机构外，不排除有民间纸坊，而有的寺院也从事印刷。
  根据对西夏写本及刊本用纸的调查研究，可以看出当地主要生产麻纸，造纸方法与中原相同，属于北方麻纸系统。由于缺少竹材，抄纸帘以芨芨草茎杆编成，偶有用粗竹条编之，因此帘条纹一般为0.15～2毫米。麻纸较厚，厚度一般为0.14～0.19毫米，表面不够平滑，除本色纸外，还有黄、蓝、红等色纸。但西夏也生产少量皮纸，如北京图书馆藏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元年、二年（北宋神宗熙宁三年、四年，1070～1071）的文书，经笔者检验即为西夏造皮纸。文书是用西夏文行书写的审判书（图12-10），涉及瓜州（今甘肃安西）官府审理的一宗民事案件。该文书用纸较薄，厚度为0.08～0.1毫米，粗帘条纹，呈浅灰色，打浆度不高，纸浆分布不匀，迎光看纸上透眼较多，但仍有足够强度①。
  大体说来，西夏所造的纸较厚者（厚度为0.15～0.2毫米）多为麻纸，较薄者（厚度在0.1毫米以下）多为皮纸。二者的帘条纹没有多大差别，用同一种纸帘抄造。麻纸表面不够平滑，纸上有少量未松解的麻纤维束，纸的颜色有白的，也有呈灰色的，但纸质坚韧。皮纸比麻纸表面平滑，但透眼较多，产量不大。由于当地造纸资源有限，而用纸量较大，用过的旧纸被回收，与新纸浆相配重抄的可能性是不应排除的。因旧纸的脱墨过程进行得不彻底，所造的纸颜色便呈浅灰。如夏仁宗天盛十三年（1161）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即以粗灰麻纸印刷，纸厚0.16～0.18毫米，粗帘条纹，纸面涩滞②，我们疑心使用了再生纸。有时还干脆用废旧的文书纸背面重作印刷之用。
  总的说，西夏境内各纸厂尤其纸工院的产纸量是很大的，这从1189年夏仁宗为纪念即位50年，一次就刊印《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的汉文、西夏文及藏文本共10万卷，就看得出来，因而当地产的纸，足以满足各界的需要。西夏可能是当时中国境内人均耗纸量最大的民族地区，所造的纸因用途及使用人身分的不同，质地上有高下之分，上层统治者用较好的本色纸和加工纸，群众用较次的廉价纸。从出土纸本文物观之，大多数纸制作都较为粗放，包括统治者下令刊经的印刷用纸，与宋纸不堪相比，我们偶而见到较好的西夏纸。虽然西夏纸工已掌握足够技术可以生产高级纸，但这些技术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主要原因是纸的需要量太大，纸工来不及精工细作，就得将纸交出使用，加上原料供应紧张，不得不以废纸回槽重抄。
  纸的生产促进了西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史载元昊在颁行西夏文后，设立蕃学，以蕃学进者，诸州多至数百人。1061年，夏毅宗遣使向宋上表，“求太宗御制草诗隶书石本，且进马50匹，求《九经》、《唐书》、《册府元龟》”，宋仁宗诏赐国子监版精刻《九经》，还所献马匹③1101年夏崇宗立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1144年夏仁宗“立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亲为训导”①。在校学生多至3000人，又仿宋制实行科举制，1161年设翰林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等为翰林学士，发展儒学、史学和文学。各种写本、刊本著作不断问世。
  西夏又从北宋引进大量汉文典籍，设译所组织人员将这些汉籍翻译过来，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党项族名儒斡道冲（1108？～1183）。斡道冲字宗圣，灵武人，通《五经》，掌西夏史官之职，译《论语郑注》，著《论语小议》等。1151年任蕃汉学教授，1171年擢至中书令，旋补国相。在他周围聚集大批党项族和汉族、藏族人材从事翻译和著述活动。西夏统治者都信佛教，以佛教为国教，在兴庆府、凉州、甘州和灵武等地兴建规模较大的寺院和大的佛塔，因而境内佛教兴盛。西夏多次遣人至宋购求佛经、儒家经典和史传，因而大量宋刊本湧入境内，1047年夏景宗将宋版大藏经珍藏于兴庆府新建的高台寺中，作为镇寺之宝。1072年夏毅宗再遣使入宋，进马匹以求大藏，宋神宗诏赐大藏经，退还其马。宋版大藏经运到西夏后，很快译成西夏文，促进了西夏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二 西夏的雕版印刷
  西夏造纸和印刷业的发达，有赖其所在的地区过去就有这方面的技术基础。五代时沙州就是西北的一个印刷中心，如第九章所述，这一带在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约905～980）主持下，由刻工雷延美等人刊行过大量佛像、佛经。当党项人来到敦煌一带时，曹元忠的势力仍在，而且继续与北宋保持联系。因此党项族首领们对印刷技术并不陌生，他们早就接触过雕版印刷品，而且境内的印刷工仍有人在。前述天盛年（1149～1169）成书的《天盛律令》中，列举西夏官府作坊时谈到的刻字司，便是与刊印西夏文著作有关的机构。但不能认为西夏印刷是从此时才开始的，因为在第三代统治者夏惠宗（1068～1086）时刊印的佛经已从地下出土，因而有理由相信，西夏建国初期即景宗李元昊在位时（1032～1048）就已有了雕版印刷。
  关于西夏文著述及其出版情况，历史记载不够详细，幸而有大量地下出土实物可以补充史载之不足。首先应指出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ПeтpКyзъмичКoзлoB1863～1935）率领的蒙古-四川考察队在巴丹吉林沙漠中的探险，他们在额济纳河岸边发现西，夏黑水城古城遗址。黑水城在蒙古语中称为哈拉浩特（Kharahoto），为西夏黑山威福军司驻扎地区，在今内蒙额济纳旗境内。科兹洛夫在黑水城遗址内发掘出许多珍贵的文物，其中包括2000多种西夏文、汉文、藏文文书、写本和印刷品，尤其西夏文文献具有重大史料及学术价值，也为研究印刷史提供实物资料。
  科兹洛夫的发掘报告1909年发表于《俄罗斯帝国地理学会会报》卷44～45中，后又以《蒙古、阿木多及黑水城遗址》为题于1923年出版单行本②。这批西夏文物初藏于圣彼得堡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后移藏于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经伯希和③、伊凤阁（Aлeкceй ИBaнoBичИBaHoB1878～1953？）①和中国学者②的介绍，引起普遍注意。孟列夫（Л.H.MeншикoB）③、戈尔巴切娃，（3.ИГepбaчeвa）及科恰诺夫（E.И.КoчeнoB）④作了编目，而孟列夫的书目于1994年译成汉文。.从以上书目中可大致看出西夏著述及出版概况。这些出土文献可分为佛教典籍、儒家和道家著作、语文字典、类书、史书、兵书、政治法律、文学作品，天文历法、医药等，有汉文原著及西夏文译本，也有党项人自己写作的，既有写本，又有印本。其中佛经占80％，除汉文本外，西夏文本多译自汉、藏文及梵文原典。西夏的印本佛经有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等不同装订方式，而经折装占多数，刊印地点多集中于首府兴庆的一些寺院或官府机构。最初由民间刻印并布施佛经，不久统治者便将印刷纳入官方体制，印刷得到皇室鼓励。较早的刊本是1073年陆文政施印的《夹颂心经》，共一卷，因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每句经文后标以“颂曰”，再以八句诗对该句解释，故名《夹颂心经》。此经作经折装，印以麻纸，尾题“天赐礼盛国庆五年岁次癸丑八月壬申朔，陆文政施”⑤。此年号为夏惠宗（1068～1086）年号，据干支为1073年9月5日。
  除上述外，年代较早的西夏刻本佛经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作卷轴装，为夏惠宗时所印，卷尾题记为“大延寿寺演妙大德沙门守琼/散施此经功德。大安十年（1085）八月日流通”，印以宋体字，这是大延寿寺僧人守琼于1085年为向教徒散发而刻印的。此寺可能在兴庆府，刻印地点当在寺内。黑水城出土印本以夏仁宗（1140～1193）时刻印的数量最多，如《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及《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都是木刻本，作蝴蝶装，白口，左右双栏，版框9×15.5厘米，纸色白而略带浅黄，经首有三幅版画，尾题“诠教法师番汉三学院……沙门鲜卑/宝源奉敕译”。第二个印本有夏仁宗写的发愿文，内称他令刻此经西夏文及汉文版本一万五十卷，布施全国，使去世三周年的父亲崇宗安息。因此刊印时间为1141年。
  夏仁宗发愿所刻《妙法莲华经》共七卷，经折装，各卷有封皮，以西夏文和汉文写本糊成硬纸板，皮上标明作品名称。每卷第一纸均印以佛像和表现作品题材的版画，卷一版画中佛前蹲着一群弟子，其中可能有夏仁宗的形象，版画上印有仁宗称号。卷七题记中载有“雕字人王善惠、王善圆、贺善海、郭狗埋等，同为法友，特蔼微诚，以上殿宗室御史台正直本为结缘之首。命工镂板，其日费饮食之类，皆宗室给之。……大夏国人庆三年岁丙寅（1146）五月……”。从此经中不但可知雕印时间、地点，还可知道一些雕工的姓名。夏仁宗的汉人妻子罗氏也刊刻过一些佛经，如1189年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尾题“大夏乾佑二十年岁次己酉三月十五日（1189年4月2日）/正宫皇后罗氏谨施”。此本作经折装，卷首有版画，卷尾还黑色印，楷书印文为“温家寺/道院记”。
  黑水城出土的非宗教作品中，以骨勒茂材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图12-12）最为重要。此书刊于1190年，是一部西夏文与汉文音义对照的双解词典，共125面，正文以天地人三部分类，每词并列4行，中间两行是西夏字与汉字译义，外面两行为西夏字与汉字译音、汉译字的西夏文注音，是研究西夏语文的重要资料。切韵博士令〓义长等人编的《音同》或《韵统》，是按声母分类编排的西夏文字典，声母分类共九品，每品将同音字集为一组，各组用小圆点相隔，刊于1132年。此书按《广韵》排列，收西夏文大字6133个。刊于夏崇宗时（1124～1132）的《文海》，是仿汉籍《说文解字》和《广韵》体例所编的西夏文详解字典，每字有反切标音、字体结构分析和释义。另有《杂字》是西夏文分类词典，按天地人分为三门，出版于献宗乾定年（1223～1225）。这些语文字典都是供习字、写诗用的大众化工具书，流通很广。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类书有《圣言义海》，雕印于1183年。这是一种格言式词语详注词典，共5册，仿汉文类书体例，按内容分类编排。词头印以单行大字，释文为双行小字，内容广泛，解释详细，由刻印司出版。文学著作有《十二国》刊本，已残损，讲述春秋十二国历史，鲁、齐在第一册，晋、魏等在第三册，可能译自宋人《十二国史略》（三卷）。西夏文《类林》也可列为史书，此为印本，刊于1182～1183年，共十册，今存第三至第十册。此书译自汉籍中历代人物传记，加以分类，共50章。由于西夏统治者经常用兵，因此很多汉文兵书被译成西夏文出版。如《孙子兵法三家注》刊本，由三国时曹操、唐人李筌及杜牧三家作注。另有一写本也是《孙子兵法》，末尾有孙子传。《六韬》是兵家谋略之书，也有译本出版，但无注。《黄石公三略》译本有注，曾经刊印。政法方面的作品有《贞观要文》刊本，译自唐人吴竞的《贞观政要》。党项人自己写的书《贞观玉镜统》也曾出版，这是有关军事法典的书，成于夏崇宗贞观年（1101～1114）。夏仁宗时编定的法律文献《天盛年改新定律令》也曾出版，此书20卷，汇集了西夏政治制度及法令。
  文学著作有西夏诗集刊本残本，无书名，年代为1185～1186年，刻印司出版。由梁德养编的《新集锦合辞》也曾出版，集西夏诗体格言及谚语于一书。沙门宝源的《贤智集》是一劝世从善的诗文集，有插图，此西夏文集子刊于1188～1189年。类似性质的书有沙门慧明和道惠编的《三世属明言集文》，以西夏文写成，由杨金刊印。天文历算方面的写本和刻本有历书多种，皆为残页。上述西夏刊本在刻印技术上已达到宋刻本水平，只是用纸欠佳。
  继科兹洛夫之后，斯坦因1914年也在黑水城掠去大量西夏文献，今藏伦敦不列颠图书馆。五十年代以来，西夏文物又时而出土。如1959年3月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队在宕泉河东岸元代喇嘛庙内发现三部西夏文《观音经》木刻本，作梵夹装，有插图，麻纸印刷，纸色灰白①。1972年甘肃武威一个山洞中发现一批西夏文书，其中有西夏文刊本《四言杂字》两页、夏仁宗人庆二年（1145）刻汉文日历残页、蝴蝶装西夏文刊本佛经、西夏文写本药方残页等②。1989年，宁夏贺兰县西夏宏佛塔出土一批被火烧过的西夏文佛经雕板③。
  三 西夏的活字印刷
  黑水城出土的大批西夏刊本，过去都笼统地定为雕版印刷品，随着西夏刊本的新发现和专家的仔细研究，发现还有活字本。清末至民国年间，宁夏境内发现刊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的不少残卷，流散于内地甚至海外。此印本佛经作梵夹装，仁和邵氏得其中卷一至卷十全帙，由罗福苌将卷一起首三页译成汉文④，其兄罗福成于译文后注明说：“右刊本每半页6行，行17字，为河西《大藏经》雕于大德年中。自第一卷至第十卷完全无缺，现藏仁和邵氏。节录其首页原文与释典读之如左。附活字印本一页。”“附活字印本一页”，指罗福成手摹卷一西夏文18行，并非原刊本照片。
  王国维跋元刊西夏文《华严经》时，注意到日本善福寺藏元平江路（苏州）碛砂延圣寺刊《大宗地玄天本论》卷三末尾载大德十年（1306）的《管主八愿文》，文内称：
  钦覩圣旨，于江南浙江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刻河西字（西夏文）《大藏经》三千六百三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1302）完备。管主八钦此圣缘，造三十余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⑤
  这表明在西夏亡于蒙古后，元初统治者仍准于杭州继续印造活字本佛经，发西夏地区各寺院供奉。1302年主持印《华严经》等经的管主八，为藏语“经学大师”（Bhah-hgyur-pa）之音译，而非人名。此人通汉、蒙、藏及西夏文，所刊佛经多据藏文版佛经，惟《华严经》肯定以汉文本为底本。至1930年代，北京图书馆又陆续购求《华严经》等夏文刊本佛经一百余册，但很少对印刷方式作过鉴定。
  1970年代初，宁夏博物馆征集到两包经折装夏文刊本佛经，经王静如鉴定，认为是译自汉文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木活字刊本⑥。第一包为卷二十六及57残页，每半页6行，行17字，第二包为卷七十六全文。从字体看，并非出一名刻工之手，经纸背面透墨深浅不一，尤其常用字如“佛”、“一切”等近百余字经纸背面多不透墨，且字体、行、格排列歪邪，间多漏字、衍字，这都是活字本常见现象，而不应出现于雕版中。经北京图书馆版本学家细加审订，定为元刊。王静如因而认为这批《华严经》为元刊本活字本。他将卷五十七三行西夏文题款译成汉文后，发现印有下夏仁宗李仁孝（1124～1193）的尊号，则元刊夏文活字本底本可能是夏仁宗时的校订本。
  王静如又将流失到海外的夏文版《华严经》卷五末尾所附夏文《发愿文》译成汉文：“一院发愿，使雕碎字，管印造事者都啰慧性。并共同发愿，此一切随喜者，皆当共同成佛道。”
  此处还提到具体掌管印造《华严经》的官员是西夏人都啰慧性。而“使雕碎字”中的“碎字”可解作“活字”，因为制木活字时，要将在雕板上刻出的字用小细锯踞下，使整版破碎，造成一个个活字块。除此，不能有别的解释。
  将流散到海外的刊本《华严经》卷五、王静如研究过的卷二十六、五十七、七十六，罗福苌与王国维研究的卷一至卷十以及北京图书馆现藏的卷四十八加以通盘比较，就可看出它们都应是木活字本，而且来自宁夏某寺院的同一部刊本的不同卷。仁和邵氏原藏十卷中，卷六至卷十后由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所购入，该所更藏有卷三十六，此六卷被定为元刊本①，1958年小川環樹更定为木活字本②。此活字本印页上不时出现汉字，说明它是在汉人与党项人合作下刊印的。经检验其印刷用纸后，证明不是西夏所产，而是江南皮纸，纸白精细，可断定确是1302年在杭州大万寿寺刻印的（图12-13）。至于同时同地刻印的西夏文《梁皇宝忏》，我们认为是雕版，而非活字版，由杭州刻工俞声刻字。
  1991年宁夏出土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刊本为经折装（图12-14），经牛达生研究确定此佛经为木活字本③。他指出，该刊本版框栏线四角不衔接，版心左右行线长短不一；文字有大小，大字20毫米见方，小字6～7毫米见方，笔画粗细不一，墨色浓淡不匀。个别字倒置，版心行线漏排，书名简称用字混乱，时有误排。页码用字错排、漏排多。尤其是残存有作界行的竹片的印迹。这些现象多见于活字本，最后一项即竹片印迹说明是木活字本。据此，该刊本将是现存最早木活字印刷品。笔者1994年3月检验了其印刷用纸，发现是当地造的较精细的麻纸，白色，纤维分散度较大，厚度为0.1毫米左右。西夏后期木活字本的出现，也说明元初刊行西夏文木活字本佛经是有历史根源的。
  西夏后期木活字本、元代夏文木活字本和回鹘文木活字的出现以及元初王祯对木活字的研究都说明，在中国各族在长期偏重以雕版印书之后，都想改变一下制版方式，而宋代又有了活字技术，为这种改变打下技术基础。我们可将汉文、西夏文和回鹘文的木活字作一比较。汉文是表意文字，一字一音，木活字是一字一印；回鹘文是拼音文字，每字（词）由若干字母拼成，木活字以单词为一单位，每个活字块长度不一；西夏语虽属拼音语文类型，但西夏文则属表意文字类型。
  还应指出，西夏文泥活字印本近年也有发现。1989年5月，甘肃武威出土西夏文印本《维摩诘所说经》（Vimalakirti-nirdesa-sūtra）残卷，共54页，每页7行，行17字，直高28公分，作经折装，横宽12公分。经研究为13世纪西夏时期出版的泥活字本①。1993年，专家发现1907年科兹洛夫于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同名佛经也是西夏泥活字本②。这说明西夏不但从中原引进雕版印刷技术，还引进木活字、泥活字印刷技术③。西夏文活字介于汉文及回鹘文活字之间，是从汉文活字过渡到回鹘文活字的中间形态，而且可能对回鹘木活字产生影响。而回鹘文活字又是从汉文、夏文活字过渡到西方印欧语系罗曼语族诸文字活字的中间形态。从这一分析中，可看到汉文→西夏文→回鹘文→拉丁文活字之间一脉相承的传递关系与谱系，也表明了中国活字技术从中原经今宁夏、新疆传到西方的地理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