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自从新疆有了纸坊之后，所造的纸已足供各族人民之需，因而出土物中尚有很多其他民族文字的纸本文书，自20世纪初至现在不时出土。例如在哈密天山以北，一次就发现回鹘文写本佛经六百多页①。吐鲁番胜金口的佛寺遗址也有回鹘文、婆罗密文、梵文和汉文写的佛经②。除佛经外，还在高昌故城发现元代回鹘文契约，有的契约用汉文及回鹘文合写。纸的普及使用为新疆各族带来方便，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新疆所造的纸，还向中亚、西亚出口。该地区早已从中原引入植桑养蚕技术，因而造桑皮纸也应具有技术条件。1975年，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内出土的延昌廿二年（582）文书纸（编号75TAM99∶9），经化验为桑皮纸，由芨芨草杆编的纸帘抄造。
  这张纸的出土，说明新疆造皮纸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但皮纸产量显然不及麻纸大。南北朝以后，这里的皮纸逐渐增多。清乾隆年间两位官员苏尔德与福森布合著的《回疆志》（刊于1772年）谈到新疆纸时写道：“有黑、白二种，以桑皮、棉布絮合作成，粗厚坚韧，小不盈尺。用石子磨光，方堪写字”。20世纪初，斯坦因在和田也看到当地维族人仍用桑皮造纸③。70年代初，笔者检验过清代（18世纪）维族人用的阿拉伯文写本《古兰经》用纸，原料为桑皮，纸质厚重，帘纹粗而呈弯曲，表面施一层淀粉浆，且以细石磨光。与《回疆志》所载尽同，新疆桑皮纸确有精、粗两种。精者色洁白，粗者表面有黑褐色桑皮外壳而未能剔除者。《回疆志》所谓“黑、白二种”当指此而言。“黑纸”确切地说应当是灰纸，并非真黑色，这类纸用于包装，不适于书写或印刷。新疆所造麻纸多为本色纸，不作任何技术加工而直接用于书写或印刷，但加工纸也不时出土。
  除前述黄纸、蓝纸等染色纸外，还有高级的冷金纸。明人高濂（1533～1613在世）《遵生八笺》（1591）云：“高昌国金花笺亦有五色，有描金山水图者”，这使人想起唐明皇令大诗人李白（701～762）题牡丹诗时用的金花笺。有趣的是，这种纸在新疆也如法制造。1973年阿斯塔那墓群中汜法济夫妻合葬墓（第214号墓）就出土这类实物，墓主汜法济墓志纪年为高昌国重光元年（620），其妻所戴纸冠冠圈上粘贴有一段冷金纸，纸料为桑皮纸，薄而细，纸上有大约5毫米见方的金片，至今仍闪闪发光④。此冷金纸呈粗帘纹，疑为当地所造，这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冷金笺实物标本。从工艺上看，高昌造纸及加工技术已与中原不相上下，其金银加工纸为中原文人高濂所称道，盖非偶然。另种加工纸经化验后，发现纸表涂一层淀粉汁，再予砑光，使纸更平滑、受墨。1963年阿斯塔那出土西凉建初十一年（415）文书（原编号63TAM1∶14）用纸，经鉴定为新疆当地造麻纸，纸表即有一层淀粉糊，而9世纪的回鹘文写经纸也属于这类纸①。
  新疆地区各族人造纸既是就近从甘肃引入技术，而甘肃造纸技术从长安一带传入，则新疆造纸技术过程与中原一致，自属当然，我们已在前各章提及，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造纸主要设备抄纸器在新疆仍保有汉族地区早年所用的形制。从出土汉纸帘纹分析，早期纸有帘条纹及织纹两种帘纹，分别用不同抄纸器抄出。织纹帘可能是最早的形态，以编织帘固定在框架上，常用编织帘为罗面。抄纸时将打好的纸浆浇注在抄纸器上，或将纸模插入纸浆内，经滤水后放在日光下自然干燥，因而纸上印有布纹或罗纹、织纹。这种方法一模一次只能抄一张纸，晒干后揭下才能抄另一张纸，效率较低，所需纸模较多。汉族地区早期造纸多用此法，后来在新疆、西藏、云南、贵州等地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尼泊尔、印度等国也用此法，直到近代。
  新疆出土古纸中，建兴三十六年（348）、建初十四年（418）纸及唐末回鹘文写经用纸，都是用织纹纸模抄造的，其中以建初十四年文书纸最为典型（图3-17），我们甚至还可选取适当部位计算出所用纸模网目为110孔/平方厘米。建兴、建初年纸提供了有年代可查的早期布纹纸实物标本。至于帘条纹纸，也相当古老，新疆出土物中有晋、十六国时期（3～5世纪）之标本。帘纹纸是用活动的帘床抄造的，因此纸上呈现帘条纹及编织纹，而不是布纹。汉族地区在汉代即用此纸模，晋以后更为普遍，很少再用织纹纸模。在第三章已详加介绍，这里不再重述。从新疆的情况来看，从十六国以来直到近代，两种纸模及抄纸方法并行不悖。维族用织纹纸模抄造出薄而坚韧的桑皮纸，尺幅相当大，足见其造纸技术之精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