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总数达7000万人以上。长期以来，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开发祖国的辽阔疆土，发展各地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形成团结互助、相互依赖的亲密关系，在造纸和印刷技术史中，也同样如此。各少数民族都能利用本地区资源，结合本民族语言文字等特点，造出各种适用的纸、印出用民族语文写成的读物，丰富了中国造纸和印刷技术的内容。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值得认真整理和研究，使之发扬光大。
  由于少数民族多处边疆，中国的纸和造纸术以及印刷品和印刷术最初也是通过一些民族地区传播到国外去，这在沟通中外科学文化交流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现拟分三章研讨维吾尔族、党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藏族、瑶族、纳西族、彝族和壮族等民族地区的造纸和印刷史。过去，我们曾作过初步研究，现在原有基础上再加以扩充与深入。
  第一节 新疆维吾尔族地区的造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中国西北边疆，面积达160多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自治区，其土地面积比欧洲英、法、德、意、比利时、瑞士及荷兰七国面积的总和还要大。新疆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维吾尔族人占全区总人口的2/3，此外还有汉、哈萨克、蒙、回、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乌孜别克等民族，他们很早以来就共同劳动，辛勤开发了祖国的大西北边疆。自从西汉张骞（约前173～前114）奉汉武帝命出使西域、从而开通中国与中亚、西亚以至欧洲的陆上贸易通道即丝绸之路后，汉政府在这里设西域都护府，大批汉人随军从内地来此定居，从事农商。
  汉人和塔里木河流域的楼兰、于阗、大宛、疏勒、龟兹（今库车）、焉耆、姑师等地的民族一道，共同发展新疆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塔里木河流域的各民族与后来从贝加尔湖以南色楞格河流域迁来的回鹘等民族融合，形成今新疆境内的维吾尔等民族。维族先民可追溯到战国末（公元前3世纪）的丁零和南北朝（4～5世纪）时铁勒或高车的袁纥部，主要在蒙古高原游牧。袁纥隋朝称韦纥，唐代称回纥、回鹘，而元、明时称畏兀儿，这都是Uyghur的不同译音，是维吾尔族的自称，有“团结”、“联合”之义①。唐代时，回纥部以鄂尔浑河流域为中心建回纥汗国（647～846），沿用唐代官制，与唐保持密切关系，从游牧过渡到半定居。唐先后以三位公主嫁与回纥汗为妻，进一步带去中原文化。《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回纥传》称，元和四年（809）回纥可汗遣使来朝，请改称回纥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公元750～830年间是回鹘最盛时期，经济、文化获得很大发展。
  唐开成五年（840），回为黠戛斯（Xiájiásī）所破，回鹘人向西迁移，一支迁往河西走廊，牙帐设于甘州（今甘肃张掖），称河西回鹘或甘州回鹘，10世纪后进入封建社会。当时河西地区由归唐的汉人张义潮（799～872）统领，因此甘州回鹘依附于唐归义军节度使。1030年西夏占据河西后，又依附西夏，1227年由蒙古统治。另一支回鹘人西迁到西州，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建都城于和州即吐鲁番东的哈喇和卓，称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应当指出，在回鹘人来高昌之前，北魏和平元年（460）漠北的游牧民族柔然攻入这里，立汉人阚伯周为高昌王，建立高昌王国，此后由张孟明、马继儒及麴嘉统治，麴氏高昌（499～640）是年代最长的最后一个王朝，贞观十四年（640）为唐所灭，于其地置西州及安西都护府。
  高昌国虽地处西埵，但与内地联系密切，官制、政令及文化与内地一致，境内多汉人，少数为柔然人、高车人、突厥人及匈奴人。因此840年来高昌的回鹘人再次与汉文化传统相遇。高昌回鹘10世纪末又向西发展至龟兹（Jiüzi）即今新疆库车。西迁后的回鹘，信仰佛教，使用回鹘文（古维吾尔文）。维吾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古回鹘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借用中亚粟特文（Sogdian）字母创制而成，8～15世纪通行字母18—23个，书写时从右向左横书，后改直书左行①。13世纪时蒙古人用回鹘文字母缀写蒙古语，因而古回鹘文很像蒙文，可见回鹘文化对中国其他民族创制文字也有不少影响。
  一 新疆地区古纸的发现
  新疆在国内外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占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汉晋、唐宋至元明清以来，历代统治者都特别注意加强中原地区与新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内地的各种产品如丝织品、铁器、陶瓷器、茶叶、漆器、金银铜器、药材、日用商品、纸张及科学文化典籍等，源源不断地运往新疆，除在当地销售外，再贩运到西部各国，而新疆的珠玉、宝石、白叠（棉布）、马羊及毛织品等特产也随西方各国的货物流入内地。汉族地区工农业各种生产技术也在不同时期引进新疆，由于这里土地肥沃、矿产丰富，农田、水利、畜牧及各种手工业都达到当时相当高的水平，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有些地方已接近内地。
  沿丝绸之路的各主要城市如疏勒（今喀什）、龟兹（今库车）、西州（今吐鲁番）、于阗（今和田）、尼雅（今民丰）、鄯善（今若羌）及楼兰（罗布淖尔一带）故地，当年都相当繁荣，国内外商人往来如织。由此再东行，便至甘肃境内的沙州（今敦煌）、凉州（今武威），经天水很快就到长安。自20世纪初以来，新疆境内上述各地古墓葬及古代遗址中出土许多优美的丝织品，正是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的历史见证。
  有趣的是，凡有丝织物出土的地方，往往有古纸出土，说明纸也是从中国内地沿丝绸之路西传的，我们不妨将这条丝路称之为“纸之路”或PaperRoad。而且沿纸路出土的纸本文书及典籍写本，写有汉文、古回鹘文、汉文与回鹘文合写，还有西夏文、突厥文、古藏文、察合台文、蒙文、龟兹文、于阗文、焉耆文，甚至还有中亚、西亚流行的粟特文、吐火罗（Tokhara）文、叙利亚文以及印度的梵文和欧洲的希腊文。这也表明在新疆地区，中外很多民族都使用了纸，纸也像丝织品一样很早就成了中国的出口商品。新疆出土的纸除本色纸外，还有色纸及其他加工纸，还有纸本绘画、剪纸、纸牌、纸靴、纸帽、纸棺等多种用途的纸制品以及纸本印刷物，数量多、种类杂，而且许多都有年款，无年款者也可从伴出物定出年代，为我们对该区造纸的研究提供有力的实物资料。
  像中原地区一样，新疆各族在没有纸之前以木简为书写工具，有纸之后也时而纸、简并用。例如在巴楚县脱库孜萨来古城早期寺庙遗址中，就出土不少古龟兹文木简①。然而在汉代发明纸后不久，纸便迅即传入新疆地区。1933年考古学家在罗布淖尔汉烽燧遗址掘出宣帝时（前73～前49）造的麻纸②，说明西汉时纸已传到新疆，供当地屯戍士兵使用。1901年斯坦因也在同一地点掘得二纸，均写有汉字，一为书信，另一为四字一韵的教子弟书，当为东汉之物③。1959年新疆民丰东汉夫妻合葬墓内，还发现揉成团的纸，纸上有黛粉，可能供描眉之用④。继两汉之后，三国、晋、十六国、南北朝至隋唐，历代所造之纸均可在新疆地区发现。
  例如瑞典人斯文赫定（AndersSvenHedin，1865～1952）1900年在罗布淖尔的古楼兰遗址发掘出3～4世纪的纪年纸本文书，其中包括晋代嘉平四年（252）、咸熙二年（265）和北朝永嘉四年（310）等文书，同时还发现晋泰始年（265～274）、咸熙年（266，268）的木⑤。可见在西晋时木牍在西北还未退出历史舞台，但东晋以后便基本被纸所取代。
  20世纪以来，在吐鲁番高昌遗址也出土许多早期纸本文物，其中较早的是西晋元康六年（296）《诸佛要集经》写本，为日本人大谷光瑞（1876～1948）1909～1910年在鄯善所发现⑥。黄文弼（1893～1966）1928年在哈拉和卓发现的后秦白雀元年（384）衣物券，很值得研讨，因纸上的汉字是用蓝墨水写的，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⑦。1964—1965年新疆考古队在吐鲁番地区重新发掘出一批早期的纸，如1964年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的建兴年书信，纸上写有“王宗惶恐死罪”及“九月三日[王]宗[惶]恐死罪，……秋，……节转凉，奉承明府体万福”等字，写信人为前凉时的王宗。纸上年款部分没有保存下来，但同墓则有“建兴三十六年九月己卯朔廿八日丙午高昌……”等字的绢制柩铭，据此可断定此信不迟于公元348年⑧。“转凉奉承”中的“凉”，指凉州（今甘肃武威）。张氏前凉（313～376）于327年在吐鲁番置高昌郡，且用晋建兴年号达49年之久，建兴三十六年合前凉张重华（346～353年在位）永乐三年。1965年阿斯塔那39号墓出土文书，纸上写有“升平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王念以兹驼卖与朱越”等字，是王念向朱越卖骆驼的契约，升平十一年（367）是东晋年号，相当前凉张天锡太清五年。
  新疆出土的文书中，有许多件具有重要文物和史料价值，如隋代薛道衡（540～609）《典言》残卷、唐代《西州营名籍》、《开元籍帐簿》以及白怀洛、张海隆、卜老师等人的借钱契等，都有史料价值。尤其1965年吐鲁番英沙古城东南佛塔出土的晋人抄写的陈寿（235～297）《三国志》（290）《魏书·臧洪传》及《吴书·孙权传》及1969年吐鲁番出土的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写的《论语郑注》，具有文献价值。此残卷直高27厘米，每纸横长43.5厘米，全长5.2米，麻纸。存《为政》后半及《八佾》、《里仁》、《公冶长》三整篇，卷尾题记为：“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卜天寿，年十二”等字①。上述晋写本《三国志》及唐写本《论语》残卷，是此二书迄今所存最早的写本。
  值得指出的是，新疆还出土了极为珍贵的早期纸本绘画，尽管不是出于名家之手，却说明当时的纸可作画。196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所出十六国（290—420）时绘的地主生活图（长100.5厘米，宽47厘米），是现存最早的纸本绘画②。1969年吐鲁番一座唐墓内也出土一幅纸本设色花鸟画③。共三幅，每幅直高为20.1厘米，横长14.1厘米。所用麻纸呈白色，纸厚，可分层揭开，表面经砑光，部分表面似乎有一层白色矿物粉。从画风看，这画为民间艺术作品。
  在中国各省区中，新疆出土的纸制品种类最多，数量也大。除上述外，1959年阿斯塔那墓葬中发现的对鹿团花、对猴团花及忍冬纹团花的民间剪纸，年代分别为公元541，551及567年。1973年阿斯塔那506号墓所出唐代纸棺，尤为独特。此外还可看到送葬用的纸钱、纸帽、纸鞋、纸腰带等。新疆吐鲁番地区的墓葬可以说是埋藏各种古纸的地下博物馆。
  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大力支持，笔者自1970年起多次系统研究了近半个世纪以来该区出土的晋一十六国、北朝至隋唐，即3～9世纪的历代古纸④。这些古纸经检验后证明在原料选择和制造方法方面，与中原是一致的，大体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麻类，主要是大麻及苧麻纤维，此原料来自废旧的麻绳及破布，属于熟纤维，在各种纸中以麻纸为数最多。第二类是木本韧皮纤维，主要是楮皮、桑皮、瑞香皮纤维，属于生纤维，这类皮纸多出现于唐代及唐以后。如开元三年（715）写《西州营名籍》为楮皮纸。第三类是混合原料，主要是麻料与树皮料混合制浆，如阿斯塔那出土的唐麟德二年（665）写的卜老师借钱契，就是这类纸。第四类是已用过的纸，利用其没有字迹的背面重新书写或印刷，古时称为“反故”。例如唐开元四年（716）籍帐簿，正面写受永业田户主、家族、田产等，而卜天寿得此帐簿纸后，则在纸背写《论语郑注》。9世纪双面抄写的回鹘文佛经，又是一例。敦煌石室所出实物也有类似情况。如五代时用北朝写经纸背面印佛经。这些实例说明，古人对纸的利用是既珍惜又充分的。
  二 新疆造纸的起始时间
  新疆出土的纸经研究证明，多数来自内地，也有的是当地抄造。新疆究竟是从何时开始造纸呢？20世纪70年代初，笔者系统检验出土纸样时，发现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151号墓出的文书（原编号72TAM151∶52）中，写有“纸师隗显奴”、“碑堂赵师得”、“鹿门赵善喜”、“兵人宋保”等字样。纸直高29.6厘米，横长残，为白色皮纸（图12-1）。该文书年代为高昌王麴文泰的重光元年（620），文书中的“碑堂”、“鹿门”、“兵人”和“纸师”等，当是麴氏高昌专门政职务，纸师隗显奴是专门掌管造纸的匠师。同墓出的另一纪年文书，是高昌王麴口在位的义和二年（615）由传令官吴善喜下达的命令（原编号72TAM151∶15）。命令要求“弓师侯尾相、侯元相二人，符到作具，粮食自随。期此月九日来诣府，不得违失”。意思是说，王府令弓师侯氏二兄弟立即自带工具及口粮，在义和二年十月九日（615年11月5日）来府受命，不得违失。这里所说的弓师，是掌管弓箭制造的匠师，与前述纸师一样，都服务于官府。此文书纸高26厘米，横长残缺，白色麻纸，粗帘条纹，不及重光元年文书纸精良，很可能是当地所造①。出土的文书表明，至迟在7世纪初（620）高昌已有造纸作坊，距今一千二百多年，这是迄今所见有关新疆造纸的最早文字记载。
  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167号墓更出土另一件纸本文书（原编号72TAM167∶3），高21.7厘米，长8.5厘米（横长残缺），肤色麻纸，粗帘条纹，每条帘纹粗0.2厘米或2毫米，帘纹呈弯曲状。从技术上判断不是用中原地区常用的竹帘抄造，因为用竹帘抄造的纸，其帘纹应是笔直的，而不应是弯曲的。纸上留有如下文字：“当上典狱配纸坊驱使”（图12-2），意思是，拟将监狱中一些犯人送往纸坊造纸。这是新疆出土文书中有关当地设纸坊的明确记载。可惜，这件珍贵的文书只有残片，可辨者仅这九个字，也无纪年。但出土此文书纸的第167号墓位于高昌时期的墓群中，附近各墓出土物多为8世纪的文物，从纸上墨迹书法风格观之，此文书年代不会晚于中唐（8世纪），有可能更早些，但也不会早于6世纪。这张纸为当地所造无疑，可以此作为判断新疆造古纸之标本。
  据研究，新疆地区早期抄造的纸具有下列技术特征：（1）纸的原料多为破布类麻纤维；（2）纸的帘条纹宽度为0.2厘米左右，有时帘条纹并非笔直，而略带弯曲，呈波浪纹状；（3）纸一般较为厚重，薄纸极少见。迎光看，纸浆分布不甚均匀。纸的以上特征是由新疆地区的资源和技术经济条件造成的。从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造纸技术和纸的形制的演变不但有时代性，而且有地域性。纸所具有的这两性正是我们从技术上鉴定其年代及产地的科学依据，古今中外概无例外。
  当我们探讨新疆各地的出土古纸时，曾注意到：（1）从技术条件及历史背景观之，新疆地区从4世纪就已具备了造纸的技术条件，而当地对纸的需要也越来越大；（2）新疆地区盛产麻类，麻纺早已自给，有了充足的造纸原料来源，而造麻纸比造皮纸更为简便易行；（3）新疆地区不产竹，缺乏用细竹条编制抄纸帘的原材料，于是因地制宜地用当地产的莎草科芨芨草（Achnatherumsplendens）（图12-3）草杆编成纸帘，以代替竹帘。此草为多年生草本，高0.5～2.5米，茎径2～3毫米，粗壮而坚硬。新疆造的纸帘条纹粗2毫米，正是芨芨草杆之直径；（4）用芨芨草杆编纸帘，须用整根草茎，而不是像竹条编帘那样由短竹条接拼成帘，因而纸帘抄用一段时间后，草杆变形呈弯曲状，使纸的帘条纹也呈弯曲；（5）芨芨草杆较粗，粗帘抄纸时滤水较快，使帘面浆液分布不匀，影响纸的质量。为使其浓度增加，通常抄出厚重的纸。这些条件构成了新疆当地造的纸的形态特征。
  由于解决了新疆产纸的形态特征，再依此对比出土的纪年文书纸，就会发现，早在十六国（304～436）时期新疆就已能自行造纸，因为这时期的纪年文书纸都具有这些特征。前面谈到的615年文书纸中“纸师”之职，不过是表明新疆造纸的时代下限。将新疆所造纸的形态特征与敦煌石窟写经纸作技术对比，也一举解决了某些敦煌石室写经纸的产地问题。二者在形态上颇为类似，因为芨芨草野生于新疆、甘肃、青海等西北及华北等地。敦煌石室写经纸有些为敦煌、武威、张掖一带的河西四郡所造，至迟在晋代已有了纸坊，比新疆造纸还早，新疆造纸技术可能是直接从甘肃引进的。因为自敦煌出玉门关西行，很快就进入新疆境内。新疆出土早期文书纸经化验后，发现也有用皮料抄造的，但文字内容表明此皮纸为内地其他地方所造，而运入新疆的。新疆当地造皮纸应晚于麻纸。内地所造的麻纸与新疆造麻纸不同之处，首先是内地纸帘条纹较细而笔直，当用竹帘抄成，一般比较薄。
  三 新疆造纸业的发展
  自从新疆有了纸坊之后，所造的纸已足供各族人民之需，因而出土物中尚有很多其他民族文字的纸本文书，自20世纪初至现在不时出土。例如在哈密天山以北，一次就发现回鹘文写本佛经六百多页①。吐鲁番胜金口的佛寺遗址也有回鹘文、婆罗密文、梵文和汉文写的佛经②。除佛经外，还在高昌故城发现元代回鹘文契约，有的契约用汉文及回鹘文合写。纸的普及使用为新疆各族带来方便，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新疆所造的纸，还向中亚、西亚出口。该地区早已从中原引入植桑养蚕技术，因而造桑皮纸也应具有技术条件。1975年，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内出土的延昌廿二年（582）文书纸（编号75TAM99∶9），经化验为桑皮纸，由芨芨草杆编的纸帘抄造。
  这张纸的出土，说明新疆造皮纸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但皮纸产量显然不及麻纸大。南北朝以后，这里的皮纸逐渐增多。清乾隆年间两位官员苏尔德与福森布合著的《回疆志》（刊于1772年）谈到新疆纸时写道：“有黑、白二种，以桑皮、棉布絮合作成，粗厚坚韧，小不盈尺。用石子磨光，方堪写字”。20世纪初，斯坦因在和田也看到当地维族人仍用桑皮造纸③。70年代初，笔者检验过清代（18世纪）维族人用的阿拉伯文写本《古兰经》用纸，原料为桑皮，纸质厚重，帘纹粗而呈弯曲，表面施一层淀粉浆，且以细石磨光。与《回疆志》所载尽同，新疆桑皮纸确有精、粗两种。精者色洁白，粗者表面有黑褐色桑皮外壳而未能剔除者。《回疆志》所谓“黑、白二种”当指此而言。“黑纸”确切地说应当是灰纸，并非真黑色，这类纸用于包装，不适于书写或印刷。新疆所造麻纸多为本色纸，不作任何技术加工而直接用于书写或印刷，但加工纸也不时出土。
  除前述黄纸、蓝纸等染色纸外，还有高级的冷金纸。明人高濂（1533～1613在世）《遵生八笺》（1591）云：“高昌国金花笺亦有五色，有描金山水图者”，这使人想起唐明皇令大诗人李白（701～762）题牡丹诗时用的金花笺。有趣的是，这种纸在新疆也如法制造。1973年阿斯塔那墓群中汜法济夫妻合葬墓（第214号墓）就出土这类实物，墓主汜法济墓志纪年为高昌国重光元年（620），其妻所戴纸冠冠圈上粘贴有一段冷金纸，纸料为桑皮纸，薄而细，纸上有大约5毫米见方的金片，至今仍闪闪发光④。此冷金纸呈粗帘纹，疑为当地所造，这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冷金笺实物标本。从工艺上看，高昌造纸及加工技术已与中原不相上下，其金银加工纸为中原文人高濂所称道，盖非偶然。另种加工纸经化验后，发现纸表涂一层淀粉汁，再予砑光，使纸更平滑、受墨。1963年阿斯塔那出土西凉建初十一年（415）文书（原编号63TAM1∶14）用纸，经鉴定为新疆当地造麻纸，纸表即有一层淀粉糊，而9世纪的回鹘文写经纸也属于这类纸①。
  新疆地区各族人造纸既是就近从甘肃引入技术，而甘肃造纸技术从长安一带传入，则新疆造纸技术过程与中原一致，自属当然，我们已在前各章提及，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造纸主要设备抄纸器在新疆仍保有汉族地区早年所用的形制。从出土汉纸帘纹分析，早期纸有帘条纹及织纹两种帘纹，分别用不同抄纸器抄出。织纹帘可能是最早的形态，以编织帘固定在框架上，常用编织帘为罗面。抄纸时将打好的纸浆浇注在抄纸器上，或将纸模插入纸浆内，经滤水后放在日光下自然干燥，因而纸上印有布纹或罗纹、织纹。这种方法一模一次只能抄一张纸，晒干后揭下才能抄另一张纸，效率较低，所需纸模较多。汉族地区早期造纸多用此法，后来在新疆、西藏、云南、贵州等地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尼泊尔、印度等国也用此法，直到近代。
  新疆出土古纸中，建兴三十六年（348）、建初十四年（418）纸及唐末回鹘文写经用纸，都是用织纹纸模抄造的，其中以建初十四年文书纸最为典型（图3-17），我们甚至还可选取适当部位计算出所用纸模网目为110孔/平方厘米。建兴、建初年纸提供了有年代可查的早期布纹纸实物标本。至于帘条纹纸，也相当古老，新疆出土物中有晋、十六国时期（3～5世纪）之标本。帘纹纸是用活动的帘床抄造的，因此纸上呈现帘条纹及编织纹，而不是布纹。汉族地区在汉代即用此纸模，晋以后更为普遍，很少再用织纹纸模。在第三章已详加介绍，这里不再重述。从新疆的情况来看，从十六国以来直到近代，两种纸模及抄纸方法并行不悖。维族用织纹纸模抄造出薄而坚韧的桑皮纸，尺幅相当大，足见其造纸技术之精良。
  第二节 新疆维吾尔族地区的印刷
  一 新疆地区的雕版印刷
  新疆维吾尔族地区不但以造纸技术见长，还以印刷技术而闻名中外。高昌回鹘于1209年归服于蒙古，称为畏兀儿。据文献记载及地下考古发掘资料证明，至迟在畏兀儿受蒙元统治期间（1209～1324）这里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技术便双管齐下地发展起来。18世纪法国著名汉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于1758年在巴黎发表了《匈奴、突厥、蒙古及西突厥自公元前及公元后直至当代之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des Turcs，des Mon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avant et depuis J.C.jusgu'à présent）一书，简称《匈奴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援引各种中西史料，在西方很有影响。我们在该书第一章第七节中读到论蒙古大帝国时，发现有下列一段话颇耐人寻味。今将其法文原文翻译如下：“古代蒙古高原民族中，有畏兀儿族在蒙古帝国一时颇负盛名，他们奖励科学和技术，……而他们的书写方式也像汉字那样自上而下，他们率先利用雕版作印刷之用”②。
  按回鹘族祖先早期确曾在蒙古高原游牧，由于畏兀儿主动依附于成吉思汗统治下的蒙古政权，他们受到蒙古大汗器重和信用，常委以要职，而蒙古文最初也参照回鹘文所草创，他们作为色目人在蒙元时期地位仅居于蒙古人之下，因此颇负盛名。而回鹘文字也的确像汉字那样由上而下书写，不同于中亚及西亚其他民族的文字，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当德经指出畏兀儿人掌握雕版印刷技术之时（1758），远在新疆地区出土印刷品实物之前，不管他是否有何依据，反正他的这一记载在一百多年后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1902～1907年由李谷克（AlbertvonLeCoq，1860～1930）和格林维德尔（Albert Grünwedel）率领的普鲁士考察队在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报告见李谷克执笔的《新疆探宝记》（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estan，Berlin，1926），此书由布拉维尔（A.Brawell）从德文译成英文，题为《新疆的地下宝藏；德国第二次及第三次吐鲁番考察队的活动及探险报告》（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ventures of the
  2nd and 3r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London，1928）。报告指出，他们在吐鲁番地区古遗址中发现大量雕版印刷品残片，大部分是佛经和佛像版画，使用的文字有回鹘文、汉文、梵文、西夏文、蒙文和藏文等六种文字。这些文物后收入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引起西方学者的极大兴趣。
  但吐鲁番出土的这批印刷品因为是残片，没有保留下有年款的部分，经研究后发现，其中蒙文及梵文印刷品文字中出现成吉思汗的名字，再没有发现更晚年代的迹象，所以李谷克将这批文物断为蒙元初期（13世纪）产物①，是比较稳妥的。美国印刷技术史家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1888～1925）博士在20年代亲赴柏林研究了出土物，并同李谷克作了交谈。卡特后来描述说：“在吐鲁番地区发掘的每一地点，几乎都有版画和雕版印刷品。”发现印刷品的最西地点是吐鲁番盆地西的托克逊（Toqsun）县。这些印刷品以及大量写本残卷没有受到妥善保管，几百年间任其自然摧残。“在有些寺院里，地上全是散乱的纸片，全都践踏过，或用手撕成碎片。例如在亦都护的寺院内，满地都是‘废纸’，高可及膝。……我在柏林曾经检视一箱这种积藏物……在皱乱和撕碎的回鹘文、粟特文、汉文和梵文写本中，包括简陋的雕版佛像画十二张；回鹘文印刷物两张、几块描有佛像的丝织品和一段印花丝织品②”。
  比较完好的雕版印刷品是在木头沟（Murtuk）一所寺院里发现的，其年代似乎比多数寺院晚，但大部分是印刷精良的。在谈到这批印刷品年代时，卡特转述说，较早的印刷品难以断代，只有较晚的纸片可以断代，在晚期遗物中有四张蒙文印刷残片和一本美丽的大字兰察体（Lantsa script）梵文印经以及一张有成吉思汗名字的纸片。以上这些印件不会早于13世纪初年，……也不能距13世纪末太远。”但回鹘文印刷品可列入较早年代（图12-6），木头沟寺院中的精美印刷品属于13世纪末期。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蒙古时代初期（1210～1240），吐鲁番地区已经有了非常发达和分布广泛的印刷工业，而且已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吐鲁番雕版印刷品中印有回鹘文、汉文、梵文、西夏文、藏文和蒙文六种文字，前三种文字的印刷物数量最多③”。回鹘文印刷品全是佛经，文内有梵文夹注，对名字和词给出原文，就像我们今天将英文译成汉文时，在汉文后标出名词的英文原文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每张印页左边印出汉文页码。据认为兰察体梵文印本佛经，是为新疆维吾尔族或藏族僧人使用而印，他们多通晓梵文（图12-7）。
  梵文印刷物字体有两种，数量较多的是古梵文，少数印本用13世纪时通用的兰察体（Lantsa）梵文，这可能是佛教徒习惯使用的一种变体梵文，在字形上略有改变。梵文印本中最精美的是兰察体《金刚经》，每页直高15.5厘米，长64厘米，宽边。每隔一页用梵文和汉文交替印出卷名及页码。如图12-7所示，汉文标题为“十万颂般若第十三上”、“卅”。“万”字就用现在的简体，“卅”为第30页。从梵文字体来判断，可以大致判定为13世纪的产物。蒙文印刷品共四张，内容都是佛经，所用文字为蒙古国师八思巴（1235～1280）于至元六年（1266）奉敕创制而于次年颁行的蒙古新字（八思巴蒙文），此字参照藏文形制制成，未用蒙古早期参照回鹘文而创制的旧字。这决定蒙文印件年代为13世纪后期。蒙文也像回鹘文及汉文那样行文由上而下阅读，但每个印张的版式与中原汉文雕版印刷物更近，书口有鱼尾，每张两页，中间书口下印有汉文页码。吐鲁番发现的这批印刷物中还有汉文佛经残页，字体颇像宋版书那样丰润，印刷精美。
  这批以不同文字印成的印刷物有三种装订形式，一是卷轴装，如汉文佛经印本，表明这种书籍形式属于早期产物；二是经折装或梵夹装，如汉文佛经及回鹘文佛经；三是贝叶装或册叶装，如兰察体梵文佛经，仿效古代印度佛经形式，但印度贝叶经在每页中间穿孔合订，而这种纸本印刷页虽不用印度方式装订，却仍在每页中间印出穿孔，以保持原有形制。上述八思巴蒙文佛经印本，从每页版框形式观之，似为线装形式。可以说，中原地区主要雕版印本书装订形式，都可在吐鲁番文物中发现。
  德国考察队不但在吐鲁番发现雕版佛经、佛画，还发现两张纸牌（图12-8），当然也是印刷品，其中一张，牌面直高9.5厘米、横长3.5厘米，中间印有一人物，边栏上、下各印有“管换”及“贺造”字样。纸牌由几层纸粘贴成厚纸，但其年代无法断定，可能是14世纪左右①。在吐鲁番发现的纸牌应当是驻札在畏兀儿的蒙古军队及随行人员所用，维族也很快学会。从纸牌上所印汉字形体看，不像是中原地区汉人工匠所刻，其中“换”字误刻为“〓”，各字结体及运笔似乎是出于少数民族之手，因而疑为畏兀儿当地所刻印，因汉字不像由毛笔所写，而像用硬笔书后刻之。
  继德国考察队之后，1930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黄文弼、袁复礼（1893～1987）二先生在吐鲁番采购得回鹘文雕版印刷品三件，其中包括经折装佛经，高24.5厘米、宽20.3厘米，共二片，都是朱色版画像；还有高24.5厘米、宽53.5厘米的佛经，左首印有佛像，共五片，有的在中缝处印有汉文页码“十”字。朱刻像与墨印像旁刻有汉文“陈宁刊”三字②。经冯家昇（1904～1970）博士辨认，这五片为《佛说八阳神咒经》，版刻佛像为《如来说教图》③。《佛说八阳神咒经》曾收入1231～1322年间编修的《佛典碛沙藏》中，有的经也印有“陈宁刊”字样，则这几页回鹘文刊本佛经也是13世纪之产物。还有四片，高29厘米、宽54厘米，有梵文夹注，不知是何经。另一回鹘文佛经刊本残页，亦印出汉文页码“十”字。从这批回鹘文刻本中可以看到，不但用墨印，而且还有朱印，甚至朱墨套印。
  显而易见，吐鲁番遗址中发现的各种民族文字的雕版印刷品是在汉族工匠与畏兀儿人、党项人、蒙古人及藏人合作下刻印而成。有的印刷物上刻有汉族工匠的名字，便是证明。蒙元时期统治者很重视畏兀儿地区，为满足各族对宗教经典的需要，除颁发内地刊印的佛经外，也在组织当地刻印佛经。根据当时的惯例，蒙元朝廷有时委任经学大师主持刻印佛经，将一些民族的经师、书写手、校经手派往内地，配合汉族刻工刻版并印刷，再将佛经运回民族地区，或将内地刻出的雕版带来当地刷印。前述回鹘文印本《八阳神咒经》及《如来说教图》署“陈宁刊”者，刻工精湛，刀法圆熟，可能就在内地由著名工匠陈宁刻版。我们也不否定畏兀儿工匠有能力刻版，前述纸牌可能即是少数民族工匠仿刻。
  二 新疆地区的活字印刷
  有证据显示，中原的活字术特别是木活字至迟在元代已传入新疆。法国人伯希和1907年在敦煌千佛洞一个地窟内发现一桶回鹘文木活字，总数有960枚。卡特报道说：
  伯希和根据它们存放的地点和其他因素，断定此为1300年之物。总数有数百枚之多，大部分处于完好状态。此木活字由硬木制成，以锯锯成同一高度及宽度。与同时代的王桢所述的要求完全一致①。
  但王祯木活字与回鹘文木活字除语种不同外，还有两点明显差异。第一，王桢木活字每个活字块长宽高都是整齐划一的，因汉字为表意文字，一字一音，每个活字块只刻一个汉字；回鹘文木活字高（2.2厘米）、宽（1.3厘米）一律，但长度不等（1～2.6厘米）。回鹘文为拼音文字，每个字（词）由不同数目的字母拼成，每个活字块刻出一词，因而长短不一；第二，王桢木活字只一头刻字，另一头空着；回鹘文木活字块上下两端都刻字，可颠倒使用。这样虽然节省木料，但检字时必然较麻烦，检字工记不得另一头是什么字。
  回鹘文虽属拼音文字，但又与后来西方拼音文字的活字不同，后者每个字块只刻一个字母，由含不同字母的活字块拼成一字（词）。从这个意义上说，回鹘文活字介于汉文活字与欧洲文活字之间，而更近于汉文活字，可以说是仿照汉文活字形式创制的。这种独特的活字系统是畏兀儿人结合本民族文字特点而作出的一项创造，它是将汉文活字转化为欧洲文活字的一个过渡形式。图12-9表示四个回鹘文木活字标本，经冯家昇辨认，从左到右分别为“事”（i〓）、“七”（yiti）“敬”及“信”四字②。伯希和将大量回鹘文木活字带回欧洲后，没有妥为保管，少数流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及私人手中③，大多数现存巴黎基迈博物馆（MuséeGuimet）
  史料表明，元初王祯于1297～1298年制木活字，回鹘文木活字年代为1300年（如果伯希和的断代无误的话），二者时间差太短了，不能说畏兀儿木活字受王祯影响。是否可认为木活字是畏兀儿人独立研制的，现尚缺乏足够证据。问题在于，王祯是木活字技术的革新家和集大成者，并不是发明者，在他以前宋代已有了木活字。中国境内自从1045年以来有了活字发明以后，用什么材料制活字是任何工匠和技术家都可以尝试的。有些文献上没留下姓名的汉族印刷工匠在宋代已用木活字印书，并且用这一技术帮助西夏的党项族印刷了西夏文佛经。1991年宁夏贺兰县的拜寺沟方塔废墟出土西夏文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经鉴定为木活字本，年代为西夏后期（1180～1226）①。正如回鹘文雕版佛经那样，西夏文活字本佛经印页也印有汉文页码，表明也是由汉族工匠参与刻印的。在西夏用木活字印刷之前，中原已早就用木活字印书，自属意料中事。而西夏木活字印书比王祯木活字及回鹘文木活字都早一百多年。回鹘与西夏相邻，又一度受其控制，回鹘文木活字受西夏影响的可能性是不应排除的。另一方面，蒙元时期汉族工匠直接参与刻印回鹘文木活字佛经的可能性也
  许更大。
  卡特就曾想到，由于发现蒙古时的回鹘文木活字，那么在李谷克于吐鲁番获得的回鹘文印刷物中是否有可能用木活字印成的②。李谷克和卡特未对这些印刷物用何种方法所印作过技术鉴定，遂笼统一律称为“雕版印刷品”，正如卡特本人所说，在雕版印刷物与活字印刷物之间的差别实际上是难以辨认的，更何况是用很少人能看懂的回鹘文印刷的。即令汉文印刷品，专家们在分辨雕版与活字版时，也非轻而易举的事。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回鹘文印刷品至今保存完好，只有经专门研究，才能解决其中是否有木活字本的问题。
  第三节 党项族地区的造纸、印刷
  党项族是古代羌人中较晚兴起的一支，南北朝末期（6世纪）分布在青海东南及黄河河曲一带，过游牧生活。唐初，扩展到四川松潘以西地区，以姓氏结为一些部落，互不统属，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较大的部落有拓跋氏、细封氏、费所氏等八部，而以拓跋氏为最强，与中原很早就有来往。贞观四年（630），唐于党项拓跋部地区设州或羁糜州。不久，党项各部为吐蕃所迫，请求内徙，唐政府将其迁移至今甘肃、宁夏及陕北一带，其中以地处夏州（今陕北及内蒙古杭锦族、乌审旗等地区）的平夏部最为强盛，其首领历任唐边州官吏。唐末（881～882），党项平夏部拓跋思恭（？～895）因助唐攻打黄巢领导的农民军而立功，被赐姓李，封为夏国公，并权知定难军节度使，治所设在夏州。
  五代时中原多事，党项势力逐步延伸，10世纪以后与北宋进行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促进其社会发展。李德明任首领时（1004～1032），与宋、辽和平相处，扩大贸易，却对甘州回鹘及吐番采取攻势，控制河西走廊。其子李元昊（1003～1048）执政时，辖区扩及今宁夏、甘肃全部及陕西、内蒙部分地区。1038年李元昊仿汉制称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因位于宋西北，史称西夏（1038～1227），与辽、金一道先后成为与宋鼎立的政权。西夏境内除党项族外，还有汉、吐蕃、回鹘和契丹等族，汉人从事农耕、工商，其余民族从事畜牧。1227年西夏亡于蒙古，共十主，历时190年③。西夏灭亡后，党项人流散各地，与当地各族融合。元代时蒙古语称西夏为唐古忒（Tangut）。
  李元昊是党项族历史中的杰出人物，即位后得到野利部野利仁荣（？～1042）的支持。此二人都通汉文化，他们一面吸收汉文化，一面又保留本民族传统。建立汉官制及党项官制两个并列的系统：汉官制仿唐宋，设中书省及枢密院等统治机构，由汉人任官吏；党项制设模宁令、宁令等机构，皆由党项人担任，而以野利仁荣兼任中书令及模宁令两个重要的最高行政长官。元昊再定兵制、礼仪、律令、礼乐等，典章制度渐趋完备①。
  他采取的另一重要措施是制订西夏文字，由宰相野利仁荣加以演绎，成十二卷，用以记录党项族使用的语言或翻译汉文典籍，称为蕃文。广运三年（1036）颁行，与汉文共同通行于境内。
  党项语或西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在语言学上更近于吐蕃语即藏语，但西夏文却像汉文那样属于表意文字类型，一字一音。西夏语言学者编纂的语文词典《音同》，收入西夏字6000余，实际上可能多于这个数目。西夏文字形方正，很像汉字，也分为篆、楷、行、草四种书体，字体结构仿照汉字由点（、）、横（一）、竖（丨）、撇（丿）、捺（〓）、折（〓）、折钩（〓）等组成，但笔画比汉字繁冗。这种西夏文从元以后不再通行。
  一 西夏的造纸与文化的发展
  从历史上看，党项族在唐初内迁至今陕甘宁一带后，就已用上了纸。他们聚居的地区，如陇右道东部的沙州（甘肃敦煌）和肃州（酒泉），在这以前就是西北产纸地，因此西夏建国后便有了造纸业，是很自然的。产纸地也有所扩大，除原有产地外，灵州（今宁夏宁武）和兴庆（宁夏银川）也可生产麻纸。西夏农牧业发达，河西、河外十三州及灵州“地饶五谷，尤宜稻麦”，而矿工、铁工、木工、石瓦工、纸工、印刷工、纺织工、陶瓷工和建筑工为数不少。
  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成书的《天盛律令》，列举官营工业作坊时，谈到纸工院和刻字司。但1132年刊行的《音同》跋中就指出“设刻字司，以蕃学士等为首，刻印颁行世间”②。而纸工院显然与刻字司一样，是在首府组建的最大的官营生产基地。这两个机构负责皇室及官府用纸的供应和各种著作的出版，有可能是在合并民间作坊的基础上组建的。1223～1225年刊行的《杂字》器用物部中列举纸有表纸、大纸、小纸、三抄、连抄、小抄、金纸、银纸及京纸等名目，包括不同幅面、厚度、档次的本色纸和加工纸。夏崇宗时（1086～1139）出版的《文海》中对纸的解释是“此者白净麻布、树皮等造纸也”。④除这两个官办生产机构外，不排除有民间纸坊，而有的寺院也从事印刷。
  根据对西夏写本及刊本用纸的调查研究，可以看出当地主要生产麻纸，造纸方法与中原相同，属于北方麻纸系统。由于缺少竹材，抄纸帘以芨芨草茎杆编成，偶有用粗竹条编之，因此帘条纹一般为0.15～2毫米。麻纸较厚，厚度一般为0.14～0.19毫米，表面不够平滑，除本色纸外，还有黄、蓝、红等色纸。但西夏也生产少量皮纸，如北京图书馆藏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元年、二年（北宋神宗熙宁三年、四年，1070～1071）的文书，经笔者检验即为西夏造皮纸。文书是用西夏文行书写的审判书（图12-10），涉及瓜州（今甘肃安西）官府审理的一宗民事案件。该文书用纸较薄，厚度为0.08～0.1毫米，粗帘条纹，呈浅灰色，打浆度不高，纸浆分布不匀，迎光看纸上透眼较多，但仍有足够强度①。
  大体说来，西夏所造的纸较厚者（厚度为0.15～0.2毫米）多为麻纸，较薄者（厚度在0.1毫米以下）多为皮纸。二者的帘条纹没有多大差别，用同一种纸帘抄造。麻纸表面不够平滑，纸上有少量未松解的麻纤维束，纸的颜色有白的，也有呈灰色的，但纸质坚韧。皮纸比麻纸表面平滑，但透眼较多，产量不大。由于当地造纸资源有限，而用纸量较大，用过的旧纸被回收，与新纸浆相配重抄的可能性是不应排除的。因旧纸的脱墨过程进行得不彻底，所造的纸颜色便呈浅灰。如夏仁宗天盛十三年（1161）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即以粗灰麻纸印刷，纸厚0.16～0.18毫米，粗帘条纹，纸面涩滞②，我们疑心使用了再生纸。有时还干脆用废旧的文书纸背面重作印刷之用。
  总的说，西夏境内各纸厂尤其纸工院的产纸量是很大的，这从1189年夏仁宗为纪念即位50年，一次就刊印《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的汉文、西夏文及藏文本共10万卷，就看得出来，因而当地产的纸，足以满足各界的需要。西夏可能是当时中国境内人均耗纸量最大的民族地区，所造的纸因用途及使用人身分的不同，质地上有高下之分，上层统治者用较好的本色纸和加工纸，群众用较次的廉价纸。从出土纸本文物观之，大多数纸制作都较为粗放，包括统治者下令刊经的印刷用纸，与宋纸不堪相比，我们偶而见到较好的西夏纸。虽然西夏纸工已掌握足够技术可以生产高级纸，但这些技术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主要原因是纸的需要量太大，纸工来不及精工细作，就得将纸交出使用，加上原料供应紧张，不得不以废纸回槽重抄。
  纸的生产促进了西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史载元昊在颁行西夏文后，设立蕃学，以蕃学进者，诸州多至数百人。1061年，夏毅宗遣使向宋上表，“求太宗御制草诗隶书石本，且进马50匹，求《九经》、《唐书》、《册府元龟》”，宋仁宗诏赐国子监版精刻《九经》，还所献马匹③1101年夏崇宗立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1144年夏仁宗“立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亲为训导”①。在校学生多至3000人，又仿宋制实行科举制，1161年设翰林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等为翰林学士，发展儒学、史学和文学。各种写本、刊本著作不断问世。
  西夏又从北宋引进大量汉文典籍，设译所组织人员将这些汉籍翻译过来，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党项族名儒斡道冲（1108？～1183）。斡道冲字宗圣，灵武人，通《五经》，掌西夏史官之职，译《论语郑注》，著《论语小议》等。1151年任蕃汉学教授，1171年擢至中书令，旋补国相。在他周围聚集大批党项族和汉族、藏族人材从事翻译和著述活动。西夏统治者都信佛教，以佛教为国教，在兴庆府、凉州、甘州和灵武等地兴建规模较大的寺院和大的佛塔，因而境内佛教兴盛。西夏多次遣人至宋购求佛经、儒家经典和史传，因而大量宋刊本湧入境内，1047年夏景宗将宋版大藏经珍藏于兴庆府新建的高台寺中，作为镇寺之宝。1072年夏毅宗再遣使入宋，进马匹以求大藏，宋神宗诏赐大藏经，退还其马。宋版大藏经运到西夏后，很快译成西夏文，促进了西夏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二 西夏的雕版印刷
  西夏造纸和印刷业的发达，有赖其所在的地区过去就有这方面的技术基础。五代时沙州就是西北的一个印刷中心，如第九章所述，这一带在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约905～980）主持下，由刻工雷延美等人刊行过大量佛像、佛经。当党项人来到敦煌一带时，曹元忠的势力仍在，而且继续与北宋保持联系。因此党项族首领们对印刷技术并不陌生，他们早就接触过雕版印刷品，而且境内的印刷工仍有人在。前述天盛年（1149～1169）成书的《天盛律令》中，列举西夏官府作坊时谈到的刻字司，便是与刊印西夏文著作有关的机构。但不能认为西夏印刷是从此时才开始的，因为在第三代统治者夏惠宗（1068～1086）时刊印的佛经已从地下出土，因而有理由相信，西夏建国初期即景宗李元昊在位时（1032～1048）就已有了雕版印刷。
  关于西夏文著述及其出版情况，历史记载不够详细，幸而有大量地下出土实物可以补充史载之不足。首先应指出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ПeтpКyзъмичКoзлoB1863～1935）率领的蒙古-四川考察队在巴丹吉林沙漠中的探险，他们在额济纳河岸边发现西，夏黑水城古城遗址。黑水城在蒙古语中称为哈拉浩特（Kharahoto），为西夏黑山威福军司驻扎地区，在今内蒙额济纳旗境内。科兹洛夫在黑水城遗址内发掘出许多珍贵的文物，其中包括2000多种西夏文、汉文、藏文文书、写本和印刷品，尤其西夏文文献具有重大史料及学术价值，也为研究印刷史提供实物资料。
  科兹洛夫的发掘报告1909年发表于《俄罗斯帝国地理学会会报》卷44～45中，后又以《蒙古、阿木多及黑水城遗址》为题于1923年出版单行本②。这批西夏文物初藏于圣彼得堡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后移藏于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经伯希和③、伊凤阁（Aлeкceй ИBaнoBичИBaHoB1878～1953？）①和中国学者②的介绍，引起普遍注意。孟列夫（Л.H.MeншикoB）③、戈尔巴切娃，（3.ИГepбaчeвa）及科恰诺夫（E.И.КoчeнoB）④作了编目，而孟列夫的书目于1994年译成汉文。.从以上书目中可大致看出西夏著述及出版概况。这些出土文献可分为佛教典籍、儒家和道家著作、语文字典、类书、史书、兵书、政治法律、文学作品，天文历法、医药等，有汉文原著及西夏文译本，也有党项人自己写作的，既有写本，又有印本。其中佛经占80％，除汉文本外，西夏文本多译自汉、藏文及梵文原典。西夏的印本佛经有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等不同装订方式，而经折装占多数，刊印地点多集中于首府兴庆的一些寺院或官府机构。最初由民间刻印并布施佛经，不久统治者便将印刷纳入官方体制，印刷得到皇室鼓励。较早的刊本是1073年陆文政施印的《夹颂心经》，共一卷，因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每句经文后标以“颂曰”，再以八句诗对该句解释，故名《夹颂心经》。此经作经折装，印以麻纸，尾题“天赐礼盛国庆五年岁次癸丑八月壬申朔，陆文政施”⑤。此年号为夏惠宗（1068～1086）年号，据干支为1073年9月5日。
  除上述外，年代较早的西夏刻本佛经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作卷轴装，为夏惠宗时所印，卷尾题记为“大延寿寺演妙大德沙门守琼/散施此经功德。大安十年（1085）八月日流通”，印以宋体字，这是大延寿寺僧人守琼于1085年为向教徒散发而刻印的。此寺可能在兴庆府，刻印地点当在寺内。黑水城出土印本以夏仁宗（1140～1193）时刻印的数量最多，如《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及《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都是木刻本，作蝴蝶装，白口，左右双栏，版框9×15.5厘米，纸色白而略带浅黄，经首有三幅版画，尾题“诠教法师番汉三学院……沙门鲜卑/宝源奉敕译”。第二个印本有夏仁宗写的发愿文，内称他令刻此经西夏文及汉文版本一万五十卷，布施全国，使去世三周年的父亲崇宗安息。因此刊印时间为1141年。
  夏仁宗发愿所刻《妙法莲华经》共七卷，经折装，各卷有封皮，以西夏文和汉文写本糊成硬纸板，皮上标明作品名称。每卷第一纸均印以佛像和表现作品题材的版画，卷一版画中佛前蹲着一群弟子，其中可能有夏仁宗的形象，版画上印有仁宗称号。卷七题记中载有“雕字人王善惠、王善圆、贺善海、郭狗埋等，同为法友，特蔼微诚，以上殿宗室御史台正直本为结缘之首。命工镂板，其日费饮食之类，皆宗室给之。……大夏国人庆三年岁丙寅（1146）五月……”。从此经中不但可知雕印时间、地点，还可知道一些雕工的姓名。夏仁宗的汉人妻子罗氏也刊刻过一些佛经，如1189年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尾题“大夏乾佑二十年岁次己酉三月十五日（1189年4月2日）/正宫皇后罗氏谨施”。此本作经折装，卷首有版画，卷尾还黑色印，楷书印文为“温家寺/道院记”。
  黑水城出土的非宗教作品中，以骨勒茂材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图12-12）最为重要。此书刊于1190年，是一部西夏文与汉文音义对照的双解词典，共125面，正文以天地人三部分类，每词并列4行，中间两行是西夏字与汉字译义，外面两行为西夏字与汉字译音、汉译字的西夏文注音，是研究西夏语文的重要资料。切韵博士令〓义长等人编的《音同》或《韵统》，是按声母分类编排的西夏文字典，声母分类共九品，每品将同音字集为一组，各组用小圆点相隔，刊于1132年。此书按《广韵》排列，收西夏文大字6133个。刊于夏崇宗时（1124～1132）的《文海》，是仿汉籍《说文解字》和《广韵》体例所编的西夏文详解字典，每字有反切标音、字体结构分析和释义。另有《杂字》是西夏文分类词典，按天地人分为三门，出版于献宗乾定年（1223～1225）。这些语文字典都是供习字、写诗用的大众化工具书，流通很广。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类书有《圣言义海》，雕印于1183年。这是一种格言式词语详注词典，共5册，仿汉文类书体例，按内容分类编排。词头印以单行大字，释文为双行小字，内容广泛，解释详细，由刻印司出版。文学著作有《十二国》刊本，已残损，讲述春秋十二国历史，鲁、齐在第一册，晋、魏等在第三册，可能译自宋人《十二国史略》（三卷）。西夏文《类林》也可列为史书，此为印本，刊于1182～1183年，共十册，今存第三至第十册。此书译自汉籍中历代人物传记，加以分类，共50章。由于西夏统治者经常用兵，因此很多汉文兵书被译成西夏文出版。如《孙子兵法三家注》刊本，由三国时曹操、唐人李筌及杜牧三家作注。另有一写本也是《孙子兵法》，末尾有孙子传。《六韬》是兵家谋略之书，也有译本出版，但无注。《黄石公三略》译本有注，曾经刊印。政法方面的作品有《贞观要文》刊本，译自唐人吴竞的《贞观政要》。党项人自己写的书《贞观玉镜统》也曾出版，这是有关军事法典的书，成于夏崇宗贞观年（1101～1114）。夏仁宗时编定的法律文献《天盛年改新定律令》也曾出版，此书20卷，汇集了西夏政治制度及法令。
  文学著作有西夏诗集刊本残本，无书名，年代为1185～1186年，刻印司出版。由梁德养编的《新集锦合辞》也曾出版，集西夏诗体格言及谚语于一书。沙门宝源的《贤智集》是一劝世从善的诗文集，有插图，此西夏文集子刊于1188～1189年。类似性质的书有沙门慧明和道惠编的《三世属明言集文》，以西夏文写成，由杨金刊印。天文历算方面的写本和刻本有历书多种，皆为残页。上述西夏刊本在刻印技术上已达到宋刻本水平，只是用纸欠佳。
  继科兹洛夫之后，斯坦因1914年也在黑水城掠去大量西夏文献，今藏伦敦不列颠图书馆。五十年代以来，西夏文物又时而出土。如1959年3月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队在宕泉河东岸元代喇嘛庙内发现三部西夏文《观音经》木刻本，作梵夹装，有插图，麻纸印刷，纸色灰白①。1972年甘肃武威一个山洞中发现一批西夏文书，其中有西夏文刊本《四言杂字》两页、夏仁宗人庆二年（1145）刻汉文日历残页、蝴蝶装西夏文刊本佛经、西夏文写本药方残页等②。1989年，宁夏贺兰县西夏宏佛塔出土一批被火烧过的西夏文佛经雕板③。
  三 西夏的活字印刷
  黑水城出土的大批西夏刊本，过去都笼统地定为雕版印刷品，随着西夏刊本的新发现和专家的仔细研究，发现还有活字本。清末至民国年间，宁夏境内发现刊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的不少残卷，流散于内地甚至海外。此印本佛经作梵夹装，仁和邵氏得其中卷一至卷十全帙，由罗福苌将卷一起首三页译成汉文④，其兄罗福成于译文后注明说：“右刊本每半页6行，行17字，为河西《大藏经》雕于大德年中。自第一卷至第十卷完全无缺，现藏仁和邵氏。节录其首页原文与释典读之如左。附活字印本一页。”“附活字印本一页”，指罗福成手摹卷一西夏文18行，并非原刊本照片。
  王国维跋元刊西夏文《华严经》时，注意到日本善福寺藏元平江路（苏州）碛砂延圣寺刊《大宗地玄天本论》卷三末尾载大德十年（1306）的《管主八愿文》，文内称：
  钦覩圣旨，于江南浙江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刻河西字（西夏文）《大藏经》三千六百三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1302）完备。管主八钦此圣缘，造三十余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⑤
  这表明在西夏亡于蒙古后，元初统治者仍准于杭州继续印造活字本佛经，发西夏地区各寺院供奉。1302年主持印《华严经》等经的管主八，为藏语“经学大师”（Bhah-hgyur-pa）之音译，而非人名。此人通汉、蒙、藏及西夏文，所刊佛经多据藏文版佛经，惟《华严经》肯定以汉文本为底本。至1930年代，北京图书馆又陆续购求《华严经》等夏文刊本佛经一百余册，但很少对印刷方式作过鉴定。
  1970年代初，宁夏博物馆征集到两包经折装夏文刊本佛经，经王静如鉴定，认为是译自汉文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木活字刊本⑥。第一包为卷二十六及57残页，每半页6行，行17字，第二包为卷七十六全文。从字体看，并非出一名刻工之手，经纸背面透墨深浅不一，尤其常用字如“佛”、“一切”等近百余字经纸背面多不透墨，且字体、行、格排列歪邪，间多漏字、衍字，这都是活字本常见现象，而不应出现于雕版中。经北京图书馆版本学家细加审订，定为元刊。王静如因而认为这批《华严经》为元刊本活字本。他将卷五十七三行西夏文题款译成汉文后，发现印有下夏仁宗李仁孝（1124～1193）的尊号，则元刊夏文活字本底本可能是夏仁宗时的校订本。
  王静如又将流失到海外的夏文版《华严经》卷五末尾所附夏文《发愿文》译成汉文：“一院发愿，使雕碎字，管印造事者都啰慧性。并共同发愿，此一切随喜者，皆当共同成佛道。”
  此处还提到具体掌管印造《华严经》的官员是西夏人都啰慧性。而“使雕碎字”中的“碎字”可解作“活字”，因为制木活字时，要将在雕板上刻出的字用小细锯踞下，使整版破碎，造成一个个活字块。除此，不能有别的解释。
  将流散到海外的刊本《华严经》卷五、王静如研究过的卷二十六、五十七、七十六，罗福苌与王国维研究的卷一至卷十以及北京图书馆现藏的卷四十八加以通盘比较，就可看出它们都应是木活字本，而且来自宁夏某寺院的同一部刊本的不同卷。仁和邵氏原藏十卷中，卷六至卷十后由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所购入，该所更藏有卷三十六，此六卷被定为元刊本①，1958年小川環樹更定为木活字本②。此活字本印页上不时出现汉字，说明它是在汉人与党项人合作下刊印的。经检验其印刷用纸后，证明不是西夏所产，而是江南皮纸，纸白精细，可断定确是1302年在杭州大万寿寺刻印的（图12-13）。至于同时同地刻印的西夏文《梁皇宝忏》，我们认为是雕版，而非活字版，由杭州刻工俞声刻字。
  1991年宁夏出土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刊本为经折装（图12-14），经牛达生研究确定此佛经为木活字本③。他指出，该刊本版框栏线四角不衔接，版心左右行线长短不一；文字有大小，大字20毫米见方，小字6～7毫米见方，笔画粗细不一，墨色浓淡不匀。个别字倒置，版心行线漏排，书名简称用字混乱，时有误排。页码用字错排、漏排多。尤其是残存有作界行的竹片的印迹。这些现象多见于活字本，最后一项即竹片印迹说明是木活字本。据此，该刊本将是现存最早木活字印刷品。笔者1994年3月检验了其印刷用纸，发现是当地造的较精细的麻纸，白色，纤维分散度较大，厚度为0.1毫米左右。西夏后期木活字本的出现，也说明元初刊行西夏文木活字本佛经是有历史根源的。
  西夏后期木活字本、元代夏文木活字本和回鹘文木活字的出现以及元初王祯对木活字的研究都说明，在中国各族在长期偏重以雕版印书之后，都想改变一下制版方式，而宋代又有了活字技术，为这种改变打下技术基础。我们可将汉文、西夏文和回鹘文的木活字作一比较。汉文是表意文字，一字一音，木活字是一字一印；回鹘文是拼音文字，每字（词）由若干字母拼成，木活字以单词为一单位，每个活字块长度不一；西夏语虽属拼音语文类型，但西夏文则属表意文字类型。
  还应指出，西夏文泥活字印本近年也有发现。1989年5月，甘肃武威出土西夏文印本《维摩诘所说经》（Vimalakirti-nirdesa-sūtra）残卷，共54页，每页7行，行17字，直高28公分，作经折装，横宽12公分。经研究为13世纪西夏时期出版的泥活字本①。1993年，专家发现1907年科兹洛夫于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同名佛经也是西夏泥活字本②。这说明西夏不但从中原引进雕版印刷技术，还引进木活字、泥活字印刷技术③。西夏文活字介于汉文及回鹘文活字之间，是从汉文活字过渡到回鹘文活字的中间形态，而且可能对回鹘木活字产生影响。而回鹘文活字又是从汉文、夏文活字过渡到西方印欧语系罗曼语族诸文字活字的中间形态。从这一分析中，可看到汉文→西夏文→回鹘文→拉丁文活字之间一脉相承的传递关系与谱系，也表明了中国活字技术从中原经今宁夏、新疆传到西方的地理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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