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本书第七、八两章已详细讨论了宋代毕昇和元代王祯的活字技术，这里不再复述。本节要讨论毕、王以外的其他宋元人从事的活字技术活动及所刊活字本著作情况。沈括以后北宋文献很少记载活字印刷活动，但地下出土的北宋活字印刷品则正补充文献之不足。1965年，浙江温州市郊白象塔在重新修复时，从塔身第二层发现《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印本残页（图10-16），高10.5厘米、宽13厘米。同处还发现手写《写经缘起》残页，有崇宁二年（1103）年款，因之可确定此印本佛经年代即是该年或相近年代所印①。《佛说观无量寿佛经》（AparimitāyurSūtra）为净土宗三经之一，三国魏人康僧铠译，共二卷，由唐代僧人善导作注，名《观无量寿经疏》，共四卷。该经正文唐写本在敦煌石室出土②。温州出土的这个印本残页，用纸为黄色皮纸经文作迴旋排列，共12行，可认文字有166个，宋体。每行排列不规则，字的大小及笔画粗细不一，纸面可见字迹有经微凹陷，墨色浓淡不一。有首尾二字相连，每行迴旋。转折处出现倒字，如“杂色金刚”作“杂色金刚”，句中常有“〇”号及漏字。经鉴定为北宋泥活字本，在毕昇之后50年左右。如果这样，这将是毕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
  介绍上述出土文物的报道发表后，个别人提出商榷③，认为此经是木刻本，因经文上下字间笔画有时连接，不应出现于活字本中；个别字倒置发生于迴转处是有意的，表示连接下句经文的方向，不是误排。但钱存训取得经文残页彩色照片仔细观察后认为仍是活字排印④，因早期活字按笔画多少刻成单字，每字笔画外并不留空白，各字大小不一。两字连排容易将其连成一字，这正是活字特点。雕版不会将二字写成一字。句中漏字也是活版出现机会较多。其次，雕版字迴形排列从中央绕起，排列整齐，活字直接排版，不如事先手写那样整齐。最后，个别字倒置并不表示连接下句经文的方向，因同一经文其他两行转折处文字并未倒置，迴旋处用“〇”表示。因而“色”字倒置“当是活字误植的一个重要证据”。我们同意《佛说无量寿佛经》是北宋泥活字印本。有的作者⑤主张毕昇制泥活字的地点在浙江钱塘（杭州），这里在五代、宋以来一直是雕版印刷中心，名匠云集，而温州也在同一省内，因之这一佛经是用胶泥活字所印，也并非没有可能。
  除沈括《梦溪笔谈》外，其同时代另一浙江籍文人学士江少虞（1036～1169在世）《皇朝事实类苑》（1145）卷五十二也有关于毕昇活字印刷的类似记载。江少虞字虞仲，常山人，政和进士，为天台学官，入为左朝请大夫，历建、饶、杏三州守，治状皆为第一。其《皇朝事实类苑》63卷，征采浩博，有益史家。人们即令见不到毕昇活字或其活字印本，只要读到沈括或江少虞的记载，即可立即付诸实践，因所载方法切实可行。
  果然，宋人周必大（1126～1204）依此法印活字本书籍成功。这条史料是台北黄宽重在周氏文集中发现的⑥。周必大字子充，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绍兴（1150）进士，历权秘书少监、中书舍人，任枢密使，淳熙末（1189）拜右丞相，封济国公，绍熙二年（1191）为观文殿学士，旋罢相，迁判谭州（今长沙）。四年（1193）复易封益国公，同年冬移镇隆兴，庆元元年（1195）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谥文忠。著《平园集》200卷、《玉堂杂记》、《二老堂杂志》等82种，后人收入《周益国文忠公全集》之中。其卷一百九十八有《与程元成给事书》称：
  某素号浅拙，老益谬悠，兼之心气时作，久置斯事。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首慁（hùn，打扰）台览。尚有十数事，俟追记、补段（补缀）续纳。窃计过目念旧，未免太息岁月之沄沄也①。
  收信人程元成是周必大的旧友，任给事中。信写于绍熙四年（1193），时周必大虽恢复公爵封号，却屈就潭州任内，年已67岁，故称“老益谬悠”。悠闲时他便搞起出版自己著作的工作。“近用沈存中法”，即用沈括描述的方法，实际上这是毕昇的方法。“以胶泥铜板”指将泥活字植于铜板上，而毕昇用铁板制活字版。易以铜板，可能因铜的传热性比铁好，易使粘药熔化，这是一个改进。但铜却比铁价贵，这对益国公周必大说，便不在乎了。“移换、摹印”即植字、刷印，指排版及刷印两道工序，因用泥活字制版时，每行活字都要按原稿内容不断变换字块，才能制成一版。周必大用这个方法排印了他的《玉堂杂记》28条。
  “玉堂”为翰林院之旧称，周必大在书中追记孝宗（1163～1189）时任翰林学士之往事。今本《玉堂杂记》共二卷，看来当时所印泥活字本还不是全部书，作者还想再续写十几条，然后再补印。1193年周必大用毕昇法自印了他的《玉堂杂记》后，分赠给一些亲友，程元成便是其中之一。这是在毕昇死后，宋人沿用他的方法制造泥活字并用以排版印书的重要史料。毫无疑问，周必大的《玉堂杂记》泥活字本是在长沙付印的，两年后（1195）他才告老还乡，将余下的印本带回江西吉水。
  继温州发现之后，早期泥活字印本近年来又有新发现。1985年5月，甘肃武威新华乡出土西夏文印本《维摩诘所说经》（Vimalakirti-nirdesasutra）残本，共54页，每页7行，行17字。每页直高28公分，作经折装，横宽12公分。字迹歪斜不齐，墨色轻重不匀，有的字笔画生硬变形，有断边、剥落现象。考古学家将此定为西夏（13世纪前半）泥活字本②。1907年俄人科兹洛夫（PeterKuznichKozlov1863～1935）在黑水城（今内蒙额济纳旗）发现的西夏文同名佛经，也是经折装。每纸直高2，7.5～28.7公分，横宽11.5～11.8公分，上下单边，每页7行，行17字，其年代为12世纪中叶至13世纪初③。西夏泥活字技术是从宋代内地传入的，说明11～13世纪中国泥活字技术一直持续发展，也消除对温州所出1103年刻《佛说无量寿经》是否为泥活字印本的怀疑。
  元初以来仍时有仿毕昇法印活字本者，这与姚枢（1201～1278）的倡导有关。他在元世祖时任司农使、中书左丞、翰林学士承旨等要职，卒谥文献。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由于听取姚枢等人劝导，倡儒学、兴文教，使元代印刷事业继续在两宋基础上发展。姚枢卒后，其侄姚燧（1239～1314）在《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1278）中有言道：乙未（1235）诏二太子南征，俾公（姚枢）从杨中书（杨惟中）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岁辛丑（1241）赐衣金符，……遂携家来辉[县]，垦荒苏门，粪田数百亩，修二水轮，诛茅为堂。，……又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自板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俾杨中书板《四书》，田和卿版《尚书》、《声诗折衷》、《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皆脱于燕（北京）。又以小学书流布未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活板，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论说》诸书，散之四方。……④
  这段原始史料指出，1235年姚枢随太宗南下攻宋，受命与中书令杨惟中（1205～1259）随军到处访求具有专门知识与技能的人，当他们访到后送往北京，使北方学术复兴。1241年姚枢受到嘉奖，后携家至河南辉县垦田，同时提倡文化事业，自己出版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等书。姚枢又使杨惟中出版《四书》、田和卿出版《尚书》、《声诗折衷》、《易经程传》、《书经蔡传》及《春秋胡传》，皆刊于北京。姚枢又以为有关语言文字之类的“小学”书流传仍未广，遂教他的弟子杨古（1216～1281在世）“为沈氏活版”，印成朱熹（1130～1200）的《近思录》和吕祖谦（1139～1181）的《东莱经史论说》等书，流传于四方。
  “为沈氏活版”，意思是按沈括所描述的方法造泥活字版，即姚枢教弟子杨古按毕昇活字印刷技术印书，其时当在1241～1250年之间，地点可能在河南或北京，在河南的可能性最大，而且确实成功地印出宋人朱熹和吕祖谦著作的活字本，还应有一些小学诸书，流传于四方，看来印数不会少。
  后人未细读姚燧所写神道碑文字，将姚枢的弟子杨古（1216～1281在世）与中书令杨惟中（1205～1259）混为一人。杨古是晚辈人，而杨惟中字彦诚，河北人，与姚枢同辈，初事太宗，累官至中书令。后事忽必烈，任河南道经略使等职。15世纪朝鲜人金宗直于活字本《白氏文集》跋（1485）中说：“活板之法始于沈括，而盛于杨惟中”，全讲错了，杨惟中在北京出的书皆为雕版，而杨古印的书才是活字版。英国萨道义（SirErnestSatow1843～1929）引近藤守重（KendōMorishige，1771～1829）《右文故事》，称活版始于沈括而盛，于杨克①，则又误矣，此杨克当为杨古之误，与杨惟中又是二人。先前已有人指出这种误会②，今后不该如此了。还应指出，元人杨古造泥活字是用毕昇以后宋人改进的技术，并不是毕昇原有技术。
  杨古同时代科学家王祯《农书》（1313）卷二十二论活字印书时说：
  有人别生巧技，以铁为印盔，界行内用稀沥青浇满，冷定取平，火上再行煨化。以烧熟瓦字排于行内，作活字印板。为其不便，又以泥为盔，界行内用薄泥，将烧熟瓦字排之，再入窑内烧为一段，亦可为活字板印之。”③
  王祯所说的“瓦字”即泥活字，又说“入窑内烧”，第七章第四节已分析毕昇活字是按陶瓷原理将粘土活字于陶窑内烧固的，再以松脂、蜡为粘药将泥活字固定在铁制印板上。此处王祯又介绍两种活字制版方式，一是用毕昇法将泥活字植于铁板上（“以铁为印盔”），板上以稀沥青为粘药而不再用松脂、蜡及纸灰。沥青是一种有机胶质材料，比松脂、蜡的粘结性强，能令泥活字更好地固着于铁板上，烘烤熔化后又易于同泥活字分离，这是在粘药上的一个改进。第二种方法是用含有少量粘土的一般细土作成稀泥为粘药，活字植于泥板后，再放在窑内烧之，然后随即刷印。用毕，再打碎烧硬的泥土，取下泥活字再印。由于粘药只含极少量粘土，而大部分是一般泥土，所以很易与活字分离。这也是一个改进。
  这两种改进皆“有人别生巧技”，可理解为毕昇及其以后宋代人所生的巧技。关键是“以泥为盔”、“界行内用薄泥”中的两个“泥”字作何理解，我们认为作“印盔”（印版）的“泥”是粘土，而在印版与活字间放的“薄泥”，主要是一般泥土，窑内烧后硬固，而使活字固着于印盔上。刷印后，硬固的泥土易于与活字分离。第二种方法的特点是拆版时，无需再烘烤，直接可除去烧硬的泥。而以粘土板作活字板，代替金属，在经济上也合算。由此可知，就泥活字技术而言，毕昇之后二百年在粘药成分及活字板材料方面已有几次不同程度的改进和变换，每次都使这一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向前推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