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毕昇以后宋元的泥活字印刷
  本书第七、八两章已详细讨论了宋代毕昇和元代王祯的活字技术，这里不再复述。本节要讨论毕、王以外的其他宋元人从事的活字技术活动及所刊活字本著作情况。沈括以后北宋文献很少记载活字印刷活动，但地下出土的北宋活字印刷品则正补充文献之不足。1965年，浙江温州市郊白象塔在重新修复时，从塔身第二层发现《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印本残页（图10-16），高10.5厘米、宽13厘米。同处还发现手写《写经缘起》残页，有崇宁二年（1103）年款，因之可确定此印本佛经年代即是该年或相近年代所印①。《佛说观无量寿佛经》（AparimitāyurSūtra）为净土宗三经之一，三国魏人康僧铠译，共二卷，由唐代僧人善导作注，名《观无量寿经疏》，共四卷。该经正文唐写本在敦煌石室出土②。温州出土的这个印本残页，用纸为黄色皮纸经文作迴旋排列，共12行，可认文字有166个，宋体。每行排列不规则，字的大小及笔画粗细不一，纸面可见字迹有经微凹陷，墨色浓淡不一。有首尾二字相连，每行迴旋。转折处出现倒字，如“杂色金刚”作“杂色金刚”，句中常有“〇”号及漏字。经鉴定为北宋泥活字本，在毕昇之后50年左右。如果这样，这将是毕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
  介绍上述出土文物的报道发表后，个别人提出商榷③，认为此经是木刻本，因经文上下字间笔画有时连接，不应出现于活字本中；个别字倒置发生于迴转处是有意的，表示连接下句经文的方向，不是误排。但钱存训取得经文残页彩色照片仔细观察后认为仍是活字排印④，因早期活字按笔画多少刻成单字，每字笔画外并不留空白，各字大小不一。两字连排容易将其连成一字，这正是活字特点。雕版不会将二字写成一字。句中漏字也是活版出现机会较多。其次，雕版字迴形排列从中央绕起，排列整齐，活字直接排版，不如事先手写那样整齐。最后，个别字倒置并不表示连接下句经文的方向，因同一经文其他两行转折处文字并未倒置，迴旋处用“〇”表示。因而“色”字倒置“当是活字误植的一个重要证据”。我们同意《佛说无量寿佛经》是北宋泥活字印本。有的作者⑤主张毕昇制泥活字的地点在浙江钱塘（杭州），这里在五代、宋以来一直是雕版印刷中心，名匠云集，而温州也在同一省内，因之这一佛经是用胶泥活字所印，也并非没有可能。
  除沈括《梦溪笔谈》外，其同时代另一浙江籍文人学士江少虞（1036～1169在世）《皇朝事实类苑》（1145）卷五十二也有关于毕昇活字印刷的类似记载。江少虞字虞仲，常山人，政和进士，为天台学官，入为左朝请大夫，历建、饶、杏三州守，治状皆为第一。其《皇朝事实类苑》63卷，征采浩博，有益史家。人们即令见不到毕昇活字或其活字印本，只要读到沈括或江少虞的记载，即可立即付诸实践，因所载方法切实可行。
  果然，宋人周必大（1126～1204）依此法印活字本书籍成功。这条史料是台北黄宽重在周氏文集中发现的⑥。周必大字子充，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绍兴（1150）进士，历权秘书少监、中书舍人，任枢密使，淳熙末（1189）拜右丞相，封济国公，绍熙二年（1191）为观文殿学士，旋罢相，迁判谭州（今长沙）。四年（1193）复易封益国公，同年冬移镇隆兴，庆元元年（1195）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谥文忠。著《平园集》200卷、《玉堂杂记》、《二老堂杂志》等82种，后人收入《周益国文忠公全集》之中。其卷一百九十八有《与程元成给事书》称：
  某素号浅拙，老益谬悠，兼之心气时作，久置斯事。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首慁（hùn，打扰）台览。尚有十数事，俟追记、补段（补缀）续纳。窃计过目念旧，未免太息岁月之沄沄也①。
  收信人程元成是周必大的旧友，任给事中。信写于绍熙四年（1193），时周必大虽恢复公爵封号，却屈就潭州任内，年已67岁，故称“老益谬悠”。悠闲时他便搞起出版自己著作的工作。“近用沈存中法”，即用沈括描述的方法，实际上这是毕昇的方法。“以胶泥铜板”指将泥活字植于铜板上，而毕昇用铁板制活字版。易以铜板，可能因铜的传热性比铁好，易使粘药熔化，这是一个改进。但铜却比铁价贵，这对益国公周必大说，便不在乎了。“移换、摹印”即植字、刷印，指排版及刷印两道工序，因用泥活字制版时，每行活字都要按原稿内容不断变换字块，才能制成一版。周必大用这个方法排印了他的《玉堂杂记》28条。
  “玉堂”为翰林院之旧称，周必大在书中追记孝宗（1163～1189）时任翰林学士之往事。今本《玉堂杂记》共二卷，看来当时所印泥活字本还不是全部书，作者还想再续写十几条，然后再补印。1193年周必大用毕昇法自印了他的《玉堂杂记》后，分赠给一些亲友，程元成便是其中之一。这是在毕昇死后，宋人沿用他的方法制造泥活字并用以排版印书的重要史料。毫无疑问，周必大的《玉堂杂记》泥活字本是在长沙付印的，两年后（1195）他才告老还乡，将余下的印本带回江西吉水。
  继温州发现之后，早期泥活字印本近年来又有新发现。1985年5月，甘肃武威新华乡出土西夏文印本《维摩诘所说经》（Vimalakirti-nirdesasutra）残本，共54页，每页7行，行17字。每页直高28公分，作经折装，横宽12公分。字迹歪斜不齐，墨色轻重不匀，有的字笔画生硬变形，有断边、剥落现象。考古学家将此定为西夏（13世纪前半）泥活字本②。1907年俄人科兹洛夫（PeterKuznichKozlov1863～1935）在黑水城（今内蒙额济纳旗）发现的西夏文同名佛经，也是经折装。每纸直高2，7.5～28.7公分，横宽11.5～11.8公分，上下单边，每页7行，行17字，其年代为12世纪中叶至13世纪初③。西夏泥活字技术是从宋代内地传入的，说明11～13世纪中国泥活字技术一直持续发展，也消除对温州所出1103年刻《佛说无量寿经》是否为泥活字印本的怀疑。
  元初以来仍时有仿毕昇法印活字本者，这与姚枢（1201～1278）的倡导有关。他在元世祖时任司农使、中书左丞、翰林学士承旨等要职，卒谥文献。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由于听取姚枢等人劝导，倡儒学、兴文教，使元代印刷事业继续在两宋基础上发展。姚枢卒后，其侄姚燧（1239～1314）在《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1278）中有言道：乙未（1235）诏二太子南征，俾公（姚枢）从杨中书（杨惟中）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岁辛丑（1241）赐衣金符，……遂携家来辉[县]，垦荒苏门，粪田数百亩，修二水轮，诛茅为堂。，……又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自板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俾杨中书板《四书》，田和卿版《尚书》、《声诗折衷》、《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皆脱于燕（北京）。又以小学书流布未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活板，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论说》诸书，散之四方。……④
  这段原始史料指出，1235年姚枢随太宗南下攻宋，受命与中书令杨惟中（1205～1259）随军到处访求具有专门知识与技能的人，当他们访到后送往北京，使北方学术复兴。1241年姚枢受到嘉奖，后携家至河南辉县垦田，同时提倡文化事业，自己出版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等书。姚枢又使杨惟中出版《四书》、田和卿出版《尚书》、《声诗折衷》、《易经程传》、《书经蔡传》及《春秋胡传》，皆刊于北京。姚枢又以为有关语言文字之类的“小学”书流传仍未广，遂教他的弟子杨古（1216～1281在世）“为沈氏活版”，印成朱熹（1130～1200）的《近思录》和吕祖谦（1139～1181）的《东莱经史论说》等书，流传于四方。
  “为沈氏活版”，意思是按沈括所描述的方法造泥活字版，即姚枢教弟子杨古按毕昇活字印刷技术印书，其时当在1241～1250年之间，地点可能在河南或北京，在河南的可能性最大，而且确实成功地印出宋人朱熹和吕祖谦著作的活字本，还应有一些小学诸书，流传于四方，看来印数不会少。
  后人未细读姚燧所写神道碑文字，将姚枢的弟子杨古（1216～1281在世）与中书令杨惟中（1205～1259）混为一人。杨古是晚辈人，而杨惟中字彦诚，河北人，与姚枢同辈，初事太宗，累官至中书令。后事忽必烈，任河南道经略使等职。15世纪朝鲜人金宗直于活字本《白氏文集》跋（1485）中说：“活板之法始于沈括，而盛于杨惟中”，全讲错了，杨惟中在北京出的书皆为雕版，而杨古印的书才是活字版。英国萨道义（SirErnestSatow1843～1929）引近藤守重（KendōMorishige，1771～1829）《右文故事》，称活版始于沈括而盛，于杨克①，则又误矣，此杨克当为杨古之误，与杨惟中又是二人。先前已有人指出这种误会②，今后不该如此了。还应指出，元人杨古造泥活字是用毕昇以后宋人改进的技术，并不是毕昇原有技术。
  杨古同时代科学家王祯《农书》（1313）卷二十二论活字印书时说：
  有人别生巧技，以铁为印盔，界行内用稀沥青浇满，冷定取平，火上再行煨化。以烧熟瓦字排于行内，作活字印板。为其不便，又以泥为盔，界行内用薄泥，将烧熟瓦字排之，再入窑内烧为一段，亦可为活字板印之。”③
  王祯所说的“瓦字”即泥活字，又说“入窑内烧”，第七章第四节已分析毕昇活字是按陶瓷原理将粘土活字于陶窑内烧固的，再以松脂、蜡为粘药将泥活字固定在铁制印板上。此处王祯又介绍两种活字制版方式，一是用毕昇法将泥活字植于铁板上（“以铁为印盔”），板上以稀沥青为粘药而不再用松脂、蜡及纸灰。沥青是一种有机胶质材料，比松脂、蜡的粘结性强，能令泥活字更好地固着于铁板上，烘烤熔化后又易于同泥活字分离，这是在粘药上的一个改进。第二种方法是用含有少量粘土的一般细土作成稀泥为粘药，活字植于泥板后，再放在窑内烧之，然后随即刷印。用毕，再打碎烧硬的泥土，取下泥活字再印。由于粘药只含极少量粘土，而大部分是一般泥土，所以很易与活字分离。这也是一个改进。
  这两种改进皆“有人别生巧技”，可理解为毕昇及其以后宋代人所生的巧技。关键是“以泥为盔”、“界行内用薄泥”中的两个“泥”字作何理解，我们认为作“印盔”（印版）的“泥”是粘土，而在印版与活字间放的“薄泥”，主要是一般泥土，窑内烧后硬固，而使活字固着于印盔上。刷印后，硬固的泥土易于与活字分离。第二种方法的特点是拆版时，无需再烘烤，直接可除去烧硬的泥。而以粘土板作活字板，代替金属，在经济上也合算。由此可知，就泥活字技术而言，毕昇之后二百年在粘药成分及活字板材料方面已有几次不同程度的改进和变换，每次都使这一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向前推进一步。
  二 宋元的木活字印刷
  如前所述，毕昇研制活字时从制木活字开始，却以泥活字而成其功。他之所以放弃木活字，主要因发现它与粘药粘接于印板上而难以取下，遂改用泥活字。换言之，用他的方法制木活字版，主要是解决不好拆版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木活字还是有希望的。木材的伸缩性并不妨碍刷印，既然木雕版可以印书，木活字版为何不能印书呢？关键是选好木材。同时如果像刻木图章那样用机械力借木楔在印板上挤住木活字，使其固定不动，甚至连粘药都不用，拆版问题自然不复存在。所有这些，宋代刻工是很易想到的。毕昇由粘土烧泥活字，是通过化学过程在高温下完成的，而由木材制木活字完全是在常温下进行的机械过程。撇开经济因素不论，单就操作简便及速度而言，木活字可能比泥活字优越。
  究竟谁最先以木活字印书，现下没有找到确切史料。清代藏书家和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缪荃孙（1844～1919）《艺风堂藏书续记》（1913）卷二著录其所藏南宋嘉定十四年辛巳（1221）所刻北宋人范祖禹（1041～1098）的《帝学》，并写有题记。经缪荃孙鉴定，此为南宋末所刊木活字本①，为范祖禹五世孙范择能所刊。缪氏精于版本鉴定，经眼宋元刊本甚多，他对宋刊木活字本《帝学》的鉴定结论为中外专家所赞同②③。但也有持反对意见者，反对者指出“上下字间重叠相连”说明不是活字本④。但如前所述，1965年温州白象塔出土活字印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1103年刊）也有上下字重叠相连的现象，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认为缪荃孙的鉴定结论是可信的。不管怎样，在南宋初就已经出现木活字技术，持续发展至宋元之际。
  在探讨中原木活字起源时，还应看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出土文物，从中可追溯中原木活宇的早期历史，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活字技术是从中原引入的。1907年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发现维吾尔人用过的回鹘文木活字960个，年代为元初（1300）⑤。1991年秋，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废墟出土西夏文刊本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经鉴定为木活字本⑥，其在西夏刊印时间在1150～1180年间，相当于南宋，详细情况见本书第十二章。既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在南宋至元初已有了木活字，则内地比这还要早就发展此技术，因此不必怀疑宋代有木活字印本的存在。
  宋末元初木活字的再度复兴，是与科学家王祯的活动有关的。他写活字印刷论文的目的是，“以待世之好事者，为印书省便之法传之永久”。果然，在他的《农书》发表后不到十年，真有同时代的好事者用此活字法印书了。此人即马称德（1279～1335在世），康熙《奉化县志》（1686）卷十一引元人李洧孙《知州马称德去恩碑记》（1323）云：
  广平马侯称德，字致远，作州于庆元之奉化，兴利补弊，无事不就正。三载，代者至……荒田之垦至十三顷..杂木以株计者二百八十余万。养土田增置千二百石，活书板镂至十万字，教养有规。
  这是在马氏离奉化后，为记载其功德而写的碑记，落款为至治三年（1323）记。张秀民最先注意到这条史料①。由碑记可知马称德为广平（今河北境内）人，延祐六年（1319）任浙江庆元路奉化州知州，在任三年（1319～1322）像王祯那样，于当地发展农业生产，教民垦田，从事树艺。为发展文教事业，还制造活字10万余，刊印书籍。至正《四明县志》（1342）卷七载奉化《书田记》称：“知州马称德任内置到活板[十]万字，书籍活板印到《大学衍义》一部，计二十册。”
  又乾隆《奉化县志》（1773）卷十二引元人邓文源《建尊经阁增置学田记》（1322）云：“广平马侯致远来牧是州，..于是出己俸倡募建尊经阁，..阁上奉先圣燕居，乃以前政宋御史节置到九经、韩、柳文集等书，及今次刊到活字书板印成《大学衍义》等书，庋其上。”由此又知马称德知州于奉化又建藏书楼“尊经阁”收藏前宋御史留下的雕版九经及唐人韩愈、柳宗元文集等书以及他本人用活字在奉化刊印的宋，人真德秀（1178～1235）的《大学衍义》（1227，43卷）等书，供当地读书人使用。马称德这位好事者为奉化作了不少好事，因而受到后人称赞，他刊印活字本《大学衍义》当于1322年，地点是浙江奉化。史料没有细说是何种活字本，但无疑是木活字本，即采用王祯完善化了的木活字技术。自木活字问世之后，至宋元之际浙江杭州、奉化及安徽旌德等地是技术发展中心，而西北的西夏、回鹘也有了生产木活字的作坊。木活字与泥活字构成宋元活字印刷的两颗璀璨的明珠，使中国发明的印刷术更加绚丽多彩。
  三 宋元的金属活字印刷
  毕昇以后的宋代泥活字和木活字印刷技术在南北各地推广后，势必激起人们选用不同材料造活字，再相互比较，结果发现用金属铸活字比泥活字和木活字机械强度大、寿命长，不易在使用中变形，且用后还可回收重铸，显然在性能上优于非金属活字。虽然其制造成本高，不易着墨，但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中国铸造具有铭文的青铜器、铜镜、铜钱和印章有两千多年历史，宋代人用同样技术铸金属活字，再用以排版印书，应事顺理成章的事。南宋时以铜版刻印文字与图案，用来发行纸币，出版佛像、佛经和书籍、广告等，解决了金属着墨问题，这类实物现在都有遗存。因此各种技术和技术思想的相互融合促进了金属活字的问世，这些技术包括：①泥活字、木活字印刷技术；②铜版印刷技术；③铜钱、锡钱铸造技术。发展金属活字所必需的技术前提，在毕昇以后的宋代均已俱备。但这方面的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仍待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据现存记载，元初科学家王祯1298年在《造活字印书法》中提到金属活字，此文后收入其《农书》的书末。文内主要叙述宋元之际（13世纪）的木活字技术，但在谈木活字之前还简短回顾了中国印刷史：
  五代唐明宗长兴二年（931），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板刻印卖，朝廷从之。..然而板木工匠所费甚多，至有一书字板功力不及，数载难成。虽有可传之书，人皆惮其工费，不能印造传播后世。
  有人别生巧技，以铁为印盔，界行内用稀沥青浇满，冷定，取平火上再行煨化，以烧熟瓦字排于行内，作活字印板。……
  近世又有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以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
  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
  上述四段文字所叙述的事物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首先谈到五代（10世纪）时以雕版技术出版《九经》（实际上这种技术在此以前已有之），指出雕版印书耗去大量木材及人工，造价较高，“虽有可传之书，人皆惮其工费，不能印造传播后世”。于是“有人别生巧技”，以泥活字排版印书”，此处“有人”指毕昇以后（11～12世纪）的宋人，他们对毕昇的技术予以改进。接下谈到“近世又有铸锡作字”之法，最后介绍“今又有巧便之法，即宋元之际改进的木活字技术，包括转轮检字法等。这些已在第八章第二节作了介绍，此不赘。
  王祯有关锡活字的记载虽文字不多，但相当重要，应加以解说。首先是他所说的“近世”该如何理解？近世即近代，而“世”是多义词，有时指三十年，父子相承为一世，但这不是王祯所指。有时将改朝换代、建立新王朝称为一世，如《诗经·小雅》：“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今世”指本朝，“近世”指去本朝不远的前一王朝。后一含义正是王祯所指，即元以前的南宋（12～13世纪），而不是元朝，因为谈到宋元之际或元初时，他已用“今”或“今世”的词了。事实上他所列举的印刷史四个发展阶段是：（1）五代（10世纪）雕版印刷→（2）北宋至南宋时（11～12世纪）的泥活字印刷→（3）“近世”或南宋（12～13世纪）的金属活字印刷→（4）“今”或宋元之际至元初（13世纪）经改进的木活字印刷。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金属活字印刷的起源时间至迟应在南宋（12～13世纪），而不是元初（13～14世纪）。如前所述，南宋时铸出金属活字的所需技术条件均已成熟，在非金属活字技术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势必要向发展金属活字的方向上过渡。有人对王祯上述原文第1～2段间的文字“不能印造传播后世有人别生巧技”，标点成“不能印造传播，后世有人别生巧技”，将“后世”理解为王祯以前时代，而将第3段中的“近世”理解为王祯时代（14世纪），这是不确切的。从原文上下文义及古汉语语法结构来看，只能作下列标点：“不能印造传播后世。有人别生巧技”。“后世”应是动词“传播”的宾语，中间一前置词“于”被省去，如果“近世”指元初，王祯又为什么在第4段用“今”这个词呢？显然，“近世”应是“今世”（元初）以前的一个朝代，即南宋。
  从技术上分析，南宋锡活字材料不应是硬度小的纯锡，而是锡合金，正如南宋锡钱那样，对锡钱的化学分析证明了这一判断。王祯从前辈人或以前记载中还知道南宋锡活字的形制、植字方法和刷印情况。在活字字身留出一个小孔，以铁线通过小孔将活字逐个串联起来，植于印板界行内，无字的空隙以木楔楔紧。但早期金属活字着墨不匀，用力刷墨，易划破纸，“所以不能久行”。但不能因此说金属活字在南宋只昙花一现，因为着墨问题不应成为发展金属活字的技术障碍，具有铜版印刷经验的南宋工匠是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除锡活字外，他们还可能铸铜活字。清代藏书家孙从添（1769～1840在世）《藏书记要》（1811）记载说：“宋刻有铜字刻本、活字本。”还应指出，直到清代，铜活字形制仍留有南宋金属活字的胎迹。因为17～18世纪内府武英殿修书处所铸用以排印《古今图书集成》的铜活字字身也有小孔，以铁线穿之，使活字成行固定与印板上。这也说明王祯关于早期活字形制的记载是可靠的。金属活字在元代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