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宋代雕版印书以刊印者来分，大致分官刻与民刻两大类。官刻包括中央政府各部门，如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省、司天监、太医局等。其中以京师国子监刊本最为著名，这是直接继承五代传统，一般刊刻较为重要的严肃著作，不以营利为目的，人们欲购，只收纸墨工本费②。国子监刊刻的书，书稿本身就要求有较高学术价值，缮稿时由监内学者对书稿文字详加校审，由高级楷书手工笔抄录，复经校核，再由刻工精加雕刻，还要对文字复校。制版后，以好纸、好墨刷印，再予装订。因此每部书质量及外观均属上乘，可谓印刻的最高水平。这都是五代监本留下的好传统。
  北宋初，监本有正经、正史和前面提到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大书，还有《太平圣惠方》等医学著作。哲宗时（1086～1100）有《脉经》、《千金翼方》、《金匮要略方》及《图经本草》等。宋监本书保留至今的为数甚少，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尚可看到乾德三年（965）刊《经典释文》30卷、端拱元年（988）刊《周易正义》14卷及南宋监本《尔雅疏》10卷③。崇文院刻书以政府颁布的各种法令、法典为主，刊过20多种，此外，也出版过《吴志》30卷（1000刊）、《广韵》（1005刊），天圣（1023～1031）时刊刻《隋书》、《律文》、《音义》及《齐民要术》等。元丰二年（1082）崇文院改为秘书省后，出版的重要著作是《算经十书》①。内府太医局刊书以医书为主，如嘉定年（1208～1224）所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20卷等。
  以上所述，都是中央政府机构刊刻情况，各地方政府机构刻书的积极性同样很大，如各路、州、县及有关专业机构，还有各州、府、县的儒学及书院等，这些机构靠国家调拨、当地税收及其他收入，大力发展刻书事业。据调查今北京图书馆所藏，北宋本流传下来的尚较少，现传本多为南宋刻本，如浙东茶盐司刻《资治通鉴》（1132刻于余姚）、《礼记正义》（1192刻）、《旧唐书》（南宋初刻）等，江西转运司刊《本草衍义》（1185刊于南昌）、抚州公使库刊的《礼记注》（1177刊于临川）、荆湖北路安抚使司刊《建康实录》（1147刊）、临安府（杭州）1133年刊《汉官仪》、上饶郡学1250年刊宋人蔡沈《蔡九峰书集传》、吉安白骛洲书院1224年刊《汉书注》等②。
  宋代民间刻书可分为自家刻、家塾刻、坊刻和寺院刻等，自家刻主要由文人、士大夫自己集资刻书，家塾刻是由文人办的私塾出资刻的书，虽数量较少，却讲求质量，反映此时刻书风气之盛。自刻者如诗人陆游（1125～1210）之子陆子遹1220年刊其父《渭南文集》50卷，刻本很精，这含有纪念意义，用于分赠亲友。又文人周必大（1126～1204）1191年所刻《欧阳文忠公集》153卷，1201～1204年刻《文苑英华》千卷，都很著名，且有传本。福建学者廖莹中（约1200～1275）“世采堂”于咸淳年（1265～1274）所刻唐人韩愈《昌黎先生集》40卷及柳宗元《河东先生集》44卷，向来称为宋本中的上品，今存北京图书馆，书中有篆字牌记“世采堂廖氏刻梓家塾”，版心下有“世采堂”三字。他还刻过一些儒家经典，主要供家塾士子阅读之用，其中包括《春秋经传集解》、《论语》、《孟子》等书①。据说名将岳飞（1103～1142）之孙、文人岳珂（1183～1234）的相台家塾刊刻过九经、三传，惜无传本。建安黄善夫（1155～1225在世）家塾“之敬堂”1195年刊《前汉书》，其所刊苏轼《东坡先生诗》今传世。北京图书馆藏黄氏家塾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刊于南宋中期（1205前后）。
  坊刻是以营利为目的刻书商生产的书，主要是民间流行和需要的读物，种类庞杂，数量相当大。为图廉价，多以竹纸印刷，版面紧凑，字体较小，但也不乏善本。首先应指出福建建安余仁仲（1130～1193在世），他是进士出身，家集书万卷，号“万卷堂”，刻了不少书，如1191年刊《春秋公羊经传》、南宋中期刊《礼记郑注》等，有传本。因而是学者型刻书人，后来其子孙继续刻书，遂成专业坊刻。据北京图书馆所见藏本，临安府（今杭州）陈姓是有名刻书坊家，其中陈起（1167～1225在世）不但是印书业主，还是位诗人。其子因中乡试榜首，人称陈解元（1225～1264在世），也以刻书为业。传世有所刻唐代诗人《王建诗集》等。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中还有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印南唐李建勋的《李丞相诗集》、陈宅经籍铺刻宋《周贺诗集》等皆刊于南宋后期。较著名的书还有杭州猫儿桥开笺纸马铺钟家所刊唐人书《文选五臣注》30卷（图10-7）。寺院本传世者有福州东禅等觉禅院于元祐年（1086～1093）所刻《鼓山大藏》等等。
  宋代雕版印刷技术之所以是黄金时代，不只因为从中央到地方以至民间都有刻书的积极性，出版了空前数量的种类齐全的书籍，而且还因为刻书地点遍及南北各地，分布均匀，构成印刷术大普及的局面。当然，像其他手工业部门一样，全国仍有几处重要的印刷业中心，其中可首先提到汴京（今河南开封）地区，这是北宋首都和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早在五代时这里便是东京，五代国子监本儒家经典即刊刻于此，北宋建立后，这里的各种专业人员和刻印工仍操旧业，因而北宋国子监本仍刊印于汴京，大量民间书坊和书铺也集中于此。据宋人孟元老（1087～1165在世）《东京梦华录》（成于1147，刊于1187）卷三《相国寺》条载，在相国寺佛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是个文化街，可以买到各种书籍。宋室南渡后，一批书铺及技术工人亦迁往南宋临时首都临安，因而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又移至浙江杭州，于是杭州及其周围地区成了南宋的重要印刷中心，正好这里也是造纸的一个基地。
  大量印本书开雕于杭州、绍兴、衢州、吴兴、温州、宁波和婺州、台州等地，五代时这里是吴越国所在地，具有从事雕版印刷的历史传统。浙江南部的福建，因为生产竹纸，也成为重要印刷中心，尤其是民间书坊印的书数量最多，通行全国，主要集中地是建宁府建阳、建安，尤其建阳的麻沙镇及崇化坊书坊林立，此外，福建还有福州、泉州、汀州。福建西部的江西，从宋以来成为迅速崛起的印刷中心，境内有抚州（临川）、吉州（吉安）、袁州（宜春）、赣州、九江、信州、池州等地。其中建阳刻本流传至今的较多。四川早在唐代就是重要印刷基地，至宋代仍如此，主要集中于成都，北宋初官刻《开宝大藏经》即于此刊刻，此外还有“三苏”故乡四川眉山。在今江苏境内刻书地点有平江（苏州）、扬州、镇江、江宁（南京）与常州等地及湖北襄阳、黄州、湖南衡阳、邵阳、安徽宣州、当涂、歙州等地。印刷地点的分布虽大大超过前代，但仍未改变主要集中于江南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