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十国时南方的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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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图书
唯一号: 110120020230001144
颗粒名称: 第五节 十国时南方的印刷
分类号: TS805
页数: 4
页码: 361-364
摘要: 本文记述了五代十国时期,中国虽陷入封建割据,但造纸和雕版印刷术发展未受太大影响。五代时期,印刷技术得到扩展,印刷品产地、产量、质量和品种均有所提升,技术上也有所改进。南方以造纸见长,北方则精于印刷。其中,前蜀和后蜀是造纸与印刷的先进地区,刊刻了多种儒、释、道读物。吴越国也是造纸与印刷业的中心,特别是佛教经典的印刷。吴越国王钱俶刻印了大量佛经,体现了其对佛教的虔诚。
关键词: 南方 印刷技术 雕版印刷术

内容

北方五代是在同一辖区内连续交替的五个朝代,辖区位于今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及宁夏少部分,且均定都城于东京开封府。五个朝代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只是统治者易了姓名,而一些内阁成员及地方官常常仕于历朝。而十国则是在南方不同地区及山西建立的十个并列政权,彼此间较少有时间的连续性,辖区大小不等。与北方频繁的战乱相反,十国地区相对说战争较少,一般处于和平环境中,人口增加,经济和文化得以发展。十国的存在反而促使印刷中心的扩展,因为有的国虽小,却因宗教和文教事业的发展,需要刻印各种读物,于是出现新的印刷中心。
  一 前蜀与后蜀的印刷
  首先要指出,在唐代印刷业发达的四川建立的前蜀(891~925)是十国中造纸与印刷先进地区。继此之后建立的后蜀(926~965),也同样如此。儒、释、道等各种读物均予开雕。909~913年在首府成都印过道士杜光庭(850~933)的作品。杜光庭为浙江人,唐末避乱入蜀,事蜀主王建父子,赐号广成先生,工诗文,著传奇《虬髯客传》、《道德经广圣义》(901)及《广成集》等。《道德经广圣义》共30卷,是杜光庭于唐末时所作,前蜀时曾以此书进讲,永平三年(913)终于雕刻460余板于成都刊印。蜀主王建不但推崇道教,还尊重佛教。唐末天复年间(901~903)由长安入蜀的佛僧贯休(832~912),被他称为禅月大师。贯休入蜀后以诗名,工书画,传世《十八罗汉图》及《禅月集》为其代表作。前蜀末乾德五年(923),弟子昙域为禅月师《禅月集》刻版印行,实际上这是贯休的诗集,收入诗稿达千首,因而这是一部刻本文学作品。前蜀时还刊刻过历书在市上出售。
  后蜀时出现一位像北方后唐冯道那样的政治家毋昭裔(902~967),二人都身为宰相,各事其主,但都热心于雕版印刷事业,为广大士人提供必读的读物。他们一北一南,却想到一起、作到一起。毋昭裔博学有才名,性好藏书,工古文,通经学。据宋人王明清(1127~1216)《挥尘馀话》卷二云:
  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以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相,遂践其言刊之。
  就是说,毋昭裔少贫,曾向友人借书,遭到拒绝。但他胸怀大志,勤学苦读,发誓异日若贵,一定将这些书刊印出来,让学者共读。他入后蜀(不是王建的前蜀,而是孟蜀),广政七年(744)果然身居相位,实践了前言。《宋史》卷四百七十九《毋守素传》称,守素之父毋昭裔性好藏书,“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板。守素赍至中朝,行于世。大中祥符九年(1016)子克勤上其板。”这三部工具书几乎是所有读书人都应人手一部,毋昭裔自家集资将其雕印,嘉惠士林匪浅。965年后蜀亡于宋后,这批书版解运至汴京,发现此为私家出钱自印,又将书版退还毋家,毋昭裔之子孙后来利用书版在北宋翻印,遂成出版家。清四库馆臣注《旧五代史》(974)卷四十三《唐明宗纪》引宋人叶氏《爱日斋丛钞》云:“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板刻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①此说恐不确,可能是与后蜀广政元年(938)毋昭裔奉勅主持石经雕刻之事混为一谈。实际上毋昭裔督造《易经》、《诗经》、《书经》、《仪礼》、《礼记》、《周礼》、《左传》、《论语》、《孝经》及《尔雅》十部儒家经典的石刻。经文皆刻楷书,置于成都府学,后称“蜀石经”或“广政石经”。五代时,后唐冯道在北方刊印九经印本,而后蜀毋昭裔在南方石刻十经,形成南北对应,为五代时文坛之盛事也。然后蜀并未将十经刊印出版。
  二 吴越国的印刷
  十国时期,南方的吴越(893~978)是另一造纸与印刷业中心之所在。吴越是个小国,但拥有今苏南、浙江及闽东这片东南最富庶的地区,首府为杭州。钱镠(852~932)建立吴越后,立国四十年,但一直奉事中原朝廷。兴修水利、建海塘,发展农工商业和海上交通,致使境内经济小康,社会安定。其孙钱俶(929~988)嗣位后(947~978)受后汉、后周封号,成为吴越国王,但仍自称“天下都元帅”。钱俶还是虔诚的佛教徒,很像陇西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那样,在杭州刻印佛经《宝箧印陀罗尼经》(Dhatu-haranda dharani sūtra)8.4万份,印以皮纸及竹纸。此经全名为《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共一卷,篇幅较小,现知印本有三种①。
  第一种印本于1917年在浙江湖州天宁寺塔首次发现,每纸直高7.5厘米、横长60厘米,行文341行,行8~9字。每纸经起首处印有图像,有佛及其左右胁侍以及礼佛者,图像线条及造型简单朴素,没有敦煌出土印本佛经插图那样复杂,因为画面很小,画稿无法展开。在画像前印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之字。画的下面接着便是经的正文。显德三年(956)是后周世宗柴荣(955~958在位)时的年号,可见吴越仍奉后周正朔。60厘米长的印本佛经,严格说还不足以装卷,只是较长而窄的单页佛教印刷品,实际上也是整版雕印的。因此我们不主张用“卷”这个量词,而只称为“张”,尽管装入佛塔中要卷起来才便于放置。
  第二种《宝箧印陀罗尼经》印本,1971年于浙江绍兴涂金舍利塔中发现,置于长10厘米的竹筒内,行11~12字,与第一种有类似图像及题字,但雕刻得较好,印以白皮纸。题字中唯一不同的是没有年号,只题“乙丑”,即公元965年,相当宋太祖乾德三年。吴越以前奉后周年号,而后周于公元960年亡于宋,但吴越国仍存在,还未投归于宋,钱俶无年号可用,只好用干支,他这样作是有考虑的。
  第三种印本1925年于杭州雷峰塔倒塌时被发现,纸直高3.6厘米、横长190.5厘米,是长而窄的印纸,271行,行10或11字。经首所刻图像有王后及侍女礼佛形象。题字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图9-9)。乙亥合975年,之所以未用年号,原因同上。第三种佛经据说印以竹纸①,不知是否经过化验?我们仍不敢肯定。如果真如此,当为有确切年代的最早出土竹纸。
  从956年起至975年,钱俶用十九年时间印出《宝箧印陀罗尼经》,分放于吴越国各地佛塔之中。除钱俶外,吴越国杭州灵隐寺法眼宗高僧延寿(904~975)也印过大量佛教印刷品。延寿俗姓王,字仲玄,为天台德韶禅师的传法弟子,被吴越王钱俶请住永明寺15年,弟子1700人,后主持灵隐寺,卒谥智觉禅师。著有《宗镜录》、《万善同归集》等书。延寿曾印过十多种经文、经咒和佛像,总数达40万份,但其中16万份印在丝绢上,其余24万份印在纸上②。我们料想主要仍是单页印刷品,但数量已相当可观。吴越的印刷业为宋代南方印刷业的发展奠定基础,使得杭州后来长期成为重要印刷中心。
  三 南唐的印刷
  吴越西邻南唐(937~957),辖今江苏大部、安徽、江西及福建西部,算是个大国,首府在江宁(今南京),这个地区造纸早在唐代已闻名于世。南唐所造“澄心堂纸”,更属上品。由于南唐统治者崇尚文学,当然也就刺激了印刷术的发展。明代藏书家丰坊(1510~1567在世)《真赏斋赋》云:“暨乎刘氏《史通》、《玉台新詠》,则南唐之初梓也”。注中说在这些书中有“建业文房之印”牌记。《史通》(710)为唐史家刘知几(661~721)所著,共十卷。《玉台新咏》十卷为南朝人徐陵(507~583)所编。此二书为文史学者所必读。南唐的历书也还远销至西部蜀国。当然这都是零散的实例,实际上南唐还可能出版更多的读物。
  南唐是继吴(919~936)而建立的,吴的版图与南唐一样,吴国由唐末淮南节度使杨行密(852~905)所建立,也是经济发展的地区。上节一开始时谈到后唐宰相冯道于公元932年上表请求雕印九经,冯道在奏文中称:“臣等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说明吴国除儒家经典外,已印了各种各样的读物,像蜀国一样,都倾销到后唐洛阳等地,可见吴国印刷业的发达。

知识出处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本书利用最新考古发掘资料,对出土文物的检验、传统工艺的调查研究和中外文献的考证,系统论述中国造纸及印刷技术的起源发展以及外传的历史,从而揭示出中国“四大发明”中两项发明的系统历史。全书共三编十七章,内容深入浅出,资料翔实,别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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