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五代时的北方官府系统刊刻儒家经典时，私人则继续刊刻宗教印刷品，包括佛教和道教方面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印刷品的出土已有不少。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908年从甘肃敦煌石室中运走的中国珍贵文物五千件，其中有刻本佛像一大包（编号P4514）。包中装有：（1）观音菩萨像单页印本5份，2份完整，3份残破，为后晋开运四年（947）雕印。纸上部印有观音像，左右两侧有“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曹元忠造”之字样。图下为文字：“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游路开通.疠疾消散。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947年8月4日）记。匠人雷延美。”（2）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后晋开运四年（947）曹元忠雕造，共11枚。（3）文殊师利菩萨像单页印本，共11份；与此相同者亦藏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31×20厘米，为斯坦因1907年得自敦煌石室。
  （4）阿弥陀菩萨像印本，3枚，另2枚，共5枚。
  （5）地藏菩萨像印本，1枚。
  以上五种佛像都是单页印刷品，上半部为图，下半部为文字，这是由唐初玄奘法师开创的体例，至五代时仍盛行。佛像皆印以北方麻纸，有两种印有明确年款，且为同一年（947）印造。而且印有施主姓名、雕版匠人名字。其余三种没有年款，但画风、字体与前两种相近，当亦为同时产物，或亦印于后晋（936～946）。在这包文物中，中国佛教四大菩萨的像都全部印出。
  敦煌发现的观音像印本施主曹元忠（约905～980）的事迹，见《宋史》卷四百九十。这是敦煌所出印刷品中能在文献上考出姓名和事迹的少数施主之一。他和他的父辈自唐末以来一直领兵据守今甘肃、新疆一带的陇右，并保持与中原的紧密关系。天福五年（940）后晋授曹元忠以归义军节度使及检校太傅衔。五代过后，至宋太祖建隆三年（962）他除任原职外，再被加封为中书令。太平兴国五年（980）曹元忠卒，宋太宗追封他为敦煌郡王，以表彰他长期于西陲守土并与中原政权保持联系之功业。
  曹元忠还对陇右造纸与印刷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位将军是虔诚的佛教徒，为使陇右百姓摆脱苦难，除减轻赋税、奖励生产外，还发愿雕印佛像、佛经，以求菩萨大慈大悲保佑他的百姓。可以肯定这些佛像都是敦煌就地刻印的，由工匠雷延美雕板，当然麻纸也在当地抄造，敦煌因而成了另一造纸和印刷中心。因为这个佛教中心需要大量印本及写本佛经、佛像，而从中原又难以供应，只好就地解决。顺便提一下，曹元忠及其父辈的另一贡献，是用军队保卫了敦煌千佛洞免遭破坏，使中华民族这个艺术瑰宝长期处于完好状态。作为佛教信徒，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不允许对这个佛教圣地有任何侵犯，而且他可能还作了些修复。大家今天能看到敦煌石室所出从魏晋到北宋的文物，曹元忠功不可没。
  我们在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品中，还注意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雕刻本（编号P4515）亦与曹元忠有关。此本虽与唐咸通九年（868）王玠捐刻的印本佛经同名，但非卷子本，而是册叶本，像是现在的小册子，尺幅也较小。这一册仅存第三十品以后的内容，末尾印有下列字样：
  弟子归义军节度使、转进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谯郡开国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天福十五年己酉年五月十五日记。雕板押衙雷延美。同馆藏另一《金刚经》刻本（P4516）与上述册子形制及文字字体一样，但却是经的开头部分。两者合起来，便成为整体了。但因编号者弄错，将同一物编为两个号，且将前后顺序倒置。天福（936～943）为后晋高祖石敬塘在位时所用年号，至八年后改元开运（944～946）946年后晋亡于后汉（947～950），但后汉高祖刘知远即位时仍称天福十二年（947），次年改乾，祐，己酉年为后汉乾祐二年，相当天福十四年，而非十五年。己酉岁五月十五日合公元949年6月14日，也就是曹元忠发愿普施前述观音菩萨像印本两年之后，他又令同一匠人雷延美雕刻《金刚经》。此时实际处于后汉时期，元忠因远在陇西，对内地年号改动消息未及时得知，于是仍用后晋天福年号，且算错一年。他在《金刚经》印本末尾所用的官衔，当是后晋时赠予的。
  除此，还有《大圣普贤菩萨像》单页印本也是曹元忠发愿雕刻的。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藏敦煌石室所出后晋末年（约950）刻印的文殊像，刻工较精。印纸20×31厘米，也是上图下文的单页（图9-7）。该馆还藏有同时期刻印的单页观音像，20×31厘米，形制与文殊像同。流散于伦敦和巴黎的，有些既无年款也无文字的印本千佛像多种，还没有仔细断代，但一般认为是晚唐至五代的产物（图9-8）。敦煌刻工雷延美（910～975在世）是中国最早的有姓名可查的刻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