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我们先从北方的五代雕版印刷说起。首先应指出后唐（923～936）宰相冯道（882～954）奏请国子监刊刻儒家重要经典“九经”，是中国印刷史中的重大事件。据北宋初人王钦若（962～1025）、杨亿（974～1020）等奉敕撰《册府元龟》（1013）卷六百零八所载，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及同僚李愚（860？～935）上奏：
  [臣等]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
  可见受当时吴（914～936）之江都（今南京）及前蜀（907～925）之成都印刷业发展的刺激，决定刊刻他们从未刊刻过的儒家经典，经过文字校勘、注释而提供标准版本。这样可使处于北方的后唐文教事业昌盛，提高后唐的地位和声望，使京城洛阳也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印刷业中心，让各国羡慕。奏章中还提出以后唐所属西京长安尚存的“开成石经”为底本，由国子监诸经博士等校定文字，再由书法高手写稿，令匠人刻于木板，以好纸、好墨印刷。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在长安国子监立的石经，刻以楷体，有《易经》、《诗经》、《书经》、《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及《尔雅》，共12经。
  长兴三年四月，后唐明宗李嗣源（867～933）准奏，朱批御旨曰：朕以正经事大，不同诸书，虽已委国学（国子监）差官勘注，盖以文字渐多，尚恐偶有差误，……更令详勘，贵必详研。
  所要说明的是，明宗（926～933在位）即位于危难之中，尚节俭、褒廉吏，减轻赋税，稍革兵戈，中原人民得以休息。他本人虽然识字不多，然而尚能注重发展文教事业，要求对刻本经典详加勘定、钻研，务必减少差误，确是难能可贵。就凭这一点，李嗣源这位皇帝的名字就应载入印刷史册。没有他的批准，冯道的奏议根本无法实施。没有他在位时造成的安定环境，冯道不一定会有此奏议。我们经常说，造纸与印刷的发展有时与某个统治者个人素质与兴趣有关，此又一例。
  五代末学者王溥（922～982）《五代会要》（961）卷八也记载说：
  长兴三年（932），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敕令国子监集博士、生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广为抄写，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者，并须依刷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本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规、太常博士段颙、路航、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施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
  还规定根据有关官员工作质量优劣，而增减其官位及薪资。选太常博士李锷、乡贡三礼郭嵠等人端写楷书。
  这是雕版印刷史中的一项巨大的工程，看来整个工作布置得有条不紊。首先派国子监诸经博士五六人，各带生徒至长安，对唐开成石经仔细看读各自所专长的经典，再行抄写，就地校读。将抄本带回洛阳后，再由马缟、陈规、段颙、路航及田敏等人为详校官，进行最后一道校订及注释。定稿后，交李锷、郭嵠等人用楷书写于纸上，最后由雕刻工匠将经文稿精心雕于木板之上，校订后再准备刷印。规定每日至少完成五版。完成一部分雕版，便随即付印，最后统一装订成帙。最初的工作由马缟（854～938？）主持，由其他几名详校官协助①，明宗准奏此事后，次年驾崩，公元934年闵宗即位，工作继续进行。
  后唐于936年亡于后晋（936～946），接下是后汉（947～950）及后周（951～96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中间更替了四个朝代，但最初倡议刊刻儒家经典的冯道，则始终保持相位，而且后汉、后周统治者奉他为太师，加封新的爵位。冯道是政治史中的不寻常人物，正因为他相位不变，才使刻书事业不致因政权更替而中断。他原来手下领导刻书的班子校订、刻印诸经的工作照样进行。这也再次说明，五代虽然各政权更替频繁，但科学技术仍按自己的轨道前进。国子监内的学者和刻书匠师不受周围政治环境变迁的影响，怀着强烈事业心坚持自己的工作。
  原来领导班子的成员如马缟等因年迈而过世，但田敏从始至终参与此事。从后唐长兴三年（932）起，直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全部工程告成，共用21年。计刻印出九经：《易经》、《书经》、《诗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仪礼》、《礼记》、《周礼》，删去唐开成石经中的《论语》、《孝经》及《尔雅》，总共130卷。冯道在目睹九经刻本完成后第二年（954）与世长辞，他多年的心愿总算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实现。
  我们在此不拟对他作政治上的评论，只从技术史角度来肯定他在推动雕版印刷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过去有人一度认为他是印刷术的发明者，可能说得过份了，但他对印刷术发展所作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田敏（约881～972）是始终参与这项工作的负责官员，后一阶段工作的主持者，广顺三年（953），他向后周太祖郭威（904～954）进九经印本书表中云：
  臣等自长兴三年校勘、雕印九经。经注繁多，年代殊邈，传写纰谬，渐失根源。臣守官胶庠（国子监），职司校定，旁求援据，上备雕镂。幸运圣朝，克终盛事。播文德于有载，传世教于无穷。谨具陈进。
  在雕刻九经的第一阶段，为使各经版体例及文字统一，有技术标准可循，后晋开运三年（946）国子监再出版《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各一卷，类似清乾隆年印行的《武英殿聚珍板程式》那样，规定整个刊印过程中各工序的操作则例及标准印刷字体。此二书从印刷技术史角度观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惜自宋以后已逐渐散佚。由此可见，五代刊刻九经，一直按后唐明宗遗诏行事，工作很是严谨。
  后周显德元年（954）田敏奏请再刊刻唐初经学家陆德明（约550～630）《经典释文》（约600）30卷，显德三年（956）出版。陆德明为唐初国子监经学博士，集汉魏、六朝230余家之说，对《十二经》传授源流、名词术语、文字、音韵、训诂作了详细解说，可以说是一部经学百科全书，对学者有重要参考价值。《经典释文》后周刻本由兵部尚书张昭与太常卿田敏同校。这是与刻本《九经》配套的研究参考书。田敏想得非常周到，既提供刻印的《九经》校注本，又提供经学研究工具书，其贡献亦足堪后世称赞。田敏有才学，后梁末中进士，亦历仕五代，致力《九经》刊刻凡21年，后周时累官太常卿，以工部尚书、太子少保致仕，一直活到北宋开宝五年（972），卒年九十二岁①。事实上他作为主持大型雕版印刷的专家，有可能在北宋初还在发挥作用。
  由政治家冯道倡议雕刻《九经》之举，为历史上第一次官刻非宗教的儒家重要典籍之始。统治阶级终于接受最初在人民大众中流行的新型复制读物的技术，来传播正统的儒家思想，由政府出面刊印经书，使雕版印刷终登大雅之堂。五代刻本《九经》称“国子监本”，这一官刻儒家经典的创举，对此后宋、元、明、清历代都有深远影响。北宋著名的国子监本，则直接承袭五代之遗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