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唐代后期出版的有关汉语言文字之类的印刷读物，我们可以举出保存于当时日本的这类史料。唐懿宗咸通三年（862）随真如法亲王来中国的日本学问僧宗睿，三年后（865）乘唐商李延孝之船返回日本，随带很多中国书籍。他在《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中开出下列书目：
  ……秘录药方一部，六卷（两册子）……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西川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右杂书等，虽非法门，世者所要也。大唐咸通六年（865）从六月迄于十月，于长安城右街西明寺，日本留学僧圆载（？～877）法师求、写杂法门等目录，具如右也。日本贞观七年（865）十一月十二日，却来左京东寺重勘定①。
  “西川印子”即四川刻本，《唐韵》及《玉篇》就是在四川成都雕印的有用的语言文字工具书。宗睿于咸通三至六年（862～865）在唐留学，可见至迟在这以前四川已出版了非宗教读物。宗睿的上述那段话是用古代日本式的汉文写的，今天中国读者读起来可能觉得不顺，现特将其译成现代汉语如下：
  ……四川刊印本《唐韵》一部五卷，四川刊印本《玉篇》一部三十卷。这类杂书，虽不属佛门著作，却为世人所需。大唐咸通六年（865）六至十月，日本留学僧圆载在长安西街的西明寺访求并抄写了以上所述佛门及其他杂书。我在日本贞观七年（865）十一月十二日带到奈良东大寺，重新校勘。
  看来，这两部印本语文工具书（共35卷）是圆载于公元835年在长安西明寺访求的，再交由宗睿带回日本，而他自己将其手抄本留在身边备用。此外印本书以“卷”计，说明当时非宗教刊本书也是卷轴装的，就像《金刚经》那种装订形式。宗睿为日本佛僧入唐八大家之一，带回中国书籍总共有134部、143卷之多，其中的成都刻本《玉篇》30卷（543），为梁人顾野王（519～581）所撰；《唐韵》5卷，为唐人孙愐（710～775在世）所撰。古代读书人自幼就得读“小学”，即有关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因而这类书便成为刻书商向社会推销的热门货。其中有些还流传到日本。
  另些热门读物是相宅、算命、占梦之类。唐人柳玼（848～898在世）于《柳氏家训》序中云：中和三年（883）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
  这是公元883年柳玭在临时首都成都的见闻，这说明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类印本甚多，其数量不次于字典、小学之类的书，在市场上拥有大量顾客。值得注意的是，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敦煌石室出土印本《大唐刊谬补缺切韵》（编号P5531）残页，也刻于唐代。为图廉价，这些大众读物常印制及用纸不工，但仍可实用。对刻书商而言，像《玉编》那样30卷的大部头书，只要卖得出去，还是肯出版，读者也乐意付较多的钱作智力投资，因为这类字典是每个读书人必须具备的工具书。总之，技术、经济和思想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支配着这一时期图书市场上的供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