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唐代历书的出版
  唐代后期印刷特点首先是产品多样化，除宗教印刷品外，出现了更多的非宗教印刷品，特别是有关字典、音韵等语言文字方面的工具书、相宅、算命书及历书等，雕版印刷品仍首先在人民大众中流行。在唐代后期，保留下来的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是相当多的，说明在印刷品与手抄本争取各自读者的竞争中，已逐步占有更多的市场。
  每个朝代制订并颁布历法授时，是皇权的一种象征。一般由司天台的皇家天文学家编历，再由礼部奏准而颁行天下。然而，刻书商为追求利润，无孔不入，有时竟敢向皇权挑战，未等朝廷颁历，就私自印出历书提前投放市场。当唐末藩镇割据、中央政权削弱之际，更为私历的出现提供可乘之机。《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本纪》载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835年12月29日）“勅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②。这就是说，不许各地民间私自印历书。看来在新年到来几个月前，民印历书已充斥市场。据王钦若（962～1025）奉宋真宗勅命所编《册府元龟》（1013）卷一百六十《帝王部革弊第二》所载，唐文宗禁民私置历版之令，是因东川节度使冯宿（767～836）之奏请而发的。冯宿的奏文收入清人阮元（1764～1849）等奉勅编《全唐文》（1814）卷六百二十四。奏文说：剑南两川及淮南，皆以板印日历鬻（卖）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①。
  由此可知，民间造印私历还并非偶而为之，而是岁岁如此。同时，四川成都、淮南、扬州是民印私历的集中地，当然也是当时造纸和印刷的中心。两地的刻书商印历后，再通过商业渠道贩至各地，至腊月前已满天下。朝廷虽有禁民印历之令，但实际上仍禁而不止，刻书商继续我行我素。不列颠图书馆藏敦煌石室出土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历书残页（图9-4）印制得相当精美。根据当时人们习俗、信仰、宗教观念及农事活动需要，加印不少栏目，以，增加其用途，适应各阶层的需要，因而其发行量一定相当之大。这是唐代印刷业的主要产品之一。此乾符历书是有明确年款的较早的纸本雕版历书。
  上述乾符历书板面十分复杂，所载内容丰富，有图有表。每个项目都由纵横细线界栏，读之不易串行。残页只留下四月至八月部分，除历日、节气等内容外，还附有“十二相属灾厄法”及十二生肖图；“五姓安置门户井灶图”，属于相宅之类；“宫男、宫女推游年八卦法”，属于算命之类；“推男女小运行年灾厄法”之标题文字横刻，下有圆圈，内载五行、干支，以说明男女行年吉凶推算法。此外还有九宫、八冠之类星占材料。这都只是残存的部分，其余内容还会有不少。文字及图画刻工精细，是个综合性历书，几乎与清代历书十分近似。一旦在市场推出这样多功能历书，百姓自然欢迎。敦煌还出土僖宗中和二年（882）民间私印的历书残页，我们只能看到“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书……中和二年（882）具注历日凡三百八十四日太岁壬寅”等字样，位于残纸的右上角，接下有“推男女九曜星图（行年）”所残存的部分文字，在文字左方应当印出图表，显示推算方法，但亦残缺。此中和历书也有明确刊刻年款，而且注明为“剑南道西川成都府樊赏”家私刻历书，因而唐代四川成都刻书商樊赏（850～902在世）的名字在这里亮了相。他既然敢将自己名字刻出，说明官府对他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
  宋人王谠（1075～1145在世）《唐语林》（约1107）云：
  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卖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①。按黄巢率六十万军于僖宗广明元年（880）直逼唐都长安。僖宗于中和元年（881）正月从长安逃至成都，这时皇帝只顾活命，没有心思与可能再颁新历了。于是成都书商樊赏等人才能取而代之，印私历而发行。王谠所说僖宗入蜀，正是这个时候，除蜀本历书外，江东（江南东道）也有私历出版，二者均为官历所不及。江东地区辖今苏南、浙江及闽台，印历的地方当为扬州、苏杭及越州（今绍兴）等地，而与蜀历相抗衡。因印历地点及商家不同，推算方法不一，于是各历间在朔望、节候上互异，故而发生争执。当僖宗在成都建立流亡政府时，当地刻书商樊赏立即推出中和历书，代朝廷授时，因而他将自己的名字刻于书首，一定十分得意。
  二 咸通年间的雕版印刷
  唐宣宗咸通年间（860～873）雕版印刷技术的高度成熟，还表现在版画方面。在木板上刻字易，而雕刻复杂的图画较难。因图画画面上线条曲折圆转，人物、鸟兽、草木、虫鱼及山水、建筑等造型复杂，人物要逼真传神，不但要求画稿要画得精细，还要求刻工有精湛的技艺和细心的操作手法，忠实地将画稿反刻于硬木板上，稍有不慎刻断线条，画面便走神。同时对纸、墨和印刷也相应提高了要求。版画是最能体现某一时期雕版印刷技术水准的印刷品之一。
  1907年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在甘肃敦煌石室内发现唐代大量写本佛经以及一些雕版印刷品，后转移到英国，现藏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其中最重要的文物是唐咸通九年（868）刻印的整卷《金刚经》（图9-5）。此经之全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Vajracchedikāprajnā Pāramita Sūtra），共一卷，按卷轴形式装帧。此经在中国有不同译本，但咸通刊本的经文译者为十六国时期后秦的三藏法师鸠摩罗什（Kumārajiva，344～413）于弘始年间（401～409）自梵文原典译出。鸠摩罗什祖籍印度，生于龟兹（今新疆库车），前秦太安元年（385）至凉州（今甘肃武威）。后秦弘始三年（401）后秦国君姚兴（366～416）迎入长安，拜为国师，请译佛经，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此《金刚经》主要内容为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与其弟子须菩提（Subhūti）之间的谈话，讨论世界一切皆空的佛理。敦煌石室出土的这部印本佛经，全长5.25米，由7张纸连接而成，取卷子形式，起首为一小纸，印有精美插图，描写释迦牟尼在孤独园坐在莲花座上对弟子须菩提说法的情景。接下6张纸印有经文，每纸直高26.67厘米、横长75厘米，每张纸相当大①②。1982年笔者旅居英国时，在伦敦见到原件，印刷纸呈白色，间淡肤色，麻纸，表面平滑，纤维交织紧密。经尾收款为“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等字样，年代为公元868年5月11日（图9-5）。咸通为唐懿宗时的年号，已属晚唐。
  《金刚经》咸通年刻本为完整佛经印本，也是有刻印年份的图文并茂的雕版印刷品，十分珍贵。从该经所印文字及插图来看，刻工精湛，刀法圆熟，比在日本、韩国所发现的同类刻本佛经要高出一个层次，甚至比14～15世纪欧洲早期印刷品都要精致。无论从纸或印刷质量来看，都使我们相信此《金刚经》不是在敦煌就地所刻印，而是在内地，很可能是在长安完成的。当然它显然不是雕版印刷术初期的产物，而是这种新型复制技术在经历了一段发展之后的产物。既然它是印刷品，所刊刻的印本一定有许多份，然今只在敦煌石室见有一部。之所以认为它刊于长安，因为我们在敦煌写经中看到一些有明确年代及施主姓名的精美佛经，多载明施主是在长安任职的高级官员，如不列颠博物馆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编号S36）写本，题记为：“咸亨三年（672）五月十九日，左春坊楷书吴元礼写。用麻纸十二张。装潢手解善集。……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判官少府监掌冶署令向义感、使大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①。太原寺为长安寺院，监者虞昶为工部侍郎、冶署令向义感为少府监官员，都是京官。类似例子不少。写本如此，刊本也应如此。他们在京内制成佛经后，再通过一定渠道送到佛教圣地敦煌千佛洞供奉。《金刚经》刊本也有可能在四川成都刊印，再经过长安到达敦煌。总之，不外这两种可能。
  三 佛教和道教著作的出版
  在唐代除长安、四川成都、淮南、江东等地外，东都洛阳也是个印刷出版中心。洛阳像长安一样，拥有许多佛寺，各寺藏有大量写本及印本佛经，但后来遭到焚毁。唐末文学家司空图（字表圣，837～908）《司空表圣文集》卷九内《为东都（洛阳）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募雕刻律疏》写道：
  今者以日光旧疏龙象弘持，京寺盛筵，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惠确无愧专精，颇尝讲受，远钦信士，誓结良缘……再定不刊之典，永资善诱之方，必期字字镌铭，种慧牙而不竭。生生亲眷，遇胜会而同闻，致期福报之微。愿允标题之请，谨疏。
  周一良认为司空图《疏》中所述“日光旧疏”为唐初相州日光寺僧法砺（569～635）的《四分律疏》②。从司空图所述可知，武宗于845年毁佛寺佛经前法砺的《四分律疏》已有印本，而由洛阳敬爱寺律僧惠确所讲授。会昌五年（845）武宗崇道教，而下令捣毁佛教寺院，洛阳敬爱寺被毁，经书悉遭焚，宣宗（847～859在位）后，禁佛令止，寺院在废墟中重建，还俗的僧人返回，然此时惠确手中无经，急欲募捐重刻，因请文人司空图为之写疏，述明此意。但疏文尾无年款，当写于咸通十年至乾符元年之间（869～874）。公元869～873年司空图中进士后任殿中侍御史、礼部员外郎，已有一定声位，874年再升知制诰、中书舍人，地位再升。只有这个时候，他替佛寺募捐刻书而写的告疏才有号召力。他在疏文标题下注曰“印本共八百纸”。这只能理解为他这个传单启事共印800单张，向四方散发。当然，我们相信，重刻律疏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而且很可能就在洛阳制版。因《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四分律僧尼讨要略》五卷、《四分律疏》二十卷（慧满）之类著作。
  唐代末期，四川成都过家书坊所刻的佛经也许算是较好的本子。过家的产品可与成都樊家、卞家相比。北京图书馆藏敦煌石室所出唐人写本《金刚经》（有字第九号），残本十页小册，末尾写有“西川过家真印本”字样，又有“丁卯年三月十二日（907年4月27日），八十四岁老人手写流传”字样①，说明此经是根据四川成都过家有名的印本重抄的。我们还可见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藏写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编号S5444，亦来自敦煌石室，写本末尾也有“西川过家真印本”、“天祐二年（905）岁次乙丑四月廿三日，八十二岁老人手写此经，流传信士”②。因此可以断定，北京和伦敦所藏上述《金刚经》写本为同一老人分别于八十二及八十四岁时据过家真的刻本重复写了两遍。此经篇幅不大，只有一卷，既易刻又易写。老人八十四岁写经时，正是唐代最后一年。过家的刊本应当是在以前一段时间出版的，并从成都运到敦煌，显然应当是个善本，因为在五代（907～960）时还有人继续依此本作为抄写佛经的底本。
  唐末成都过家所刻印的《金刚经》，有可能是翻刻咸通九年（868）王玠出资刊刻的《金刚经》。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经文便更换为玄奘法师的重译本，而非鸠摩罗什旧译本，当然玄奘新译本肯定超过旧译本，而且早就值得刊刻出来。《金刚经》比《陀罗尼经咒》篇幅稍长些，但比《华严经》、《莲华经》、《大智度论》等文字要少得多，用不到几块雕版便可刻完。刻书商投资不多，便乐于刊刻，这就是为什么《陀罗尼经咒》（一块雕版）和《金刚经》（六块雕版）在唐代这个印刷术发展阶段比较流行的原因。易于雕刻、篇幅适中、投资少、价格便宜，同时又有广大市场，这类印刷品反映了唐代印刷业发展的主要动向。不过像《莲华经》那样篇幅较长的佛经，武则天还是愿意刊刻的，她想必像日本称德女皇那样事先许愿，一旦登上皇帝宝座，便刻几部佛经施于四方。
  既然佛教著作可以刻成印本传布社会，则道教著作亦当如此。唐末江西观察使纥干众（817～884）研究道家炼丹术多年，大中（847～859）年任职江西时，刊印《刘弘传》数千份，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
  四 语言文字和其他杂书的刊行
  唐代后期出版的有关汉语言文字之类的印刷读物，我们可以举出保存于当时日本的这类史料。唐懿宗咸通三年（862）随真如法亲王来中国的日本学问僧宗睿，三年后（865）乘唐商李延孝之船返回日本，随带很多中国书籍。他在《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中开出下列书目：
  ……秘录药方一部，六卷（两册子）……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西川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右杂书等，虽非法门，世者所要也。大唐咸通六年（865）从六月迄于十月，于长安城右街西明寺，日本留学僧圆载（？～877）法师求、写杂法门等目录，具如右也。日本贞观七年（865）十一月十二日，却来左京东寺重勘定①。
  “西川印子”即四川刻本，《唐韵》及《玉篇》就是在四川成都雕印的有用的语言文字工具书。宗睿于咸通三至六年（862～865）在唐留学，可见至迟在这以前四川已出版了非宗教读物。宗睿的上述那段话是用古代日本式的汉文写的，今天中国读者读起来可能觉得不顺，现特将其译成现代汉语如下：
  ……四川刊印本《唐韵》一部五卷，四川刊印本《玉篇》一部三十卷。这类杂书，虽不属佛门著作，却为世人所需。大唐咸通六年（865）六至十月，日本留学僧圆载在长安西街的西明寺访求并抄写了以上所述佛门及其他杂书。我在日本贞观七年（865）十一月十二日带到奈良东大寺，重新校勘。
  看来，这两部印本语文工具书（共35卷）是圆载于公元835年在长安西明寺访求的，再交由宗睿带回日本，而他自己将其手抄本留在身边备用。此外印本书以“卷”计，说明当时非宗教刊本书也是卷轴装的，就像《金刚经》那种装订形式。宗睿为日本佛僧入唐八大家之一，带回中国书籍总共有134部、143卷之多，其中的成都刻本《玉篇》30卷（543），为梁人顾野王（519～581）所撰；《唐韵》5卷，为唐人孙愐（710～775在世）所撰。古代读书人自幼就得读“小学”，即有关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因而这类书便成为刻书商向社会推销的热门货。其中有些还流传到日本。
  另些热门读物是相宅、算命、占梦之类。唐人柳玼（848～898在世）于《柳氏家训》序中云：中和三年（883）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
  这是公元883年柳玭在临时首都成都的见闻，这说明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类印本甚多，其数量不次于字典、小学之类的书，在市场上拥有大量顾客。值得注意的是，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敦煌石室出土印本《大唐刊谬补缺切韵》（编号P5531）残页，也刻于唐代。为图廉价，这些大众读物常印制及用纸不工，但仍可实用。对刻书商而言，像《玉编》那样30卷的大部头书，只要卖得出去，还是肯出版，读者也乐意付较多的钱作智力投资，因为这类字典是每个读书人必须具备的工具书。总之，技术、经济和思想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支配着这一时期图书市场上的供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