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本书第七章第三节《雕版印刷的起源时间》中已经指出，公元590～640年这五十年间可能是导致早期印刷品出世的关键时期，而这基本上正相当于隋朝及唐初。这时刺激印刷品出世的主要社会动力，是佛教在千百万人民大众中的普及。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佛教徒需要大量佛经、佛像，而靠手抄本日益满足不了这种需要，用机械复制方法生产佛经、佛像的纸印本，最容易进入千家万户。因此迄今发现的早期印刷品多为佛经、佛像，并非偶然。推翻南北朝后周而建立统一封建帝国的隋文帝（581～604）杨坚践祚后，对佛教发展更采取积极支持的举措，后周时被破坏的寺院得到修复，又组织僧人继续翻译新的佛经，整理已失散的经典，所需资金除官方补贴外，主要来自民间。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称：
  开皇元年（581）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写一切经藏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可见隋初民间佛经在数量上已超过儒家经典达数十百倍之多，数量之大，相当惊人，而这正是促成佛教印刷品出现的温床。关于隋朝印刷，人们通常引用隋人费长房（557～610在世）《历代三宝记》（597）卷十二的记载：
  开皇十三年（594）十二月八日，隋皇帝佛弟子姓名敬白，……属周代乱常，侮蔑圣迹，塔宇毁废，经、像沦亡，……做民父母，思拯黎元。重显尊容，再崇神化。颓基毁踪，更事庄严。废像遗经，悉令雕撰①。
  这段记载讲述隋文帝于594年1月5日推崇佛教的发愿词，他鉴于北周武帝于574年反佛行动中捣毁佛寺、佛塔和佛经、佛像，使佛教凋零，为收复民心，决定振兴佛教，“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明人陆深（1477～1544）《河汾燕閒录》据此解释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此印书之始，又在冯灜王（冯道）先矣。”胡应麟（1551～1602）《少室山房笔丛》（约1598）《甲部·经籍会通四》又发挥说：“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他认为“隋世所雕，特浮屠经像”。这种意见后来被一些中外学者所赞同。
  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清初人王士祯（1634～1711）《居易录》卷二十五谈到陆深的上述意见时认为“予详其文义，盖雕者乃像，撰者乃经，俨山（陆深）连读之误耳”。近人也指出《历代三宝记》所说“废像遗经”，像是像，经是经，因此雕指泥塑佛像，撰指撰写佛经，从而怀疑隋代有印刷活动①。由此我们看到对隋人费长房的记载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双方各有其理由。但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要抓住大前提，即隋朝是否可能有印刷活动。本书第七章已指明，唐初印刷品的出土已标明印刷术的起源时间不应迟于隋朝，就是说，在《历代三宝记》成书时期社会上已经有印刷活动。我们认为书中所载北周毁佛使“经、像沦亡”中的佛像，既指泥塑佛像，也指纸本佛像，而佛经无疑专指纸本佛经，包括寺院中供奉的和佛塔中供养的。隋文帝为振兴佛教，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便包括重建佛寺、重塑佛像，对已毁失的纸本佛像和佛经下令雕印、撰录，这就是“悉令雕撰”的含义。我们赞同陆深、胡应麟的学说，可以将《历代三宝记》所述作为隋朝有关印刷的记载，不能因其用词简略而加以怀疑。
  《隋书》卷七十八还载，卢太翼（548～618在世）字协昭，河间（今河北）人，博览群书，兼及佛道，受隋文帝赏识。“其后目盲，以手摸书而知其字”。大业九年（613）从隋炀帝至辽东，后数载卒于洛阳②。清人王仁俊（1866～1914）《格致精华录》卷二《刊书》条对此解释说：“卢太翼善占候、算历之术，其后目盲，以手摸书而知其字，按此摸书之版耳。……据传卢与隋炀帝有问答语。大业九年（613）从驾辽东，此时书有其版甚明，故知所摸为书版。”③因卢太翼聪颖过人，又懂得技术，所以目盲后能以手摸书板所刻反体字而知读物内容，这是隋朝有刻本的另一文献证据。
  不能否定隋朝至唐初主要仍是写本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但已进入由写本向印本过渡的关键阶段。从技术上看，实现这一过渡并不困难，原先刻印章和石碑的匠人能轻而易举地成为雕刻印版的刻字工，而经生和楷书手可为印书作坊在纸上写书稿刻样。用印刷技术为社会大众提供比写本更便宜的印本，也会成为生财有道的书商追逐的热门经营业务。他们从出售手写本转而雇人刻成印版，大量出售民间最需要的佛像、佛经，更适合民间的购买力水平。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已为印刷业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只是有关实物尚待今后进一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