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隋唐五代共持续379年（581～960），是雕版印刷的早期阶段，隋唐三百多年间中国处于统一局面，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都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与此同时，佛教和道教也获得很大发展，各地寺观以数万计，僧尼道士超过数十万人，所用佛经以千万卷计。五代虽属封建割据时期，但印刷业仍沿自己的途径发展。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来看，雕版印刷品主要是面向社会大众而用量最大的读物、用物和宗教用品，如佛经、佛像、历书和语言文字工具书，有时作为票据而用于经济活动中。除单纯文字读物外，还有图文并茂的插图本。在唐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代十国印刷，出现了新的突破，由政府主持刊刻儒家《九经》无疑是个创举，是五代印刷的重大进展。这使印刷的应用范围大大拓宽了，最初来自民间的技术被用于刊印圣贤之书，终使雕版印刷得到全社会认同，在印刷史中有深远影响，为此后两宋印刷黄金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节 隋朝的印刷
  本书第七章第三节《雕版印刷的起源时间》中已经指出，公元590～
  
  640年这五十年间可能是导致早期印刷品出世的关键时期，而这基本
  
  上正相当于隋朝及唐初。这时刺激印刷品出世的主要社会动力，是佛
  
  教在千百万人民大众中的普及。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
  
  佛教徒需要大量佛经、佛像，而靠手抄本日益满足不了这种需要，用
  
  机械复制方法生产佛经、佛像的纸印本，最容易进入千家万户。因此
  
  迄今发现的早期印刷品多为佛经、佛像，并非偶然。推翻南北朝后周
  
  而建立统一封建帝国的隋文帝（581～604）杨坚践祚后，对佛教发
  
  展更采取积极支持的举措，后周时被破坏的寺院得到修复，又组织僧
  
  人继续翻译新的佛经，整理已失散的经典，所需资金除官方补贴外，
  
  主要来自民间。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称：
  开皇元年（581）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
  
  、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写一切经藏于
  
  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
  
  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可见隋初民间佛经在数量上已超过儒家经典达数十百倍之多，数量之
  
  大，相当惊人，而这正是促成佛教印刷品出现的温床。关于隋朝印刷
  
  ，人们通常引用隋人费长房（557～610在世）《历代三宝记》（597
  
  ）卷十二的记载：
  开皇十三年（594）十二月八日，隋皇帝佛弟子姓名敬白，……属周
  
  代乱常，侮蔑圣迹，塔宇毁废，经、像沦亡，……做民父母，思拯黎
  
  元。重显尊容，再崇神化。颓基毁踪，更事庄严。废像遗经，悉令雕
  
  撰①。
  这段记载讲述隋文帝于594年1月5日推崇佛教的发愿词，他鉴于北周
  
  武帝于574年反佛行动中捣毁佛寺、佛塔和佛经、佛像，使佛教凋零
  
  ，为收复民心，决定振兴佛教，“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明人陆深
  
  （1477～1544）《河汾燕閒录》据此解释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
  
  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此印书之始，又在冯灜王（冯
  
  道）先矣。”胡应麟（1551～1602）《少室山房笔丛》（约1598）
  
  《甲部·经籍会通四》又发挥说：“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
  
  五代，精于宋人。”他认为“隋世所雕，特浮屠经像”。这种意见后
  
  来被一些中外学者所赞同。
  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清初人王士祯（1634～1711）《居易录》
  
  卷二十五谈到陆深的上述意见时认为“予详其文义，盖雕者乃像，撰
  
  者乃经，俨山（陆深）连读之误耳”。近人也指出《历代三宝记》所
  
  说“废像遗经”，像是像，经是经，因此雕指泥塑佛像，撰指撰写佛
  
  经，从而怀疑隋代有印刷活动①。由此我们看到对隋人费长房的记载
  
  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双方各有其理由。但讨论这个问题时
  
  ，首先要抓住大前提，即隋朝是否可能有印刷活动。本书第七章已指
  
  明，唐初印刷品的出土已标明印刷术的起源时间不应迟于隋朝，就是
  
  说，在《历代三宝记》成书时期社会上已经有印刷活动。我们认为书
  
  中所载北周毁佛使“经、像沦亡”中的佛像，既指泥塑佛像，也指纸
  
  本佛像，而佛经无疑专指纸本佛经，包括寺院中供奉的和佛塔中供养
  
  的。隋文帝为振兴佛教，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便包括重建佛
  
  寺、重塑佛像，对已毁失的纸本佛像和佛经下令雕印、撰录，这就是
  
  “悉令雕撰”的含义。我们赞同陆深、胡应麟的学说，可以将《历代
  
  三宝记》所述作为隋朝有关印刷的记载，不能因其用词简略而加以怀
  
  疑。
  《隋书》卷七十八还载，卢太翼（548～618在世）字协昭，河间（
  
  今河北）人，博览群书，兼及佛道，受隋文帝赏识。“其后目盲，以
  
  手摸书而知其字”。大业九年（613）从隋炀帝至辽东，后数载卒于
  
  洛阳②。清人王仁俊（1866～1914）《格致精华录》卷二《刊书》
  
  条对此解释说：“卢太翼善占候、算历之术，其后目盲，以手摸书而
  
  知其字，按此摸书之版耳。……据传卢与隋炀帝有问答语。大业九年
  
  （613）从驾辽东，此时书有其版甚明，故知所摸为书版。”③因卢
  
  太翼聪颖过人，又懂得技术，所以目盲后能以手摸书板所刻反体字而
  
  知读物内容，这是隋朝有刻本的另一文献证据。
  不能否定隋朝至唐初主要仍是写本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但已进入由写
  
  本向印本过渡的关键阶段。从技术上看，实现这一过渡并不困难，原
  
  先刻印章和石碑的匠人能轻而易举地成为雕刻印版的刻字工，而经生
  
  和楷书手可为印书作坊在纸上写书稿刻样。用印刷技术为社会大众提
  
  供比写本更便宜的印本，也会成为生财有道的书商追逐的热门经营业
  
  务。他们从出售手写本转而雇人刻成印版，大量出售民间最需要的佛
  
  像、佛经，更适合民间的购买力水平。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已为印刷
  
  业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只是有关实物尚待今后进一步发掘。
  第二节 唐代前期和中期的印刷
  一 唐代前期的印刷
  唐代有关印刷的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较多，可分为三个阶段来研究。
  
  第一阶段是唐初（618～712），第二阶段为中唐（713～820），第
  
  三阶段为晚唐（821～907）。首先应指出，唐初印刷品近年已出土
  
  。据考古学家韩保全报道，1974年西安市西郊西安柴油机械厂发现
  
  梵文陀罗尼经咒单页印刷品，出自唐墓中。出土时置入死者佩带的铜
  
  臂钏（臂镯）中，呈方形，印以麻纸，直高27厘米、横宽26厘米，
  
  展开后已残破。此印刷品中央部位有7×6厘米的空白方框，其右上方
  
  有竖行墨书“吴德〓福”四字，从书法观之，为风行唐初的王羲之（
  
  321～379）行草，所残缺的一字估计是“冥”，表明墓主姓名为吴
  
  德。空白方框外四周印以咒文，皆13行，总共52行，作环读。印文
  
  四边围以边框，内外边框间距3厘米，其间刻有莲花、星座等图案。
  
  同出物有铜臂镯和规矩四神铜镜，前者是佩带死者臂部的一种葬具，
  
  在西安近郊唐墓中屡有发现。四神铜镜径19.5厘米、厚0.3厘米、沿
  
  高0.8厘米，为隋至唐初墓葬铜镜，其铭文书体与贞观年（627～649
  
  ）等慈寺碑文极其类似。此经咒为早期佛教密宗的产物，其印刷字体
  
  为中亚僧人使用的古体梵文。密宗认为将经咒佩带死者身上，可使其
  
  进入极乐世界。考古学者将此印本陀罗尼定为唐初（7世纪初叶）印
  
  刷品（图9-1），因而是至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单页印刷品①。
  有关唐初印刷活动的文献记载，同样存在。后唐冯贽《雲仙散录》（
  
  926）卷五引《僧圆逸录》曰：
  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馀。
  “四众”指僧、尼、善男、信女，当然人数达数百万之众。唐三藏法
  
  师玄奘（602～664）于太宗贞观三年（624）离长安赴印度求法，历
  
  十六年方归故国。据五代时史家刘昫（887～946）《旧唐书》（945
  
  ）卷十九《玄奘传》载，“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归至京师，太
  
  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
  
  仍敕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
  
  整比。”可见太宗也热心支持佛教，命阁臣房玄龄（579～685）等
  
  为玄奘翻译佛经提供保证。玄奘从贞观十九年起，在二十年间先后译
  
  出大、小乘佛教经、论75部，共1335卷。
  玄奘将普贤像印成单张，当发生于高宗显庆三年至龙朔三年（658～
  
  663）之间。此佛像上图下文，通俗易明，又易刊印，便于信徒供奉
  
  。西方早期所印单张雕版耶稣像也与此类似，可以说中外宗教界人士
  
  都想到一起了。普贤音译为三曼多跋陀罗（Samantabhadra），为佛
  
  祖释迦牟尼之右胁侍，司理德，与司智慧的左胁侍文殊师利
  
  （Manjusri）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玄奘发起雕印的《
  
  普贤菩萨像》，虽今已不可得见，但形制上应与伯希和1908年在敦
  
  煌石室发现的947年印《文殊菩萨像》类似，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
  
  编号P4514）。玄奘印普贤像发行量很大，试以每匹马驮200～250斤
  
  计，则五马驮1000～1250斤，换算成纸后，至少有20～25万份，五
  
  年即达百万份。
  又据玄奘嫡传弟子慧立等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688）卷
  
  十所载，高宗嗣位后鉴于玄奘受父皇敬重，也对法师礼敬甚隆，遣朝
  
  臣问慰不绝，且施帛锦万余段、法衣数百。玄奘接受后，则给予贫穷
  
  之人及外国婆罗门客人，“随得随散，无所贮蓄。发愿造十俱胝像，
  
  并造成矣。”“俱胝”为梵文量词koti之音译，十俱胝为百万。此
  
  处所说造像，当与《雲仙散录》所述印造普贤像事有关。如果认为佛
  
  像为泥塑，则塑造百万小佛像便非玄奘所能为，更亦非五马所能驮，
  
  唯一可能是用印刷方法复制数目如此多的佛像，看来这件事发生于玄
  
  奘晚年之际。“造”这个字在唐人用语中指雕印，如咸通九年（868
  
  ）刻《金刚经》卷尾题“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
  现在再回头讨论《雲仙散录》。今通行本题为“唐金城冯贽撰”，金
  
  城为现甘肃兰州之旧称。关于此书作者及成书年代，曾有歧见。如宋
  
  人张邦基《墨庄漫录》（约1131）卷二认为此书怪诞，疑为王铚
  
  （1090～1161在世）“伪作”，但没有举出事实证明出于当时枢密
  
  院编修官王铚之手，这是一种武断。可惜后人不作分析，也跟着附合
  
  张邦基的论调。当时的事实表明，此书有宋开禧元年（1205）郭应
  
  祥刻本，卷首有作者冯贽自序，落款为天成元年（926），这是五代
  
  后唐明宗时的年号，说明作者为唐末至五代初时的人。此书还为宋儒
  
  孔传《孔氏六帖》（1131）所引。《宋史·艺文志》亦载《雲仙散
  
  录》为冯贽所撰。不管作者是谁，书中所述玄奘印造普贤像的事仍然
  
  可信，且与玄奘弟子记载相符。不过印佛像用的回锋纸，纸名费解，
  
  从当时情况看，应是麻纸或皮纸中较洁白的一种纸。
  继太宗、高宗之后，当武则天称帝时（689～704），佛教又受到政
  
  府支持而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她在发展雕版印刷方面颇多建树。这
  
  时的印刷品特别是佛经种类多、数量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武后
  
  对佛教的偏爱，而当时社会有进行大规模印刷的种种条件①。《旧唐
  
  书》卷六《则天皇后纪》称，载初元年（689）秋七月，沙门法明等
  
  人进《大雲经》，内称有一女身为佛之转世，当登大统。武后大悦，
  
  命将此经颁行天下，又“令诸州各置大雲寺，总度僧千人，共诵此经
  
  ”。这就是说，武则天曾借用佛教说教为自己称帝作舆论准备。称帝
  
  后，她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②，从而将佛
  
  教置于国教的至高地位。
  武周时所刊各种佛经，一般印以黄纸，经文中有武周制字，多作卷轴
  
  装。《大雲经》就可能是公元690年刊行的武周时期的最早印本。同
  
  时期出版的另一佛经《妙法莲华经》残卷，20世纪初（1906）在新
  
  疆吐鲁番出土。《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ndarikasūtra）简
  
  称《法华经》，406年由后秦龟兹（今新疆库车）僧人鸠摩罗什
  
  （Kumarajiva，344～413）译自梵典，共八卷、28品，为中国天台
  
  宗经典。出土者只是其中《分别功德品第十七》和《无量寿佛品第十
  
  六》，现存194行，相当于卷五的部分内容。此经出土后，归新疆布
  
  政使王树楠（1851～1936），再转日本人江藤涛雄，最后落入中村
  
  不折（1868～1943）手中①，藏于他在东京创办的书道博物馆中。
  
  中村氏一度将此经断为“隋刻本”，肯定有误②。1952年版本目录
  
  学家长泽规矩也博士对此经研究后，发现其印以黄色麻纸，作卷轴装
  
  ，一纸印一版，每行19字，经文中印有武周制字，遂将其断为武周刊
  
  本③。但此经未刻年款，我们认为其刊行年代为武周初期至中期
  
  （690～699），因而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卷子本印刷品。
  就在《妙法莲华经》出版之际，武周时洛阳高僧、佛教华严宗实际创
  
  始人法藏（643～712）在解释《华严经》时以印刷术作为比喻阐明
  
  其观点。《华严经》全名《大方广佛华严经》（Buddha-vatamsaka
  
  mahavaipulya sūtra）最初由东晋时旅居中国的印度僧人佛陀跋陀
  
  罗（Buddhabhadra，359～429）于421年译出，共60卷，通称《六
  
  十华严》。此本含八会，每会有若干品，共64品。每会记录佛祖在菩
  
  提树下苦修成道、终成正觉后，向弟子说法的法会上讲述的内容。天
  
  台宗将《华严经》一部八会别为前后二分，认为前分七会为佛成道后
  
  在前三个七日之间的说法内容，后分第八会为此后的说法。法相宗也
  
  别为前分与后分，认为前分的前七会为佛成道后第二个七日之间的说
  
  法，后分第八会为以后时间之说法。因而出现不同解释。
  华严宗领袖法藏作为研究《华严经》的权威，在《华严经探玄记》中
  
  不同意天台宗和法相宗对《华严经》的上述解释。他举出证据证明，
  
  佛祖成道后头七日内没有说法活动，而在第二个七日将此经八会的全
  
  部内容同时说出。因此别为前分、后分是没有意义的。他写道：
  此经定是[佛成道后]第二七日所说，……于此二七之时，即摄八会同
  
  时而说。若尔，何故会有前后？答：如印文，读时前后，印纸同时。
  
  ④法藏在《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中再次表述了他的同一观点：
  即佛初成道第二七日，在菩提树下，犹如日出，……即于此时，一切
  
  因果理事等、一切前后法门，乃至末代流通舍利见闻等事，并同时显
  
  现。……一切佛法并于第二七日，一时前后说，前后一时说。如世间
  
  印法，读文则句义前后，印之，则同时显现。同时、前后，理不相违
  
  ，当知此中道理亦尔。⑤
  显而易见，在法藏看来，佛祖成道之时有陀罗尼力，能“一念说一切
  
  法”，于第二个七日之间即将八会总义同时阐述出来。虽然《华严经
  
  》经文各会排列上有先后，但其中所有佛法奥义都是在七日之内同时
  
  悟出并讲出来的。正如世间印本书那样，读过来文句有前后，但印刷
  
  时都是同时显现在纸上的。应当用“同时”与“前后”之间的辩证关
  
  系，来解释《华严经》中八会的相互关系。前述《华严经探玄记》成
  
  于696～697年，《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又称《华严五教章》，亦
  
  于同时成书，说明武周时印刷术已有相当发展，法藏才能用印刷实例
  
  作比喻。武周末年法藏与中亚吐火罗国（Tukhara）人弥陀山
  
  （Mitra Sanda，fl.667～720）奉诏自梵典译出《无垢净光大陀罗
  
  尼经》（图9-2）一卷。根据我们的研究，此经于长安元年（701）
  
  译于洛阳佛授记寺翻经院①。据智昇（fl.695～750）《开元释教录
  
  》（730）卷九所述，此经译毕进奏后，武则天女皇甚喜，重赏译者
  
  。因此第二年（702）便在洛阳刊行。此经与前述唐初刊行的梵文陀
  
  罗尼一样，均为密宗典籍。陀罗尼为梵文dharani的音译，其义是将
  
  诸菩萨倡导善行或制止恶行的真言以密语形式表达出来的咒。密宗认
  
  为陀罗尼含诸多经义，故密宗典籍都含几种陀罗尼，兼述其功用。密
  
  宗起源于印度，3世纪随大乘佛教通过中亚僧人传到中国，南北朝时
  
  早期密宗或杂密得到进一步发展，陀罗尼咒由义译改为音译，功用随
  
  之增加，仪轨更趋复杂。
  唐初以来陀罗尼经咒在僧俗大众中流行甚广，诵念、写刻和供养陀罗
  
  尼成为时尚。密宗宣扬通过诵写陀罗尼（语密）、手结契印或作手势
  
  （身密）、心作观想（意密）和结坛等，可消灾驱邪、去病延年、护
  
  国安民以至死后进入极乐世界，因而受到统治阶级和广大群众的信仰
  
  。这是武周时翻译出版《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背景。此经有《根
  
  本》、《相轮》、《修造佛塔》、《自心印》、《大功德聚》和《六
  
  波罗蜜》六种陀罗尼咒，经文则述其功用。700年以来武后年迈多病
  
  ，翻出此经正符合她希望去病延年的心理需要。其刊印数量一定很大
  
  ，还由中国传到新罗和日本。1966年韩国庆州发现本即是此经的武
  
  周刻本。此经印本版框直高5.4厘米，横宽为直高的8倍左右，印以
  
  黄色麻纸和楮纸，再将各印纸粘连起来，以木轴卷之。经卷总长640
  
  厘米，共用12版，每版印一纸，每纸直高6.5厘米，横宽52.5～54.7
  
  厘米，版框上下单边，每版55～63行，行7～9字，一般8字，刻以唐
  
  人写经楷体字，有欧阳询（557～641）书法风格。
  此经文字雕刻较成熟，每字径4～5毫米，相当今三号宋体印刷字或
  
  15.6点（point），各字笔画挺劲，刀法工整，字上有刀刻痕迹。各
  
  字墨色均匀，这说明武周时期的木版印刷技术已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
  
  。除上述佛经外，此时印刷品还用作其他目的。据唐人刘肃（770～
  
  830）《大唐新语》（807）卷九及宋人司马光（1019～1086）《资
  
  治通鉴》（1084）卷二百零四记载，当武则天即帝位后，691年十月
  
  洛阳人王庆之率数百人联名上表，请立武后侄子武承嗣为皇太子。武
  
  后见王庆之伏地以死泣请，不肯退下，“乃以内印印纸谓之曰：‘持
  
  去矣，须见我以示门者当闻也。’庆之持纸，来去自若，此后屡见”
  
  ②。因此可知王庆之所持的“内印印纸”，实际上是武后即位时在宫
  
  内印发的纸本特殊通行证。
  二 唐代中期的印刷
  唐代中期以来，有关印刷的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仍可见到一些。
  
  1975年西安市西郊西安冶金机械厂内发现《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
  
  罗尼神咒经》内神咒的单页印刷本，出自唐墓中。出土时此经放在小
  
  铜盒中，已粘成团，展平后呈方形，35×35厘米，印以麻纸，中心
  
  有一方框，5.3×4.6厘米，内绘二人，一站一跪，淡墨勾描后填彩
  
  。框外四周环以神咒的刻印文字，每边18行，共72行，行间有界行
  
  。咒文以外有边线，四周印以手印结契，其形状各不同，这些不同手
  
  势用以招引不同菩萨相护（图9-3）。纸色呈微黄，经咒文字有部分
  
  残缺。经名仅保留《佛☒☒☒☒得大自在神咒经》八字，所残之字当
  
  为“说随求即”四字。按此经为罽宾（Kashmir）僧人宝思惟
  
  （Ratnacinta，625～721）于武周天寿二年（693）译于洛阳天宫
  
  寺，经名及经文与此后不空（Amoghavajra，705～774）译本不同。
  
  考古学家将此印本定为盛唐（713～766）时之遗物，当印于唐玄宗
  
  时期（713～755）。
  比上述汉文印本《大隨求陀罗尼》稍晚一点的单页梵文陀罗尼印张，
  
  曾于1944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据冯汉骥先生
  
  报道，此经咒印纸31×34公分，略呈方形，“纸为茧纸”，极薄，
  
  半透明，但韧力甚强，置于死者佩带的银镯中。印本中有一方框，内
  
  刻六臂菩萨坐于莲花座上，六臂各执法器。方框外四周为梵文咒语，
  
  环读，每边17行，咒文外四周又刻诸菩萨像，整个印件展开后已残破
  
  。同墓内死者口中含“开元通宝”铜钱2枚，钱背铸有“益”字，表
  
  明铸于益州府。死者手中亦各握开元钱一枚及玉棒，同出还有陶器4
  
  件。经咒版框右边刻有通栏汉字“☒☒☒成都县☒龙池坊……近卞
  
  ☒☒印卖咒本……”等字。“成都县”前三字脱落，冯先生主张此三
  
  字为“成都府”，认为铜钱铸于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将
  
  此墓及墓内所有物定为会昌年以后唐末（9世纪）之遗物①。
  此梵文陀罗尼印本的断代意见，多年来被不少作者引用，但仔细研究
  
  起来，却仍有商榷之处。查《旧唐书·地理志》，成都置县于垂拱二
  
  年（686），属益州府。开元二十一年（733）分全国为50道，四川
  
  所在的剑南道治所在益州。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改益州为蜀郡，
  
  十五年（756）玄宗避“安史之乱”驻蜀郡，这里成为临时首都。同
  
  年肃宗即位，改元至德，玄宗退位。至德二年（757）肃宗改蜀郡为
  
  成都府，剑南道西川节度使治所在成都府。冯先生说成都称府始于
  
  757年，这是正确的。再查《旧唐书·食货志》，高祖武德四年
  
  （621）于洛、并、幽、益等州铸“开元通宝”，此后多次重铸，及
  
  至武宗“会昌六年（846）二月，勅缘诸道鼓铸佛像、钟磐等新钱已
  
  有次第，须令旧钱流布”。冯先生认为墓内所出铜钱为会昌年铸，未
  
  列出依据，需要讨论。
  唐武宗会昌年铸钱之前百多年，益州已易名为蜀郡，自742年后此地
  
  名一直未改，只是从757年起才改称成都府。既然铜钱铸于益州，则
  
  其开铸时间应在易名（742）之前，就是说应铸于天宝元年之前的开
  
  元年间（713～741），至少应在会昌年前。刊印此经咒纸为半透明
  
  的强韧皮纸，这类纸有明显时代性，多制于唐代前半期，不见于唐末
  
  。冯先生将其定为“茧纸”，似欠准确。墓内陶器为成都琉璃厂厂窑
  
  烧造，“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者可到盛唐”，从砖墓建筑形式看，
  
  属于“比较早期的形式”。因此，我们认为成都唐墓所出单页梵文陀
  
  罗尼由卞姓坊家刊印于8世纪前半叶，不能晚于盛唐后期（757～766
  
  ）。因而将其断为唐末（9世纪）之物的结论，需要修正。冯先生以
  
  其在四川墓葬发掘经验总结说，墓中所出铜钱“大半是当时所流行之
  
  品，如‘开元’绝少与‘五铢’同出，宋钱亦绝少与‘开元’同出”
  
  。既然如此，就不宜将墓内所出8世纪时流行的益州监钱“开元通宝
  
  ”说成是百年之后会昌年所铸。将该墓及墓内所出印本、铜钱、银臂
  
  钏及陶器等物定为8世纪之物，则所有问题都得到合理解释。
  唐中期的开元（713～741）盛世，应当比唐初年间出现更多的雕版
  
  印刷品，遗憾的是，由于唐武宗于会昌五年（845）发动的反佛活动
  
  ，使在这以前出版的大量印本佛经、佛像被焚毁，而早期印刷品又多
  
  是佛教出版物，因而，保留下来的较少，有待今后发掘。张秀民注意
  
  到公元783年户部所发“印纸”可能是用于经济活动中的印刷品①。
  
  他引《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下》记载，德宗建中四年（783）
  
  六月，户部侍郎赵赞为解脱经济困境，提出“税间架”和“算除陌”
  
  两种增税法，德宗准奏。税间架是住房税，算除陌是所得税。关于后
  
  者，《旧唐书》写道：
  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
  
  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牙（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
  
  ，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私
  
  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
  
  取其家资。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曾
  
  不得半，而怨骂之声嚣然满于天下。至兴元二年（785）正月一日，
  
  敕悉停罢②。
  根据“算除陌法”，凡自公私所得收入及贸易所得收入，每缗要由官
  
  留50钱作为税收，由掌管财务的市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填写
  
  ，次日按贸易额将税金交纳。有自贸易，不通过市衙者，亦得领私簿
  
  ，照样完税。此税法一行，天下怨声载道，两年后不得不废止。所谓
  
  “印纸”、“私簿”者，皆事先印制好有关事项及收入、贸易额、抽
  
  税数额等栏。用时，将有关内容临时填写上去，再钤官印为证，相当
  
  于纳税单据。可见唐代官府已将雕版印刷品用于管理贸易和抽税的财
  
  务活动中。
  由此我们想到唐代发行的“飞钱”，也可能是印刷品。《新唐书》卷
  
  五十五《食货志》载，宪宗元和（806～820）初，“以钱少，复禁
  
  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
  
  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①飞钱实际上类似现在的汇票，
  
  它是纸币出现的前奏，到宋代便发展成为印刷的纸币，称为“交子”
  
  。所以《宋史·食货志》说“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唐代
  
  的飞钱形制如何，史无记载。但我们认为应当是印制而成，上面盖有
  
  官印，因为它要在全国各道使用，必须要统一格式，而雕印则可将同
  
  一格式复制成若干份，非手抄可比，何况在这以前已有“印纸”作为
  
  启导。此二者都是金融活动中官方发行的票据。
  其次，宋代交子皆为印刷品，而交子又脱胎于飞钱，故飞钱也只能是
  
  印刷品。商人在京师各道进奏院存钱后，交一定手续费，取飞钱之一
  
  半，另一半由进奏院寄回本道。待持券人至各有关道提取现钱时，出
  
  示手中一半飞钱，与该道所存另一半相符，即可兑现。因此飞钱的纸
  
  面上应当印有折缝，折缝处盖官印，同时还应印有四周的花边。而且
  
  必须用特制的纸，以防伪制。总之，飞钱在形制上应当像交子那样，
  
  只是二者功用不同，飞钱不能用于市场交易。印纸与飞钱的出现既反
  
  映了商业活动规模的扩大，也反映了唐代自中期以后经济状况开始走
  
  下坡路。印纸是向商人增加税额，飞钱是补充金属硬通货之不足。由
  
  于后来飞钱常不能兑现，失信于民，故流行不久亦作罢。但其发行在
  
  经济史中具有很大的意义，也一度便利于商业活动。
  第三节 唐代后期的印刷
  一 唐代历书的出版
  唐代后期印刷特点首先是产品多样化，除宗教印刷品外，出现了更多
  
  的非宗教印刷品，特别是有关字典、音韵等语言文字方面的工具书、
  
  相宅、算命书及历书等，雕版印刷品仍首先在人民大众中流行。在唐
  
  代后期，保留下来的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是相当多的，
  
  说明在印刷品与手抄本争取各自读者的竞争中，已逐步占有更多的市
  
  场。
  每个朝代制订并颁布历法授时，是皇权的一种象征。一般由司天台的
  
  皇家天文学家编历，再由礼部奏准而颁行天下。然而，刻书商为追求
  
  利润，无孔不入，有时竟敢向皇权挑战，未等朝廷颁历，就私自印出
  
  历书提前投放市场。当唐末藩镇割据、中央政权削弱之际，更为私历
  
  的出现提供可乘之机。《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本纪》载太和九年
  
  十二月丁丑（835年12月29日）“勅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②。
  
  这就是说，不许各地民间私自印历书。看来在新年到来几个月前，民
  
  印历书已充斥市场。据王钦若（962～1025）奉宋真宗勅命所编《册
  
  府元龟》（1013）卷一百六十《帝王部革弊第二》所载，唐文宗禁
  
  民私置历版之令，是因东川节度使冯宿（767～836）之奏请而发的
  
  。冯宿的奏文收入清人阮元（1764～1849）等奉勅编《全唐文》
  
  （1814）卷六百二十四。奏文说：剑南两川及淮南，皆以板印日历
  
  鬻（卖）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
  
  之道①。
  由此可知，民间造印私历还并非偶而为之，而是岁岁如此。同时，四
  
  川成都、淮南、扬州是民印私历的集中地，当然也是当时造纸和印刷
  
  的中心。两地的刻书商印历后，再通过商业渠道贩至各地，至腊月前
  
  已满天下。朝廷虽有禁民印历之令，但实际上仍禁而不止，刻书商继
  
  续我行我素。不列颠图书馆藏敦煌石室出土唐僖宗乾符四年（877）
  
  历书残页（图9-4）印制得相当精美。根据当时人们习俗、信仰、宗
  
  教观念及农事活动需要，加印不少栏目，以，增加其用途，适应各阶
  
  层的需要，因而其发行量一定相当之大。这是唐代印刷业的主要产品
  
  之一。此乾符历书是有明确年款的较早的纸本雕版历书。
  上述乾符历书板面十分复杂，所载内容丰富，有图有表。每个项目都
  
  由纵横细线界栏，读之不易串行。残页只留下四月至八月部分，除历
  
  日、节气等内容外，还附有“十二相属灾厄法”及十二生肖图；“五
  
  姓安置门户井灶图”，属于相宅之类；“宫男、宫女推游年八卦法”
  
  ，属于算命之类；“推男女小运行年灾厄法”之标题文字横刻，下有
  
  圆圈，内载五行、干支，以说明男女行年吉凶推算法。此外还有九宫
  
  、八冠之类星占材料。这都只是残存的部分，其余内容还会有不少。
  
  文字及图画刻工精细，是个综合性历书，几乎与清代历书十分近似。
  
  一旦在市场推出这样多功能历书，百姓自然欢迎。敦煌还出土僖宗中
  
  和二年（882）民间私印的历书残页，我们只能看到“剑南西川成都
  
  府樊赏家历书……中和二年（882）具注历日凡三百八十四日太岁壬
  
  寅”等字样，位于残纸的右上角，接下有“推男女九曜星图（行年）
  
  ”所残存的部分文字，在文字左方应当印出图表，显示推算方法，但
  
  亦残缺。此中和历书也有明确刊刻年款，而且注明为“剑南道西川成
  
  都府樊赏”家私刻历书，因而唐代四川成都刻书商樊赏（850～902
  
  在世）的名字在这里亮了相。他既然敢将自己名字刻出，说明官府对
  
  他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
  宋人王谠（1075～1145在世）《唐语林》（约1107）云：
  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卖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
  
  征节候，因争执①。按黄巢率六十万军于僖宗广明元年（880）直逼
  
  唐都长安。僖宗于中和元年（881）正月从长安逃至成都，这时皇帝
  
  只顾活命，没有心思与可能再颁新历了。于是成都书商樊赏等人才能
  
  取而代之，印私历而发行。王谠所说僖宗入蜀，正是这个时候，除蜀
  
  本历书外，江东（江南东道）也有私历出版，二者均为官历所不及。
  
  江东地区辖今苏南、浙江及闽台，印历的地方当为扬州、苏杭及越州
  
  （今绍兴）等地，而与蜀历相抗衡。因印历地点及商家不同，推算方
  
  法不一，于是各历间在朔望、节候上互异，故而发生争执。当僖宗在
  
  成都建立流亡政府时，当地刻书商樊赏立即推出中和历书，代朝廷授
  
  时，因而他将自己的名字刻于书首，一定十分得意。
  二 咸通年间的雕版印刷
  唐宣宗咸通年间（860～873）雕版印刷技术的高度成熟，还表现在
  
  版画方面。在木板上刻字易，而雕刻复杂的图画较难。因图画画面上
  
  线条曲折圆转，人物、鸟兽、草木、虫鱼及山水、建筑等造型复杂，
  
  人物要逼真传神，不但要求画稿要画得精细，还要求刻工有精湛的技
  
  艺和细心的操作手法，忠实地将画稿反刻于硬木板上，稍有不慎刻断
  
  线条，画面便走神。同时对纸、墨和印刷也相应提高了要求。版画是
  
  最能体现某一时期雕版印刷技术水准的印刷品之一。
  1907年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在甘肃敦煌石室
  
  内发现唐代大量写本佛经以及一些雕版印刷品，后转移到英国，现藏
  
  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其中最重要的文物是唐咸通九年（868）刻印
  
  的整卷《金刚经》（图9-5）。此经之全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Vajracchedikāprajnā Pāramita Sūtra），共一卷，按卷轴形
  
  式装帧。此经在中国有不同译本，但咸通刊本的经文译者为十六国时
  
  期后秦的三藏法师鸠摩罗什（Kumārajiva，344～413）于弘始年间
  
  （401～409）自梵文原典译出。鸠摩罗什祖籍印度，生于龟兹（今
  
  新疆库车），前秦太安元年（385）至凉州（今甘肃武威）。后秦弘
  
  始三年（401）后秦国君姚兴（366～416）迎入长安，拜为国师，请
  
  译佛经，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此《金刚经》主要内容为佛教
  
  创始者释迦牟尼与其弟子须菩提（Subhūti）之间的谈话，讨论世界
  
  一切皆空的佛理。敦煌石室出土的这部印本佛经，全长5.25米，由7
  
  张纸连接而成，取卷子形式，起首为一小纸，印有精美插图，描写释
  
  迦牟尼在孤独园坐在莲花座上对弟子须菩提说法的情景。接下6张纸
  
  印有经文，每纸直高26.67厘米、横长75厘米，每张纸相当大①②。
  
  1982年笔者旅居英国时，在伦敦见到原件，印刷纸呈白色，间淡肤
  
  色，麻纸，表面平滑，纤维交织紧密。经尾收款为“咸通九年四月十
  
  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等字样，年代为公元868年5月11日（图
  
  9-5）。咸通为唐懿宗时的年号，已属晚唐。
  《金刚经》咸通年刻本为完整佛经印本，也是有刻印年份的图文并茂
  
  的雕版印刷品，十分珍贵。从该经所印文字及插图来看，刻工精湛，
  
  刀法圆熟，比在日本、韩国所发现的同类刻本佛经要高出一个层次，
  
  甚至比14～15世纪欧洲早期印刷品都要精致。无论从纸或印刷质量
  
  来看，都使我们相信此《金刚经》不是在敦煌就地所刻印，而是在内
  
  地，很可能是在长安完成的。当然它显然不是雕版印刷术初期的产物
  
  ，而是这种新型复制技术在经历了一段发展之后的产物。既然它是印
  
  刷品，所刊刻的印本一定有许多份，然今只在敦煌石室见有一部。之
  
  所以认为它刊于长安，因为我们在敦煌写经中看到一些有明确年代及
  
  施主姓名的精美佛经，多载明施主是在长安任职的高级官员，如不列
  
  颠博物馆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编号S36）写本，题记为：“咸
  
  亨三年（672）五月十九日，左春坊楷书吴元礼写。用麻纸十二张。
  
  装潢手解善集。……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判官少府监掌冶署令向义
  
  感、使大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①。太原寺为长安
  
  寺院，监者虞昶为工部侍郎、冶署令向义感为少府监官员，都是京官
  
  。类似例子不少。写本如此，刊本也应如此。他们在京内制成佛经后
  
  ，再通过一定渠道送到佛教圣地敦煌千佛洞供奉。《金刚经》刊本也
  
  有可能在四川成都刊印，再经过长安到达敦煌。总之，不外这两种可
  
  能。
  三 佛教和道教著作的出版
  在唐代除长安、四川成都、淮南、江东等地外，东都洛阳也是个印刷
  
  出版中心。洛阳像长安一样，拥有许多佛寺，各寺藏有大量写本及印
  
  本佛经，但后来遭到焚毁。唐末文学家司空图（字表圣，837～908
  
  ）《司空表圣文集》卷九内《为东都（洛阳）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募雕
  
  刻律疏》写道：
  今者以日光旧疏龙象弘持，京寺盛筵，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印本
  
  渐虞散失，欲更雕锼。惠确无愧专精，颇尝讲受，远钦信士，誓结良
  
  缘……再定不刊之典，永资善诱之方，必期字字镌铭，种慧牙而不竭
  
  。生生亲眷，遇胜会而同闻，致期福报之微。愿允标题之请，谨疏。
  周一良认为司空图《疏》中所述“日光旧疏”为唐初相州日光寺僧法
  
  砺（569～635）的《四分律疏》②。从司空图所述可知，武宗于845
  
  年毁佛寺佛经前法砺的《四分律疏》已有印本，而由洛阳敬爱寺律僧
  
  惠确所讲授。会昌五年（845）武宗崇道教，而下令捣毁佛教寺院，
  
  洛阳敬爱寺被毁，经书悉遭焚，宣宗（847～859在位）后，禁佛令
  
  止，寺院在废墟中重建，还俗的僧人返回，然此时惠确手中无经，急
  
  欲募捐重刻，因请文人司空图为之写疏，述明此意。但疏文尾无年款
  
  ，当写于咸通十年至乾符元年之间（869～874）。公元869～873年
  
  司空图中进士后任殿中侍御史、礼部员外郎，已有一定声位，874年
  
  再升知制诰、中书舍人，地位再升。只有这个时候，他替佛寺募捐刻
  
  书而写的告疏才有号召力。他在疏文标题下注曰“印本共八百纸”。
  
  这只能理解为他这个传单启事共印800单张，向四方散发。当然，我
  
  们相信，重刻律疏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而且很可能就在洛阳制版。
  
  因《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四分律僧尼讨要略》五卷、《四分律
  
  疏》二十卷（慧满）之类著作。
  唐代末期，四川成都过家书坊所刻的佛经也许算是较好的本子。过家
  
  的产品可与成都樊家、卞家相比。北京图书馆藏敦煌石室所出唐人写
  
  本《金刚经》（有字第九号），残本十页小册，末尾写有“西川过家
  
  真印本”字样，又有“丁卯年三月十二日（907年4月27日），八十
  
  四岁老人手写流传”字样①，说明此经是根据四川成都过家有名的印
  
  本重抄的。我们还可见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藏写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编号S5444，亦来自敦煌石室，写本末尾也有“西川过家真印本”
  
  、“天祐二年（905）岁次乙丑四月廿三日，八十二岁老人手写此经
  
  ，流传信士”②。因此可以断定，北京和伦敦所藏上述《金刚经》写
  
  本为同一老人分别于八十二及八十四岁时据过家真的刻本重复写了两
  
  遍。此经篇幅不大，只有一卷，既易刻又易写。老人八十四岁写经时
  
  ，正是唐代最后一年。过家的刊本应当是在以前一段时间出版的，并
  
  从成都运到敦煌，显然应当是个善本，因为在五代（907～960）时
  
  还有人继续依此本作为抄写佛经的底本。
  唐末成都过家所刻印的《金刚经》，有可能是翻刻咸通九年（868）
  
  王玠出资刊刻的《金刚经》。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经文便更换为玄奘
  
  法师的重译本，而非鸠摩罗什旧译本，当然玄奘新译本肯定超过旧译
  
  本，而且早就值得刊刻出来。《金刚经》比《陀罗尼经咒》篇幅稍长
  
  些，但比《华严经》、《莲华经》、《大智度论》等文字要少得多，
  
  用不到几块雕版便可刻完。刻书商投资不多，便乐于刊刻，这就是为
  
  什么《陀罗尼经咒》（一块雕版）和《金刚经》（六块雕版）在唐代
  
  这个印刷术发展阶段比较流行的原因。易于雕刻、篇幅适中、投资少
  
  、价格便宜，同时又有广大市场，这类印刷品反映了唐代印刷业发展
  
  的主要动向。不过像《莲华经》那样篇幅较长的佛经，武则天还是愿
  
  意刊刻的，她想必像日本称德女皇那样事先许愿，一旦登上皇帝宝座
  
  ，便刻几部佛经施于四方。
  既然佛教著作可以刻成印本传布社会，则道教著作亦当如此。唐末江
  
  西观察使纥干众（817～884）研究道家炼丹术多年，大中（847～
  
  859）年任职江西时，刊印《刘弘传》数千份，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
  
  烧炼之者。
  四 语言文字和其他杂书的刊行
  唐代后期出版的有关汉语言文字之类的印刷读物，我们可以举出保存
  
  于当时日本的这类史料。唐懿宗咸通三年（862）随真如法亲王来中
  
  国的日本学问僧宗睿，三年后（865）乘唐商李延孝之船返回日本，
  
  随带很多中国书籍。他在《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中开出下列书目：
  ……秘录药方一部，六卷（两册子）……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
  
  ，西川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右杂书等，虽非法门，世者所要也
  
  。大唐咸通六年（865）从六月迄于十月，于长安城右街西明寺，日
  
  本留学僧圆载（？～877）法师求、写杂法门等目录，具如右也。日
  
  本贞观七年（865）十一月十二日，却来左京东寺重勘定①。
  “西川印子”即四川刻本，《唐韵》及《玉篇》就是在四川成都雕印
  
  的有用的语言文字工具书。宗睿于咸通三至六年（862～865）在唐
  
  留学，可见至迟在这以前四川已出版了非宗教读物。宗睿的上述那段
  
  话是用古代日本式的汉文写的，今天中国读者读起来可能觉得不顺，
  
  现特将其译成现代汉语如下：
  ……四川刊印本《唐韵》一部五卷，四川刊印本《玉篇》一部三十卷
  
  。这类杂书，虽不属佛门著作，却为世人所需。大唐咸通六年（865
  
  ）六至十月，日本留学僧圆载在长安西街的西明寺访求并抄写了以上
  
  所述佛门及其他杂书。我在日本贞观七年（865）十一月十二日带到
  
  奈良东大寺，重新校勘。
  看来，这两部印本语文工具书（共35卷）是圆载于公元835年在长安
  
  西明寺访求的，再交由宗睿带回日本，而他自己将其手抄本留在身边
  
  备用。此外印本书以“卷”计，说明当时非宗教刊本书也是卷轴装的
  
  ，就像《金刚经》那种装订形式。宗睿为日本佛僧入唐八大家之一，
  
  带回中国书籍总共有134部、143卷之多，其中的成都刻本《玉篇》
  
  30卷（543），为梁人顾野王（519～581）所撰；《唐韵》5卷，为
  
  唐人孙愐（710～775在世）所撰。古代读书人自幼就得读“小学”
  
  ，即有关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因而这类书便成为刻书商向社会推
  
  销的热门货。其中有些还流传到日本。
  另些热门读物是相宅、算命、占梦之类。唐人柳玼（848～898在世
  
  ）于《柳氏家训》序中云：中和三年（883）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
  
  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
  
  、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
  
  染不可尽晓。
  这是公元883年柳玭在临时首都成都的见闻，这说明阴阳、杂记、占
  
  梦、相宅、九宫、五纬之类印本甚多，其数量不次于字典、小学之类
  
  的书，在市场上拥有大量顾客。值得注意的是，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敦
  
  煌石室出土印本《大唐刊谬补缺切韵》（编号P5531）残页，也刻于
  
  唐代。为图廉价，这些大众读物常印制及用纸不工，但仍可实用。对
  
  刻书商而言，像《玉编》那样30卷的大部头书，只要卖得出去，还是
  
  肯出版，读者也乐意付较多的钱作智力投资，因为这类字典是每个读
  
  书人必须具备的工具书。总之，技术、经济和思想等各种因素交织在
  
  一起，支配着这一时期图书市场上的供求关系。
  第四节 五代时北方的印刷
  从公元907至960年的53年间，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连续的朝代，史称五代。而在南方和山西地区，则相继出现了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北汉等国，称为十国，从公元902年杨行密立吴到979年北汉亡，十国共历77年，因此五代十国不到百年间，中国又陷入封建割据时期。第七章第三节对南北朝割据时期所作的分析，也适用于五代。这里不再重复。就造纸和雕版印刷而言，其发展并没有受到分裂局面多大影响，各个印刷中心在唐代基础上反而使印刷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明人胡应麟（1551～1602）《少室山房笔丛》（约1598）卷一百一十四《甲部·经籍会通四》写道：“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这段简练的语言较准确地概括了中国雕版印刷术六百多年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确，五代时是雕版印刷技术扩展的重要时期，不但印刷品的产地、产量较唐代增加，而且质量和品种也大为提高和扩充，随之而来的是技术上的改进。印刷业作为新兴产业部门在这短短时期内急剧发展，而且受到来自政府的官方扶持，为此后历代大型官刻本的发行开创了先例。印本书籍范围扩大，包括儒、释、道三教、九流、诸子百家言，应有尽有。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记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与以往所有有关印刷史的作品不同，笔者论述五代十国印刷时，不以年代顺序来叙述，而按南北地域作区分，因为在这一时期造纸及印刷的发展中明显地看到了南北之别，形成南北各政权地区相互攀比与竞争的局面。谁都想在刻书方面推出新意，让产品行销南北各地，为本政权增光添色。但南北各有技术优势，南方以造纸见长，因为拥有充足的原料资源及熟练的纸工；北方以印刷占优势，因为拥有长期的刻书传统和精湛的刻工。北方推出的新意，是动用印刷技术刊刻系统的儒家经典，让印刷品从民间大众读物一跃而登入大雅之堂，让统治阶层和文人学士也诵读高级印本读物。四川这个天府之国，以其历史及地理背景，融合南北特长，在这一时期的造纸、印刷方面独树一帜。
  一后唐冯道主持的九经刊刻
  我们先从北方的五代雕版印刷说起。首先应指出后唐（923～936）宰相冯道（882～954）奏请国子监刊刻儒家重要经典“九经”，是中国印刷史中的重大事件。据北宋初人王钦若（962～1025）、杨亿（974～1020）等奉敕撰《册府元龟》（1013）卷六百零八所载，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及同僚李愚（860？～935）上奏：
  [臣等]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
  可见受当时吴（914～936）之江都（今南京）及前蜀（907～925）之成都印刷业发展的刺激，决定刊刻他们从未刊刻过的儒家经典，经过文字校勘、注释而提供标准版本。这样可使处于北方的后唐文教事业昌盛，提高后唐的地位和声望，使京城洛阳也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印刷业中心，让各国羡慕。奏章中还提出以后唐所属西京长安尚存的“开成石经”为底本，由国子监诸经博士等校定文字，再由书法高手写稿，令匠人刻于木板，以好纸、好墨印刷。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在长安国子监立的石经，刻以楷体，有《易经》、《诗经》、《书经》、《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及《尔雅》，共12经。
  长兴三年四月，后唐明宗李嗣源（867～933）准奏，朱批御旨曰：朕以正经事大，不同诸书，虽已委国学（国子监）差官勘注，盖以文字渐多，尚恐偶有差误，……更令详勘，贵必详研。
  所要说明的是，明宗（926～933在位）即位于危难之中，尚节俭、褒廉吏，减轻赋税，稍革兵戈，中原人民得以休息。他本人虽然识字不多，然而尚能注重发展文教事业，要求对刻本经典详加勘定、钻研，务必减少差误，确是难能可贵。就凭这一点，李嗣源这位皇帝的名字就应载入印刷史册。没有他的批准，冯道的奏议根本无法实施。没有他在位时造成的安定环境，冯道不一定会有此奏议。我们经常说，造纸与印刷的发展有时与某个统治者个人素质与兴趣有关，此又一例。
  五代末学者王溥（922～982）《五代会要》（961）卷八也记载说：
  长兴三年（932），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敕令国子监集博士、生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广为抄写，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者，并须依刷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本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规、太常博士段颙、路航、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施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
  还规定根据有关官员工作质量优劣，而增减其官位及薪资。选太常博士李锷、乡贡三礼郭嵠等人端写楷书。
  这是雕版印刷史中的一项巨大的工程，看来整个工作布置得有条不紊。首先派国子监诸经博士五六人，各带生徒至长安，对唐开成石经仔细看读各自所专长的经典，再行抄写，就地校读。将抄本带回洛阳后，再由马缟、陈规、段颙、路航及田敏等人为详校官，进行最后一道校订及注释。定稿后，交李锷、郭嵠等人用楷书写于纸上，最后由雕刻工匠将经文稿精心雕于木板之上，校订后再准备刷印。规定每日至少完成五版。完成一部分雕版，便随即付印，最后统一装订成帙。最初的工作由马缟（854～938？）主持，由其他几名详校官协助①，明宗准奏此事后，次年驾崩，公元934年闵宗即位，工作继续进行。
  后唐于936年亡于后晋（936～946），接下是后汉（947～950）及后周（951～96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中间更替了四个朝代，但最初倡议刊刻儒家经典的冯道，则始终保持相位，而且后汉、后周统治者奉他为太师，加封新的爵位。冯道是政治史中的不寻常人物，正因为他相位不变，才使刻书事业不致因政权更替而中断。他原来手下领导刻书的班子校订、刻印诸经的工作照样进行。这也再次说明，五代虽然各政权更替频繁，但科学技术仍按自己的轨道前进。国子监内的学者和刻书匠师不受周围政治环境变迁的影响，怀着强烈事业心坚持自己的工作。
  原来领导班子的成员如马缟等因年迈而过世，但田敏从始至终参与此事。从后唐长兴三年（932）起，直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全部工程告成，共用21年。计刻印出九经：《易经》、《书经》、《诗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仪礼》、《礼记》、《周礼》，删去唐开成石经中的《论语》、《孝经》及《尔雅》，总共130卷。冯道在目睹九经刻
  本完成后第二年（954）与世长辞，他多年的心愿总算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实现。
  我们在此不拟对他作政治上的评论，只从技术史角度来肯定他在推动雕版印刷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过去有人一度认为他是印刷术的发明者，可能说得过份了，但他对印刷术发展所作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田敏（约881～972）是始终参与这项工作的负责官员，后一阶段工作的主持者，广顺三年（953），他向后周太祖郭威（904～954）进九经印本书表中云：
  臣等自长兴三年校勘、雕印九经。经注繁多，年代殊邈，传写纰谬，渐失根源。臣守官胶庠（国子监），职司校定，旁求援据，上备雕镂。幸运圣朝，克终盛事。播文德于有载，传世教于无穷。谨具陈进。
  在雕刻九经的第一阶段，为使各经版体例及文字统一，有技术标准可循，后晋开运三年（946）国子监再出版《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各一卷，类似清乾隆年印行的《武英殿聚珍板程式》那样，规定整个刊印过程中各工序的操作则例及标准印刷字体。此二书从印刷技术史角度观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惜自宋以后已逐渐散佚。由此可见，五代刊刻九经，一直按后唐明宗遗诏行事，工作很是严谨。
  后周显德元年（954）田敏奏请再刊刻唐初经学家陆德明（约550～630）《经典释文》（约600）30卷，显德三年（956）出版。陆德明为唐初国子监经学博士，集汉魏、六朝230余家之说，对《十二经》传授源流、名词术语、文字、音韵、训诂作了详细解说，可以说是一部经学百科全书，对学者有重要参考价值。《经典释文》后周刻本由兵部尚书张昭与太常卿田敏同校。这是与刻本《九经》配套的研究参考书。田敏想得非常周到，既提供刻印的《九经》校注本，又提供经学研究工具书，其贡献亦足堪后世称赞。田敏有才学，后梁末中进士，亦历仕五代，致力《九经》刊刻凡21年，后周时累官太常卿，以工部尚书、太子少保致仕，一直活到北宋开宝五年（972），卒年九十二岁①。事实上他作为主持大型雕版印刷的专家，有可能在北宋初还在发挥作用。
  由政治家冯道倡议雕刻《九经》之举，为历史上第一次官刻非宗教的儒家重要典籍之始。统治阶级终于接受最初在人民大众中流行的新型复制读物的技术，来传播正统的儒家思想，由政府出面刊印经书，使雕版印刷终登大雅之堂。五代刻本《九经》称“国子监本”，这一官刻儒家经典的创举，对此后宋、元、明、清历代都有深远影响。北宋著名的国子监本，则直接承袭五代之遗制。
  二 曹元忠在敦煌主持的佛教印刷
  五代时的北方官府系统刊刻儒家经典时，私人则继续刊刻宗教印刷品，包括佛教和道教方面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印刷品的出土已有不少。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908年从甘肃敦煌石室中运走的中国珍贵文物五千件，其中有刻本佛像一大包（编号P4514）。包中装有：（1）观音菩萨像单页印本5份，2份完整，3份残破，为后晋开运四年（947）雕印。纸上部印有观音像，左右两侧有“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曹元忠造”之字样。图下为文字：“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游路开通.疠疾消散。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947年8月4日）记。匠人雷延美。”（2）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后晋开运四年（947）曹元忠雕造，共11枚。（3）文殊师利菩萨像单页印本，共11份；与此相同者亦藏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31×20厘米，为斯坦因1907年得自敦煌石室。
  （4）阿弥陀菩萨像印本，3枚，另2枚，共5枚。
  （5）地藏菩萨像印本，1枚。
  以上五种佛像都是单页印刷品，上半部为图，下半部为文字，这是由唐初玄奘法师开创的体例，至五代时仍盛行。佛像皆印以北方麻纸，有两种印有明确年款，且为同一年（947）印造。而且印有施主姓名、雕版匠人名字。其余三种没有年款，但画风、字体与前两种相近，当亦为同时产物，或亦印于后晋（936～946）。在这包文物中，中国佛教四大菩萨的像都全部印出。
  敦煌发现的观音像印本施主曹元忠（约905～980）的事迹，见《宋史》卷四百九十。这是敦煌所出印刷品中能在文献上考出姓名和事迹的少数施主之一。他和他的父辈自唐末以来一直领兵据守今甘肃、新疆一带的陇右，并保持与中原的紧密关系。天福五年（940）后晋授曹元忠以归义军节度使及检校太傅衔。五代过后，至宋太祖建隆三年（962）他除任原职外，再被加封为中书令。太平兴国五年（980）曹元忠卒，宋太宗追封他为敦煌郡王，以表彰他长期于西陲守土并与中原政权保持联系之功业。
  曹元忠还对陇右造纸与印刷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位将军是虔诚的佛教徒，为使陇右百姓摆脱苦难，除减轻赋税、奖励生产外，还发愿雕印佛像、佛经，以求菩萨大慈大悲保佑他的百姓。可以肯定这些佛像都是敦煌就地刻印的，由工匠雷延美雕板，当然麻纸也在当地抄造，敦煌因而成了另一造纸和印刷中心。因为这个佛教中心需要大量印本及写本佛经、佛像，而从中原又难以供应，只好就地解决。顺便提一下，曹元忠及其父辈的另一贡献，是用军队保卫了敦煌千佛洞免遭破坏，使中华民族这个艺术瑰宝长期处于完好状态。作为佛教信徒，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不允许对这个佛教圣地有任何侵犯，而且他可能还作了些修复。大家今天能看到敦煌石室所出从魏晋到北宋的文物，曹元忠功不可没。
  我们在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品中，还注意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雕刻本（编号P4515）亦与曹元忠有关。此本虽与唐咸通九年（868）王玠捐刻的印本佛经同名，但非卷子本，而是册叶本，像是现在的小册子，尺幅也较小。这一册仅存第三十品以后的内容，末尾印有下列字样：
  弟子归义军节度使、转进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谯郡开国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天福十五年己酉年五月十五日记。雕板押衙雷延美。同馆藏另一《金刚经》刻本（P4516）与上述册子形制及文字字体一样，但却是经的开头部分。两者合起来，便成为整体了。但因编号者弄错，将同一物编为两个号，且将前后顺序倒置。天福（936～943）为后晋高祖石敬塘在位时所用年号，至八年后改元开运（944～946）946年后晋亡于后汉（947～950），但后汉高祖刘知远即位时仍称天福十二年（947），次年改乾，祐，己酉年为后汉乾祐二年，相当天福十四年，而非十五年。己酉岁五月十五日合公元949年6月14日，也就是曹元忠发愿普施前述观音菩萨像印本两年之后，他又令同一匠人雷延美雕刻《金刚经》。此时实际处于后汉时期，元忠因远在陇西，对内地年号改动消息未及时得知，于是仍用后晋天福年号，且算错一年。他在《金刚经》印本末尾所用的官衔，当是后晋时赠予的。
  除此，还有《大圣普贤菩萨像》单页印本也是曹元忠发愿雕刻的。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藏敦煌石室所出后晋末年（约950）刻印的文殊像，刻工较精。印纸20×31厘米，也是上图下文的单页（图9-7）。该馆还藏有同时期刻印的单页观音像，20×31厘米，形制与文殊像同。流散于伦敦和巴黎的，有些既无年款也无文字的印本千佛像多种，还没有仔细断代，但一般认为是晚唐至五代的产物（图9-8）。敦煌刻工雷延美（910～975在世）是中国最早的有姓名可查的刻工。
  三 后周的印刷
  五代时除官刻儒家经典、私刻佛经、历日、文字音韵作品外，有时还私刻文学作品。例如词曲家和凝（898～955），后晋天福五年（940）拜相，其作品流行于开封、洛阳两京。《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和凝传》称其“生平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旧五代史》卷七十九《高祖纪》载，后晋高祖石敬塘（892～942）好道教，天福五年（940）赐道士崇真大师张荐明为通元先生。《高祖纪》继续写道：
  是时帝好《道德经》，尝召荐明讲说其义，帝悦，故有是命。寻令荐明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于卷首，俾颁行天下。
  由此可以将公元940年按道士张荐明向后晋高祖进讲的《道德经》刊本，看成是官刻道教经典本，因这位统治者目的在于使此本颁行天下。而公元939年著名文人和凝奉命为此本写序，也显示刻此书的郑重其事。笔者认为应刻印于东都开封。此外，如前所述，由冯道发起主持的《九经》刊刻，是在后周时完成的。
  第五节 十国时南方的印刷
  北方五代是在同一辖区内连续交替的五个朝代，辖区位于今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及宁夏少部分，且均定都城于东京开封府。五个朝代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只是统治者易了姓名，而一些内阁成员及地方官常常仕于历朝。而十国则是在南方不同地区及山西建立的十个并列政权，彼此间较少有时间的连续性，辖区大小不等。与北方频繁的战乱相反，十国地区相对说战争较少，一般处于和平环境中，人口增加，经济和文化得以发展。十国的存在反而促使印刷中心的扩展，因为有的国虽小，却因宗教和文教事业的发展，需要刻印各种读物，于是出现新的印刷中心。
  一 前蜀与后蜀的印刷
  首先要指出，在唐代印刷业发达的四川建立的前蜀（891～925）是十国中造纸与印刷先进地区。继此之后建立的后蜀（926～965），也同样如此。儒、释、道等各种读物均予开雕。909～913年在首府成都印过道士杜光庭（850～933）的作品。杜光庭为浙江人，唐末避乱入蜀，事蜀主王建父子，赐号广成先生，工诗文，著传奇《虬髯客传》、《道德经广圣义》（901）及《广成集》等。《道德经广圣义》共30卷，是杜光庭于唐末时所作，前蜀时曾以此书进讲，永平三年（913）终于雕刻460余板于成都刊印。蜀主王建不但推崇道教，还尊重佛教。唐末天复年间（901～903）由长安入蜀的佛僧贯休（832～912），被他称为禅月大师。贯休入蜀后以诗名，工书画，传世《十八罗汉图》及《禅月集》为其代表作。前蜀末乾德五年（923），弟子昙域为禅月师《禅月集》刻版印行，实际上这是贯休的诗集，收入诗稿达千首，因而这是一部刻本文学作品。前蜀时还刊刻过历书在市上出售。
  后蜀时出现一位像北方后唐冯道那样的政治家毋昭裔（902～967），二人都身为宰相，各事其主，但都热心于雕版印刷事业，为广大士人提供必读的读物。他们一北一南，却想到一起、作到一起。毋昭裔博学有才名，性好藏书，工古文，通经学。据宋人王明清（1127～1216）《挥尘馀话》卷二云：
  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以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相，遂践其言刊之。
  就是说，毋昭裔少贫，曾向友人借书，遭到拒绝。但他胸怀大志，勤学苦读，发誓异日若贵，一定将这些书刊印出来，让学者共读。他入后蜀（不是王建的前蜀，而是孟蜀），广政七年（744）果然身居相位，实践了前言。《宋史》卷四百七十九《毋守素传》称，守素之父毋昭裔性好藏书，“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板。守素赍至中朝，行于世。大中祥符九年（1016）子克勤上其板。”这三部工具书几乎是所有读书人都应人手一部，毋昭裔自家集资将其雕印，嘉惠士林匪浅。965年后蜀亡于宋后，这批书版解运至汴京，发现此为私家出钱自印，又将书版退还毋家，毋昭裔之子孙后来利用书版在北宋翻印，遂成出版家。清四库馆臣注《旧五代史》（974）卷四十三《唐明宗纪》引宋人叶氏《爱日斋丛钞》云：“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板刻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①此说恐不确，可能是与后蜀广政元年（938）毋昭裔奉勅主持石经雕刻之事混为一谈。实际上毋昭裔督造《易经》、《诗经》、《书经》、《仪礼》、《礼记》、《周礼》、《左传》、《论语》、《孝经》及《尔雅》十部儒家经典的石刻。经文皆刻楷书，置于成都府学，后称“蜀石经”或“广政石经”。五代时，后唐冯道在北方刊印九经印本，而后蜀毋昭裔在南方石刻十经，形成南北对应，为五代时文坛之盛事也。然后蜀并未将十经刊印出版。
  二 吴越国的印刷
  十国时期，南方的吴越（893～978）是另一造纸与印刷业中心之所在。吴越是个小国，但拥有今苏南、浙江及闽东这片东南最富庶的地区，首府为杭州。钱镠（852～932）建立吴越后，立国四十年，但一直奉事中原朝廷。兴修水利、建海塘，发展农工商业和海上交通，致使境内经济小康，社会安定。其孙钱俶（929～988）嗣位后（947～978）受后汉、后周封号，成为吴越国王，但仍自称“天下都元帅”。钱俶还是虔诚的佛教徒，很像陇西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那样，在杭州刻印佛经《宝箧印陀罗尼经》（Dhatu-haranda dharani sūtra）8.4万份，印以皮纸及竹纸。此经全名为《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共一卷，篇幅较小，现知印本有三种①。
  第一种印本于1917年在浙江湖州天宁寺塔首次发现，每纸直高7.5厘米、横长60厘米，行文341行，行8～9字。每纸经起首处印有图像，有佛及其左右胁侍以及礼佛者，图像线条及造型简单朴素，没有敦煌出土印本佛经插图那样复杂，因为画面很小，画稿无法展开。在画像前印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之字。画的下面接着便是经的正文。显德三年（956）是后周世宗柴荣（955～958在位）时的年号，可见吴越仍奉后周正朔。60厘米长的印本佛经，严格说还不足以装卷，只是较长而窄的单页佛教印刷品，实际上也是整版雕印的。因此我们不主张用“卷”这个量词，而只称为“张”，尽管装入佛塔中要卷起来才便于放置。
  第二种《宝箧印陀罗尼经》印本，1971年于浙江绍兴涂金舍利塔中发现，置于长10厘米的竹筒内，行11～12字，与第一种有类似图像及题字，但雕刻得较好，印以白皮纸。题字中唯一不同的是没有年号，只题“乙丑”，即公元965年，相当宋太祖乾德三年。吴越以前奉后周年号，而后周于公元960年亡于宋，但吴越国仍存在，还未投归于宋，钱俶无年号可用，只好用干支，他这样作是有考虑的。
  第三种印本1925年于杭州雷峰塔倒塌时被发现，纸直高3.6厘米、横长190.5厘米，是长而窄的印纸，271行，行10或11字。经首所刻图像有王后及侍女礼佛形象。题字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图9-9）。乙亥合975年，之所以未用年号，原因同上。第三种佛经据说印以竹纸①，不知是否经过化验？我们仍不敢肯定。如果真如此，当为有确切年代的最早出土竹纸。
  从956年起至975年，钱俶用十九年时间印出《宝箧印陀罗尼经》，分放于吴越国各地佛塔之中。除钱俶外，吴越国杭州灵隐寺法眼宗高僧延寿（904～975）也印过大量佛教印刷品。延寿俗姓王，字仲玄，为天台德韶禅师的传法弟子，被吴越王钱俶请住永明寺15年，弟子1700人，后主持灵隐寺，卒谥智觉禅师。著有《宗镜录》、《万善同归集》等书。延寿曾印过十多种经文、经咒和佛像，总数达40万份，但其中16万份印在丝绢上，其余24万份印在纸上②。我们料想主要仍是单页印刷品，但数量已相当可观。吴越的印刷业为宋代南方印刷业的发展奠定基础，使得杭州后来长期成为重要印刷中心。
  三 南唐的印刷
  吴越西邻南唐（937～957），辖今江苏大部、安徽、江西及福建西部，算是个大国，首府在江宁（今南京），这个地区造纸早在唐代已闻名于世。南唐所造“澄心堂纸”，更属上品。由于南唐统治者崇尚文学，当然也就刺激了印刷术的发展。明代藏书家丰坊（1510～1567在世）《真赏斋赋》云：“暨乎刘氏《史通》、《玉台新詠》，则南唐之初梓也”。注中说在这些书中有“建业文房之印”牌记。《史通》（710）为唐史家刘知几（661～721）所著，共十卷。《玉台新咏》十卷为南朝人徐陵（507～583）所编。此二书为文史学者所必读。南唐的历书也还远销至西部蜀国。当然这都是零散的实例，实际上南唐还可能出版更多的读物。
  南唐是继吴（919～936）而建立的，吴的版图与南唐一样，吴国由唐末淮南节度使杨行密（852～905）所建立，也是经济发展的地区。上节一开始时谈到后唐宰相冯道于公元932年上表请求雕印九经，冯道在奏文中称：“臣等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说明吴国除儒家经典外，已印了各种各样的读物，像蜀国一样，都倾销到后唐洛阳等地，可见吴国印刷业的发达。

①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四十九，《史传部》，第108页（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 ①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58）。 ②唐·魏征，《隋书》（656）卷七十八《卢太翼传》，二十五史本第五册第2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③清·王仁俊《格致精华录》卷二，第14页（1896年石印本）。 ①韩保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西安唐墓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载石兴邦主编，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50周年，第404～410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 ①潘吉星，唐武周时期的雕版印刷史料，武汉：出版科学，1998，1期，第34～36页。 ②《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廿五史本第五册，第22页。 ①中村不折，新疆と甘肃の探險，第7页（東京：雄山閣，1934）。 ②秃氏祐祥，东洋印刷史研究，第20页（東京：青裳堂書店，1981）。 ③长澤规矩也，和漢书の印刷とその歷史，第5～6页（東京：吉川弘文館，1952）。 ④唐·法藏，《华严经探玄记》（696～697）卷2，《大正新修大藏经》卷35，第127页（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6）。 ⑤唐·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1，《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2，第482页。 ①潘吉星，论韩国发现的印本无垢争光大陀罗尼经，科学通报，1997，42卷，10期，第1009～1028页。 ②唐·刘肃，《大唐新语》（807）卷九，《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8页（扬州广陵古籍刊印社影印，1983）。 ①冯汉骥，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7，5期，第48～51页。 ①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②《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下》，廿五史本第五册，第254～255页。 ①《新唐书》卷五十五，《食货志》，廿五史本第六册，第152页。 ②《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纪》，廿五史本，第五册，第76页。 ①清·阮元等编，《全唐文》（1814）卷六百二十四，第14～15页（清嘉庆廿三年原刊本，1814）。 ①宋·王谠，《唐语林》，卷七，第2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①L.Giles，Dated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Stein Collection.Bulletin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 ies，1933～1935，vol.7；pp.1030～1031. ②T.F.Carter，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chap.8（Columbia Universit yPress，1925）；revised ed.（NewYork，1931）；2nd ed.revised byL.C.Goodrich（New York，1955）. ①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第1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②周一良，纸与印刷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载中国科技发明和科技人物论集，第13页（三联书店，1995）。 ①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第63页（中华书局，1983）。 ②同上，第219页。 ①木宫泰彦著、胡钖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2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①《旧五代史》卷七十一，《马缟传》，廿五史本第六册，第110页。 ①《宋史》卷四百三十一，《田敏传》，廿五史本第八册，第1453～1454页（上海，1986）。 ①《旧五代史》卷四十三，《唐书·明宗纪》，廿五史本第六册，第71页。 ①钱存训，纸与印刷，收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五，第一册，第141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①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第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②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文物，1978，12期，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