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活字技术发明的背景
  中国在雕版印刷术获得四、五百年发展之后，于北宋（11世纪）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显而易见，活字印刷是从雕版印刷演变出来的，而且是雕版印刷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活字印刷是将原稿文字以硬质材料逐个制成单独的凸面反体字块，再按原书稿文字顺序将单独字块逐个拼合成整版，以下程序与雕版印刷相同。二者主要区别只在印版制造方法上有异，活字印刷因提高制造印版的时效、克服雕版印刷的其他不足应运而出。我们知道，如果用雕版印刷技术出版长篇著作，势必要刻成数以千万计的大量印版，这是最费时间和人力的一道工序，也要动用很多木料，花费物力，结果使整个生产过程的周期加长，又相应提高成本。
  虽然书板印到足以能推销的份数以后，还可贮存起来，留待日后再次刷印。但这要占用很大的空间，如果许多部这样的书版都贮存起来，库内印版的存放和保管将是个很大问题。同时也造成事先投入的资金滞流，而不能及时周转。这是从事印刷行业的人不愿看到的后果。对刻字工来说，整天坐在作坊内雕刻木板也是乏味的劳动。宋代以来雕版印刷获得长足发展，刊印的读物越来越多，这种制版方式在技术经济上的不足日益突出，促使人们探索新的制版方式。
  活字制版正好可避免雕版技术之不足，只要事先予制成足够的单个活字，便可随时拼版，大大加快制版这道关键工序的时效，木制活字对木料的利用率大于雕版，也节省对原材料的消耗。活字版刷印后拆版，用过的活字还可重行使用，其利用率和周转率是雕版无法相比的。活字还比大块雕版易于贮存和保管，节省库存空间。活字制版的优越性就在于版上的每个字块都是活动的，每块印版都可拆可合。
  西方英语 movable types、法语 types mobiles 和德语 beweglichen Letteren等，都准确体现了汉文“活字”一词的本义，是这个汉文术语的意译。日本、朝鲜和越南这些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不需要再翻译，而是直接借用“活字”这个汉文名词，只是发音略有不同。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党项族的西夏语文将活字称为“碎字”，在西夏文中写作“字碎”（〓〓），其中
  “碎”作形容词用，放在“字”字的后面，也含有活字之义。活字制版特别适用于拼音文字系统，将字母制成活字后，很容易拼成单词和句子，因而活字技术从中国传到欧洲后，在欧洲普遍应用的程度，甚至比发明这种技术的中国还要迅速。汉文为表意文字，一字一音，汉字数目有几万字之多，制成活字比较麻烦，这也许是为什么在雕版技术发展几百年后才出现活字技术的原因之一。
  活字制版由于在制版过程中改变了雕版制造程序的面貌，克服其技术经济方面之不足，所以已构成印刷技术中一项单独的发明，而不再是局部革新或改进。近代印刷术即以活字技术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活字印刷是继雕版印刷之后，在整个世界印刷技术史中的另一里程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没有活字印刷技术，也就没有近代文明可言。
  这项发明同样也在中国完成，而后传遍全世界。之所以如此，因为中国是发明雕版印刷术的国家，而雕版是活字版所赖以出现的技术前提，没有雕版印刷的技术思想和实践，不可能凭空出现活字印刷。东西方各主要国家和地区早期印刷术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达到活字印刷这一步，都要迈过雕版印刷这个台阶。只有在活字印刷获得普遍发展后，后进的地区才能跨过这个台阶，直接享受活字制版的技术成果，但这已是相当晚的时代了。
  对长期领先使用雕版技术的中国人而言，发明活字印刷是很自然的，只要有心人作些试验就够了。厌倦于刻板劳动的刻字工，会很容易想到，如果将整个印板上的字分解成单独字块，同样可拼合成印板，用完后从板上取下印块，还可下次再用于拼版，这样就无需每版都要刻字了。而这就从“死板”一下子变成了“活板”。在古代中国，刻工对制雕版这种乏味的劳动一直感到厌倦，这可从汉语中“刻板”、“死板”这两个词反映出来，都是从印刷术中演变出来的词汇。刻工想从这种呆板劳动中解脱出来，业主也有其经济上的考虑，两相结合，活字印刷便发明出来了。
  活字还是要逐个制作，但制出的字可连续、反复使用，刻工的劳动成果得到充分利用。活字印刷还导致新的劳动分工，即排版工的出现，制字工尽管制字，不一定参与排版工作，排版工主要搞捡字、拼版。这两个工种的分工促进工人们专心于各自的业务。制字工只要制好活字，无需考虑版面如何处理，他原来刻雕版时的其余大量附加劳动便因而解除，在单位时间内有效劳动量因而增加。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最初从事活字制版实验的人，很可能就是搞雕版的工人。
  二 活字印刷术发明人毕昇
  在封建社会里，下层劳动者的发明创造常常不被重视，不少重大发明家未见于史册记载，雕版印刷即为一例。有幸的是，关于活字印刷，留下了比较详细而可靠的史料。这要感谢宋代大科学家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1088）卷18有关布衣毕昇（990～1051在世）事迹的一段原始记载（图7-5）。沈括字存中，杭州人，嘉祐（1063）进士，博学能文，于天文、历数、医卜、乐律无所不通，初任馆阁校勘，赞助王安石（1021～1086）变法，熙宁初（1071）任太子中允、提举司天监。又使契丹，擢知制诰，旋拜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晚年居润州梦溪园（今江苏镇江东），著《梦溪笔谈》，又有《长兴集》41卷及《苏沈良方》行
  世①。《梦溪笔谈》从科学技术角度观之，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含有多学科的丰富资料，为中外学者所赞誉。现将沈括有关毕昇记载的原文摘抄于下：
  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灜王（冯道）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1041～1048），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正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即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之，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木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②。
  沈括的上述原文在1847年先由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杰出汉学家儒莲（StanislasJulien，1797～1873）教授译成法文③，继而于1924年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卡特博士转为英文④，自然还被译成日文和其他语文，从而为各国学者所知晓。
  沈括的语言虽字面上易懂，却仍需要解说。首先，“布衣”为古代庶民之服，转意为平民百姓，这说明发明活字印刷技术的毕昇出身平民，很可能是雕版工人。儒莲在《关于木版、石版印刷及活字印刷的技术资料》①一文内，翻译有关毕昇的记载时，注意到《梦溪笔谈》卷20提到另一位在祥符年（1008～1016）在世的老锻工毕升，故而认为与发明活字印刷的毕昇可能为同一人，认为他是forgeron（铁匠）出身。说明这位法国汉学家读汉籍还是仔细的，但似乎忽略了这二人虽然姓同，名却不同，“昇”与“升”实际上是两个字；而二者所处年代亦不同，祥符在庆历之前四十年，铁匠毕升至庆历年时已是八十岁左右，是否还在世或能否再作新型技术实验，都是成问题的。因而他们应当是两个人，与印刷有关的是毕昇。在当今中国用简体汉字时，又将“昇”写作“升”，造成新的混淆，因此本书一律作毕昇。
  第二，沈括对毕昇生平和生卒年没有交待，只说他发明活字时间在宋仁宗（1023～1063）在位时的“庆历中”。庆历共八年（1041～1048），李约瑟博士将此理解为庆历年中期，即庆历五年（1045），这样使年份更具体了②。我们认为可以将发明活字技术的时间定于1045年前后。
  第三，沈括谈到毕昇“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句中的“钱唇”应作何解？按钱唇即铜钱的边，一般厚2毫米左右，是表示厚度的，显然不是泥活字块的厚度或高度，而是指从字块表面刻字的深度，或使字凸起所刻去部分的厚薄。在这方面卡特的解释是正确的。泥活字的高度应大于刻字深度，在技术上才算合理，不应将“钱唇”理解为泥活字高度。
  第四，“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这段话，应理解为泥活字刷印后不用时，应按每字的音韵放在木格中，再在每格上贴以纸标签，表示其韵，再用时按韵从格中取字排版。不是将每个活字都贴上纸标签。
  第五，“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句中的“铁范”，卡特理解为用来分行划栏的格子即铁条，这是正确的。在两根铁条之间布满活字，使字行笔直，起到规范作用。
  三 论毕昇的活字技术
  在作出以上五点解释后，可对沈括记载作下列逐段转述：
  ①活字印刷研制时间及研制人：1041～1048年间（李约瑟认为在1045年左右），平民毕昇。
  ②活字制造方法：用胶泥制成活字，每字一印，刻成凸面反体，深度为1～2毫米，然后用火煅烧，使之坚硬。每个活字形体、大小均一。
  ③活字版制版方法：在四边有框的铁板上放一层松脂、蜡及纸灰，呈细粉状。制版时，在铁框架上排以铁条，在两根铁条之间植以泥活字，植满后再置另一铁条，重行植字，直到整版字植满为止。在铁板下以火烘之，则粘药熔化，将活字固着于铁板之上。趁未冷前，以一平板从上面按平各活字，印版即制成。
  ④刷印方式：一般用两块铁板，当第一块植好字的印版完成，遂即上墨，于纸上刷印。此时在第二块板上继续植字。当第一块印版刷印毕，以火烘之，粘药熔化，取下活字再用。此时第二块植字又毕，再刷印之。如此二版轮换、交替使用，活字反复使用，操作迅速。
  ⑤常用及冷僻活字处理方法：常用字如“之”、“乎”、“者”、“也”等字，要事先制成20或更多个，以备一版有重复出现时用。没有制出的冷僻字，则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速烧。
  ⑥活字用后之贮存及保管：刷印后，从印版上拆下的活字或新刻未用的活字，都放入含同一字的小木格内，外面按字韵分类以纸贴上标签，便于检索。
  沈括所述六项已完整无遗地包括制活字、排版与拆版、刷印及活字贮存与检字等活字印刷技术的全套工序，还论述了活字制版较之雕版有提高工效的最大优点，更指出这种新型技术的适用范围为篇幅较长、较难制版的读物的生产，不适于短篇的读物。而完成这项技术发明的人是平民毕昇。可惜，沈括对技术叙述详细，而对发明人事迹则言之过简。使我们至今对这位发明家了解甚微。有人说毕昇“可能与沈括有亲戚关系”①，这种猜测难以成立，从沈括行文口气中人们不能获到这种印象。假如真有亲戚关系，沈括当会对毕昇个人，作更多介绍，而且对这位长辈当以另种口气相称。毕昇本人有可能是识字的刻版工人，有切身劳动经历和体验，他才能作活字印刷的研制实验并取得成功。他起初曾以木料作活字实验，鉴于木纹疏密不一，遇湿易膨胀变形，尤其与粘药固着后不易取下，遂易以胶泥。毕昇想到制木活字，这本身就是个了不起的技术构想，而且他已付诸实践。只因他觉得泥活字更为方便，才将注意转移到泥活字上。只要解决木活字与字板粘结问题，木活字还是在原理与实践上切实可行的。
  一种伟大思想一旦闪现，就会变成人们实现这一思想的行动动力。木活字技术构想一旦传开，就会启导毕昇的北宋同时代人和南宋后世人沿着这一思路继续走下去，粘板问题原则上并不构成前进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只要变换木活字拼版方式，例如用机械挤压代替粘药，或易以其他种类的粘着剂，木活字制版便会立即显示出其可行性。事实上宋代印刷工匠已经作到这一点，并用以制成木活字版读物，只是再没有像沈括这样的学者将此载入史册而已。但考古发掘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实物资料。
  我们已从出土的西夏文及回鹘文木活字文物中，看到宋代这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木活字制造者的身影。另一方面，毕昇之所以用泥活字，也还因它更廉价易得，又节省木料，在胶泥上刻字后焙烧，又坚硬可用。毕昇以前其他人有可能作过活字试验，但有关文献和实物资料还未发现，至目前为止，毕竟是他总其成地完成这项重要发明。这项发明是完整的，以至后人可以按其方法重复实践，仿制成印刷用泥活字。清人翟金生（1775～1860？）就这样作了。毕昇的发明早于德国人谷腾堡（Johann Gutenberg，1400～1468）近四百年，早于高丽人近二百年，因而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优先权是无可争议的。
  至于以活字制版的方法，沈括所述毕昇技术很是具体，无需再多解释。需要说明的是排版过程中，如遇冷僻的奇字而无现成活字者，可临时用粘土刻成字块。刻好后，“以草木火烧”，很快即硬固，再植于字版上。因为这是对个别少数字的处理，无需再于窑内烧固，但其余常用泥活字则必须于窑内烧固。实验证明，粘土活字于窑内烧固后，并无开裂现象，正如陶器那样。我们还认为，用活字在纸上刷墨时，墨汁的浓度要配得相宜，同时加入适量的胶质如动物胶，以便使印出的字迹清晰。制版时，保证每版上活字构成的版面平整，是下一步刷印是否成功的关键。因此毕昇采取的措施是，当植字完毕、药稍熔时，以一平板按平活字版面，则刷墨时各字即可均匀受墨。
  过去和现在都有人怀疑毕昇用粘土烧成的活字是否能印刷。例如美国人斯文格尔（Walter T. Swingle，1871～1952）认为毕昇的活字是金属作的，“所谓泥活字是作铸字的范型”①；胡适（1891～1962）认为烧结粘土作活字似不合情理，毕昇活字可能是锡字②。近年冯汉镛认为粘土烧至1300℃以上高温烧成为瓷，其吸水力接近于零，用千度左右温度烧成为陶，则吸水力为20％，两种情况下都不能用以印刷。③
  此说或可商榷，因实际资料表明，烧成温度在700～900℃之间的粘土制陶器，吸水率在10％以下的样品比比皆是。最低者为5％④。而烧成温度近1300℃的瓷器，吸水率有时可低至9％。因此不可一概而论，我们认为吸水率更与粘土化学组成有密切关系。事实已证明，毕昇用粘土烧出的活字完全适用于印刷，泥活字技术是行之有效的。（图7-6）他既已制成活字，肯定会用于印书，沈括所载技术正是毕昇曾使用过的。可惜他用其新技术印出的书未流传下来，他本人也在完成发明的几年后便去世。通过他家人、徒弟的继承，活字印刷术在与占统治地位的雕版印刷术并存，活字本生产量仍较小，二者应当有一段并存与竞争的阶段，但事态的发展表明，在传统手工业生产时期活字印刷在中国没能像在西方国家那样占统治地位，这自有其原因，我们将在第十一章第三节加以分析。毕昇以后宋代活字印刷的史料不多，但还是有的，而且泥活字及木活印本不时出土，说明活字技术在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而且南宋时还出现了金属活字，对此将在第十章第三节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