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在雕版印刷起源问题上，要探讨的主要是它在中国的起源时间。在中国科技史领域内，研究某项重大技术起源时，恐怕没有像雕版印刷那样众说纷纭了。据张秀民归纳，围绕印刷起源问题，从古到今有七种不同说法，即东汉、东晋、魏晋南北朝、隋朝、唐代、五代和北宋②。主张雕版印刷起源于唐代者，仍然在具体年代上有分歧，有的人认为“最近似的年代大致当在唐玄宗时（712～755）”③有的主张7～8世纪④或824年⑤，更有主张起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9）⑥等等，因此实际上当不止于七种意见。但过去提出或反对某种意见的作者，常常主要依据文献记载。但我们认为单靠文献记载讨论中国印刷起源还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到考古发现资料。现在看来，主张五代或北宋才有印刷术的说法，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20世纪初以来敦煌石室和新疆等地发现的唐代木版印刷品屡见不鲜，仅凭这些就可否定这两种说法。
  认为木版印刷始于东汉的观点，是清代人郑机《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卷12中提出的，主要依据是《后汉书》卷97《党锢传》，内载张俭（115～198）检举宦官侯览及其家属罪恶，侯览便纠集其乡人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人结党。建宁二年（169）灵帝“于是刊章讨捕”张俭。《后汉书》卷100《孔融传》亦称“山阳[人]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元代人王幼学《资治通鉴纲目集览》卷12解释“刊章”含义时说，“刊章即印行之文，如今板榜”，而元代时“板榜”是印制而成的通缉布告。
  清人郑机于是提出“汉刊章捕[张]俭等，..是印板不始于五代”，而始于东汉。此说长期无人响应，但近又有人新提起①。问题是对“刊章”有不同理解，除上述理解外，唐人李贤注《后汉书·孔融传》时说，“刊，削也。谓削去告人姓名”，就是说宦官侯览以朱并的诬告奏章为主，稍事修改并删去控告人姓名，代幼帝起草逮捕张俭的诏令。这里并无将通缉令印刷再发出的意思。将“刊行”用作印刷出版的同义语，是在有了印刷以后的事。宋人刘放（1023～1089）《汉官仪》说：“[侯]览何能刊章下州郡，盖是‘诏’字。”因而他认为“刊章”当为“诏章”②，这样才说得通。
  2世纪后半期的东汉虽说已有了纸，但主要用作书写和包装材料，而且抄写书籍和文件时仍未脱离纸、简并用阶段。当时导致雕版印刷出现的技术条件还不具备，从印章和碑石拓印技术向雕版印刷的过渡，都发生在这以后。东汉虽已有用印花板印染织物的技术，从理论上说也有将印花板印在纸上的可能性，但这只是推测。将印花板印在纸上作壁纸，是很久以后的事，不会发生在东汉。
  东汉纸本印刷品既无实物佐证，又缺明确记载，偶有记载，又存在争议。此时纸还未完成彻底淘汰简牍的历史使命，就谈不上用来作印刷复制材料了。事物的进化要经历不同的技术阶梯，而这就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如果早在东汉就有了雕版印刷，为什么此后几百年人们还停留在使用写本的阶段？这是很难解释的。因此主张东汉有雕版印刷之说，还较难使更多的人接受。这样，印刷起源时间就剩下四个可能的时期，即东晋、魏晋南北朝、隋和唐，实际上东晋应包括在魏晋南北朝之中。让我们再分析这三个可能的时期。
  首先讨论印刷术的唐代起源说，这种说法为更多的作者所支持，尽管在具体年代上仍有不同意见。此说不但有较为可靠而明确的文献记载为据，还有传世及出土唐代雕版印刷品实物为证。首先应介绍一下这些唐代印刷术的实物资料。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刊刻的整卷《金刚经》，是个重大考古发现。经上印有明确的刻印年代，咸通九年为唐懿宗（860～873）在位时的年号。此经印以麻纸，起首还刻有精美的插图。然而从咸通九年（868）《金刚经》所刻文字及插图的技术水平观之，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按技术发展规律分析，最初的刻本不会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在这以前必定还有个更早的发展阶段。事实正是如此，比《金刚经》年代更早的印本后来相继发现。1906年新疆吐鲁番出土唐武周刻本《妙法莲华经》残卷③，年代不晚于690～699年。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又发现同期另一刻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刊行年代为702年。我们在上一节中已论证了此经并非刊于新罗，而是刊于唐东都洛阳。
  唐武周刻本的发现，说明先前将印刷起源定于8世纪前半期之说需要修正。在这以前出版的佛经数量应不会少，由于唐武宗（841～846）845年诏禁佛教，毁佛寺、焚佛经，使早期印刷品没有遗留下来。直到847年以后，反佛活动才停止，因此中国境内发现的印刷品多属晚唐产物，就易于理解了。在吐鲁番（高昌故地）出土《妙法莲华经》，因高昌盛行佛教，又处西陲，武宗反佛活动没有波及这里。而流传到新罗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也因同样原因保存下来。武周刻本的发现使印刷起源时间提前了。张秀民先生因而提出印刷起于贞观十年（636）之说，其依据是明人邵经邦（1491～1566）《弘简录》（1557）卷26所称636年长孙皇后崩，太宗悲伤，当官员进上皇后所著《女则》时，“帝览而嘉叹，以[皇]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旧唐书》卷51和《新唐书》卷76虽亦谈到此事，但无“令梓行之”字样。张氏此说发表后，有人虽不赞成，认为《弘简录》不是原始史料，而是后人追述，但却也无法驳倒此说。
  近年来武周前出版的印刷品的发现，使我们不必依靠明人著作，而直接得出7世纪初有印刷活动的结论。1974年西安市西郊柴油机械厂内唐墓中出土梵文陀罗尼咒单张印刷品，四周印以13行梵文咒语，共52行，为唐初（7世纪初叶）印刷品①。这个新发现说明，中国印刷起源时间应在唐初以前，但又不能早至东汉或东晋，因而最适当的起源时间宜在南北朝至隋之间。前述七种不同说法中已排除了五种说法，最终解决这一久拖不决问题的时机，是越来越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