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雕版印刷的起源时间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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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图书
唯一号: 110120020230001105
颗粒名称: 第三节 雕版印刷的起源时间
分类号: TS805
页数: 6
页码: 298-303
摘要: 本文深入探讨了印刷术起源时间的多个说法,分析了从东汉到唐代的不同观点,并重点论证了唐代起源说的合理性。通过对唐代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的梳理,特别是咸通九年《金刚经》以及其他更早的唐代印刷品的发现,本文认为印刷术在唐代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同时,对于韩国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本,本文亦进行了详细的辨析,指出其实际为中国唐代洛阳地区的印刷品,进一步支持了唐代起源说。因此,本文认为印刷术起源于唐代是较为可信的观点。
关键词: 印刷技术史 科技起源 考古发现

内容

一 评印刷术起源时间的众说纷纭
  在雕版印刷起源问题上,要探讨的主要是它在中国的起源时间。在中国科技史领域内,研究某项重大技术起源时,恐怕没有像雕版印刷那样众说纷纭了。据张秀民归纳,围绕印刷起源问题,从古到今有七种不同说法,即东汉、东晋、魏晋南北朝、隋朝、唐代、五代和北宋②。主张雕版印刷起源于唐代者,仍然在具体年代上有分歧,有的人认为“最近似的年代大致当在唐玄宗时(712~755)”③有的主张7~8世纪④或824年⑤,更有主张起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9)⑥等等,因此实际上当不止于七种意见。但过去提出或反对某种意见的作者,常常主要依据文献记载。但我们认为单靠文献记载讨论中国印刷起源还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到考古发现资料。现在看来,主张五代或北宋才有印刷术的说法,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20世纪初以来敦煌石室和新疆等地发现的唐代木版印刷品屡见不鲜,仅凭这些就可否定这两种说法。
  认为木版印刷始于东汉的观点,是清代人郑机《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卷12中提出的,主要依据是《后汉书》卷97《党锢传》,内载张俭(115~198)检举宦官侯览及其家属罪恶,侯览便纠集其乡人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人结党。建宁二年(169)灵帝“于是刊章讨捕”张俭。《后汉书》卷100《孔融传》亦称“山阳[人]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元代人王幼学《资治通鉴纲目集览》卷12解释“刊章”含义时说,“刊章即印行之文,如今板榜”,而元代时“板榜”是印制而成的通缉布告。
  清人郑机于是提出“汉刊章捕[张]俭等,..是印板不始于五代”,而始于东汉。此说长期无人响应,但近又有人新提起①。问题是对“刊章”有不同理解,除上述理解外,唐人李贤注《后汉书·孔融传》时说,“刊,削也。谓削去告人姓名”,就是说宦官侯览以朱并的诬告奏章为主,稍事修改并删去控告人姓名,代幼帝起草逮捕张俭的诏令。这里并无将通缉令印刷再发出的意思。将“刊行”用作印刷出版的同义语,是在有了印刷以后的事。宋人刘放(1023~1089)《汉官仪》说:“[侯]览何能刊章下州郡,盖是‘诏’字。”因而他认为“刊章”当为“诏章”②,这样才说得通。
  2世纪后半期的东汉虽说已有了纸,但主要用作书写和包装材料,而且抄写书籍和文件时仍未脱离纸、简并用阶段。当时导致雕版印刷出现的技术条件还不具备,从印章和碑石拓印技术向雕版印刷的过渡,都发生在这以后。东汉虽已有用印花板印染织物的技术,从理论上说也有将印花板印在纸上的可能性,但这只是推测。将印花板印在纸上作壁纸,是很久以后的事,不会发生在东汉。
  东汉纸本印刷品既无实物佐证,又缺明确记载,偶有记载,又存在争议。此时纸还未完成彻底淘汰简牍的历史使命,就谈不上用来作印刷复制材料了。事物的进化要经历不同的技术阶梯,而这就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如果早在东汉就有了雕版印刷,为什么此后几百年人们还停留在使用写本的阶段?这是很难解释的。因此主张东汉有雕版印刷之说,还较难使更多的人接受。这样,印刷起源时间就剩下四个可能的时期,即东晋、魏晋南北朝、隋和唐,实际上东晋应包括在魏晋南北朝之中。让我们再分析这三个可能的时期。
  首先讨论印刷术的唐代起源说,这种说法为更多的作者所支持,尽管在具体年代上仍有不同意见。此说不但有较为可靠而明确的文献记载为据,还有传世及出土唐代雕版印刷品实物为证。首先应介绍一下这些唐代印刷术的实物资料。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刊刻的整卷《金刚经》,是个重大考古发现。经上印有明确的刻印年代,咸通九年为唐懿宗(860~873)在位时的年号。此经印以麻纸,起首还刻有精美的插图。然而从咸通九年(868)《金刚经》所刻文字及插图的技术水平观之,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按技术发展规律分析,最初的刻本不会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在这以前必定还有个更早的发展阶段。事实正是如此,比《金刚经》年代更早的印本后来相继发现。1906年新疆吐鲁番出土唐武周刻本《妙法莲华经》残卷③,年代不晚于690~699年。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又发现同期另一刻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刊行年代为702年。我们在上一节中已论证了此经并非刊于新罗,而是刊于唐东都洛阳。
  唐武周刻本的发现,说明先前将印刷起源定于8世纪前半期之说需要修正。在这以前出版的佛经数量应不会少,由于唐武宗(841~846)845年诏禁佛教,毁佛寺、焚佛经,使早期印刷品没有遗留下来。直到847年以后,反佛活动才停止,因此中国境内发现的印刷品多属晚唐产物,就易于理解了。在吐鲁番(高昌故地)出土《妙法莲华经》,因高昌盛行佛教,又处西陲,武宗反佛活动没有波及这里。而流传到新罗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也因同样原因保存下来。武周刻本的发现使印刷起源时间提前了。张秀民先生因而提出印刷起于贞观十年(636)之说,其依据是明人邵经邦(1491~1566)《弘简录》(1557)卷26所称636年长孙皇后崩,太宗悲伤,当官员进上皇后所著《女则》时,“帝览而嘉叹,以[皇]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旧唐书》卷51和《新唐书》卷76虽亦谈到此事,但无“令梓行之”字样。张氏此说发表后,有人虽不赞成,认为《弘简录》不是原始史料,而是后人追述,但却也无法驳倒此说。
  近年来武周前出版的印刷品的发现,使我们不必依靠明人著作,而直接得出7世纪初有印刷活动的结论。1974年西安市西郊柴油机械厂内唐墓中出土梵文陀罗尼咒单张印刷品,四周印以13行梵文咒语,共52行,为唐初(7世纪初叶)印刷品①。这个新发现说明,中国印刷起源时间应在唐初以前,但又不能早至东汉或东晋,因而最适当的起源时间宜在南北朝至隋之间。前述七种不同说法中已排除了五种说法,最终解决这一久拖不决问题的时机,是越来越接近了。
  二 印刷术起源的时间上限和下限
  从哲学角度看,应当把印刷术的起源看成是一个过程,即从古典复制技术向机械复制技术演变和转化的历史过程。它在其起源过程中经历了在技术上一系列量变的积累,达到某个关节点时出现了质的飞跃,即质变,从而完成了技术发明。我们可以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划定在一个适当的时期内,则该时期必定包括完成发明过程的某个年代,这样作可能较为稳妥。由于这一过程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眼下还很难指望能定出某个具体的发明年代,最好是先定出个完成这项发明的时间上限和下限。当然,如果将起源过程持续的时间定得过长,也失去技术史研究的意义。
  经验告诉我们,过去人们由于只据一、二条史料将印刷起源时间圈定在极短时间内或某一年,结果后来都被新的考古发现所否定。在注重文献记载的同时,还要密切注意考古发掘的新动向,并总览各时期社会的综合背景和技术发展的自身规律,这也许是稳妥的研究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考古新发现的出现,印刷术起源的时间上限与下限之间的时间差会越来越小,从而在两限之间找出更接近于实际的起源时间。我们认为,南北朝(420~589)是发生从古典复制技术向机械复制技术过渡的早期阶段,是印刷术起源的时间上限。此后的隋朝(589~618)应当是这一过程的后期。从出土的唐初刻本实物观之,已脱离早期技术古拙状态,则此技术起源理所当然地还应向前追溯一个时期,因此隋朝应当是印刷起源的时间下限。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南北朝时人们已经用大木印钤于公文纸的接缝处,原则上可看成是雕版技术的前兆。而稍早时的道家用大木印印出字数较多的符籙文字或护身符,更是雕版印刷的原始表现形式,同时佛教徒将木刻的佛像和图案用墨印在写经卷首或经文的上方,标志着从印章到木板印刷之间的过渡类型。说明南北朝时,不论是北朝或南朝,人们已经将印刷思想付诸实践,有了这种实践后,再用来复制书籍,并不存在多大技术困难。另一方面,碑石拓印技术对印刷术的起源有明显影响,而南北朝时期反体碑文的雕刻也为从拓印向印刷的技术过渡扫清了道路。先前学者提出印刷术起于南北朝的观点,从技术发展规律来看,还是说得通的,仍然不失为印刷术起源的时间上限。这段期间虽政权较多,交替频繁,但持续时间只一百多年,且变动中有稳定的因素。中外前贤不少人倾向这个时期,不能说没有任何依据,只是对史料有不同理解,而结论本身最好不要轻易否定。
  印刷术始于隋朝之说,也因围绕对隋人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12所载开皇十三年(593)隋文帝将北周武帝反佛时所毁的“废像遗经,悉令雕〓”,有不同理解,而陷入争议。有人认为雕塑佛像,有人认为是雕印佛像、佛经。不能认为后种理解没有道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隋统治者曾大力发展千百万民众信仰的佛教,而佛教始终是刺激中国古代造纸和印刷发展的动力之一。既然南北朝是印刷起源的时间上限,而隋是时间下限,则隋朝有印刷的可能性,从技术角度看是不能断然排除的。
  近四百年来人们对印刷起源的探讨,虽然旷日持久,但进展还是很明显的。从现今多数作者发表的看法分析,各家所主张的印刷起源时间之间的相差跨度在逐步缩小。如清末以前,诸说之间时间跨度为961年(165~1126),至1907年缩小为703年(165~868),到20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诸家主张的起源时间上下差距减至471年(165~636)。七十至八十年代由于有人重提东汉起源说,使这个时间差距维持不动。如前所述,东汉说是难以成立的。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此说附合者少而批评者多,如将其放在讨论范围之外,则各家所主张的起源时间上下差距就可再缩小到230年(420~650)。这说明探索印刷术起源也是个认识过程,不同作者主张的起源时间上下相差的跨度存在着由大变小的量变过程。当各种说法的时间间隔缩小到五十年左右时,这一认识过程就接近完成。在我们看来,各家主张的起源时间的上下差距,实际上也反映了起源的时间上限和下限,目前两限时间差正在进一步缩小。
  三 关于印刷术起源时间的探讨
  先前人们肯定或否定南北朝是否有雕版印刷,主要是由于对一、两条史料有不同理解,却很少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和技术背景等与印刷有关的因素来作综合分析。因而匆忙作出肯定或否定的断语,是考虑欠周的。我们前面已从技术背景作了分析,这里再从其他方面分析何以说南北朝是印刷起源的时间上限。
  首先谈印刷物的物质载体纸。造纸术从西汉起至南北朝已有六百余年发展史,从对南北朝所造的出土古纸的分析化验结果来看,其中的麻纸除厚度为0.2~0.25毫米的厚纸外,已能生产大量适宜于印刷用的0.1~0.15毫米厚的薄纸,有时还能遇到0.1毫米以下的薄纸,都相当坚韧,表面较为平滑受墨①。而南北朝以前的汉魏时纸一般较厚,薄纸较少,可供书写,但用于印刷仍嫌欠佳。虽然文献说东汉时已造皮纸,却尚未见普及。从南北朝起发现已有较前代更多的楮皮纸和桑皮纸等①,而皮纸是上好的印刷用纸。另一方面,南北朝时制墨技术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北魏科学家贾思勰(473~545年在世)《齐民要术》(约538)对制墨技术作了最早的系统总结,而南朝刘宋时的张永(410~475)又是历史上著名的制墨专家。印刷术产生所必需的基本物质材料纸和墨,在南北朝均已具备,且合乎印刷的技术要求。
  南北朝期间,虽然政治上并不统一,但整个中国仍处于同一封建社会制度之下,割裂局面只是政客和统治者之所为,并不影响技术沿自己的预定方向发展,如同五代虽亦属割裂时期,但技术照样前进一样。从世界史角度看,自秦始皇实现大一统以来,经汉、晋五百年统一局面所形成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和语言文字等整体形态并未消失。外国人若是到中国,无论走到哪里,中国一体化的传统仍清晰可辨。中华民族仍是完整的,而且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和局面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强烈。南北朝各个政权统治区域从历史上所继承下来的一切,仍然是统一的秦、汉、晋遗留下来的遗产,丝毫没有间断,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是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西方世界所出现的那种全面的分崩离析局面完全不同的。南北朝的中国,割裂中尚存在着统一的东西。而在南北朝后期,酝酿全国重归一统的局势业已形成,最后很快就导致隋朝的大一统局面。
  另一方面,从汉代以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方面所拥有的领先地位,并没有在南北朝时期有多少削弱,而且又有新的发展。例如历法、天文学、数学、农业、医药学、金属冶炼、造纸等,在中国并立的任何政权地区都各有所需,南朝和北朝都取得新的科技成就,涌现出不少优秀科技人物。儒学和佛教、道教在各地仍盛行,人们仍然诵读同样的经典,通行同样的文字,抄写同样的典籍,对新型复制技术有同样的迫切需要。不管是北朝还是南朝,不管是汉族掌权的地区还是其他少数民族掌权的地区,情况都是如此。这就是我们在割裂中所看到的统一的东西。
  在中国南北各地,用纸写字经历了六百多年漫长时期,各种因素的刺激结果,经常呼唤着减少书写几万汉字麻烦的新型复制技术的问世。许多能工巧匠和技术家一向具有创造天才,不可能设想他们在造纸的故乡会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总是满足于一笔一画地逐字抄写经典的繁重劳动,而不动手动脑发明一种减轻劳动的机械方法。实际上,晋以后道士用大木印反体刻出一百多字,印在纸上作护身符,不正是这种减轻书写劳动的方法吗?既然用一方木印能印出百余字的护身符,为什么不能用更大些的木印印出更多文字的其他读物?如果用木印不方便,为什么不能代之以扁平的木板?这是当时人很容易想到的问题。
  雕版印刷这种机械复制技术,最初来自民间,印刷品也主要在民间流行,其优点是比写本字大易认,而且便宜。当然,这种新型复制技术的出现,总不能指望会迅即扩展,也不能很快淘汰手抄劳动,要有手抄与印刷、写本与印本长期并存的过渡时期。当手抄本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会掩盖人们对印刷本的注意。当人民大众率先用这种廉价易得的印刷品时,上层统治者、官宦阶层甚至某些文人学士可能一度会不屑于一顾,认为不雅。正如他们爱听“阳春白雪”,而不屑于“下里巴人”那样。然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由于来自人民大众中的东西有群众基础,最后总能登大雅之堂。早期雕版印刷物多面向大众,文人学士读圣贤书仍习惯于用写本,在其文集中较少提到印本。他们看不惯的东西,不等于不存在,到头来还得习惯于读政府颁行的雕版九经。
  综上所述,可以将印刷术起源的时间上限定在公元500年,下限为640年,这样就能将现在各家主张的起源时间上下差距由230年缩小到140年。在500~640年间,590至640年这五十年间可能是导致早期印刷品出世的关键时期。这基本上相当隋朝至唐初,此时海内殷富,文物昌盛,经济繁荣,佛教、道教和儒学兴隆,又是天下一统,出现印刷品的可能性比以往时期更大。我们关于印刷术起源时间的看法,与邵经邦的推断有所不同,是建立在前述大家基本上没有分歧的有关实际资料的技术分析和印刷术产生综合社会背景分析的基础上的,没有把起源时间定死在某一年份上,给未来的研究留有余地。随着今后新资料的发现,可能会得到证实,也可能要作出修正。未来的修正不会将起源下限时间由隋朝向下推了。因为再往下的唐初已有印刷品出土了。今后的研究倒是有可能将起源时间由隋朝向上移,这就是南北朝的中后期,再向上移的可能性估计不大,因为从古典复制技术向雕版技术的过渡发生在此之后。从现在情况看,各家主张的起源时间在590~640年之间,已接近共识,不宜在某个具体年份上再争论下去。这种争论永无止境,从技术史角度看是没有必要的。

知识出处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本书利用最新考古发掘资料,对出土文物的检验、传统工艺的调查研究和中外文献的考证,系统论述中国造纸及印刷技术的起源发展以及外传的历史,从而揭示出中国“四大发明”中两项发明的系统历史。全书共三编十七章,内容深入浅出,资料翔实,别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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