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南北朝时的剪纸，到唐代又进一步发展，不但用于室内装饰，还用于葬仪之中。1964年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村刀形唐墓中，出土人形剪纸，由七个人形连在一起，年代为盛唐至中唐（650～759）。将七个人形剪纸作葬品，含有为死者招魂之寓意，称为人胜（图4
  10）。这种习俗在中原地区由来已久。梁朝人宗懔（约500～563）《荆楚岁时记》（550）中说：“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采为人”，剪成的纸人数目也恰好为七。唐代大诗人杜甫（712～770）为避“安史之乱”，从郃阳县向西北行至彭衙城，历尽艰苦。天色已晚，在当地投宿，受到主人殷勤接待，遂写《彭衙行》（755）诗，诗中说：延客已矄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②。
  将剪纸与折纸技术结合而制成的纸花（图4-11），也在唐代出土物中发现。纸花由色纸通过剪裁、折叠和拼接而成，粗看起来颇似真花，插入瓶中四季新鲜，增加室内美感。20世纪初，斯坦因在甘肃获得敦煌出土的几件唐代纸花③。这种纸花在新疆也偶而出土。
  中国古代葬礼和婚礼同样隆重。先秦及秦汉时，常将死者生前所用物葬于墓内，同时将金属货币随葬，希望供死者地下享用，借以表达其家人之哀思。南北朝以后，尤其隋唐以后，由于纸的普及，用纸制成鞋、帽、衣、车马等代替实物，或火化，或放入墓内，葬风为之一变，这是一种进步现象。用纸制成金属货币代替物，称为冥镪或楮钱，可避免将真正铜钱埋入墓中。唐人封演（约726～790）（《封氏闻见记》（约787）卷六《纸钱》条云：“今代送葬，为凿纸钱（图4-12），积堆如山，盛加雕饰，舁以引柩。按古者祀鬼神有圭璧、币帛，事卒则埋之。后代既宝钱货，遂以〔纸〕钱送死”①。唐代僧人释道世（614～678在世）《法苑珠林》（668）卷48云：“剪白纸钱，鬼得银钱用；剪黄纸钱，鬼得金钱用”。释道世又说：“楮钱出殷长史，王玙用以祠祭”。
  《新唐书》卷109《王玙传》称，王玙（697～760年在世）为道教徒，“玄宗在位（713～742），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广修祠祭。〔王〕玙上言，请筑坛东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为祠祭使。〔王〕玙专以祠解中帝意。……汉以来，葬丧皆有埋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神，至是玙乃用之”②。由此可见南北朝时已以楮钱代替铜钱入葬，而至唐开元时，因玄宗好道教、神仙事，祭祀使王玙乃加以推广。唐人王定保（870～945？）《唐摭言》称，唐初王勃（648～675）曾为老叟焚阴钱十万。白居易（772～846）《长庆集》卷12《寒食〔节〕野望吟诗》云：“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张籍（约767～830）《张司业集》卷一《北邙行》云：“寒食家家送纸钱，鸱鸢作巢衔上树”。少量纸钱可用黄纸折叠，以剪刀剪成。大量纸钱则以一刃口锋利的铁制钱模用力打在若干层纸上，古时叫凿钱。一般多用黄纸凿钱。这种习俗一直持续到明清以至近代。
  1964年，新疆阿斯塔那唐墓（64TAM34号墓）曾出土纸钱③。在这以前，斯坦因在新疆唐代墓葬（667）中也发现一连串的剪纸冥镪④。自唐代以来近千年间为葬事及祭奠耗去大量纸张，虽非用好纸，然为造此“火纸”，植物资源遭到无端浪费。政府有时禁止，但在民间仍禁而不止。不过以纸制品代替丝绢及金属实物送葬，还是比较节约行为。
  上述新疆64TAM34号墓还同时出土纸冠、纸鞋（图4-13、14）和纸腰带等，纸腰带应是纸衣的残留物，其他墓内还有纸枕、纸褥等，所有这些都着色，画上图案花纹。这些纸制品其实活着的人也可用，如前所述，既然唐代人有穿纸衣的，亦未尝不会有戴纸冠、盖纸被者，宋代人尤其如此。只有纸鞋似乎不切实用。因当时新疆地区为节省纸张，这些纸制品多由旧纸作成，包括唐代废旧文书纸。
  值得注意的是，1973年吐鲁番县阿斯塔那村第73TAM506号墓还出土8世纪时葬有尸体的纸棺。据原发掘报告说，此纸棺以细木杆为骨架，再在骨架上“糊以外表涂红的故纸，无底”。“死者置于一片糊以故纸的苇席上，再罩以纸棺（图4-15）。纸棺所用故纸，大部分是天宝十二至十四年（753～755）西、庭二州一些驿馆的马料收支帐①。”其外观形状与一般木棺是一样的，前高后低。这种纸棺是中国迄今仅见之一例。但考古学家认为，这种少见的葬具“未必即是独创，内地其他地区当时或许也有，只是由于自然条件不同，没有能保留到今天”②。隋唐五代还普遍以纸包装各种物品，除一般货物、商品、用品外，食物、药物、茶叶等饮食用品也用纸包装。如1964年阿斯塔那唐代墓葬中出土中药成药萎蕤丸（文物编号64TAM30∶9）重46.3克，外包白麻纸。唐代卫生纸用量很大，法国东方学家雷诺（JosephToussaintReinaud，1795～1867）曾收集9世纪阿拉伯人及波斯人在中国和印度的旅行记，其中载有一阿拉伯人851年的报道说：“中国人不注意清洁，大便后不用水洗，而只用纸擦①。”这倒记录了唐人用卫生纸之事。阿拉伯旅行家是从伊斯兰教徒习惯看卫生纸的，其实阿拉伯人后来也一改旧习，用起大便纸了，这毕竟既卫生又简便。我们还可补充说，671～695年访问印度的唐代高僧义净（635～913）《南海寄归内法传》（约689）卷二中提到“必用故纸，可弃厕中。既洗净了，方以右手牵其下衣②。”这里也是谈的大便纸。
  可以说，在大唐帝国，纸和纸制品已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的日常必用物。现在要谈的是，供死者在地下用的楮钱，真的成为活人在经济流通领域中的交换媒介，此即唐代开始的“飞钱”。这是后来影响整个人类经济生活的伟大革命的开端。正如后面要谈到的，纸币是中国人发明并最先应用的。关于“飞钱”，《新唐书》卷54《食货志》载：“宪宗（806～821在位）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到京师（长安），委钱（存钱）〔于〕诸道进奏院（各道驻京办事处）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请禁与商贾飞钱者③。”
  这段记载说明，在唐宪宗时期，当商人在京师将货物买出后，如果不愿意自己携带大量金属货币回去，可将货款交给要去的某道驻京办事处（进奏院），或某军府、节度使在京代表，或某富家（今天可称为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家”）那里，换取一纸票券，叫文牒。载明存款人姓名、钱数等，由双方画押盖印。并将文券分为两半，一半交存款人，另一半寄回某道。商人到达该处后，凭文券合券校核无误，便可取回原来的存款。有的商人在各道有联号或交易往来，也经营这种业务。因此用合券存取钱的办法，可使存款人“轻装趋四方”，故称“飞钱”或“便换”。这很类似现在的支票或汇票，当然各道进奏院或商号经营此业务不是免费的，要收取少量的汇费，由于便利，人乐为之。这看来颇便于商业的发展。但因后来政府部门以此向商人“贷钱”（实为掠夺），引起不信任，京兆尹（首都的行政长官）遂奏而废止。飞钱约始于宪宗元和四年（809），为日后宋代发行正式纸币“交子”开启绪端。
  现时各国流行的带有图案的纸牌，也是中国发明的。这种纸牌古时有不同名称，经历各种演变。其起源可追溯至唐代，称为叶子戏，可能从骰子戏演变出来。唐人苏鹗（850～930年在世）《杜阳杂编》卷下云：“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出嫁），宅于〔长安〕广化里，赐钱五百万贯。……一日大会韦氏之族于广化里，……韦氏诸家好为叶子戏”①。
  但《旧唐书》卷177称，同昌公主于咸通十年（869）嫁给进士出身的起居郎韦保衡（？～873），因此同昌公主与韦氏家族的人玩叶子戏应当在869年。北宋人李昉（925～996）《太平广记》（978）卷136引《咸定录》曰：“唐李邰为贺州刺史，与妓人叶茂莲江行，因〓骰子迭，谓之叶子戏”②。可见唐代民间也有这种游戏，欧阳修（1007～1062）《归田录》（1067）卷二说：“唐世士人宴聚，盛行叶子格，五代、国初（宋初）犹然。……昔杨大年好之，仲待制简，大年门下客也，故亦能之。……余少时亦有此二格③。可见不但欧阳修年幼时玩过纸牌，比他长一辈的杨亿（字大年，974～1020）及其门人仲简也都玩过。仲箭字畏之，官至天章阁待制，真宗（998～1022）时为左正言，历任知制诰，判国吏馆阁侍制。
  清人赵翼（1727～1814）《陔余丛考》（1750）卷33《叶子戏》云：“纸牌之戏，唐已有之。今之以《水浒》人物分配者，盖沿其式而易其名耳。”纸牌以厚重纸板制成，上面画有图案及文字，雕版印刷术发展后则图案、文字印于纸板上。唐代纸牌游戏之所以称为叶子戏，可能与印刷术发展后书籍形式由卷轴装改为册叶装有关，这样的书也叫叶子，但与作纸牌游戏的叶子戏名同而实异。卡特指出：“纸牌和骨牌无疑都起源于中国，这两种游戏都以骰子为背景，……由骰子过渡到纸牌与由写本卷子过渡到印本书籍，是同时发生的④。”此语言之有理，因此唐代时已有印成的纸牌，是不足为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