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由于唐代各地纸廉价易得，除作书写、印刷材料外，日常生活用品也常以纸制成，除上述灯笼外，还包括纸扇、纸糊窗格、纸刺（名片）、纸鸢、纸甲、剪纸、宗教仪式用纸钱、纸衣、纸帐、纸伞、纸花、纸帽、纸棺等等，名目繁多，有些还有出土实物为证。这里拟逐一作简短介绍。古时较讲究的建筑物窗子，用木条制成图案形的窗格，再以丝绢糊上，既美观，又防风，后以纸糊窗。唐人冯贽《云仙杂记》卷二云：“杨炎在中书，后阁糊窗用桃花纸，涂以冰油，取其明甚”，又说：“段九章（字惠文）诗成，无纸，就窗裁故纸连缀用之”。杨炎（729～781），字南公，曾任中书舍人，德宗（780～804在位）即位，召为宰相。诗人白居易（772～846）《长庆集》（823）卷17《晚寝集诗》有“纸窗明觉晚，布被暖知春”之句，则内府和民间都以纸糊窗。
  其次要谈到纸屏风。早期屏风为木板，底下有座，板面髹漆作画，但较笨重。后出现以木框为架以绢帛为屏面的屏风，屏风面上亦可作画。造纸术发展后，屏面便以纸代帛，同样可饰以书画，既美观，又轻便①。为移动方便，又有折叠式屏风。唐诗人白居易一反时俗，在香炉峰下建草堂，内置白纸面屏风二个，称“素屏”，以养其浩然之气。他为此特写《素屏谣》内云：
  素屏素屏胡为乎，不文不饰、不丹不青……吾不加一点一划于其上，欲尔保真而全白。吾于香炉峰下置草堂，二屏倚在东西墙。夜如明月入我室，晓如白云围我床。我必久养浩然气，亦欲与尔表里相辉光。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步障银屏风。缀珠掐钿贴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尔。今木为骨兮纸为面，捨吾草堂欲何之？！。②
  此处所说“木为骨兮纸为面”，就是指纸面屏风。当然，像白乐天这样用白纸屏风还是少有的，人们总要在上面作书画来点缀。屏风用的纸应强度较高、幅面较大，由若干层纸糊裱成厚纸板，常用熟纸。纸制屏面不但价廉、轻便，而且破了以后极易修补，这是比用其他屏面材料优越的地方。屏面用纸以楮皮纸为好，唐代多用之。南北朝也可能有纸面屏风，但多用麻纸为面（图4-9）。
  南北朝时北方的纸伞，到唐代以后已于中原普及。杜佑（735～812）《通典·职官典》（801）载唐代以伞的颜色区分使用者的身份高下，看来是沿袭了北魏的制度。陶榖《清异录》云：江南〔人〕周则少贱，以造雨伞为业。……日造二伞货之。惟露雨连月，则道大亨，后生理微温。
  这是说，南唐时的周则出身贫寒，以造纸雨伞为业。由于阴雨连月，生意兴隆，生活好了些。因此可见这时江南民间用纸伞已极为普遍。
  隋唐五代时的纸鸢也在南北朝的基础上更为推广，成为儿童喜欢的玩具。诗人元稹（779～831）在《有鸟二十章》（810）中写道：
  有鸟有鸟群纸鸢，因风假势童子牵。
  去地渐高人眼乱，世人为尔羽毛全。
  风吹绳断童子走，余势尚存犹在天。
  愁尔一朝还到地，落在深泥谁复怜。①
  这位唐代诗人所用文字不多，却将纸鸢形状及儿童牵放时的情景描述得如临其境，特别生动。像过去一样，这时纸鸢也用于军事目的。《新唐书》卷210《田悦传》载，魏博节度使田悦（751～784）于德宗建中二年（781）领兵反叛朝廷，与唐将张伾（约735～805）战于临洺（河北永年），张伾所部被围困，“伾急，以纸为风鸢，〔飞〕高百余丈，过悦营上。悦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②。这一次同样是将告急求援信通过纸鸢放出。
  据宋人欧阳修《五代史记》所载，后唐庆宗（923～925在位）时，任毫州刺史的李邺（920～950在世）更制成在空中作响的纸风筝。他将小竹笛置于风筝头部，“使风入竹，如鸣筝”③。从而又使纸鸢有了音响效果，“风筝”一词即由此而来。《全唐诗》第九函第七册收有高骈（819～887）的《风筝》诗：
  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
  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
  可见在李邺之前的唐末，已有了具有音响效果的纸鸢和“风筝”之名了。
  关于以纸作衣服的事例，见唐人陆长源（709～757在世）《辨疑志》，书中说：
  大历（766～779）中，有一僧称为苦行，不衣缯、布〓之类，常衣纸衣，时人呼为纸衣禅师。
  纸衣一般由较厚而坚的楮皮纸缝制而成，或染色或本色。将其揉绉，相当耐折，穿纸衣还可防风寒，而且透气性好。宋以后更为普及，甚至在今天日本还有人以纸为衣者，显然传自中国。如用多层硬纸板，还可制成护甲，供士兵作战护体用。《新唐书》卷113《徐商传》称，唐宣宗时徐商（847～894在世）领兵与突厥作战时，“置备征军凡千人，襞纸为铠，劲矢不能洞”。朝鲜学者李圭景（1788～1863？）更称：“南唐（937～957）李方为纸铠，聚乡里义土号白甲军。围师屡为所败。……以薄纸重重作数十叠，一过又一过，至数十叠，则矢凡之力亦已尽矣。虽欲透，亦无奈何①。当飞矢在空中行进一定距离后，其势已弱，纸甲便收以柔克刚之效。既令近战，也有护体作用。纸甲最大优点是轻巧、制作容易，又便宜，因此宋、明时仍在使用。
  现时世界各国人员交往中广泛使用的纸制名片（英文为visitingcard，法文为cartedevisite）是中国发明的，但人们很少知道其起源。中国古代没有纸以前，拜访时通报姓名用竹木片，叫“名刺”，上面有姓名、籍贯、官职。宋人孔平仲（约1042～1120年在世）《谈苑》（约1085）卷四云：“古者未有纸，削竹木以书姓名，故谓之名刺，后以纸书，故谓之‘名纸’。”至迟从南北朝已有用厚纸板作成者，仍称名刺，或名纸、名帖，至隋唐时已相当普及。
  唐人元稹（779～831）《长庆集》卷23《重酬乐天诗》有诗曰：“最笑近来黄叔度，自投名刺占陂湖”，即指纸制名片。一般宽二、三寸，有红、白二色。诗中所说黄叔度应是东汉的黄宪（75～122）。《后汉书》卷83《黄宪传》称，黄宪字叔度，才高而德崇。又，唐时姑苏（今苏州）有人建小池塘，自比镜湖，而镜湖又称陂湖，为东汉永和五年（140）会稽太守马臻于会稽、山阴（今浙江）交界处所建大型蓄水工程。元稹诗中引用此二典，意在讽刺当时一些不自量力的人，有的以名片炫耀，自比东汉的黄宪，如同以姑苏池塘比作东汉镜湖那样。后世有人也常以名片自夸，才气、名声不大，名片却作得很精致，而且自吹自擂一番。
  唐代长安街市上有专门为人制作纸制名刺的商店，生意相当兴隆。五代后周时人王仁裕（880～956）《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载，“长安有平康坊，..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前述孔平仲《谈苑》卷五还说，唐代李德裕（787～850）于武宗（841～846在位）时任宰相期间，很讲排场，人们到他那里要呈上门状通报，同意后才能见到：“唐李德裕为相，极其贵盛，人之加礼，改具衔，侯起居之状，谓之门状”，门状实亦即名片。名片于唐代传到日本，直到今天日本语仍用“名刺”（めいし，meishi）这个汉字称呼名片，虽然发音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