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唐代所造各种纸主要用途是作书写文化用纸。仅以内府所藏各种图书，一律为纸本。《新唐书》卷57《艺文志·序》就此写道：“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713～741）。其著录者，五万三干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鸣呼，可谓盛矣”。接下谈玄宗在开元年间“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洛阳）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以抄内府所藏典籍①。同书卷47《百官志》载集贤殿书院有抄书手90人。王溥（922～982）《唐会要》（961）卷35更载逐年用纸量：“大中四年（850）二月，集贤书院奏：大中三年（849）正月一日以后至年终，写完贮库及填阙（缺）书籍三百六十五卷，计用小麻纸一万一千七百张”①。又卷65载“贞元三年（787）八月，秘书监刘太真奏准，贞元二年（786）八月勅当司权宜，停减诸色粮外，纸数内停减四万六千张。伏请于停减四万六千张内却供麻纸及书状藤纸一万张，添写经籍”。
  五代后晋人刘㫬（888～947）《旧唐书》（945）卷47《经籍志·序》说：“开元时，甲乙丙丁（经史子集）四部书，各为一部，置知书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库书各一本（合抄，其本有正、有副），共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近12.6万卷），皆以益州麻纸写”。李林甫《唐六典》卷九亦称：“集贤〔书院〕所写，皆御本也。书有四部，分为四库。四库之书，两京（长安、洛阳）各二本，共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一卷，皆以益州麻纸写”。一般说，一部书要抄三份：正本、副本、贮本。抄好装订后，按经史子集四部置于甲乙丙丁四库之中，两京分别收藏。
  前述849年抄365卷书，需益州小麻纸近1.2万张，如抄12.6万卷再外加副本，其用纸就很大了。由此可见蜀纸产量之大。据元代人费著（约1303～1363）《蜀笺谱》（约1360）所载，“双流纸出于广都（四川华阳），每幅方尺许，品最小、用最广，而价亦最贱。双流实无有也，而以为名。盖隋炀帝（605～618年在位）始改广都为双流，疑纸名自隋始也，亦名小灰纸②。则四川除益州（成都）外，还有别处产纸。广都纸自隋时即有，疑为楮皮纸，因外层青皮未除尽、且纸幅小，又名小灰纸。价格便宜，而用途广。至于益都麻纸，则属上乘，品种很多。前述《国史补》所载麻面、屑末、滑石，当为本色纸；而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当为加工纸。集贤书院所用，为前一类纸。益州至迟在南北朝时已造纸，除麻纸外，也生产楮皮纸。唐内府还向各地征调大量藤纸，前引《唐会要》卷65载787年秘书监一次请调藤纸上万张，而李肇《翰林志》及李林甫《唐六典》又说皇帝用各色（青白黄）藤纸写诏令，可见用藤纸数量也相当之大。
  江南西道的宣州（今安徽境内）是个产纸地，《新唐书·地理志》载宣州贡纸，可见现在闻名的“宣纸”，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唐代。宣州下有宣城（州治所在）、南陵、泾县、秋浦、当涂等，但产区可能集中于泾县，因此处靠水，山上楮树较多。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云：
  好事者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③。“宣纸”之名便由此而来，唐代时为好事书画者所用，可见质地之高。因摹拓书画用纸，要求纸质紧密、薄而透明，一般麻纸难以胜任。至于宣纸改以青檀皮为料，乃元明以后之事，可能唐代因砍伐过度，楮树逐渐少了。至于池州、歙州所产之纸，皮纸居多，而北方仍以麻纸为主。
  隋唐五代人著书立说及读书人学习、及公私契约文书、往来帐簿等，也用去很多纸。《旧唐书·经籍志》卷上载唐代人“凡四部之录四十五家，都管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这五万多卷书要在社会上抄写流通，为士人所用，其耗纸量可想而知。敦煌石室及新疆各地所出各种经史子集书残卷，大多写于隋唐时代。王重民（1907～1972）先生《敦煌古籍叙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详细介绍了这些写本内容，兹不赘述。佛教、道教所用各种写经数量更是惊人，只敦煌石室一处就有三、四万卷，绝大多数是唐人写本。
  如果说一般读物不一定用好纸书写，那么书法家和画家对纸的要求则是高的，因为他们需要在纸上从事艺术创造。此处有必要结合实物加以介绍。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初书法家冯承素（650～710年在世）临《兰亭叙》神龙本（705）用纸，表面平滑砑光，经检验为皮纸，制作精良，似为桑皮纸。大和三年（829）诗人杜牧（803～852）《张好好诗》，直高24.5、横长87厘米，为北方麻纸，表面虽有纤维束，但平滑。旧题欧阳询（557～641）《卜商帖》，为晚唐或五代摩本，纸白色，制作精良，用麻纸书写。至五代时，书法家杨凝式（873～954）《神仙起居法》手卷用纸，直高27、横长21.2厘米，为麻纸，但制作不精细①。字迹为草书，但用纸不佳令人费解（图4-5、6）。
  晋南北朝时纸本绘画出土及传世者都少，但唐以后逐渐增多，这与造纸技术的提高有关。20世纪初，新疆哈拉和卓古墓出土唐开元四年（716）户籍帐，纸的正面是户籍内容，有“柳中县高宁乡”等文字，但背面则有一幅画，可名为树下美人图，设色。1969年新疆吐鲁番县又出土唐代设色花鸟画，直高201、横长141厘米，高2米多，由数纸粘联而成，经我们化验为麻纸。纸呈白色，较厚，可分层揭开，粗帘条纹，表面平滑，涂布白粉，经砑光，是一种粉笺（图4-7）。传世的重要唐代设色纸本画是著名画家韩滉（723～787）的《五牛图》（图4-8），现作为国宝，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该画为现中国国内所藏最早的传世纸本名人绘画，直高21厘米，由五枚纸联接而成，每张纸上各画一牛，每牛姿态都不同。其中较大一枚纸为21×30.9厘米，表面平滑，由长纤维作匀均交织，纤维分散度高。1977年，我们借重新装裱之际，对此纸作了检验，检验结果为桑皮纸。表面似有一层硬皮层，可能是事先作了纸表施胶处理。
  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847）卷六还著录隋代大画家展子虔（约550～604）的绘画作品《法华变》用白麻纸①，但没有传世。可见隋唐时以展子虔、韩滉为代表的画家，继承晋代画家顾凯之的传统，带头以纸为作画材料。不过总的说，唐代在绘画领域内还是帛纸并用阶段，而书法界则基本使用纸，而少用帛。
  隋唐时的经史子集四部著作和宗教经典，都是先写在直高一样的一张张纸上，再粘联一起，或事先将各枚纸联起再写，再用木轴卷起成为卷子本，像魏晋南北朝时那样，这是书籍的主要形式。但我们也看到唐末至五代时另一形式，很像后来册叶装形式，将文字写在较厚纸上，双面书写，再折起来用线装在一起，与现在书籍形式一样，很便于翻检、阅读。
  由于原料来源扩大，产地增加，唐代纸生产成本比前代要低，纸价也下降。这可从斯坦因在20世纪初在敦煌一个寺院中发现的唐代（8世纪前后）帐簿中看出。此帐簿文字由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加以考释。其中说：
  〔正月〕十四日，出钱一百文，买白纸二帖（帖别五十文），糊灯笼卅八个，并补贴灯笼用（no.971）……〔十一月〕十三日，……出钱六十文，买纸一帖，供文历用（no.970）……十二月一日，……出钱一百二十文，买纸二帖（帖别卅五文）、笔两管（管别十五文），抄文历用①。
  唐代不同时期和地点的物价变动幅度很大，此处只能从敦煌寺院帐簿本身所记作一比较。当时纸店所售纸有不同规格，每帖售价35文、50文及60文不等。大幅纸每帖可糊19个灯笼，剩余的还可补破灯笼。与笔相比，纸价是便宜的，而一般的毛笔当时是低值易耗品。建中元年（780）绢每匹3000文，以纸代绢糊灯笼当然省许多钱。这种纸买回后，还要涂上油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