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魏晋南北朝时期造纸原料品种的增加和质量的改进，与造纸技术的革新有关。根据我们对这一时期大量纸样的分析检验，可知已在对沤制脱胶、碱液蒸煮、舂捣、漂洗、捞纸等工序更加精工细作，舂捣、漂洗已进行不止一次，同时以碓代替杵臼，打浆度得以提高。为了改善纸的性能，晋代已采用施胶技术。早期的施胶剂是植物淀粉糊剂。将它掺入纸浆中搅匀，再捞纸，这便是后来所谓的纸内施胶，此法行之简便，一次完成，不足之点是难以保证每张纸面都均匀施胶，因为在此后压榨工序中有些施胶剂要走失。另一方法是将施胶剂用刷子均匀地逐张刷在纸面上，再以光滑石头砑光。如果只一面写字，就不必正反两面施胶。这是后世所谓的纸面施胶。此法优点是保证每张纸都均匀而彻底施胶，缺点是费工费时。根据对纸的技术要求和具体情况，上述两种方法都交互使用。如果对成品纸表面刷以淀粉糊剂，干燥后可在纸表使淀粉粒子沉淀并形成一层覆膜，再经砑光，写字时便不晕染。同近代所用植物胶、动物胶相比，淀粉施胶是弱性施胶，但这很适合中国具体情况。
  施胶技术是中国古代纸工发明的，但始于何时，很长时间内难以定夺。有关这方面的早期文献记载不足，晚期记录虽有，却解决不了其起源问题。看来最有效的方法是从实物研究做起。纸是否施胶，可从对纸表的观察、挥毫试验和对纸料的显微分析、化学测试中有效地判断出。中国关于施胶的较早记载见于唐人张彦远（834～894在世）《历代名画记》（874），欧洲提到施胶的早期著作是17世纪法国人安贝尔迪（J.Imberdis）1693年用拉丁文发表的《造纸术》（Papyrus sive ars conf iciendae papri）。欧洲最早施胶纸不会早于13世纪。1886年维也纳大学的威斯纳对奥国赖纳（Erzherzog Rainer）亲王所收藏的出土纪年阿拉伯文文书纸作了系统检验，发现874、900及909年的纸曾用淀粉糊施胶，这说明阿拉伯人在欧洲人之前，已于9～10世纪掌握了这种技术①②。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通过自己的历史研究，证明阿拉伯人的造纸技术是于唐代天宝十年（751）从中国引进的③，这自然也包括施胶技术在内，因此人们注意的焦点集中于中国何时出现这种技术。如前所述，单从文献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张彦远的著作问世时（874），阿拉伯正好已有了施胶纸，不足以说明技术传播的证据。
  然而证据很快就找到了。当威斯纳对阿拉伯古纸化验结果公布14年后，1900年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在新疆和阗（今和田）、尼雅考古时发掘一些魏晋木牍及唐代纸本纪年文书，纸上的年款分别为唐代大历三年（768）、建中二年（781）、建中三年（782）、贞元二年（786）及贞元三年（787）。其中最早的纪年是768年，比出土的最早的阿拉伯纸早106年，用这样一个时间间隔说明中国纸对阿拉伯纸的影响就可以令人接受。斯坦因将纸样交威斯纳检验，1902年维也纳《帝国科学院报告》数理科学卷发表了检验结果④。检验证明，中国8世纪纪年文书纸原料为麻类破布，与百年后的阿拉伯纸一样，同时中国纸还有用双子叶植物韧皮部的生纤维制成者，为阿拉伯纸所无有，而所有这些唐代文书用纸都经淀粉剂施胶。因此造纸史家根据这一发现把施胶技术之始定为768年，而写在史册中⑤。此后，新疆、甘肃又相继出土古纸，威斯纳化验后证明也有施胶的麻纸，其中年代可查的有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的文书，因此中村长一认为施胶技术不始于唐，而至少可以再上溯至南北朝时的450年①，当然也是淀粉施胶。
  自从中村长一的《纸之施胶》1961年发表后，人们所知最早施胶年代是公元450年。可是1964年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造纸时，对北京图书馆藏敦煌石室出土西凉（401～421）建初十二年（相当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写本《律藏初分》用纸作了化验，发现在原料麻纤维纸浆中含有淀粉糊剂，显微镜下清楚可见分散的淀粉粒子（图3-16），因此我们又把中国采用施胶技术的时间从南北朝上溯到东晋、十六国（304～439）时期②。1973年，我们检验新疆出土后秦（384～417）白雀元年（384）衣物疏（墓内随葬品清单）用纸时，也注意到它用淀粉剂作表面施胶，再以细石砑光。384年是我们从实物化验中看到的最早的施胶年代，实际上这种技术至迟应起源于魏晋之际，即3世纪后半期。在南北朝用纸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1977年2月，我们检验新疆阿斯塔那出土西凉建初十一年（415）契约纸（编号63TAM1∶14），再次看到施胶迹象，但只是纸表单面施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