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纸是一种绝妙的材料，既受墨受染，又可随意剪裁成各种形状，因而便成为艺术家创作的理想材料。中国民间艺术中的剪纸源远流长，有强烈的民族艺术风格，其起源至迟应追溯至魏晋时期，至南北朝时已相当成熟。剪纸可将纸剪成几何图案、人物、鸟兽、花草等各种造型，式样美观大方，一般置于门窗或墙壁上，用来装饰房屋，有时在一些特定节日中使用。1959年10～11月，新疆博物馆文物工作组在吐鲁番县阿斯塔那村发掘4～7世纪的六座古墓，墓中即有剪纸出土①。阿斯塔那（Astana）汉名为三堡，与该村相连的哈拉和卓村（Halahuoja）汉名为二堡，哈萨克语意为“首府”，可能与这一带为高昌国（531～640）故城所在，与中原地区有紧密的来往。这六个墓葬内都有有年代的墓志和文书，可据以断代。
  其中第306号墓（59TAM306）内散布一些剪成菱形及束腰形的纸片，有字者14片。另有圆形剪纸二件，一件为蓝纸，剪成有几何图案的八角形团花，外周为圆形，周边呈锯齿状，中间以菱形及三角形构成花纹。以长短、粗细、疏密不同的直线和曲线排列、交织成四面匀齐、对称的菱形、三角形纹，层层交错，远看如一团花。这属于辐射式折叠剪纸，将色纸折叠数次，将叠后的每部分剪成图案（图3-14）。同墓所出另一剪纸为黄纸，已残破，仅存少部分，但根据剪纸原理和规律，可以很容易据此残余部分将整个剪纸复原（图3-14-D），实际上这是个对鹿团花剪纸。外周为圆形圈，圈边呈锯齿状。中间为六角形，其每边各剪两匹相背而立的鹿，尾部相连，共12匹鹿。六角形内圆心部分，为交错排列的圆形、菱形及三角形组成的几何花纹，层次交错。小鹿昂首、绕尾，形态生动，因而图案更显复杂。墓内出土文书纸为一契约，纸上文字为“章和十一年辛酉岁正月十一日将.”“麦六十四斗收见”等字。看来是个借贷粮食的契约。死者生前已履行契约规定，故将废契随葬，使其了此心愿，则剪纸制成的时间下限为章和十一年，此为高昌麯坚在位（531～548）时的年号，当公元541年。
  1959年阿斯塔那第303号墓内也出土剪纸一件，以黄纸剪成圆形图案。据研究者报道，此为对猴团花剪纸①，内圈为多种几何纹图案，内外圈之间有16只小猴分八对围成圆形，相背而立，又回首相视。猴的前爪与另一猴前爪相携，另一爪攀登树枝，活泼可爱，造型复杂。该墓同出墓主的朱书砖墓志，其文为“和平元年（551）辛未一月三日，虎〓贲）将军、令兵将、明威将军、民部参军赵令达墓”。这同样是高昌的年号。之后，阿斯塔那古墓群又有剪纸出土，其中忍冬纹团花剪纸用本色纸，直径24.5厘米（图3-15）。由圆心向四周作菱形辐射，外层绕以忍冬花纹，最外圈有31个连续相接的三角形，四层图案相叠，线条匀称。出土此剪纸的墓内有墓志，年代为延昌七年（567）。毫无疑问，西北地区高昌时期出土的这些民间剪纸，其技术是从中原传入的。唐代诗人李商隐（813～858）《人日诗》云：
  缕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
  有趣的是，从魏晋时兴起的剪纸和用纸剪成“人胜”以召魂的风俗，在高昌一带也盛行，而且有出土物为证。关于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的纸剪人胜，将在下一章中介绍。
  与剪纸有关的还有人造纸花，所谓纸花是将纸先染成不同颜色，再经剪、揉、折等工序分别制成枝叶、花朵，经拼接而成花束，也可供室内装饰。《太平御览》卷605引晋人孙放《西寺铭》云：“长沙西寺层构倾颓，谋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纸花插地，故寺东西相十余丈，于是建刹，正当[插]花处”①。按孙放（330～370在世），字齐庄，晋秘书监孙盛之子，后任长沙相。《西寺铭》中所记载的这个故事，正发生于他在长沙任职之时，由此可知纸花至迟在晋代已有了，大约与剪纸同时出现。如前所述，制造纸花时，既需要剪纸又需要折纸，还要将纸揉成起绉形状，由此看来，将方纸或长方纸折叠，或适当剪裁成各种造型的折纸艺术，也应有较早的历史。
  纸在日常生活中的另一广泛用途是作卫生纸。南齐人颜之推（531～591）《颜氏家训》（589）：卷五写道：“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②。钱存训将此释为不可将写有经文和圣贤姓名的故纸当卫生纸③，是妥当的，因为“秽器”即便器。对卫生纸的记载在中国史料中不多见，但肯定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用上了。至于包裹物品，则汉代时已用纸，消耗量也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