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造麻纸原料破布来自普通百姓用过的衣服及其他麻制品，如麻袋、麻绳、麻鞋等。为适应造纸的需要，城市兴起一种行业从事废品回收，将破布等收集起来再卖给纸坊。但魏晋南北朝时因造纸生产猛烈发展，对破布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为缓解以破布为造纸原料供应不足的矛盾，从这一时期起不断开拓造纸新原料，结果用木本韧皮纤维造成楮皮纸、桑皮纸和藤皮纸等（图3-9，10），有时还将树皮纤维与麻类混合制浆造纸。虽然文献说东汉已造出楮皮纸，但出土实物少见，皮纸从魏晋南北朝起才见有出土实物。桑树自古以来就在中国种植，桑叶用于养蚕。后来发现其枝条嫩皮剥下来经沤制、蒸煮后，再经舂捣等工序处理，也可制成皮纸。北宋人苏易简（958～996）《文房四谱》（986）卷四《纸谱》云：“雷孔璋曾孙穆之，犹有张华（232～300）与祖雷焕（230～290年在世）书，所书乃桑根皮[纸]也”①。此处“根”字或系衍文，或属误字，因为从技术上判断，桑枝茎皮可造纸，而根皮则不可用，则“桑根皮”当为“桑枝皮”之误笔。
  中国境内桑树多为桑科的木本植物真桑（Morus alba）及其变种，如小叶桑（Morus acidosa）、堐桑（Morus mongolica）等，主要产于江浙、川陕、鲁冀等省②。凡养蚕之处多有桑树，以其韧皮造纸，又增加了这种植物的经济价值，而过去桑枝则只用于烧柴。1901年威斯纳检验新疆罗布淖尔出土的3～5世纪魏晋公牋残纸，发现其中有用桑皮造成的，但纸浆中还掺杂了破布纤维。我们对这一时期出土古纸的化验，也发现有桑皮纸。如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69号墓中出土高昌建昌四年（558）、十六年（576）字纸即桑皮纸，薄而平滑，白色，纤维匀细、交织情况好，有帘纹，直高残，横长42.6厘米③。我们也偶而检验到麻与皮料的混合料纸。用混合原料造纸，有很大的技术经济意义，既可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原料来源，又可兼收各种纤维原料之所长。这是魏晋南北朝时在造纸原料配合上的新突破，开后世混料纸之先河。
  比桑皮纸更古老的楮皮纸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如果说东汉楮纸首先从黄河流域的中州地区（首先是今河南洛阳）发端，那么到魏晋南北朝时，造楮皮纸技术随着晋室南渡及工匠南迁，而迅速扩及到长江流域的南方广大地区，再逐步转移到华南粤江三角洲（今广州）一带，一直到今越南北部。三国时吴国人陆玑（字元恪，210～279在世）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约245）中写道：
  榖，幽州人谓之榖桑，或曰楮桑；荆（今湖北）、扬（今江苏扬州）、交（交州，今越南北部）、广（今广州）谓之榖。中州人（今河南）谓之楮桑。..今江南人绩（织）其皮以为布，又捣以为纸，谓之榖皮纸①。
  注意，此处所说三国时吴人陆玑（ji）与西晋时吴人陆机不可混为一人，实际上他们是两代人。陆玑注释《毛诗》时，列举产楮皮纸的地区荆州、扬州、交州、广州都属孙吴政权（222～280）控制的范围，他作为吴人对这些地区是相当熟悉的，其记载可信性很大。从记载中可见，因麻料供应不足，不但以楮代麻造纸，还以楮代麻织布。宋人唐慎微（1056～1163）《证类本草》（1108）卷12引魏晋时成书的医学著作《名医别录》（3世纪）云：“楮，此即今构树也。...南人呼穀纸亦为楮纸，武陵（今湖南境内）人作穀皮衣，又甚坚好尔”②。这里指的是以楮皮纤维造纸，在魏晋南北朝时盛行于南方，包括今湖南、湖北。楮或穀今称为构（Broussonetiapapyrifera），为桑科木本植物，是良好的造纸原料。
  其实北方也同样造楮皮纸，甚至对楮树栽培种植。后魏农学家贾思勰（xié）《齐民要术》（约538）有专门一篇介绍种植楮。贾思勰（473～554在世）曾任高阳（今山东境内）太守，书中反映6世纪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在其书卷五《种穀楮第四十八》详述楮树种植和收割技术：
  楮宜涧谷间种之，地欲极良。秋上楮子熟时多收[种]，净淘，曝令燥。耕地令熟，二月耧耩之，..明年正月初，附地芟（shān）杀（贴近地面割下），放火烧之。一岁即没人，三年便中斫。斫法，十二月为上，四月次之。..指地卖者，省功而利少；煮剥卖皮者，虽劳而利大；自能造纸，其利又多。种二十亩者，岁斫十亩，三年一遍（循环）。岁收绢百匹③。
  这说明至迟在6世纪已有专为造纸目的而种植楮的农业专业户和城内收购楮皮的“楮行”。贾思勰指出，如果种楮者“自行造纸，其利又多”。1973年我们检验了敦煌千佛洞土地庙出土的北魏兴安三年（454）《大悲如来告疏》用纸，就是楮皮纸。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出土高昌（531～640）时期的夫妻合葬墓，年代为建昌四年（558）及延昌十六年（576），妻死后合葬于夫墓。墓有三张皮纸，最大者高14、宽42.6厘米，白色，较薄，经我们化验为桑皮纸。按高昌一直养蚕种桑，能生产质量相当好的桑皮纸，可与中原媲美。
  从晋代开始，在今浙江嵊县南曹娥江上游的剡溪一带更开创用野生藤皮造纸。这一带盛产藤本植物，而剡溪水清又适于造纸，历史上名噪一时的“剡藤纸”便发源于此。后来在其他产藤地区也接着造出藤纸。有关史料见唐初人虞世南（558～638）《北堂书钞》（630）卷104引东晋人范宁（339～401）在浙江任地方官时对属下发布的命令：“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可见东晋时浙江藤纸被视为良纸，而由范宁予以推广。此处“土纸”不可理解为后世所说的草纸，而是东晋时浙江当地出的一种较次的麻纸。“藤角纸”肯定指藤皮纸。“角”字作何解释呢？有人认为藤角即藤、穀（或楮），盖角、穀为同音相转①。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性。但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藤角纸单指藤皮纸。其所以加角字，因古时公文以一封为一角，纸一张亦称一角。如《全唐诗》卷22载段成式（803～863）《与温飞卿（即温庭筠）云蓝纸绝句》序云，“予有杂牋数角，..藤纸为封”。“杂牋数角”即杂纸数张，无怪乎苏易简引范宁那段话后对藤角纸加注曰：“古谓纸为幡，亦谓之幅，盖取缣帛之义也。自隋唐以降，乃谓之枚。”可见角、枚、张等字都是纸的量词，无其他含义。晋代藤纸一直延续到唐宋，后被竹纸淘汰。
  据调查，嵊县产青藤、紫藤、葛藤、蛟藤等。以造纸原料植物分布而言，浙江特产的有防己科多枝藤本植物青藤（Coc-culustrilobus），其韧皮纤维可造纸（图3-11）。其次是豆科木本紫藤（Wisteriasinensis），还有豆科缠绕性落叶灌木山藤（Wiste-riabrachybotrys）等。藤纸的发明，显然是在已知藤皮纤维可代替麻作成纺织品后才完成的。由此，古人看来从实践中摸索出一条科学规律：凡可用于纺织目的一切植物纤维都可用于造纸。这是造纸技术史中，中国人给全世界提供的一条重要技术思路。显然，这条规律是将造麻纸的经验加以引申而总结出来的。从晋代以来，中国人一直按此规律行事，所以虽然用量逐代增加，但从未发生过原料供应危机。在欧洲，直到18世纪在造纸生产领域内还没有达到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的这一认识，他们仍然只是单一生产麻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