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 桑皮纸、楮皮纸和藤纸的生产
  造麻纸原料破布来自普通百姓用过的衣服及其他麻制品，如麻袋、麻绳、麻鞋等。为适应造纸的需要，城市兴起一种行业从事废品回收，将破布等收集起来再卖给纸坊。但魏晋南北朝时因造纸生产猛烈发展，对破布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为缓解以破布为造纸原料供应不足的矛盾，从这一时期起不断开拓造纸新原料，结果用木本韧皮纤维造成楮皮纸、桑皮纸和藤皮纸等（图3-9，10），有时还将树皮纤维与麻类混合制浆造纸。虽然文献说东汉已造出楮皮纸，但出土实物少见，皮纸从魏晋南北朝起才见有出土实物。桑树自古以来就在中国种植，桑叶用于养蚕。后来发现其枝条嫩皮剥下来经沤制、蒸煮后，再经舂捣等工序处理，也可制成皮纸。北宋人苏易简（958～996）《文房四谱》（986）卷四《纸谱》云：“雷孔璋曾孙穆之，犹有张华（232～300）与祖雷焕（230～290年在世）书，所书乃桑根皮[纸]也”①。此处“根”字或系衍文，或属误字，因为从技术上判断，桑枝茎皮可造纸，而根皮则不可用，则“桑根皮”当为“桑枝皮”之误笔。
  中国境内桑树多为桑科的木本植物真桑（Morus alba）及其变种，如小叶桑（Morus acidosa）、堐桑（Morus mongolica）等，主要产于江浙、川陕、鲁冀等省②。凡养蚕之处多有桑树，以其韧皮造纸，又增加了这种植物的经济价值，而过去桑枝则只用于烧柴。1901年威斯纳检验新疆罗布淖尔出土的3～5世纪魏晋公牋残纸，发现其中有用桑皮造成的，但纸浆中还掺杂了破布纤维。我们对这一时期出土古纸的化验，也发现有桑皮纸。如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69号墓中出土高昌建昌四年（558）、十六年（576）字纸即桑皮纸，薄而平滑，白色，纤维匀细、交织情况好，有帘纹，直高残，横长42.6厘米③。我们也偶而检验到麻与皮料的混合料纸。用混合原料造纸，有很大的技术经济意义，既可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原料来源，又可兼收各种纤维原料之所长。这是魏晋南北朝时在造纸原料配合上的新突破，开后世混料纸之先河。
  比桑皮纸更古老的楮皮纸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如果说东汉楮纸首先从黄河流域的中州地区（首先是今河南洛阳）发端，那么到魏晋南北朝时，造楮皮纸技术随着晋室南渡及工匠南迁，而迅速扩及到长江流域的南方广大地区，再逐步转移到华南粤江三角洲（今广州）一带，一直到今越南北部。三国时吴国人陆玑（字元恪，210～279在世）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约245）中写道：
  榖，幽州人谓之榖桑，或曰楮桑；荆（今湖北）、扬（今江苏扬州）、交（交州，今越南北部）、广（今广州）谓之榖。中州人（今河南）谓之楮桑。..今江南人绩（织）其皮以为布，又捣以为纸，谓之榖皮纸①。
  注意，此处所说三国时吴人陆玑（ji）与西晋时吴人陆机不可混为一人，实际上他们是两代人。陆玑注释《毛诗》时，列举产楮皮纸的地区荆州、扬州、交州、广州都属孙吴政权（222～280）控制的范围，他作为吴人对这些地区是相当熟悉的，其记载可信性很大。从记载中可见，因麻料供应不足，不但以楮代麻造纸，还以楮代麻织布。宋人唐慎微（1056～1163）《证类本草》（1108）卷12引魏晋时成书的医学著作《名医别录》（3世纪）云：“楮，此即今构树也。...南人呼穀纸亦为楮纸，武陵（今湖南境内）人作穀皮衣，又甚坚好尔”②。这里指的是以楮皮纤维造纸，在魏晋南北朝时盛行于南方，包括今湖南、湖北。楮或穀今称为构（Broussonetiapapyrifera），为桑科木本植物，是良好的造纸原料。
  其实北方也同样造楮皮纸，甚至对楮树栽培种植。后魏农学家贾思勰（xié）《齐民要术》（约538）有专门一篇介绍种植楮。贾思勰（473～554在世）曾任高阳（今山东境内）太守，书中反映6世纪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在其书卷五《种穀楮第四十八》详述楮树种植和收割技术：
  楮宜涧谷间种之，地欲极良。秋上楮子熟时多收[种]，净淘，曝令燥。耕地令熟，二月耧耩之，..明年正月初，附地芟（shān）杀（贴近地面割下），放火烧之。一岁即没人，三年便中斫。斫法，十二月为上，四月次之。..指地卖者，省功而利少；煮剥卖皮者，虽劳而利大；自能造纸，其利又多。种二十亩者，岁斫十亩，三年一遍（循环）。岁收绢百匹③。
  这说明至迟在6世纪已有专为造纸目的而种植楮的农业专业户和城内收购楮皮的“楮行”。贾思勰指出，如果种楮者“自行造纸，其利又多”。1973年我们检验了敦煌千佛洞土地庙出土的北魏兴安三年（454）《大悲如来告疏》用纸，就是楮皮纸。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出土高昌（531～640）时期的夫妻合葬墓，年代为建昌四年（558）及延昌十六年（576），妻死后合葬于夫墓。墓有三张皮纸，最大者高14、宽42.6厘米，白色，较薄，经我们化验为桑皮纸。按高昌一直养蚕种桑，能生产质量相当好的桑皮纸，可与中原媲美。
  从晋代开始，在今浙江嵊县南曹娥江上游的剡溪一带更开创用野生藤皮造纸。这一带盛产藤本植物，而剡溪水清又适于造纸，历史上名噪一时的“剡藤纸”便发源于此。后来在其他产藤地区也接着造出藤纸。有关史料见唐初人虞世南（558～638）《北堂书钞》（630）卷104引东晋人范宁（339～401）在浙江任地方官时对属下发布的命令：“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可见东晋时浙江藤纸被视为良纸，而由范宁予以推广。此处“土纸”不可理解为后世所说的草纸，而是东晋时浙江当地出的一种较次的麻纸。“藤角纸”肯定指藤皮纸。“角”字作何解释呢？有人认为藤角即藤、穀（或楮），盖角、穀为同音相转①。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性。但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藤角纸单指藤皮纸。其所以加角字，因古时公文以一封为一角，纸一张亦称一角。如《全唐诗》卷22载段成式（803～863）《与温飞卿（即温庭筠）云蓝纸绝句》序云，“予有杂牋数角，..藤纸为封”。“杂牋数角”即杂纸数张，无怪乎苏易简引范宁那段话后对藤角纸加注曰：“古谓纸为幡，亦谓之幅，盖取缣帛之义也。自隋唐以降，乃谓之枚。”可见角、枚、张等字都是纸的量词，无其他含义。晋代藤纸一直延续到唐宋，后被竹纸淘汰。
  据调查，嵊县产青藤、紫藤、葛藤、蛟藤等。以造纸原料植物分布而言，浙江特产的有防己科多枝藤本植物青藤（Coc-culustrilobus），其韧皮纤维可造纸（图3-11）。其次是豆科木本紫藤（Wisteriasinensis），还有豆科缠绕性落叶灌木山藤（Wiste-riabrachybotrys）等。藤纸的发明，显然是在已知藤皮纤维可代替麻作成纺织品后才完成的。由此，古人看来从实践中摸索出一条科学规律：凡可用于纺织目的一切植物纤维都可用于造纸。这是造纸技术史中，中国人给全世界提供的一条重要技术思路。显然，这条规律是将造麻纸的经验加以引申而总结出来的。从晋代以来，中国人一直按此规律行事，所以虽然用量逐代增加，但从未发生过原料供应危机。在欧洲，直到18世纪在造纸生产领域内还没有达到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的这一认识，他们仍然只是单一生产麻纸。
  二 关于晋代竹纸和侧理纸
  据宋人著作，晋朝似乎还生产竹纸。南宋人赵希鹄（1191～1261在世）《洞天清录集》（约1240）云：“若二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盖东晋南渡后，难得北纸。又右军父子多在会稽故也”②。二王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羲之以任会稽内史，迁右军将军，故又称王右军。继赵希鹄之后，明清以来很多学者都相信晋朝已有竹纸。近人更试图找到旁证，将旧题西晋人稽含（263～306）《南方草木状》中的“竹疏布”理解为竹纸①。此说颇值商榷。按《南方草木状》虽为稽含所作，但今本有些内容为唐宋人篡入，并非像《四库全书提要》（1790）所评价的那样完全可信。一些西方汉学家按今本《南方草木状》中某些记载引出的造纸史结论也是错误，因此使用此书时宜仔细对每条予以辨认。我们认为书中所述“竹疏布”可能为稽含原作部分，但只能理解为细密而柔软的竹席，不能释为竹纸。
  与麻纸、皮纸不同，造竹纸不是取其韧皮纤维，而是利用其茎杆纤维，将整个竹杆腐蚀、捣烂后提制出纤维。竹杆较坚硬而不易腐蚀、捣烂，制造工序复杂。在唐以前文献中，迄今没有找到有关竹纸的可靠记载，现存早期竹纸没有早于北宋的。北宋苏轼（1036～1101）《东坡志林》卷九说：“今人以竹造纸，亦古所无有也。”因此我们认为竹纸起源于唐代的浙江，至北宋始见用于世，详见本书第五章。至于赵希鹄所说“二王真迹”，恐大有疑问。就以故宫博物院藏王羲之《中秋帖》、《雨后帖》而言，经我们检验确是竹纸，过去也一直视为“真品”。但细审二帖书法墨迹，发现有钩摹痕迹，字里行间有宋人笔意。这已为当代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所注意到。《雨后帖》呈深褐色，颜色呆滞，不是竹纸自然老化的颜色，纸上细横帘纹也不是晋纸所特有。可以断定，南宋人赵希鹄所见二王法帖，多为唐宋人摹本或膺品。唐人张彦远有可能见到二王真迹，但在其《历代名画记》及《法书要录》中没有著录有用竹纸挥毫者。
  古书常提到晋代有所谓“侧理纸”或“苔纸”者，这里应加以辨证。晋人王嘉（字子年，约315～385）《拾遗记》（约370）卷九云：
  张华（232～300）...造《博物志》四十卷，奏于武帝（265～290）...[帝]赐侧理纸万番。此南越所献。后人言陟厘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斜侧，因以为名。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于函中，暇日览焉②。
  关于侧理纸、陟厘纸、苔纸的原料和形制问题，一千多年来一直没得到正确解决。一般多根据《拾遗记》及《名医别录》等书记载，认为侧理纸由水苔所造。《名医别录》过去误认为梁人陶弘景（456～536）所著，实际上是在这以前的魏晋（3世纪）的医学家所辑录，其中说：“陟厘生江南池泽，..此即南人用作纸者”③。按李时珍《本草纲目》（1596）卷21的综合考证，此处的水苔还有不同别名；陟厘、石发、水衣、石衣、水绵等，分为水生和陆生两种④。为解决古代侧理纸、苔纸形制及原料问题，最好是将文献记载与现存实物对照验证。早期侧理纸既无出土，也无传世，我们只看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清代乾隆廿三年（1758）江南进献的侧理纸，是完整的原件。外观呈圆筒状，中无接缝，浅米黄色，原料为韧皮纤维，纸较厚，有磨齿状纹理，纸料中没有水苔、海苔之类，外观也不呈青绿色。清高宗弘历（1711～1799）于乾隆廿三年得此纸后，还写了《咏侧理纸诗》。今故宫乐寿堂东廊有据乾隆御笔所作刻石，其中写道：“海苔为纸传《拾遗》，徒闻厥名未见之。..囫囵无缝若天衣，纵横细理织网丝。”因此乾隆所咏及其所见侧理纸，实际上并不是《拾遗记》所述晋武帝赐给张华的侧理纸。
  1965年，我们按《拾遗记》所述作模拟实验，结果无法造出适用的纸。用水苔不可能造出纸，有一种莎草科的苔（Carex dispalata）生于原野多水的湿处，茎高1米，叶扁平，长1米，可作簑衣，亦可造纸，但不是古书中的水苔。于是我们改以麻料、皮料和竹料为基本原料制成纸浆，再向其中掺入少量藓水苔，捞成纸后，表面确实有不规则交织的青绿色纹理，与《拾遗记》所述相符。我们实验用水苔，取于水中石上，或曰石发，呈青绿色。如用陆上产的发菜（Nostoc commune var.flagelliforme），则所成之纸呈现不规则交织的黑色纹理。发菜属蓝藻门、念珠藻科，藻体细长，呈黑绿色毛发状群体，由多数球形细胞连接成丝状，共同埋没于胶体物质中形成，分布于宁夏、陕西、甘肃一带流水中，可供食用①。因此我们的模拟产物不是别的，正是后世所谓的“发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拾遗记》、《名医别录》等古书所说侧理纸、陟厘纸、苔纸，实即后世的发牋。起源于西晋的这种纸，以麻类及皮料制浆，再掺入少量水苔、发菜等为填料，用量虽少，但纸上呈现的有色纹理却很明显。这类纸在唐宋以后继续生产，直到近代。其他国家也依此仿制，最著名的是朝鲜李朝（1393～1909）的发牋。清人徐康（1820～1880在世）《前尘梦影录》（1897）卷上称：“发笺、海苔笺，高丽最擅名。”朝鲜所制，亦于清代流入中国。18世纪乾隆帝所得江南侧理纸，显然不是晋人王嘉所指。关于这种纸。我们在本书第六章将再作讨论。
  三 纸伞、风筝的制造和使用
  由于皮纸的制成，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造纸原料供应。一般说，皮纸能制成比麻纸更好的质量。社会上纸产量处于稳步增长的势头，才使人们有可能将纸从主要供书写用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扩大其用途。纸在与简牍竞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并淘汰后者之后，下一个竞争对手是丝绢。丝绢好处很多，最大缺点是昂贵，因此有些用品包括书画还得用它。魏晋南北朝时在日用品方面是纸逐步取代丝绢的时代，纸向丝绢原来所占阵地发动猛烈进攻。因此我们看到这一时期出现了纸伞、纸鸢、纸花、剪纸、折纸、卫生纸等，其中前三种一直以丝绢为材料。过去贵族及巨富人家大便后，用粗丝绢擦拭，一般百姓自然用不起，现在大家都可以用手纸了，从此以后千年来世界各国至今还在通用。餐纸也取代了丝绢，用于宴席上。纸已悄悄渗入到日常生活各个方面。
  我们首先谈人们在雨天广泛使用的雨伞（图3-12），至迟从北魏（386～534）时起已经有了。伞旧称繖，其面原由绢制成，但雨天时不能防水。以纸作伞面，再刷以桐油，制成纸伞，不但便宜，而且防雨。陈元龙（1652～1736）《格致镜原》（1735）卷31引《玉屑》云：“前代士夫皆乘车而有盖，至元魏（北魏）之时，魏人以竹碎分，并[以]油纸造成伞，便于步行、骑马，伞自此始”②。纸雨伞的制成也标志防水纸的发明。魏收（503～572）《魏书》（554）卷69《裴延儁传》载，世宗宣武帝即位初（500），山胡“以妖惑众，假称帝号，服素衣，持白伞、白幡，率诸众于云台郊抗拒”。明人王圻（1536～1606在世）《三才图会》（1609）《器用十二卷》也说拓跋珪（371～409）建立的北魏（386～534）地区用纸雨伞。唐人杜佑（735～812）《通典·职官典》（801）更进一步说：“按晋代诸臣皆乘车有盖，无伞。元魏自代北（晋北）有中国，北俗便于骑，则伞盖施于骑耳。疑是后魏时制，亦古以帛为繖之遗事也。齐高[帝]始为之等差云。今天子用红、黄二等，而庶僚用青”。
  由此可见，北方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始有纸伞之制，脱胎于车盖，以其甚轻便、易于开启和折闭，特别适用于骑兵在雨天行军，因而一改汉人旧俗，将乘车用的盖小型化，帛面易以纸面（油纸），制成纸伞。从而不但适用于军旅之用，也成为庶民可以用的物品。北齐文宣帝高洋（529～559在位），鉴于上下皆用伞，乃建立等级，规定皇帝用红、黄色伞，而庶民、臣僚用蓝色伞。纸伞自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扩及到中原，唐宋以后遍及全国，以伞面颜色区分等级的制度也沿用下来了。
  其次说到风筝，古代以竹条扎成。纸扎风筝从南北朝时见之于文献记载，称为“纸鸢”。它像纸伞那样，与上述北齐统治者高洋有关。他在宫外建26丈高木台，名金凤台。《北史》（670）卷19《彭城王勰传》称，前魏皇室后裔“世哲从弟黄头，使与诸囚自金凤台各乘纸鸢以飞，黄头独能飞至紫陌乃坠。”①这是说，高洋推翻东魏、自立为帝时，对魏帝后裔进行迫害，令元黄头（拓跋黄头，魏帝之子）与囚犯们登上金凤台，再各乘纸鸢从台上跳下，意在用这种方法将其置于死地。但元黄头借纸鸢在空中滑翔很长一段距离后才降落下来，其着地点已靠近“紫陌”，即高洋的宫殿所在地区。当然，这不一定是一般的纸风筝，而很可能是特制的很大的风筝。这个历史故事具有某种残酷性，但也确实表明这很可能是世界上借纸鸢实现载人飞行的较早期的冒险实验。
  元黄头约在529年从26丈（87米）高的金凤台上跳入空中滑翔一段时间后落地，并没有死，后来高洋又另外指使人才将他杀死。纸鸢既可升空，便不是简单的玩具，它具有科学研究价值和其他实用目的。人们都认为纸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近代飞机出现前最早的升空装置之一，而早期机翼的设计可能也受到纸鸢的思想诱导。因此李约瑟博士认为拓跋黄头的这次纸鸢飞行在航空史中具有原则性意义，因为西方人在此千年后才由英国人巴顿·史密斯（BadenFletcherSmyth，1860～1937）于1894年成功实行了借风筝载人的飞行实验②。
  中国古代兵家早就认出纸鸢的军事价值，史载梁武帝下诏讨叛臣侯景（503～552），但侯景却连下梁数城，渡江攻到采石，进而围台城（今南京），太清三年（549）双方激战，被围困的城内梁军这时放出风筝向城外援军求援。唐人李亢《独异志》描述这一经过时写道：“梁武帝太清三年（549）侯景围台城，远不通问。简文作纸鸢，飞空告急于外。侯景谋臣谓景曰，此纸鸢所至，即以事述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简文指肖纲（503～551），梁武帝之子，后即位为简文帝（550）。这是说将纸鸢用于军事目的，被围困在城内的守军将其放出，作为求援之用。司马光（1019～1086）《资治通鉴》（1084）卷162亦载，梁太清三年（549）“台城与援军信命久绝，有羊车儿献策，作纸鸢系以长绳，写敕于内，放以从风，冀达众军”。此处所载献策者是另一人，不管到底是谁，告急的纸鸢终于从城内飞出城外。纸鸢的发明是个纯技术发明，它除供儿童以及成年人玩耍外，还有不少实际用途，并包含一系列科学原理（图3-13）。
  四 剪纸、纸花和卫生纸
  纸是一种绝妙的材料，既受墨受染，又可随意剪裁成各种形状，因而便成为艺术家创作的理想材料。中国民间艺术中的剪纸源远流长，有强烈的民族艺术风格，其起源至迟应追溯至魏晋时期，至南北朝时已相当成熟。剪纸可将纸剪成几何图案、人物、鸟兽、花草等各种造型，式样美观大方，一般置于门窗或墙壁上，用来装饰房屋，有时在一些特定节日中使用。1959年10～11月，新疆博物馆文物工作组在吐鲁番县阿斯塔那村发掘4～7世纪的六座古墓，墓中即有剪纸出土①。阿斯塔那（Astana）汉名为三堡，与该村相连的哈拉和卓村（Halahuoja）汉名为二堡，哈萨克语意为“首府”，可能与这一带为高昌国（531～640）故城所在，与中原地区有紧密的来往。这六个墓葬内都有有年代的墓志和文书，可据以断代。
  其中第306号墓（59TAM306）内散布一些剪成菱形及束腰形的纸片，有字者14片。另有圆形剪纸二件，一件为蓝纸，剪成有几何图案的八角形团花，外周为圆形，周边呈锯齿状，中间以菱形及三角形构成花纹。以长短、粗细、疏密不同的直线和曲线排列、交织成四面匀齐、对称的菱形、三角形纹，层层交错，远看如一团花。这属于辐射式折叠剪纸，将色纸折叠数次，将叠后的每部分剪成图案（图3-14）。同墓所出另一剪纸为黄纸，已残破，仅存少部分，但根据剪纸原理和规律，可以很容易据此残余部分将整个剪纸复原（图3-14-D），实际上这是个对鹿团花剪纸。外周为圆形圈，圈边呈锯齿状。中间为六角形，其每边各剪两匹相背而立的鹿，尾部相连，共12匹鹿。六角形内圆心部分，为交错排列的圆形、菱形及三角形组成的几何花纹，层次交错。小鹿昂首、绕尾，形态生动，因而图案更显复杂。墓内出土文书纸为一契约，纸上文字为“章和十一年辛酉岁正月十一日将.”“麦六十四斗收见”等字。看来是个借贷粮食的契约。死者生前已履行契约规定，故将废契随葬，使其了此心愿，则剪纸制成的时间下限为章和十一年，此为高昌麯坚在位（531～548）时的年号，当公元541年。
  图3-14新疆1959年出土的高昌（541）剪纸1959年阿斯塔那第303号墓内也出土剪纸一件，以黄纸剪成圆形图案。据研究者报道，此为对猴团花剪纸①，内圈为多种几何纹图案，内外圈之间有16只小猴分八对围成圆形，相背而立，又回首相视。猴的前爪与另一猴前爪相携，另一爪攀登树枝，活泼可爱，造型复杂。该墓同出墓主的朱书砖墓志，其文为“和平元年（551）辛未一月三日，虎〓贲）将军、令兵将、明威将军、民部参军赵令达墓”。这同样是高昌的年号。之后，阿斯塔那古墓群又有剪纸出土，其中忍冬纹团花剪纸用本色纸，直径24.5厘米（图3-15）。由圆心向四周作菱形辐射，外层绕以忍冬花纹，最外圈有31个连续相接的三角形，四层图案相叠，线条匀称。出土此剪纸的墓内有墓志，年代为延昌七年（567）。毫无疑问，西北地区高昌时期出土的这些民间剪纸，其技术是从中原传入的。唐代诗人李商隐（813～858）《人日诗》云：
  缕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
  有趣的是，从魏晋时兴起的剪纸和用纸剪成“人胜”以召魂的风俗，在高昌一带也盛行，而且有出土物为证。关于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的纸剪人胜，将在下一章中介绍。
  与剪纸有关的还有人造纸花，所谓纸花是将纸先染成不图3-15新疆出上高昌时期同颜色，再经剪、揉、折等工序分别制成枝叶、花朵，经拼忍冬纹团花剪纸接而成花束，也可供室内装饰。《太平御览》卷605引晋人孙放《西寺铭》云：“长沙西寺层构倾颓，谋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纸花插地，故寺东西相十余丈，于是建刹，正当[插]花处”①。按孙放（330～370在世），字齐庄，晋秘书监孙盛之子，后任长沙相。《西寺铭》中所记载的这个故事，正发生于他在长沙任职之时，由此可知纸花至迟在晋代已有了，大约与剪纸同时出现。如前所述，制造纸花时，既需要剪纸又需要折纸，还要将纸揉成起绉形状，由此看来，将方纸或长方纸折叠，或适当剪裁成各种造型的折纸艺术，也应有较早的历史。
  纸在日常生活中的另一广泛用途是作卫生纸。南齐人颜之推（531～591）《颜氏家训》（589）：卷五写道：“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②。钱存训将此释为不可将写有经文和圣贤姓名的故纸当卫生纸③，是妥当的，因为“秽器”即便器。对卫生纸的记载在中国史料中不多见，但肯定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用上了。至于包裹物品，则汉代时已用纸，消耗量也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