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纸的大量供应和经常以纸挥毫，使魏晋南北朝的书法艺术进入新的意境，又引起汉字字体的变迁。可以想象，在一片宽1厘米左右的坚硬简牍上写字，毛笔笔锋受书写材料空间和质地的限制而难以充分施展，写字速度也不会快，写十几个字后需再换另一简。人们似乎受到某种约束，难以自由地挥毫。如果改用洁白平滑又柔韧受墨的大张纸上写字，情况就会根本改观。我们可以引用魏书法家韦诞（179～253）的自身感受，当魏武帝曹操（155～220）建成洛、邺、许三都宫观时，命中书监韦诞题名，史载：
  [韦]诞以御笔墨皆不任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117～192在世）笔、左伯（156～226在世）纸及臣（韦诞）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①
  帝从其奏，韦诞遂写出优美的书法。
  汉代书体以隶书及小篆为主，魏晋以后为之一变，形成兼有隶书及楷书笔意的楷隶体，从楷隶书体结构和笔锋走势中，我们发现这是当时在纸上写字而习惯形成的社会流行书写字体，楷隶字体是较难在简牍上写出的。这种从隶书向楷书的演变，正反映出所用书写材料从简向纸的过渡。敦煌石室写经为研究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前述甘露元年（256）写《譬喻经》、新疆鄯善土峪沟出土的西晋元康六年（296）写《诸佛要集经》、吐鲁番出土的《三国志》东晋写本和敦煌的《正法华经》东晋写本等，都代表魏晋时流行的书法形式。南北朝以后的楷隶，楷书的运笔渐多，研究汉魏以后书法史要考虑到纸的运用的影响②。晋代之所以出现像王羲之、王献之那样的大书法家，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纸的普遍使用。周密（1232～1308）《癸辛杂识·前集》云：“王右军（羲之）少年多用紫纸，中年用麻纸，又用张永义制纸，取其流丽，便于行笔。”在较大幅面纸上可随心所欲地挥毫，书法家能充分发挥其艺术表现力。从整个时代背景观之，二王书体应以楷隶体为主。
  为了加快书写，汉末文人起草时用草隶或“章草”，魏晋之际虽也沿用，但草意更浓。这方面的早期代表作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陆机（261～303）的《平复帖》，经我们检定为麻纸，呈浅灰色，写以草体楷隶（图3-4）。写于晋武帝时（265～289）。然而晋以后草体楷隶又发展到王羲之父子的行草（图3-5），写起来比草体楷隶还要快，而且飘洒，上下字可以连笔写成。最后又由行草发展到草书，草书目的是提高书写速度，起草文稿或速记。没有纸，就难以出现行草和草书。我们从二王书法作品中会看到他们在纸上用笔的艺术魅力。纸的使用引起汉字字体变迁，是个重要文化现象，这种速写形式使工作节奏加快。
  同样可以想象到，在平滑受墨的纸上作画，也会有较好的艺术效果。汉代及汉以前，画家作画多用帛料，绢本绘画仍是主流。但从晋以后，纸本绘画逐渐出现，这是绘画材料使用上的新突破。1964年新疆吐鲁番出土的东晋时期纸绘设色地主生活图，长106.5、高47厘米，由六张纸联成，材料为麻纸。这可能是迄今最早的纸本绘画（图3-6）了，显然是出于民间画家之手，但专业画家也无疑会在纸上作画的。唐代书画鉴赏家张彦远（834～894在世）《历代名画记》（约874）卷五谈到晋代著名画家顾凯之（344～405）的作品时写道：“顾画有异兽、古人图、桓温像，...王安期像、列女仙，白麻纸。”又“三狮子、晋帝相列像、阮修像、阮咸像、十一头狮子，白麻纸。司马宣王像，一素一纸。”同书卷六谈到南朝宋画家顾景秀（390～452在世）作品时，载有“晋中兴宰相像、王献之竹图、刘牢之小儿图，..蝉雀，麻纸”①。可见顾凯之当时已带头用白麻纸画人物像。这种创作题材对纸的技术要求较高，而从我们所看到的晋代出土麻纸来判断，用以画人物、鸟兽、草木、虫鱼是能满足画家要求的。麻纸经砑光或轻微施胶（早期形式是浆硾），即可作画。如表面涂布白粉，再予砑光，则作画效果更好。可惜，经历代战乱和王朝更替，魏晋南北朝画家的纸本绘画流传至今的很少，因而新疆出土的东晋纸本人物画便显得极其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