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作为书写记事材料，纸的推广使用有力地促进了书籍文献资料的猛增和科学文化的传播。反过来说，图书事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又需要供应更多的纸，从而又推进了造纸术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的书籍多以纸写成，作卷轴装，类似帛书，称为书卷。社会上写本书籍大为盛行，《晋书》载西晋文人左思（约250～305）欲写《三都赋》，“构思十年，门庭藩溷（门庭和厕所）皆著笔纸。偶得一句，即便疏（书）之”。书成后以其文采卓著，“富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②。“洛阳纸贵”之典即由此而来，后世用以形容某一作品风行一时。这个典故也说明，任何好的作品一经写成，通过纸写本便能流通社会，收到社会效益，因而抄书之风也随之盛行。《南齐书》（520）卷54载“隐士沈麟士（419～503）遭火，烧书数千卷。麟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乃手写细书（小字），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北史》（670）卷20称穆子容“欲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梁书》（629）卷49称袁峻（477～537在世）“家贫无书，从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
  靠着人们辛勤劳动，使社会上图书的存量迅速增加。《隋书·经籍志》（656）序称，魏秘书监荀勗（？～289）所编魏官府藏书目录《新簿》，收录四部书29，945卷。至南朝刘宋元嘉八年（431），秘书监谢灵运（385～433）造四部书目载书达64，582卷。梁元帝在江陵有书七万多卷。与此同时，私人藏书也多起来，如晋张华（232～300）徙居时载书30乘（车），宋、齐以来贵族藏书已有“名簿（目录），因之梁武帝时（502～549）“四海之内，家有文史”。
  卷子本每卷用一张张直高一样的纸用糊剂粘接成一长卷，有时可达几米长。每纸在书写前，用淡墨水划成边栏，以便每行写得笔直，叫“乌丝栏”，实际上每一行相当一枚竹简。每纸有一定行数，20～30行不等，行间距离约1.5～2厘米。每行又写成一定字数，多是17字，但每张纸上没1上边栏；2下边栏；3左边栏；4木轴；5、6写经卷名专用行；7～16正文（一般17字）；1723正文；24写经卷名；25～29写年款、抄经有划出横格，只有纵格。因此每张纸人、装潢人等可写大约400～500字（小字注除外），书写纸颇类似现在的标准稿纸。当我们拿到一卷书，只抽看其中一张纸的行数、每行字数及用纸数，可很快算出其总字数。这说明中国古代纸本卷子书籍的款式是很科学的。每卷纸首行写全书名，次写卷名，接下是正文。卷末再写卷名，隔行写抄写时间、地点、抄写人，有时还要写监校人、装潢人（图3-1）。如果是宗教经典如佛经，还要在卷末写上供奉者姓名及奉供目的。正文中如有注释，则在纵格内以双行小字写之。从现代书籍标准看，唯一不足是每张纸上没有标出顺序号或页数，因而想查看某一段文字是比较麻烦的。各卷之最后，将多余的纸糊在木轴上，整卷即可卷起来。木卷轴有时用朱漆涂饰，或以其他材料（如玉）代之。每卷卷首，用多余的纸包以竹片，中间再置一丝线或麻绳。用毕后，用线绳将整卷捆起。每个轴再用丝或布作书签，写上书名及卷次，当各卷横堆在一起时，一看书签即可找所要需之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用大量纸抄写经史子集四部典籍、书写日常用的公私文书或学习、商业用文件外，由于佛教、道教的发展，还有很多人用纸抄写宗教经典，也使社会上耗纸量大增。各地兴建的学校、寺院庙宇以及官府，历来是用纸的大户。1900年震动世界的敦煌石室写经纸的发现，表明只是一个宗教中心所耗去的写经纸数量是何等惊人。据文献记载，至迟在前秦（351～349）建元二年（366）就已于敦煌城南22.5公里的鸣沙山开凿佛教石窟寺院，此后历代开凿新洞、重建旧洞，至隋（581～618）、唐（618～907）及北宋（960～1127），已达到相当大规模，成为完整建筑群体，名曰莫高窟或千佛洞，因之成为西北地区的宗教活动中心。洞内许多壁画和雕塑成为艺术珍品。远近的人们来这里进香、供奉佛经，从4世纪起莫高窟内已聚集了数以万卷计的佛经各种写本①。值得注意的是，从366年起开凿的千佛洞石窟内没有发现任何木简，这也说明4世纪后中国全境基本上以纸为书写材料了。由于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要冲，因此纸和丝绸一样也成为中国向西域诸国的出口物资，往来于这里的各族、各国人都在这一时期使用了纸。
  敦煌石室所出写本除佛经、道经外，还有经史子集写本、公私文书、契约等，除汉文外，还有古维吾尔文（回纥文）、藏文、西夏文、于阗文、龟兹文及中亚、西亚以及印欧语系的吐火罗文、粟特文、波斯文、古叙利亚文、波罗密文、梵文和希腊文等写本，更有少数雕板印刷品。这些文献对研究中外历史、科学、宗教、语言、文化和中外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造纸术的重要实物资料。这些古纸在石室内多年封存，避免了日光、空气、水份、霉菌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且其原料及制造处理得当，因此能保存原来的状态，同时又未经后人装裱，基本上都是原貌。不少经卷写有明确年款，有的虽无年款，但经过鉴定和比较，其年代是不难确定的。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便利条件。
  敦煌书卷是一字字用笔手抄在纸上的，多出于以抄写佛经为职业的僧人之手，称为“经生”。抄完后还严格加以校对（图3-2）。信徒们为表示宗教虔诚、发愿作某种事而求神佛保佑，或为死者超度，从经生那里买来佛经，供奉于寺院石窟之内。经卷卷尾常写有题记。如魏甘露元年（256）写《譬喻经·出地狱品》一卷，总长166厘米，由七纸联成，每纸23.6×30.3厘米，麻纸。卷尾题：“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此月上旬，汉人及杂类（少数民族）被诛。向二百人蒙愿解脱，生生信敬三宝，无有退转”①。这是现存有纪年的最早的敦煌写经（图3-3），纸白而泛黄，表面较平滑，粗帘条纹，每纹粗0.2毫米，当为西北所造麻纸，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不列颠图书馆藏《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三》尾款为“天监五年（506）七月廿五日，佛弟子谯良颙奉为亡父，于荆州竹林寺敬造《大般涅槃经》一部。愿七世含识速登法皇无畏之地。比丘僧伦龚、和亮二人为营”（S0081），这是从湖北携至敦煌者。